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化革命

“自由化”一词，相信大家已经在熟悉不过了。凡是一切属于官方的文件，一旦涉及这个词汇，便必然与“和平演变”、“抽象民主”一类更为抽象的贬义词捆绑起来，而且一切对于自由化的批判，无不是建立在对抽象民主的“虚假性”的批判之上的。然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自由化革命并不是一场完全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以推翻个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党和共产党一党专政为原始目的的。自由化革命，是60-90年代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所发生的一切的源头和动力，是资本主义进化到如今这个形态的原因。而其“转战”到社会主义阵营，只不过是因为旁人有意或是无意的转嫁危机罢了。　　

提起自由化，必须先提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号召挣脱一切政治上、思想上、宗教上的束缚，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自由主义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这个派系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分裂，激进者演化成了无政府主义者，而保守者则转而为资产阶级统治辩护。在20世纪20年代，“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就已经灭绝了，相当一部分进步分子融入了马斯洛夫的灰色“左”派，有些则融入了遍布于欧洲的安那其主义阵营，还有部分人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反对国家垄断主义。但是，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反对各类束缚（尤其是来之统治阶级的束缚）得到了长期被压迫，却不能保持顽强的革命精神的脆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致欢迎，并在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抑郁时代”中被大规模推广发展。　　

二次大战前后，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无可争议的霸主。然而，美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待遇并没能得到相应的提高。诸如从1900到193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几十倍，然而工人工资只增加了3%。唯一改变的一点是，在这段时间里，无产阶级受到教育的机会大大上升，美国文盲率从40%降到了3%不到。在无产阶级普遍知识分子化的过程中，“自由化”和“民主”这些东西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作为这些拥有知识却没有得到相应政治待遇的阶层的普遍信条。　　

说了这么多，自由化革命究竟是什么？倘若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战后运动的发展做一番考察，我们便可看出，50-80年代的“自由化革命”是以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以追求“超越阶级的民主”为核心，伴随着人权、人种平等、环境保护几大有关社会平等的问题而展开的，缓慢的阶级性质变化过程。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大多数的活动都是比较平稳的、和谐的（诸如很多以“非暴力不合作”为宗旨的民族独立运动），很少有暴力事件出现（暴力事件一般集中在问题比较僵化的超阶级的人种平等问题上）。在革命的过程中，欧美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在先哲们眼中的“社会倒退”现象，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同时，经济主体结构由托拉斯倒退到辛迪加，后来又回到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按照各个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思路，很难解释为何生产力的发展和他们所预计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不能直接挂钩，这也给了哈耶克一类提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契机。　　

新自由主义是以哈耶克为核心的一个经济学派，中心思想是在保证私有制的前提下完全消灭国家对市场的干涉。这个理论并没有过多的涉及社会问题，在很多方面都背叛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且在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然而，在70年代“福利国家”破产、“滞涨”现象显著等一些凯恩斯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主导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段，这个“新自由主义”凭借着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坚决的反对而戏剧性的又一次以“新保守主义”的面貌粉墨登场，并对很多思想和理论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自由化革命基本没有关系，但在几十年来，有不少人仍顽固的认为自由化革命即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将其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同看待，这种观点是不公允的。　　

那么，“自由化”革命有没有一个核心的理论作为依据呢？答案是没有。自由化革命是一种特殊的革命，是一种典型的渐变性改良革命。这种革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能改变阶级统治的结构，但能够从很大的程度上改善被统治阶级的现状，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各位无产阶级理论家（尤其是毛）对“抽象民主”的批判重心就集中在这一点上，甚至一度将自由化革命比喻成基督教，认为其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之中的作用无异于中世纪基督教的作用——维护统治。这种比喻毫无疑问是偏激的。自由化革命的确存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成分，但也并非完全是形而上的意志寄托，而是能够确实改变发达国家的客观存在的改变。已经载入历史教科书的事实是，发达国家的自由化革命直接导致了资本人民化的发展和人民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无产阶级从此或多或少的获得了一部分（基本与其对应的）生产资料，并随即开始带由小资产阶级特性。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出，小资产阶级的生产积极性往往是最高的，其对社会演变的厌恶程度（换言之是小资产阶级的腐朽性和反动性）也是最深的。　　

