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意歪曲诬陷的背后
黎阳
200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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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给我带来的罪名越来越大,上纲上线的帽子也越来越吓人,从“怨妇受骗迁怒”、“幼稚肤浅,莫此为甚!”、“偏激+撒泼”、“把不创造物质财富的鲁迅也归作‘文匪’的人还有脸自比鲁迅,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地步?”、“荒谬之错误”、“黎阳之严重错误”、“此命题尤为荒谬!”升级到“奸商”、“明目张胆地地宣扬‘剥削有功’,这是典型的‘劳动哲学’、‘物质决定论’!”还不够,现在已经更进一步定性为“不仅荒谬而且极其反动!”、“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取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民族虚无主义”、“中华文化劣等”、“中华民族劣等”、“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到底谁是文匪?”、“如果中华民族劣等还振兴个屁啊”……好嘛,问题的性质已经严重到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我简直成了中华民族的死敌,简直不被彻底消灭就不足以保护国家利益、不足以平民愤。
这可真是“请君入瓮”,我骂什么就给我来什么:我骂文匪,就说我是文匪;我骂文匪制造“中华文化劣等论”,就说我在制造“中华文化劣等论”;我骂文匪劣等,就说我在说“中华民族劣等”;我骂文匪发扬中华文明的糟粕、扼杀中华文明的精华,就说我“民族虚无主义”、“只提中国文化的缺点和错误”……我不骂文匪没事,一骂文匪,一切罪名帽子全来了。好象天下本来无事,从来没文匪,全让我一篇文章惹出来了,所以一切罪名都必须落到我头上。
列宁说:“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强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是不大聪明的人惯用的手法。”
把一大堆“显然愚蠢的思想”强加在我头上,于是就有了我的一大堆滔天大罪。
——我说“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的同时说:“今日中国不再‘罢绌百家、独尊儒术’,因此不再‘文人皆文匪’——也就是说,今日中国文人(或曰今日‘读书人’,或曰‘有高等教育学位’、‘有文凭’、号称‘知识分子’的人)可能是文匪,也可能不是。”
砍掉后一段,歪曲前一句,就给我强加了一个“显然愚蠢的思想”——“从古到今中国文人皆文匪”。然后气势汹汹质问我:“鲁迅马列毛都是无产阶级文人,难道也是匪?”、“右派文人是文匪,左派文人也是文匪,天下文匪是一家,那还争辩个什么劲?”“把不创造物质财富的鲁迅也归作‘文匪’的人还有脸自比鲁迅,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地步?”——不由分说便把我变成了一个把鲁迅、毛泽东、左派右派所有文人连同自己都骂成文匪的疯子。
——我说“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的同时说:“‘罢绌百家、独尊儒术’使古代中国文人只能不劳而获当寄生虫,正经出路只能是‘学而优则仕’。”“即便不当官,如果要当文人也得兼任地主,仍然要靠剥削别人当匪才能混得下去。”“中国古代靠自食其力即便读书也当不成文人(即得到官方认可的、有“功名”的人)。从这个角度讲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只是为匪程度多少不等而已。”
砍掉后一段,歪曲前一句,把我对“自古”、“文人”、“文匪”的全部严格定义和限制(文人——“罢绌百家、独尊儒术”、“学而优则仕”条件下,得到官方认可的、有“功名”的人。文匪——从“剥削别人”这个角度讲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但是“为匪程度多少不等”。)一笔勾销,就给我强加了一个“显然愚蠢的思想”——“一棍子把所有文人都打成‘文匪’”、“民族虚无主义”、“犯了‘唯生产力’的错误”、“以今天的思觉悟要求古人”、“使左派失去了斗争的合法性”、“抹杀了正义和非正义的主体”、“黎阳无非是标新立异而已。查遍马列毛著作,没见一句这个意思的话!鲁迅也未说过此话。看来黎阳先生要高马列毛鲁们一筹了!新的黎阳主义诞生了!”——不由分说便把我变成了一个自以为是乱整人的野心家。
