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一位矿工兄弟,他的名字叫焕民
我是在1976年认识焕民的。那年,我被临时抽调到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也许是由于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趋于一致,也许是“臭味相投”,在路线教育工作队我和他成了好朋友。当时,我在一所大学的宣传部门当干事,他在一个山沟里的铁矿当矿工。
三十多年前,他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中等个儿,身板溜直,黑红的国字脸上眨动着两只婴儿般稚气的眼睛;每当笑的时候,从略厚的唇间露出一口雪白却不算整齐的牙齿;于是,便又让人觉得他有些憨,且憨得可爱。他确实有些憨。比如,工作队在调查当年农村那个大队(如今叫村)的党支部书记的经济问题还有生活作风问题时,依照工作队队长的意见,那位大队书记只贪污了几百块钱,尽管搞了几个女人但毕竟是生活作风问题就不要查了,处理结果是留党查看。可焕民却为此同工作队长争吵起来,且吵得十分激烈,说生活作风问题也要查清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道德败坏就不配留在党内。当时,尽管其他队员也不同意工作队长的意见,但碍于那队长是他们矿上的党委副书记,都默不作声。后来,气得那工作队长对他说,小孩牙子,你懂不懂组织原则?!尽管如此,焕民还是气愤地嘟囔半天。后来,不知是谁将此事反映到工作队的上级――县里路线教育分团。于是,那队长便认为是焕民背地里干的,还说他品质不好。焕民说他有意见从来都是提在当面,绝不会背后整人。可是那队长哪里会相信。这件事的后果是焕民回到矿上之后,便被取消了积极分子的资格,一直是党外人士。几年之后,那位副书记调走之前,找到焕民对他说确实冤枉他了,因为有人告诉他反映那件事的是另外一个工作队员。这是焕民后来告诉我的。其实,无论过去和现在,好人往往被诬陷,好人也往往背着“黑锅”。
在后来的几年里,焕民从山沟里到市内找过我两次,都是给他爱人看病,因为我所在的大学是一所医学院校。他爱人是个农村妇女,和焕民一样憨厚。因为患妇女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导致不能生育。为此,焕民的一些亲属曾劝他离婚。焕民的父母、哥哥姐姐都是农民。在农村,毕竟受孔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影响较深。然而,焕民对劝他离婚的那些话不屑一顾,为此还同父亲吵了一架。后来,爱人看他与家里的关系闹得很僵,曾含着眼泪对他说,还是离了吧。当时,焕民将他爱人骂了,说道:我要是那样做,还算是个人吗?别说你不能生育,就是将来你瘫在炕上,我也会伺候你一辈子!一席话感动得他爱人搂着他失声痛哭。这些都是他爱人后来对我讲的,讲的时候眼里还噙着幸福的泪花。
后来,焕民的爱人在当地一个小医院捡到一个被遗弃的女婴,就是他们今天的女儿。如今已经长大,焕民说在外地打工,每年过年都回来看他们。
改革开放之后,焕民所在的铁矿下马了,停产了,工人们纷纷下岗,焕民自然也摆脱不了类似的命运。为了应对生活的窘迫,焕民和爱人开荒种了两亩多地,多是一些蔬菜,收成之后便拿到集市上卖。因为铁矿就座落在山里,有时他就和爱人到山上采些山货。春天的时候采些蕨菜、刺老芽(刺五加的嫩叶),秋天时采些蘑菇、木耳、榛子、山核桃什么的,自己舍不得吃,也都拿到集市上卖,有时为了能卖上好价钱还起早赶火车到市里来卖。有两次到市里,顺路给我捎些蘑菇和木耳。我知道他们生活艰难,尽管一再拒绝,可焕民还是咧着嘴,露出已经有些发黄的牙齿,憨憨地笑着说:咋的,瞧不起俺山里人啊?说完,撂下东西就走。望着他那已经微驼的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一阵阵酸楚。
六年前,我退养之后到焕民所在山沟的家里去了一次。奇怪的是他们住的仍是土坯垒就的茅草房。空荡荡的屋内除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再没有值钱的东西。我问是怎么回事,焕民憨笑着说:为了供孩子在外地上学,把原来的瓦房和家具都卖了。那年,焕民便老得够呛,头发花白,额头和眼角布满刀刻似的皱纹;由于上牙掉了两颗没镶,憨笑时表情显得有些滑稽。听他回顾往事,我才知道这些年,他苦没少吃,罪没少遭。他当过更夫,开机动三轮车拉过客,在私人工程队里当过小工,还到农村收过鸡鸭鹅狗卖给市里的饭店。不过,生活的重担并没有将他的精神压垮,通过他的谈吐,我感到他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没有丝毫的怯懦。那天,我们从下午一直唠到半夜,喝了两瓶白酒。后来,焕民还要启开一瓶,终被他爱人劝说着抢下了。
三年前,焕民给我打电话说,他也买了手机了,还说女儿在外面挣了些钱给他们买了一间旧瓦房。由于有了手机,他隔些时候给我打来电话,于是我们便彼此问候一番。前些日子,他又打来电话说,他在市里一个工地上干活,还是当小工。我问他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找不到没告诉我他在的地址,说已经干了两个多月一直抽不出时间来看我,说每天早早便起来干活很晚很晚才收工,说老板不准请假若请假就被解雇,说一两天工程完工之后他就回去。我对他说,六十岁的人了,歇歇吧。他说女儿要结婚,再给女儿凑点钱,多尽点当爹的义务。听他说完,我的心情如潮水般久久不能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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