据新华社记者刘刚、李云路报道，“因质问记者‘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而引起舆论一致谴责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日前已被要求停止工作，接受调查。中国官方的这一顺应民意之举，再次告诫各级干部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权力来自哪里，不能忘本。”（参见《新华网北京6月23日电，中国查处“失言”官员告诫各级干部不要忘本》）
从这则新华社的官方评论中可以看出，中共的干部队伍中确有不少自己的事业骨干迷失了自己的党性，忘了自己的本。不然的话，新华社又何以用这种辛辣的评论——“中国查处失言官员告诫各级干部不要忘本”，来专门回应这一基层官员的扰民事件呢！
现在的中共干部究竟忘了自己的什么本，按照这个本，它的事业骨干又该如何去做呢？笔者就结合自己的观察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理论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干部职责上的本——谋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中共干部，它的职责之本，就内含在自己所在政党的宗旨和使命之中。
共产党人建立自己的党团，争取执政的权力，究竟为的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这样说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第44页）在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定地重申到共产党人“没有如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同上第36页）它本身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作为无产阶级群众中的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先锋部队，它在斗争中冲锋在前，并领导整个阶级前进。“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同上第37页）同时也还“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同上第57页）
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政治宣言可以看出，共产党人的一个历史使命或本能的职责，其实就是替自己的阶级同胞——无产阶级代言、掌权、谋利。在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关系上，共产党人没有与之不同的利益，也没有自己所刻意追逐的特殊利益。它只是替整个无产阶级代言与谋利的公仆。按照马克思在巴黎公社中提出的“公仆”概念，它就是人民自己的勤务员，生生死死都是替人民办事的。
在对马克思的这种公仆概念和职责定位的历史传承中，毛泽东在纪念中央警卫团的牺牲战士张思德的演讲中提出了自己的通俗化的解释，即“为人民服务”。在以此为题的演讲中，毛泽东论述道“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这个提法很笼统，很宽泛。后来，毛泽东又接着通过1945年4月24日发表的《论联合政府》对这个提法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和阐述。在文中毛泽东强调道“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从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共干部的职责之本只能定位为“谋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一职责本位，也可从中共自己的党性规定中找到它的佐证来。中共在自己的党性观中重申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自己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还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不追求特殊利益。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把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政治上的宣示从理论的渊源上看，实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一脉承继。
这个本必须牢牢记住。忘了这个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一种背叛，就是对自己党性的一种迷失。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共产党宣言》已反复地重申道共产党人并“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按照这个重申，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它自己的利益指向，它所极力争取的利益就是被自己所集中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不是为着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这不仅是检验自己有没有履行自己本位职责的一把政治标尺，同时也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块试金石。
中共要在谋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个“本”上站稳自己的政治立场，决不可迷失自己的本性。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利益的多元与纷争，关系的复杂与错综，也给中共坚守这个本增加了不少难度。毕竟资本、劳动、管理等 生产要素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纷争不好调处，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这个本却不能忘。