——我说“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的同时说:“中华文明一点也不‘劣’。老子、庄子、墨子等人的思想里都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都可以给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奠定基础。孔孟之道也不是没有可取精华。但文匪搞的‘学而优则仕’、‘罢绌百家、独尊儒术’断送了一切历史机会,专埋没中华文明的精华,专发扬中华文明的糟粕。不是中华民族劣等,不是中华文明劣等,而是‘学而优则仕’、‘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的、号称‘文人’、‘精英’的中国文匪劣等,劣得不能再劣的最劣等。”
砍掉后一段,歪曲前一句,把我对中华文明的一分为二一笔勾销,就给我强加了一个“显然愚蠢的思想”——“攻击中国文化”、“只提中国历史上的缺点和错误”、“得出中华文化劣等的结论”、“如果中国历史一片黑暗,那中华民族还振兴个屁啊!”“欲亡其国,先亡其史”——不由分说便把我变成了企图灭亡中国的十恶不赦。
不过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强加于我的人并非“不大聪明”,而是非常聪明,聪明得能让我干挨骂说不出话——如果不是牵涉到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的话。
骂我的同时送上一顶“怨妇受骗迁怒”的帽子,再宣布“肖小们就是不能体谅,很不给黎大人面子,不识抬举,惹得‘大人’犯了倔,下不来台了!所以才要‘恼羞成怒’,‘怒气冲天’,‘天怒人怨’,‘怨声载道’”。有了这样的“预言”,我如果再为自己洗刷辩护,那就很象是坐实了“怨妇受骗迁怒”、“下不来台”、“恼羞成怒”之类指责。我如果忌讳这些“先见之明”,那就只好干挨骂不说话——这整人的水平多高,能说“不大聪明”吗?
如果不是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我还真只能乖乖吃这个哑巴亏——为了点鸡毛蒜皮罗罗嗦嗦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只能让人觉得我争辩不是为了弄清是非,而是当真“自比鲁迅”,为面子斤斤计较,如此一来有理也没理了,辩赢了都亏。
(顺便再说一次,我从来不以为自己是什么“当代鲁迅”。这个称呼是别人送的。别人送我的称呼也不止这一个,还有“CIA代理”、“毛左”、“愤青”、“文革余孽”、“当代红卫兵”等等。别人的嘴长在别人身上,人家想怎么称呼我我管不了,我只能保持一个态度:无动于衷,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决不忘乎所以,决不把别人的称呼当真。所以我从来谈不上什么“自比鲁迅”。)
如果我错了,我决不忌讳认错。比如我2006年写的《朝鲜的核武器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就错了。叶劲松写文章批评我的立场和出发点。事实证明人家的批评是对的,我的观点是错的。我对人家只有尊重,一点也不觉得人家对我的批评有什么不对,更谈不上“恼羞成怒”、“下不来台”、“偏激+撒泼”、“急着找人发泄情绪”、“摆出学阀的派头以势压人”。
但如果以为靠歪曲诬陷扣帽子打棍子之类无赖行为就能让我放弃原则性争论,那就大错特错。小是小非我管不了那么多,大是大非我非争到底不可,不管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强加于我的人做了什么小动作、设了什么套、玩了什么花招。
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强加于我的人实在太聪明了,聪明得不用摆事实、讲道理,只根据“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这一句话引申出几个大得吓人的罪名就彻底推翻了我的“文匪治国国必不国”的全部立论。
我原以为围剿声讨“文匪治国国必不国”的主将急先锋会是胡星斗、朱学勤、茅于轼、张维迎之类老牌“精英”或“凯迪论坛”的英雄好汉,使用的语言会是“毛左”、“粪青”、“文革余孽”之类老生常谈,使用的看家本领会是封网。没想到根本用不着人家赤膊上阵,从“左派”阵营里冲出几个“拥毛”大将,一番维护毛泽东、捍卫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慷慨激昂就轻而易举地把我变成了“攻击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劣等”、“中华民族劣等”“欲亡其国,先亡其史”的头号敌人,我关于“文匪治国国必不国”的全部立论自然也就不攻自垮,彻底崩溃——要粉碎我的“文匪治国国必不国”的论述原来可以不止一种方式。
这就使“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之争不仅成了“文匪治国国必不国”全部立论是否成立的大争论,而且成了“真拥毛”还是“假拥毛”的大争论,非争个水落石出不可。这就使我不得不不厌其烦“详细详细再详细、举例举例再举例”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判断事物离不开标准。客观的判断离不开客观的标准。既然提出“文匪治国国必不国”,就必须给出判断文匪的标准——什么叫文匪?怎么才算文匪?
