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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革命论和社会发展阶段论是规律

中国万强 · 2009-08-29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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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革命论和社会发展阶段论是规律  

   

    《周易》在遁卦九五爻辞中说:“嘉遁,贞吉。”这是说,在为某种事业的奋斗过程中,当达到最嘉目的时,不要停留在这个阶段上,而应该从这个阶段马上遁出, 这是正(贞)道行为,会得到吉祥结局。  

    古人能产生这样的认识,是古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产生。以观太阳为例,古人见太阳运行到中天(即正南方)时,则是光线达到最嘉之时,可是太阳这时并不一直停留在这最美好的时刻,而是马不停蹄地朝西方遁去,进入黑夜。再经在黑夜中的辛苦摸索和艰苦奋斗,才能迎来新的旭日东升。正因为太阳永远能这样坚持,所以才能使太阳的光辉日日总是那样美好和旺盛。古人在观察自然规律的同时,也观察人类自身的发展,同样发现,在夏代,当夏朝发展到鼎盛之时,因为不能像太阳那样从中遁出,结果由商的祖宗遁出,建商代夏,成为旭日东升发展的新阶段。同样,当商朝发展到鼎盛之时,也同样不能像太阳那样主动从中遁出再创新业,于是又被周的祖宗遁出创立了周朝,成为又一个旭日东升的新阶段。由此看来,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和这太阳的运行一样,是由阶段性的,自己不能驾驭自己主动完成,就有别人完成,这是规律,即天意,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周易》能在这遁卦的九五爻辞中指出“嘉遁,贞吉”,因为九五是上卦领袖。就是说,作为一个好的领袖,就应该把事业的发展分出阶段性,当每一阶段达到最嘉效果时,就及时从中遁出,创出新业,这正是领导坚持正(贞)道的表现,结局一定吉祥。  

    以上说明,《周易》已经看出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而且主张在实践过程中,当完成前一阶段的任务之后,就应自觉地不失时机地主动地转变到后一阶段上去,要勇敢地迎接新任务。这一思想发展到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便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大体有以下论述和做法:  

    (一)从理论上指出了事物发展为什么会出现阶段性。  

    毛泽东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注1)  

    (二)用阶段论的观点来指导革命的实践和解释有关的历史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的较多,比如他说:“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将有几个发展阶段,………  ”(注2) “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来看,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覆是,走历史必由之路。”(注3)    

    (三)关于前后阶段转化关系问题。  

、    毛泽东说:“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注4)“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团,无疑是很不适当的。”(注5)“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的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於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注6)  

    (四)在日常工作中的运用。  

    如某一任务完成之后,马上提出新任务,使工作自然而然的显示出阶段性,在这个子问题上,毛泽东说:“当着人们刚刚要骄傲的时候,那个尾巴刚刚翘起来的时候,就给他提出新的任务(……),使他来不及骄傲,他没有时间。”(注7)有一个美国学者对此曾做过这样概括,他说:“中国社会向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前进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正是‘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不断革命’论所要求的进程。毛泽东说:‘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以后,马上就提出新任务。’新任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注8)的表现。  

    (五)在驾驭整个历史发展上的体现。  

    人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们在战乱时代和在和平时代对这句话的感受会有着绝然的不同。  