令人痛心的是，在对各种建设力量积极性的调动中，有不少中共自己的事业骨干为了自己政绩的好看与GDP的增长，在招商引资，推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中，迷失自己的这个职责之本，而把更多的利益导向给了与自己有着战略结盟、共同致富关系的资本及其企业的管理层。在这种积极性的调动中，不是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是掉进自己所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陷阱，为自己、为资本谋利。正如逯军事件的新华时评所披露出来的那样，“一些领导干部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背地里却干着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勾当。”（《新华网6月23日电，中国查处失言官员告诫各级干部不要忘本》）
正因为在这个“本”上迷失了、走偏了，各种社会怨言和群体性事件也才不断滋长，不断发生，而让整个社会难以长久地和谐稳定下来。
在中共干部的各种忘本中，这个“本”最根本、最致命。因为它关乎到民心的归附与背离，政权的存续与丢失。坚守住这个本，才能站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才能保持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对自己事业的支持拥戴，才能经受住国内外各种政治风波的考验和冲击。
在这个本上，不少中共的事业骨干摆不正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端起架子，摆起谱，做起官当起老爷来，拿人民赋予自己的权谋自己的私利。这种摆谱与私利的谋取，让自己富了，人民穷了，自己摆起了官老爷的架子，却与自己人民的关系渐行渐远起来。
这种不正常关系的发展很可怕。因为它可能招致民众的更多反感与民心的更多丧失。
纠正这种被扭曲的权力观，应该践行胡锦涛的这种告诫，“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胡锦涛的这种告诫，从权、利、情这三个层面为中共干部的职责本位指明了履行这一职责的路标。
二、工作方法上的本——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共工作方法上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与自己的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群众路线，中共从它自己的群众那里收集、访查社情民意、群众诉求以及决策信息；然后再把自己根据群众的利益诉求所形成的政策、工作部署传导到群众之中，使之成为群众的行动而参与到自己的事业中来。这种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种运用。这种认识路线按照毛泽东的通俗化理解，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3页）通过这种认识路线，做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同上第272页）同样，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通过群众路线的运用，中共自己的政策、工作部署与群众的想法、诉求与利益指向也可能保持某种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使党群、干群同心同德起来。
一些中共的事业骨干因为自己官僚主义的滋长，而忘了这个工作方法上的本，习惯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听取自己乐意听取的工作汇报，习惯于脱离群众式的空中调研，不肯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地调查研究，寻求、访查群众真实的想法、苦衷、诉求与利益指向。仅仅凭着自己的主观想法、办事经验、思维习惯，拍板决策。结果常常因为与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相背离，而招致人民群众的更多抵制和群体性上访。如果中共自己的事业骨干肯耐心细致地通过群众路线访查、倾听群众的想法、苦衷、诉求，并按照他们的利益、诉求的指向决策拍板办事，试想这还会招致群众的更多抵制和上访吗？
对于群众的上访，中共的一些干部习惯于采取围堵大雅、物质利诱的办法。据媒体披露，每逢中共开会敏感时期，一些基层干部就采取人盯人的办法，把上访户集中在学习班里包吃包喝包玩，或带出去集体旅游，风头一过再解散回家。这种办法只能管得一时的社会稳定，而一旦松动，则上访又起。现在的群体性上访何以多了起来，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因就是一些干部忘了群众路线这个本，而让群众的想法、苦衷、诉求无法上达。
对于群众路线这个本，一些干部只是唱唱高调，说说而已，没有人真这么去做。如果真正通过群众路线访查、采集社情民意，真正按照群众的诉求、利益指向决策办事，干群关系还会再紧张吗？群体性上访事件还会再发生吗？
有不少中共干部老是抱怨群众与自己对着干，为何不想一想自己的决策合不合乎群众的意愿和诉求呢！为何不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同群众好好通过群众路线协商沟通呢！
很早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一种民谣：“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为何这种上对下的调研悲剧老是年复一年地发生着呢？这里的一个根本症结就是中共的一些干部忘了群众路线这个工作方法上的“本”。
三、生活作风上的本——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自己吃苦在前，而享乐则排在群众的后头。这种生活作风上的艰苦朴素之本，在中共的革命年代和建国初期一直都保持得很好。依靠这个本，中共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口碑和景仰。不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只要中共发出号召，群众就立马云集行动起来，而投入到中共自己所推进的事业中去。比如大跃进、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那时候，中共的事业骨干们也确实是好样的，打仗也好，建设也好，都是按照马克思的教导去做的，“在斗争中冲锋在前”，凡事都走在群众的前头，带领他们前进。在困难面前、危机关头总是共产党人第一个冲上前。