中国古代“五胡乱中华”,那“五胡”是确确实实的东西。胡适玩了个“五鬼闹中华”,那“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则是空空洞洞的东西,大骂“五鬼”,骂了半天谁也骂不着,等于在骂空气,并不比泼妇骂街更高明。
许多中国人刚到美国时都有过类似遭遇:突如其来受到一张“中奖通知”,告诉你中了什么什么二等奖,奖品是电视机之类,斩钉截铁告诉说这已经属于你了。不过要领奖则需要买点什么。美国人一看就告诉我这是骗局,甭理它。不过我有一点好久没想通:这种骗局的奥妙何在呢?明明不会当真把电视机之类奖品白白给你,为什么还会如此毫不含糊地说要给你,而且说已经是你的,难道不怕人告状吗?后来才想明白了:人家说给你,可从来没说什么时候给你,你要当真告状准输。所以说凡是没有明确限制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东西。
同样,没有明确具体的客观衡量文匪的标准,所谓反对文匪也是靠不住的东西,再痛骂文匪也是空的,骂文匪也成了骂大街,结果只能又是全凭人的主观意志、主观好恶来决定谁是“文匪”,等于兜了个圈又回到凭少数“精英”的主观认定判断是非的唯心论的认识论的老套路里去了。所以骂文匪必须给出判断文匪的标准。这标准必须客观,必须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主观好恶为转移,而且必须明确具体、切实可行,不能象假中奖的骗局那样没有明确限制、没有可操作性、永远无法落实。
根据这个原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根据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我把“是否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创造物质力量或为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创造物质力量提供服务、与社会等价交换谋生”作为判断是否文匪的标准。
《国际歌》说:“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劳动创造世界,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光荣,不劳而获可耻。
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这样定义地主: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
——“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毛泽东说:“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毛泽东并没有说,干部工作本身就是脑力劳动,既然脑力劳动也是劳动,也创造财富,所以干部不必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因此也说毛泽东“把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对立起来,搅混了是非标准,也掩盖了阶级矛盾”、“典型的‘劳动哲学’、‘物质决定论’”吗?)
所有这一切都紧密围绕着“经济来源”和“劳动”。这与“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创造物质力量或为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创造物质力量提供服务、与社会等价交换谋生”丝毫不矛盾。
有人争辩:“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脑力也创造财富”、“精神财富也是财富”,气势汹汹质问:“用‘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为创造物质财富服务’是唯一可行的客观标准。——此命题尤为荒谬!请问‘精神财富’哪里去了?这哪里是‘人类社会’的标准,纯粹是动物界的动物们唯一可行的客观标准!”
没有客观可行的判断标准,谁知道你那个“脑力劳动”是劳动还是剥削?谁知道你那个“脑力劳动”是在创造财富还是在掠夺财富?谁知道你那个“精神财富”是精神财富还是精神垃圾?无凭无据全凭嘴说,结果只能又是全凭人的主观意志、主观好恶来决定财富不财富,等于兜了个圈又回到凭少数“精英”的主观认定判断是非的唯心论的认识论的老套路里去了——张维迎们不就一口咬定“精英”的掠夺就是“脑力劳动创造财富”吗?不就是根据这个声称如今中国不是贫富分化,而是“多劳多得”吗?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不与唯物挂钩如何判断财富不财富?把社会看成一个大系统,人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给这个大系统增添财富、或有助于增添财富的就是“正”,给这个大系统减少财富、或有助于减少财富就是“负”,只有这样才算有客观明确的判断标准,才能对“脑力劳动”和“精神财富”做出客观的判断。“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创造物质力量或为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创造物质力量提供服务、与社会等价交换谋生”不正体现了这样的原则吗?