人们又常说:“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这是因为在打天下时,实际的战斗生活会使人直接感到,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胜利,否则就失败,并从这里领受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含意。当得天下之后,就进入和平年月,这时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了强大武装敌人对官家的直接威胁,当官的对民做错事引起民众的不满,甚至是很大的不满,却也不会再像战争时代那样立刻招来敌人的乘机进攻而惨败。再说,因为这时人民的不满力量是分散的,即使一时集中起来,也是乌合之众,这对掌权者来说,是不足惧的,而且最容易使权者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给以残害和无休的镇压。在这镇压面前,民怕惹祸,就会把官家不得民心的事,在公众场合尽力说成好事,官家也就把这当作成绩大加宣传和吹嘘。所以在这个时候,当官的并不再害怕民的不满,实际他们最怕的是上司的不满。因为上司的不满,不管错与对,都会马上影响到自己的官位。这活生生的现实,就使的当官的在官场上,只能是口喊“民能载舟也能覆舟”,实际做的则只是坑民害民的事,以讨得上司的满意,这时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就再也不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了,而是成了“得官心者得天下”,并由此而走向灭亡,这就成了坐天下难的最大难点。归根结底,这最难之处的源头,就难在统治者在取得成功后都不能主动从自己原有的成绩中遁出,再创新的成就,因此也就都成了像夏被商所代,商又被周所代的继承者,从而在中国历史上才形成了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事实。但对整个时代来说,改朝换代又正是“嘉遁”规律在自然进程中的体现,即天意,但这个周期用的时间太长太长了,损失也就太大太大了。  

面对这现实,历代统治者,也为此犯愁,却拿不出任何解决办法,正因如此,像宋太宗,向他的官员写下了四句碑文:“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称作《戎石铭》,(注9)立在公堂南面,劝解他的官员对民手下留情,除此之外,也只好坐等天意的惩罚。  

到毛泽东领导工农打天下时,他总结历史与自己亲身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道理。并根据这道理驾驭着整个革命进程很快由失败走向全国性胜利,取得了天下。当得天下之后,再根据这道理驾驭时代向前发展,问题可就太难了。如在胜利时,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注10) 并一再强调说:“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注11)实际这就是叫人们在胜利面前,让功臣们在他成绩的最嘉阶段,再主动遁回像没有茯得成功的延安时期那样,以迎接为人民服务在更新阶段上的旭日东升。毛泽东虽然竭尽全力这样努力,但很快发现,功臣们只是在道理上,在表面上接受,在行动上则成了另外的一样,这事实就使他想到了历史上的孔子,为实现“大同”这个奋斗的目标是孔子提出的,结果在实践中,只知空喊“仁义道德”,结果喊了几千年,也没喊出真正的“大同”世界。而毛泽东所领导的这场为实现新“大同”而奋斗的革命运动,当打得天下之后,他的功臣们也很快变成了像孔子只在口头上喊“仁义道德”一样地只在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了,这样空喊下去,也同样和孔老二一样,再喊几千年,也不会喊出一个新的“大同”世界来,正是为了扭转胜利后的这局势,毛泽东以他独有的大智大勇大无畏的勇敢,对孔子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起初他曾说:“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孔夫子是革命党,他到那里,那里就造反。”(注l2) 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即到坐天下之后,在为实现新“大同”奋斗的感受中,发现“儒术伪耳”(注13)!发现“孔夫子是讲空话的”(注14),“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注15)并公然表态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注16)于是在最后发动了全国性的“评法批孔”运动,想借此使他的功臣们也从中产生新感受,但做的结果却事与愿违,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使一些功臣和他尖锐地对立起来。这活生生的事实,必然会使毛泽东深深感到,在和平的年代里,让功臣在自己最嘉成绩面前主动自觉地再遁回像不成功时那样为新的成功再作艰苦奋斗,光靠说服是不行的,必须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制度作保证,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建立过七八年就来一次群众性的大运动(即文化大革命)的新制度,这就是广泛地发动群众,对官的缺点和错误进行彻底揭发,对罪大恶极又不可救药的坏官给他罪有应得的惩罚;对不干净的官让他洗个清水澡,对好官就要选到重要位置上,从此在人间建起一个从未有过的民惩官、民洗官、民选官、民教官,又是民驭官的民主新制度,来彻底解决这个千古难题。  

这实际就是,在和平的年代里,毛泽东把过七八年当作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这七八年中,干部已经取得新成绩,成为他发展中的一个最嘉时期,同时也开始产生高傲与腐败,开始和民对立,所以这时就要大喝一声,使他从中遁出,再创新业。实践证明,这样做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1)因为这制度的实行,就使当官的命运真正掌握在民众手中,使的每一个当官的,失了民心就要丢官,得到民心就会升官,从而在官场上的那种只怕官不怕民的气势一下子就得到转变。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不管是谁当了官,他只能成为人民的公仆,不会再成为对民巧取豪夺的闫王。正是这行为,才能迎来一个又一个的旭日东升的新时代。  