在20世纪初，随着各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频发，垄断资本对社会的控制有所削弱。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战争被迫发展生产力，结果便造成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有效地缓解了这次经济危机，随后的福利国家制度巩固了摇摇欲坠的帝国主义，但这些措施导致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各国政府在70年代纷纷减小福利，这又导致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化革命爆发之前，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处于一个极端混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下，而这些国家的人民更是苦不堪言。与此同时，20世纪刚刚诞生的工人国家政权根本无法摆脱工人国家二重性，导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纷纷蜕变为工人官僚国家，小资产阶级大多失去了自己的生产资料，人民的生活水准没有普遍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官僚机构的形成和巩固，工人国家内部贫富差距陡然加大，各类恶性社会事件频发，甚至往往产生极权政体：典型的例子是纳粹德国和苏联。在苏联发生的“热月”和随后的苏、德各种残暴专制行为，直接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国家）和法西斯国家的一点迷惘的好感彻底被打碎。这都导致了向往自由化革命的思想基础在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中的日益巩固。　　

那么，起源呢？　　

自由化革命不同于狭义上的“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泽东）那样，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联盟）试图在经济领域渐渐取代统治阶级主导地位，进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持续性的、小规模的、和平的尝试。基于这个原因，要想给自由化革命做“断代工程”是很困难的。因为，在西方英雄史观的影响下，从历史书里找出“革命”这一个片段都困难异常，而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承认这个“自由化革命”，并没有对此做太多的定义，这也给80-90年代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不能正确应对自由化革命的冲击而纷纷倒台埋下了祸根。换而言之，自由化革命并非总是在头版头条的位置，而往往是由一片片不起眼的简报拼接而成的，诸如工人持有股权的演变过程，起初是没有的，后来出现了基金公司，后来融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出现了小股权代理业务，然后是部分的股票交易自由，然后扩展到全体人民……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几十年时间，期间的每个变化点可能都微不足道，甚至在几天之内就被人们淡忘。但总结起这条线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次里程碑式的革命——资本社会化的完整过程。宣言呢？起义呢？领袖呢？都没有。这也就是资本主义自由化革命的特殊性——缓慢量变而非暴风骤雨式的暴动过程。其革命的本质——无产阶级转变为小资产阶级的过程——也使得自由化革命必然带有这种特殊性。　　

但是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主流社会学家也不敢将这个过程定义为一个革命——或许因为统治阶级仍然是资产阶级，或许因为这些变化过于细微，或许因为倘若承认改良革命的存在会给“共产主义的渗透”留下借口。但这个“共产主义的渗透”的确给了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挖掘自由化革命进程的出发点。　　

我们可以做一下比较，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对苏维埃政权脏水没有少泼。但那时候的脏水是什么泼法？无疑是“过激主义”、“暴行”，再极端一点的骗小孩子的“共产共妻”、“吃人的长毛”一类的，大抵是以“和谐社会”自居，尽力蒙骗治下的人民。这些很难自圆其说的污蔑无疑表现出了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更表现出了资产阶级对如何对待一个比自己更优越的政权的忧虑。到了30年代，随着苏联官僚体制的巩固，特别是以“大肃反”为首的种种革命恐怖手段占统治核心地位的确立以及极权政体的出现，总是以“自由的资本主义”自居的垄断巨头们便又想出了一个“帝国主义不专制”的好借口，唯独对自己在国内的经济垄断、价位控制、托拉斯联盟闭口不谈。在意大利、德国相继出现了法西斯政权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口径又一次统一，一切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的成果（当然大多是社会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的）都被冠以为“邪恶的”、“专制的”、“法西斯”的“红色怪物”的头衔。在这30年的变化过程中，资产阶级对其所统治的政体的辩护越来越无力，越来越苍白，以至于世界上的革命者（无论是二代半国际、第三国际还是第四国际）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果实已经成熟了。按照托洛茨基的“垂死呻吟”理论，在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起来之后，欧美各大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眼中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反扑”。从1946年到1955年，对“邪恶”的“红色帝国”的口诛笔伐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丘吉尔作为前首相在演讲中把敌对的矛头明确指向了“赤色轴心”苏联，美国对外各项计划提案均把“抵制共产主义的渗透”放在第一位，俨然一副“自由世界兵马大元帅”的面孔，对苏联从各个方向以武力威胁，对内强行通过《劳资关系法》（塔夫特-哈特来法），对工人运动做出了野蛮的限制。某个叫麦卡锡的跳梁小丑依仗其手中的一套子虚乌有的“名单”在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政坛上兴风作浪，一度主宰美国政坛；但是，在这个时间里，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好的理由却越来越少。麦卡锡形容苏联也只能用“邪恶的红色帝国”一类，然而邪恶在哪里呢？他说不清楚，而且其他人都说不清楚。他们只能引经据典，如“肃反”、“清洗”一类，或者大谈“专制”、“无自由”云云，再或利用对《1984》等反乌托邦文献进行曲解做文章，更显现出了其理屈词穷的境地。在实质性问题方面，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仍受到相当大的剥削和压迫，将物价指标计算进去之后，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工人平均工资均低于苏联工人，美国无产阶级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当然在数据上有苏联官僚弄虚作假的成分，但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待遇的相对优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苏联还加大了工人福利，在再分配和分配领域同时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体系已经接近崩溃。　　