我判断是非的基本出发是“只要是不劳而获、用暴力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谋私利,那就是匪”。
如果不赞成这一条,那就是说“不劳而获、用暴力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谋私利”的不是匪——不是匪是什么?是人人都有权去抢劫别人谋私利,还是只有某些“贵族”、“精英”才有权这样干?如此主张的不妨给出标准,给出理由,让大家看看站得住脚站不住脚。
如果赞成这一条,那就可以认同一个推论:剥削的本质就是“不劳而获、用暴力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谋私利”。也就是说,剥削是匪行径。这里的“匪”超越了通常的“打家劫舍、杀人越货”那种土匪的层次,是“匪”的本质的抽象,是从“不管用什么方式,不劳而获、用暴力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谋私利”这个最本质的角度看问题。
只要承认剥削是匪行径,那沾了剥削的人就沾了匪——程度可以不同,定性可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不劳而获、用暴力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谋私利”——这是从剥削与否的角度看问题。是从劳动者的角度看问题。是从无产阶级的角度看问题。
毛泽东说:“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毛泽东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
根据上述定义、上述原理,不难明白“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的确切含义是自古中国文人没有不沾剥削的,没有不沾匪气的,没有不认同剥削、为剥削制度服务的。如果不承认这些,那等于说中国古代文人里早就有了“共产党”,早就有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不但不剥削人,而且不为剥削人的制度服务,还被剥削人的制度认同为“文人”——你倒是举几个例子给大家见识见识?
如果这样看问题就是民族虚无主义,那毛泽东说“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附在‘五张皮’上吃饭”算不算犯了“民族虚无主义”?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根据剥削与否为标准说“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从“传统的观念”看这是滔天大罪,从《共产党宣言》的角度看不过是“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一步。
不赞同“只要是不劳而获、用暴力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谋私利,那就是匪”的原则,不赞同用“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创造物质力量或为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创造物质力量提供服务、与社会等价交换谋生”为判断文匪的标准,可以;请你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客观判断标准来:什么样的人算文匪?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说得对,我甘拜下风。说不出来,光骂人扣帽子有什么用?
破口大骂“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给我扣了半天帽子、打了半天棍子、强加了一大堆罪名、奉送了一大对惊叹号,却始终拿不出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说不出自己的主张究竟是什么——这其实是用自己的声色俱厉、气势汹汹证实列宁的话:“不回答论敌的原则性的论据,硬给论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争论,而是谩骂。”“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
不仅如此,这还暴露出某些口口声声拥护毛泽东的“左派”,实际对毛泽东一窍不通。
——“为什么中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那么先进,中国近现代以来至今却落后于西方列强,处处被动挨打?其实答案很简单……是后世的学生太不争气了!”“几千年出了一个争气的学生毛泽东就叫日月换新天了,如果再多出上几个那还得了?”
这是不折不扣的“英雄创造历史”,完全违背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论断。这是在“拥毛”吗?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咎于中国爹妈们不争气,没多生出几个“争气的学生”,这不仅是把历史视同儿戏,而且一笔勾销了“文匪治国”、“学而优则仕”的一切责任——闹了半天谁也不怪,只怪中国人不会生孩子。
——“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走正道的文人都和匪不沾边。”“他们读书的目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他们爱国爱家爱民,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诗歌弘扬人间正气”
这叫“没有阶级分析”。按这样的标准,中国历史上可以无坏人,今天也可以无坏人,谁都可以声称自己“走正道”、“独善其身”、“兼善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爱国爱家爱民”、“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诗歌弘扬人间正气”。要是这样,还说什么“文匪治国国必不国”?天下根本无匪,纯粹无事生非。
——“不要轻言打倒孔孟,打倒老子,打倒传统文化”。“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毛泽东”。
错。应该说“没有对中外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就没有毛泽东”。
毛泽东一贯主张对中外文化一分为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地继承、推陈出新,既不盲目排斥一切,也不盲目认同一切。否则就不会发动批林批孔,就不会说: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那些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应当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我说,这种人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就犯错误。现在不去讲那些右派知识分子,那是反动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棵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
对比毛泽东的论述,这些“拥毛左派”对孔孟之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跟毛泽东实在格格不入。所谓“拥毛”实在是徒有其名,因为他们对毛泽东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都弄不清。他们跟如今走红的“精英”有矛盾,所以“拥毛”;但他们又把自己看得比普通老百姓高,跟文匪心有灵犀,所以容不得我从根本上挖文匪的祖坟,所以坚持“中国灿烂的文明,文人有绝对的贡献。”
既然说“中国灿烂的文明,文人有绝对的贡献”,那不妨详细说说,是哪些贡献?小的说不来,拣大的说呀!