    (2)中国历史上每完成一次不断革命的周期,即改朝换代,少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而且是通过长短不一的残酷的战争才能实现。现在有了这新制度,不但缩短了这不断革命周期的时间,而且也不再产生战争的破坏性,即使在群众运动中会造成一定的破坏与损失,若和战争相比,就小到了等于没有的程度,但却起到像改朝换代一样推动历史的作用。同时使不断革命的事实,由自然发展状态,到了由人类自己驾驭的时代。  

    (3)这种制度和直接用民选官的制度相比,它又有如下的长处,因为这种制度,首先是发动全民对官的缺点和错误来个底朝天的彻底揭发,这种揭发对任何一个有问题的官都是无情的,想存侥幸从中溜掉,即使有孙行者的本领也无法达到目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使每一个百姓深受教育,使思想有了强力的是非观念,或者说这过程就造就了一种声势,这声势就催逼着每一个人只能伸长正义,不准走向邪恶,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清香。在这种形势下选官,人们就会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把真正能为民办实事的人选上来。在这里,那种直接选举中所存在的贿选,误选,或只根据自己恩怨来选举的种种弊端都会铲除。所以这制度就不仅仅是一个选官问题,而且是一个净化整个社会的新制度。没有一个好的社会风气,真正的公正选举是不会有的。可见这制度比直接选举大有优越性。  

    (4)尤其值得注意的,经过运动,百姓对官就会有个较全面的了解,这样就不会把官的一错当作百错来对待,也不会把偶然错误当作一贯错误来对待,同时也不会把积极改正错误和坚持不改错误的行为等同起来来对待,因此也就不会把有缺点有错误的好官和本来可以做一个好官的人被选掉或被遗弃。若采取直接选举办法,这种情况就再所难免,从而造成对人才的极大浪费。相比之下,民惩宫、民洗官、民选官、民教官、民驭官的这种新制度虽然是直接用来治官的,但实际恰又如父母对孩子的严要求,归根却正是国家和人民“望子成龙”的实施办法。这不仅是爱护官的表现,而且是培养好官最见成效的课堂。  

    (5.)因为这制度使的当官的不会腐败,或腐败了也会很快得到纠正,从而就不会使腐败势力对生产力造成压制之势。因为腐败势力的最大破坏性,就是它是压制生产力发展的直接杀手,执政党制不住自身的腐败,就不可能成为先进生产力的真正代表者。要说是,也只能是假话,空话,骗人的话。所以说,这一制度的建立,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成为名副其实能永远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党。  

从以上所举来看,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基本观点和《周易》中的有关内容虽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但把这观点变成现实,尤其是在得天下之后,经过毛泽东的一番苦斗,就成了开辟历史新纪元的一大光点,同时也使这一古老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注进了新内容,产生了新活力,大大起到了推动现实历史发展的卓绝作用。可惜没等这新制度得到巩固,毛泽东就离开了人世,成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事。但毛泽东留下的这一光点,不仅会把黑暗照亮,而且会成为新的燎原之火。所以一切反动势力,在毛泽东思想面前,怕的发抖,所以他们掀起妖化毛泽东的新浪,也就成了他们虚弱的表现。  

    注: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7月北京第二版。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6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7月北京第二版。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 5—546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二版。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6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二版。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6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二版。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二版。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15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年4月第一版。  

(8)(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9)(宋)洪迈:《容斋随笔》,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2003年3月第一版。  

(1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40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9月,北京第一版。  

    (1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7年4月第一版。  

    (12)邓振宇:《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第321页,时事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13)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第48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14)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第89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 94年1 0月第1版。  

    (15)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4 3页。  

    (16)邓振宁:《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第321页,时事出版社,1 9 97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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