但是，为什么在50年代中期，在“冷战”高速发展的时候，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批评在资本主义世界却突然弱化下来了呢？看得出的外部原因有两点：一，麦卡锡被踢出政坛，麦卡锡主义时代结束；第二，斯大林去世，接任者是温和的“三驾马车”——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攻击苏联集权制度的靶心已经不复存在。在两个阵营内部的教科书中，除了个别极左国家不顾现实的宣扬“被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吓怕了”等不负责任的话外，其余的均将这两条作为重点。但作为工人国家，在斗争分析中如何做出了这种“精英意识”极重的结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现在看来，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阶段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即严重低估了人民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化革命进程。在40-50年代，正当社会主义国家大搞输出革命的时候，一些“不起眼”的事情发生了：英国政府通过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1946年宣布建成了“福利国家”，其配套设施在50年代中后期基本完成。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北欧、法国、西德、意大利等欧洲中强国家在60年代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化；美国、日本的社保制度也高速发展，资本社会化进程较西欧更为快速。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时刻突然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在再分配领域可以超过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这是以政府每年的巨额的财政赤字为代价的——由此巩固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专政。　　

然而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并不会满足于资产阶级如此微小的让步，在他们眼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争取分配的平等——当然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资本社会化可以通过将股份分摊给社会的方式使相当多数的无产者拥有部分生产资料，同时还能够扩大融资范围。于是乎，50-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系列追求“平等”的革命行为，他们大体分为3类：　　

学生运动：（如60年代中期的法国学生运动），以追求“民主”、“自由”为目的，根本要求是增大资产阶级政府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视，并且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　　

工人运动：（如70年代的利物浦工人运动），中心是呼吁资本社会化和福利制度化；　　

非独立性民族解放运动：（如60年代的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中心是消除由于非阶级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为阶级改造铺平道路。　　

在这些轰轰烈烈的运动的背后，一场如同法国大革命一般激进，但又如同“天鹅绒革命”一般轻松的巨大社会变革展开了。很遗憾的是我手里没有任何一本文献能够完整的记录这个过程：因为大多数史书的关注点都在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等人的身上，集中在几次战争，几次事件，几次危机的身上，却忽略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小事件：第一个走进证券交易所的工人，第一个职业经理人，第一个发行内部股票的公司……他们甚至不能被采集到姓名，然而请记住他们的意义：无产阶级第一次通过股份持有的方式获得了自己的那份生产资料；抽象劳动的重要性大大超越了狭义劳动，企业开始被专业的中产阶级接管，垄断资本默认了革命的进程……作为一个对革命和被革命双方都有好处的革命，自然在资本主义世界高速发展起来。　　

这时又赶上了天赐良机。在七十年代的前5年里，一些在“剧本”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以“其他法币—美元—黄金”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正式宣告解体，金本位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被废除——这对小型的资本家、小资产阶级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财富的最后一个，也是最结实的一个保险箱——金本位体制——被金融家们撬开了，华尔街从此可以放心的席卷世界上的任何财富。通货膨胀即将使大多数人民完全的破产，并且养肥金融业，这当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很多成员所忌惮的。　　

不幸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1973年OPEC宣布的石油禁运给了华尔街的巨鳄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在1973-1974年间，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陷入了可怕的、令人无计可施的经济危机的深渊中：失业率上升（美国失业率达到了罕见的8.6%），大量商品滞销。这个问题看似很好解决：还是应用凯恩斯的挖沟原理（找一批人挖一条沟再填上，有些工人就有了工资，就能消费，就能刺激经济），兴建一些公共工程，减少一些福利就能解决。然而这次的危机不同以往：过去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总是互相转嫁危机，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强大的硬通货储备，国有经济不会受到巨大的破坏。马克思说过“金银天生不是货币，货币天生是金银”，人类几千年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在1973年，黄金、白银等硬通货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彻底丧失了硬通货的作用，沦为普通的贵重金属。“福利国家”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赤字，国家不得已责令银行大批印制纸币投放市场（这正是金融家想看到的），这导致了各个国家法币的疯狂贬值，通货膨胀现象产生，比如美元兑卢布的比价高速上升，物价（尤其是石油价格）飞涨，人民损失惨重。另一方面，国家的干涉并没能很好的刺激消费，生产和消费反而都出现了停滞现象——这就是所谓的“滞涨”。那人民损失的钱都去了哪里？有人说是“从石油进口国向石油输出国”，但OPEC从这次危机中捞到的好处远远小于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者和下层有产者所蒙受的损失。事实上，有相当多数的财富流进了华尔街——就在各国政府大规模兴建公共工程所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中。　　