由于在那时候没有等级制，实行的是官兵平等、军民平等的原则，因而摆官架子的极少，干部与群众吃喝工作打成一片。就是在物质生活上的享受也没有多大的差别。因为有着这种先锋队的角色定位，那时候的中共干部都特别能吃苦耐劳，都有着冲锋在前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在这个“本”的践行上，斯大林、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堪称艰苦朴素的典范。他们的身体力行和带头作用遏制了社会上的不少奢侈淫逸之风。也让共产党人依靠这个本的践行赢得了不少民望。
而如今，这个本却被中共的不少事业骨干忘却了，纷纷沉溺到各种颓废糜烂的生活中去，讲排场、比吃喝。一些忘了这个本的干部整天享着特权、住着洋楼，坐着轿车，包着二奶，泡着小妞，睡着情人，过着酒色飘香，肉欲横流的糜烂生活。而却让自己的民众过着紧巴巴的日子。这种生活上的反差又怎不让社会上滋长更多的怨言呢！又怎能再让民众相信自己的先进性呢！
更可笑的是，一些忘了这个本的干部，在自己的先进性的实践中，本该先进的没先进，不该先进的却先进了。比如，本来在婚姻关系上一夫一妻制，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道德操守底线。中共的事业骨干必须在这个道德操守上守住这个底线，而给自己的群众做出表率。而忘了这个本的干部，却偏偏在这个最不该先进的地方先进了起来。一夫一妻制在一些官员家庭里虽没有名言正顺起来，但却变戏法地实存起来。情人、二奶、小秘等一干美色虽与之没有夫妻的名分，但夫妻之间的事却一件没少干。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一夫多妻制。
类似这种不该先进的例子还很多，笔者不想在列举了。笔者要说的是，忘了这个本，却会让更多的民众对中共干部的道德操守彻底地绝望起来，这样的干部在群众眼里会被更多地归之到社会上猪狗不如的“人渣”之中，而遭受更多民众的唾骂与不齿。这种失德干部的劣迹恶行将会大大减损中共的社会凝聚力。
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消除贫富两极分化，推进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一点，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成分的补充，而把它定位成“共同富裕”。邓小平在自己的南巡讲话中谈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也好，它们都是手段，都是方法，都是为了推进“最终的共同富裕”这个终极目标。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本，中共必须牢牢把握住。
这个本能不能把握住，关乎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引发社会动荡、混乱的一个可能源头。邓小平在这个本上有着自己的担忧。在经历1989年北京那场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并没有因为快速的发展而如愿以偿地解决掉，相反腐败的泛滥与区域、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却成了引发社会动荡的一个大的隐患。对此，他告诫道：“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现在，邓小平的这种担忧正逐渐浮出了水面，而成为我们刻不容缓解决的一个中心课题。因为区域、收入、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已正在逼近整个社会容忍的极限。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与贵州瓮安、湖北黄石等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就是一些明显的征兆和佐证。0.3%的富豪占有着60%多的社会财富，这样的收入分配差距早就触及到了引发社会动荡的红线。在民怨即将沸腾之际，坚守住这个共同富裕的本，因为尚能给弱势的民众一种念想，所以依然会有助于中共稳定民心，平息民怨。
正因为如此，坚守“消除贫富两极分化，推进共同富裕”这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绝对都应成为中共新一轮改革的一个轴心和路标。
现在，在中国新一轮改革的中心导向上，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纷争还十分激烈，正处在一种胶着状态。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迟迟出不了台，即可能因为于此。
不管中国的一些资本、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怎样蛊惑，怎样危言耸听，中共都必须坚守住这个本不动摇。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不仅要从国家、行业、企业、居民层面推进，也还要切入到企业内部资本与劳动的初次分配层面。要坚定地按照“限高、扩中、托低”的收入分配改革思路，推进国民财富在全社会的各个阶层合理分配，加快这种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
如果中共不坚守住这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可能彻底退去社会主义的本色。而滑到资本主义的歧途上去。
现在，中共必须坚守住这个本。坚守这个本，关乎到中共能否站稳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关乎到自己是不是在代表和谋取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乎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自己政权的存续。
应当看到，中国目前有不少改革精英都在替一些资本、管理层、腐败官员、垄断行业等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代言、谋利。正是它们导向的一些改革，把更多的国民财富分配给了人数极少的富豪阶层，比如、银行、企业的管理层、红顶商人等。这样的改革加剧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它们所导向的改革让毛时代所摧毁的官僚特权和各种等级制，又死灰复燃起来。并通过它们的死灰复燃让社会上的各种权势阶层独占着较大份额的国民财富，而让更多的民众忍受着贫困的折磨。这些改革的精英搬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资产阶级的法权观点，为各种官僚特权，资本、管理、劳动等生产要素分配上的等级制鸣锣开道，巧言辩护。