这里我再来一次不厌其烦,把我在《文匪治国国将不国》里的一段话照抄如下:
“中国历史几千年,给了中国文人足够的时间证明自己。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古代‘四大明’不是文人发明的;意味着‘中国’这个词的瓷器不是文人发明的;闻名天下的中国丝绸不是文人发明的;故宫、长城、大运河、都江堰、灵渠、赵州桥等不是文人设计建造的。大禹不是文人;鲁班不是文人;郑和不是文人;李春不是文人;李冰父子不是文人;黄道婆不是文人;蔡伦不是文人;毕升不是文人;祖冲之不是文人;李时珍不是文人……至于牛顿、莱布尼兹、哥白尼、法拉第、拉瓦锡、拉瓦尔、安培、欧文、欧姆、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赫兹、笛卡尔、富立叶、台劳、高斯、齐奥尔科夫斯基、诺贝尔、达尔文、居里夫人、瓦特、焦尔、爱迪生、达.芬奇、贝多芬、李斯特、莫扎特、马克思、恩格斯、爱因斯坦……等等则全都不是中国文人。他们做出成就的时候,对所有相关的那些领域有几千年充分时间去搞研究的中国文人连鼻子都不往里伸,更不用说学习探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了——中国历史几千年,产生的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发明创造几乎都与中国文人无关。中国文人忙忙叨叨了几千年,没留下任何象样的、如今在世界上仍在广泛应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需要、须舁都离不开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基本理论或科学技术发明(符合这些的‘四大发明’没有一样出自中国文人之手)。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文人对世界文化科学技术的贡献为零。”
根据这些,我看不见“中国灿烂的文明,文人有绝对的贡献”,只看见“中国灿烂的文明,普通劳动人民有绝对的贡献”。
既然宣称“黎阳崇拜毛主席,吾也崇拜毛主席”,那应该是志同道合了,有“共同革命目标”了,可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了,实际呢?“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欲亡其国,先亡其史”、“中华民族劣等论”等大得吓人的罪名强加于我,欲置我于死地。
这使我想起鲁迅的若干论述:
——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
——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
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深知在以“拥护毛泽东”的名义下用毛泽东的话到处整人的文人往往不是好人——“文革”中的许多坏事都是这种人干的。这些人后来摇身一变控诉“文革”又比谁都积极。这就叫“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拥毛”、“捍卫中华文明”的正义名义下对“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借题发挥对我蓄意歪曲诬陷,其实是以“左派”的面孔围剿《文匪治国国将不国》。这令人既意外,又高兴。意外的是文匪的反击居然来自本来想不到的地方。高兴的是看来风向开始转变了。“精英”们原来气势汹汹公开嘲骂毛泽东“老农民”、“没文化”、“毁灭中国文化”,现在居然死乞百赖要把毛泽东说成是“文人”、“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毛泽东”,要靠跟毛泽东攀“文人亲戚”来保自己了;原来赤裸裸直接出面骂左派、骂拥护毛泽东的人,现在却要靠“左派”内部的“孔系毛派”来当别动队了,以前那种气吞山河的豪迈荡然无存了——正如毛泽东说的,事物正在起变化。以前在“拥毛”名义下集合起来的左派则将接受新的考验:是“真拥毛”即按毛泽东的主张办,还是“假拥毛”即对毛泽东的主张阳奉阴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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