这件事情让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中下层人民都清醒的意识到，资本主义再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危机，就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垄断资本和自由竞争资本的矛盾，且后者更加尖锐。“反垄断”这一招，自由资本家们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已经用过一次，推出了所谓的《谢尔曼绿林法》。那次的结果是基本失败了（可以参考洛克菲勒财团的下场），原因有二：其一，依靠垄断资本的政府来对抗垄断资本无疑是个天真的笑话；其二，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矛盾仍然很显著，不可调和，下层有产阶级处于被“腹背夹击”的不利位置。所以，自由化革命的第一重点就是资本社会化。下层有产阶级通过资本的社会化来使无产阶级和自己蹲进同一个战壕，吸收了社会资本便于自己发展，并且还限制了垄断财团的实力。无产阶级自然很愿意让自己“变得富起来”，通过资本社会化获得与自己的劳动成正比的生产资料，从而为自己挣得更多的利润。在这些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一个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资本家、小资产者和无产者构成的联盟就诞生了。他们也成为了自由化革命的主力。　　

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教育普及运动，垄断资本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日趋减弱。可以说，垄断资本在自由化革命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失去了对工人的控制，失去了对竞争对手的控制，失去了对市场的控制——但帝国主义者看到了一个“光明”的未来：人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对比真的是太好了，太幸运了。60-80年代，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法共在70年代曾经拿过38.4%的选票；英共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在议会的席位不断增多；日本共产党和极左的日本红军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度颓废的美共也有悄然崛起之势。国际形势对垄断资本也不利：亚、非、拉新独立出来的国家有60%以上都走了社会主义或者想走社会主义，80%以上的国家都谋求苏、东、中的经济、军事支持，很多人都抛出了“帝国主义马上就完蛋”的论调。“福利国家”的破产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又一次全面落后于社会主义。垄断资本必须做出一些让步，以便不彻底灭亡。　　

果不其然，在自由化革命的过程之中，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基尼系数直线下降，GHP指数上升，社会日趋稳定。从70年代末起，资本主义国家终于可以挺着胸脯大声宣告：资本主义在分配领域的公平性全面优于社会主义。这时候正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专家疑惑的时期，我国在1988年编订的《公务员考试大纲》中的“政治篇”里的“国际形势”部分就“无不自豪”的写道：80年代早期，迫于无产阶级联盟的力量，欧美国家先后放弃了对苏、东的敌视性“冷战”政策。那么这里说的“敌视性‘冷战’政策”是什么呢？是整个“冷战”么？不是。冷战的结束已经盖棺定论，是戈尔巴乔夫的功劳。我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冒昧的结论，即是“敌视性‘冷战’政策”的重点不在“冷战”上，而在“敌视”上，即70年代末正式宣告失败的杜鲁门主义和艾森豪威尔主义。它们被放弃的原因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弱化。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明白，消灭社会主义，靠武力是不行的，归根结底还要靠种种制度的优势。70年代末起，美、苏之间的“合作性交流”大大增加，苏、东人士被邀请到资本主义国家开会成了家常便饭。这就是“和平演变”战略的一部分。但是，“和平演变”并非像官方所认为的依靠“资本主义国家优厚的待遇”，而是依靠资本社会化和自由化革命之后的更为公平的分配方式和更为广泛的人权保障。社会主义阵营一只顽固的对人民资本主义世界的分配公平持否定态度，但事实上，苏、东、中等工人国家的官僚化程度已经无可救药了，这些工人国家已经远远赶不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了。在苏联，90%的享受资料掌握在1%的官僚手上（人民有钱，但人民买不到奢侈品）；中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之后便开始“飞跃颠峰”，在1987年超过国际警戒线到达了0.44，1996年到达了0.46，现在已经到了0.48，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停滞不前，再分配优越程度被几个高税收、高福利的北欧国家全面超越。曾经让苏联人倍感自豪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了苏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经不存在了，人民对这种“社会主义”的不满也日益加深，比如这个笑话：　　

-------------------------（罗马尼亚，一个老师正在上课）-------------------------------------　　

学生：老师，为什么说苏联好？　　

老师：因为苏联红军解放了我们。　　

学生：为什么说美国不好？　　

老师：因为美国人还没来解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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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等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墙内开花墙外香”　　