这些改革精英的理论看似很新，其实却是老酒装新瓶，换面没改头，本质没变。
正因为如此，中共也才更应该坚持用这个本来重新审视和厘清一下自己所推进的各种改革。凡过分拉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改革坚决叫停；凡推进共同富裕的改革则积极启动。要用改革的办法铲除各种官僚特权和等级制的残余，要坚持用平等关系和共同富裕的需要重新构架社会各个阶层的重大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只有这样，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才不会夭折在这种贫富的两极分化之中，中共自己所推进的改革开放才可能经得住国内外各种政治风波的冲击。
五、权力的存续之本——人民的授予与收回
中国的宪法规定，“一切权力都最终来源于人民。”而毛泽东则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实际上中共的执政权就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但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它还能夺取到自己的政权吗？所以，从中共通过暴力革命获得自己的政权上看，它的最终来源也只能归结到人民那里。
但随着中共对执政权的长时段的持有，它的不少事业骨干已忘了这一权力的最终来源了。它们获得权力的真正途径是自己所在的组织和青睐于自己的上级。在这一点上，《人民日报》是这样评论的，“在现实生活中，少数党员干部错误地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上级封的，领导给的，跟群众毫无关系。他们对上级阿谀奉承，拉关系，找后台，跑官要官，对群众飞扬跋扈，无所顾忌。一些领导干部失德，他们的责任意识，群众意识淡薄，以粗暴方式对待群众，已成习惯。”（参见《新华网6月23日电，中国查处失言官员告诫各级干部不要忘本》）
从现实生活中权力的获得途径上看，人民日报的这些评论却道出了中国官场运作的这个心照不宣的秘密或者真正成规律性的东西。尽管被评论成一种错误性的东西，然而却是中国官场运作的一个规律。事实上也就是如此。
由于权力的获得与群众毫无关系，因而我们这里的一些领导干部对待自己的群众才像人民日报所评论的那样，“对群众飞扬跋扈，无所顾忌。一些领导干部失德，他们的责任意识，群众意识淡薄，以粗暴方式对待群众，已成习惯。”但如果任由这些失德干部闹将下去，一旦把自己的人民激怒起来，而收回自己的授权，那岂不把自己的执政权给折腾掉了。这一点在国家公职人员实行普选制的地方，几乎已成了一个历史铁律。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大胆尝试，马克思曾在自己的《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对巴黎公社的政权建设谈及了自己的一些独特构思和设计。马克思在政权建设上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主张“人民有权选举公职人员，并监督他们的工作，一旦发现有人不称职，也有权加以撤换。”马克思的这种设计，其实就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的普选制更加民主、更为高明的普选制。权力的人民授予与及时、定期的收回成了这种民主设计的一块基石。如果中国的民主进程跨越到了马克思所设计的那种人民管理和监督政府运作的历史阶段，权力的存续都依存于人民的授予与收回，试想中共自己的事业骨干也还敢在我们的群众面前飞扬跋扈、无所顾忌吗？
在这种人民选举、管理和监督政府运作的民主设计中，谁忘了这个权力的存续之本，谁忘了自己的责任意识和群众意识，谁还在群众面前飞扬跋扈、无所顾忌，人民就通过这种民主设计收回他的权，罢了他的官。一旦让这种权力的人民授予与收回机制运作起来，中共自己的事业骨干的工作作风也好，生活作风也好，对待群众的态度也好，都会不纠自正起来。
关于执政党应该怎样履行自己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同认为“要考虑从根本上解决干部的作风问题。一是对干部加大思想道德认识的教育与培训；二要继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制度。解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用谁不用谁，提拔谁不提拔谁，要用制度去规范。”（《新华网6月23日电，中国查处失言官员告诫各级干部不要忘本》）
从许耀同教授的这个不明不白、含糊其辞的建议中可以推断出，中共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依然还会沿用这种依靠自己的组织来选人用人的传统设计。用谁不用谁，提拔谁不提拔谁的组织考察、上级决定这种用人机制只要延续下来，那么这就依然还会延续少数领导干部的这种错误认识——“自己手里的权力是上级封的，领导给的，跟群众毫无关系。”
解决干部的作风问题，中共的一个新改革是准备实行“县委书记省委直选”和“省直管县”。这种改革只是减少了行政的层级，给县级政府移交了一部分权力。但这样的改革也可以说减少了权力或官位的跑要买卖层级，以往要经过市这一级，现在则可绕过这一级了。这样的改革因为没有把权力的人民授予与收回吸收到这种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设计之中，因而对于改变“一些领导干部对上级阿谀奉承，拉关系，找后台，跑官要官，对群众飞扬跋扈，无所顾忌。一些领导干部失德，他们的责任意识，群众意识淡薄，以粗暴方式对待群众，已成习惯”这种现状，不可能产生多大的作用。
解决领导干部的工作、生活作风问题，思想道德认识的教育培训也好，党性修养的自律也好，其作用肯定是有的，但不持久。最根本、最管用的也还是权力的人民授予与收回这种民主设计，通过这种设计让人民选举、管理和监督政府或干部的权力运作。只有这样，中共的一些事业骨干才会记住自己权力的来自哪里，才会摆正自己与群众的关系，老老实实地人民的勤务员，认认真真地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009-7-27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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