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 岩 现 象
——坚守社会主义，寄厚望于老干部
拟订这个标题，踌躇再三。在下喜欢关注一些带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并发点议论，以往论“现象”多为负面，这里拿柯岩同志说事恐失之不敬，因此心中惴惴。不过，思之再三还是欲罢不能，因为柯岩同志的议论太具典型性，就此深入探讨探讨一下，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意义。说实话，我对柯岩同志特别是对贺敬之同志从心底里一直十分尊敬，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是以鲁迅先生评论章太炎先生的态度来写这篇短文的。
“现在建国已经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大量的犯罪？而且比原来严重得多？这是因为十年动乱。”——柯岩同志这话如果说在30年前，那是可以理解谅解的。记得1979年代《河北文艺》一篇短文《“歌德”与“缺德”》，对彼时一元独霸的现象稍作一点质疑，就像捅了马蜂窝，整个媒体立马鸣鼓攻之，简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就像今天的“群体事件”。居然还惊动胡耀邦出面定调：与中央拨乱反正方针不合拍，幸蒙皇恩浩荡才“免于追究责任”。其时的舆情，谁敢说半个不字，光是唾沫就能将你淹死。那个时期被右翼称颂炫耀不尽的许多事，比如作为“解放”和“春天”标志的文代会，就是在这种一元独霸，不容任何人半点质疑的氛围中举行的。
30年后回视，只要不怀偏见，应该都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昧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鞋布当作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资本主义”——30年前视为大逆不道的极左话语，今天看来不是讲了个正着，一点也未夸大吗？ 30年之后，也真是河东河西，他们虽然依然主流，掌控着平媒霸权，但生活中和网络上，已经是另一番景象了。像“孔大侠”，能在网络乃致平媒发点另类议论，居然能够在北大吃饭站住脚，并在全国拥有若许粉丝，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这篇短文毕竟写在整整30年前，想象力再丰富也想不到30年后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完善”出的现实：
“中国的三十年社会主义征途中……我国的历史是前进了的，祖国人民的生活较之旧社会是提高了的，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
“并无”云云，用于过去时则可，用于未来时，则过于武断了——当改称“全有”才算实事求是。元微之诗云：“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如果将“戏”字改称“所”字，则毛泽东的晚年的警示和预言，全不幸而言中了。
柯岩同志的逻辑，恰恰将前后30年颠倒了。
随着工农大众变成弱势，进入“大众失语”时代。与历史上的许多时代一样，“此时无声亦有声”——失语大众通过知识阶层代表发出自己的声音。它有两个重要标志，一个是“新左”的出现，知识阶层开始觉醒；再一个，是不少老干部左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局势发展的总体趋势，是改革既得利益阶层在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不断扩张和巩固的同时，也受到工农群众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的抵制；他们越来越失去人心。在网络上，引人关注的“群体事件”，草民的反应与精英态度，出现明显的对立。对毛泽东的评价成为焦点，毛泽东，这个颠覆不倒抹煞不了的名字，受到越来越多普通人的拥护，绝不限于左翼。
毛泽东时代众多老干部的态度，引人关注。
不少老同志逐渐从现实的发展中清醒过来，他们从共产党人的良知出发，密切关注着国家和党的命运前途，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发挥作用。魏巍同志就是出色的代表之一，以故的王震同志也令人难忘。到17大前夕，以马宾同志为代表，他们已经能够用旗帜鲜明的方式，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上书中央。这样的老同志越来越多，在关乎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当口，他们能够挺身而出，坚守捍卫理想信念，他们不愧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令人尊敬。
不过比起那些极右势力来，左翼还显得人数和力度不够。打着改革开放旗号与时俱进大捞一把，在“接轨”中通过钱权黑结合由书记“转型”为老板的，以及也顺势分得一杯羹的是多数，这且切勿论。那些聚集在《炎黄春秋》旗下“紫阳高照”的党内极右势力，依恃美国霸权老板后盾，依恃强势阶层支撑，疯狂妖魔化毛泽东，疯狂颠覆社会主义，宣扬买办主义，为复辟资本主义狂喊大叫，他们公然置党章宪法于不顾，赤裸裸，毫无顾忌，天人公愤，却无可奈何。这帮人十分张狂。
人们既充满期望又感到困惑：跟随毛泽东主席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健在的依然不少，为什么敢于挺身而出坚守共产信念的却显得寥寥呢？
杯酒释兵权，优厚待遇封口，养尊处优，与下层劳苦大众渐远，虽有同情，虽有质疑，关注关注，私下议论议论而已。党和国家前途，大势所趋，不是个人所能影响得了的。即使个人可以仗义执言，但还得为子女着想。不能因为自己而影响孩子的前途，“第三梯队”“富二代”，省部级、将军、亿万老板，诱惑力不可小觑。许多地方搞拆迁，对老干部不敢“野蛮”，就要挟其在职子女，结果总能如愿以偿。——这是比较实在的原因。
囿于身份，“保持一致”，公开场合说话中规中矩——则是台面上的，或者说是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
记得许多年前，贺敬之同志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做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个定语忘了。贺敬之同志也是有为而发，寄托深长。然而，许多老同志也包括他本人，做到“清醒”了吗？
新时期以来贺敬之同志的作为是令人尊敬的。前30年文艺方面居于领导地位而文革中受到过冲击的人物，在新时期表现各异耐人寻味。周扬和张光年与时俱进是一类，周扬不光被谅解而且继续风光。林默涵则是“思想僵化”坚守信念的代表，他和巍巍主编《主流》后来竟被封杀。而刘白羽、贺敬之等，虽然不像林默涵那样旗帜鲜明，但在左右的搏击中，能够抵制胡赵庇护的右翼势力的疯狂进攻。所以，在“主流”眼中，他们都属于“老左”和“左家村”。“6。4”之后，政局出现转机，连“第三代”都部署过“社教”，后来因南巡而胎死腹中。文化部王蒙去职，但新部长的人选贺敬之，却在人大常委会通不过，只好以“代部长”名义主持工作——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发挥作用的一次本质体现，谁说人大是“橡皮图章”！中国的体制，在极右精英嘴中始终是不民主、不普世、是“专制”，其实，他们故意混淆了是非。与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同，经过多年的改革，虽然尚未三权分立，用张贤亮的话说，资产阶级“由别人代表自己到自己代表自己”的执政方式尚未实现，但人大早已成为权贵富豪杜马，政协也变成精英沙龙。遇到有悖于资产阶级大的利益的提案时，这一代表的阶级性质就会得到鲜明表现。
贺敬之也不能老是“代” 下去，南巡后是皇甫平马立诚们领风骚了，不仅“社教”夭折而且资本家堂而皇之入党，王蒙不光享受着部级待遇，而且事实上做着不是部长的部长——在右翼中反倒增加了资本，依然是一面文学旗帜。
贺敬之同志自己能算“清醒”吗？
从北京到天津，30年前是从通县起步，如今已经到了天津西，“三全派”所固守的立足点，依然是“通县”——从右边看，他们是不能与时俱进；从左边看，他们的固守近乎荒诞。柯岩将高犯罪率归罪于的“浩劫”的讲话，就是十分典型的例证。
敢于与时俱进，勇于直面现实， “清醒”不难。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姓社姓资”，不难辨也。
30年前，郭沫若有一首《水调歌头》，也曾脍炙人口。30年后，面对老同志，人们想到的倒是他的那首《满江红》：“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文文山谓“时穷节见”，当世界共运面临“社会主义历史终结”之际，共产党人如果还不愿“终结”自己的信仰，难道可以坐视吗？应该像伟大的毛泽东那样，“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人们寄厚望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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