自由化革命因其性质而只能在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当年还有人十分期待这场革命能给欧美人民带来马克思主义。但结果恰恰相反，被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所引进的自由化革命直接摧毁了社会主义政权。　　

社会主义世界中的“自由化革命”，大概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在1956年，正是斯大林体制弊端基本显露，苏、东各国经济停滞不前，而西方进入“福利化时代”，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开始。直接原因也很明确：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的《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被西方自由媒体曝光，随即一传十十传百，对苏、东各国仍然沉浸在斯大林崇拜迷梦中的无产阶级以致命一击。随即，东欧知识界、工人界立刻活跃起来，但他们并非以推翻共、工党一党专政体制为核心，而是普遍以“不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民主、科学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然而执政党根本无视一切诉求，反而愚蠢的认为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并对此采用了严酷的手段镇压。所以发生了匈牙利十月事件（1956）、波兹南事件（1956）、新切尔卡斯克事件（1962）等一系列恶性事变。执政党的铁腕手段暂时压制住了一些事件，但后果很恶劣：其一，共、工党与群众的关系彻底被撕裂。比如西方人士统计，波兹南事件之后波兰无产阶级对执政党的信任率整整下降了35%，匈牙利无产阶级在十月事件前后对纳吉的同情率上升了超过55%，对苏联政策的不满意率达到了95%。可笑的是，在这次革命余波刚落之时，苏联领导人仍然幼稚的认为，可以在50年里通过“和平过渡”完成全球革命，殊不知自己的天堂已经没有“地狱”舒适和谐了。这也给30年的第二次自由化革命埋下了祸根。　　

第二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从1989-1991年，短短三年间，东欧巨变，中国发生某个事件，苏联解体。这一切的原因，现在都被归咎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但西方“和平演变”的内容里，国家操纵的、灌输性的只是少数，大多数所谓“不同政见者”都是根据自己的见解和对西方自由化革命的一知半解来控制自己的行动的。1985年，东德的GDP是西德的1/3——东德是东欧经济最好的国家；苏联综合国力、GDP被日本超越整整15年，现在终于追回了一项：基尼系数达到了0.45，超过了国际贫富差距警戒线0.43，更超过了日本的0.42，社会主义大厦将倾。然后出现了普遍的“企图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其实，在经历了10年左右的对比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者已经得出了一个普遍的结论：即是“社会主义不如人民资本主义”。我国官方机构起初（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将其总结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苏联解体之后立刻改口，社会主义大家庭崩盘的原因被改成了“斯大林经济体制的弊端”，把老帐都抛给作古的人了；更有甚者提出“都是计划惹的祸”，并给出了如下论证：“既然社会主义既有市场又有计划，那社会主义就（可以）是市场经济”，如果进行一个类比推理，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既然人有男有女，那人就（可以）都是女的。”为什么那么多曾经赫赫有名的理论家现在突然“脑残”起来了，即是因为他们没有抓住（或者不敢抓）社会主义世界中自由化革命的中心本质。由于苏联、东欧基本不存在有产阶级，资本主义自由化革命对他们来说就毫无意义，这个革命的核心即是培植能与官僚相抗衡的力量（有产阶级），在泛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反对官僚，从而夺取官僚所私自占有的享受资料。这在中国也同样。这场斗争，在东欧和苏联胜利了，结果就是，这些国家的官僚专制被彻底打倒，阶级分化开始，有人一夜暴富，但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都能较为同步的高速进步。不足就是这些国家的GDP急剧下降（过去的GDP几乎都是靠军工企业撑起来的），一旦让野心家窃取政权就很可能出现极其严重的通胀（比如俄罗斯）。在自由化革命没有成功的（用官方的话说，是“经历了最惨痛的失败”）我国，自由化革命没有发生的诸如古巴、朝鲜、越南，则出现了两种倾向：其一，如朝鲜、古巴，仍然保持着官僚专制，普遍贫困，有些甚至已经沦为“半社会主义半封建”的家族专制国家；其二，如我国、越南，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平坦，而且左有峭壁右有深壑，总体上处于非常不稳定，心惊胆战的位置。核心原因是什么？官僚专制。如何解决官僚专制？仍然只有两种方法：一、二次（狭义的）革命；二、自由化革命。　　

未来呢？朝何处去呢？　　

80年代，随着人民资本主义的巩固，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方向逐渐转向人权方向。20世纪末，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自由化的方向又开始朝“互联网自由”的方向转变。这些和几十年前相比，都已经是那么的不起眼，因为自由化革命的核心部分和大部分配套设施都已经完成了，这场资本主义世界100年来的最大一次变革已经接近尾声，准备闭幕了。但对于我国来说，有些事情只是个开始，我们还有很多的事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9年8月14日 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