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看到【寒梅冬雪】写的文章,因为很多内容都与美国相关,所以想以【寒梅冬雪】的文章为基础做一个以‘美国’为视点的专辑。就将这些文章当中关于‘美国’的那部份重新编辑整合。当然其中也有几篇文章是完整的,另外我认为最后那一篇其实是【寒梅冬雪】到目前发表的最好的一篇文章,但是比较长,所以只给了一个地址,希望有兴趣的网友,不管怎么样,最后一篇都还是去看一看。
第一篇:美国最怕的是什么?
在国外看50,60,70,80,90后的处事之道有什么不同,我所举例子代表性可以被质疑。也许是共性,也许是特例,只是接触了,有所感触。
从80后故事说起。
80后朋友最近碰到了点麻烦,很不开心。她碰到的事情,可能每个人都会碰到:她在美国一家IT公司工作,客户要修改东西,项目经理把要修改的部分标出来,分派给80后朋友去完成,她照着做了,改完交上去。结果出错了,客户发现一个重要部分漏改,是项目经理漏标了。但接到客户投诉,项目经理把责任一股脑全部推到80后头上,“并广而告之”,全公司都知道80后朋友出大错了。
80后感觉“泰山压顶”,电话那端不停讲事情经过,听得出来,她很气,很委屈,也有点“慌”,或者“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应付。读书、出国、找工作,她从小到大顺风顺水。“怎么这样啊?”--- 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
这就是美国公司的“政治斗争”。在强国论坛,包括国内一些朋友,总以为美国政治很民主,其实表面、媒体上能看到的美国选举,不能代表美国的政治,美国真正的“政治”都在公司(企业)呢,要看美国真正的“政治斗争”,就到美国大公司找份工作,才能看到什么是美国的“政治!” 不出问题的时候还好,出问题的时候,热闹就来了,人受了委屈冤枉,公司的规章制度帮不了你,最管用的一招就是“造反有理”---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 美国人其实普遍胆小,但你非要展现“谦谦君子”,对不起,他不会因此尊敬你,有机会他就要压你头上。当然并不是说时刻都要像准备战斗的刺猬,平时没事时,与人为善,“和群众打成一片”,真碰到事就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
中国人大多“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能干,容易被领导,老实听话。 “公司政治游戏”在美国人尽皆知,因此“能玩政治游戏”不是贬义,而是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中国的“斗争精神。”
不得不说下中国精英给年轻一代灌输的概念:只要技术很强了,你就ok了。需要指出,在国外混,没事的时候是ok的,有事的时候就不ok了!也许只有在中国的太平盛世、和谐社会中,只“技术强”就行了。
“如何鉴别人的能力”,中国和西方概念不同:我们用“成绩的好坏”来鉴别,很静态。而西方用“应对问题能力”强弱来鉴别,很动态,应对能力,包括了人际关系,沟通能力,处理问题能力等,换句话说,就是“政治斗争”能力。一个团队,你如果只技术强,没有一点政治斗争能力,只能“被使用”,假如用“政治权力”来描述,就是你会丧失政治权力。
以前跟80后朋友也聊过,技术能力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观察沟通应对能力。80后当时不服,这次她终于领教了,她因为总担心自己英语不是很好,平时很少跟同事“打成一片”,这次出了事了,也倍觉孤单,读不懂领导,读不懂同事,连怎么观察公司人文环境都不知道,她是个非常出色的程序员,又能怎么样呢?公司这样,社会、世界不也这样吗?
中国人就得敢于向外国人展示自己的性格,让他们知道你是谁,要不,永远得被人踩最底下,碰上好领导好过,碰上糟糕的领导,只能忍气吞声。 西方人从小就被教育的不能”忍气吞声“,凭什么中国人就要这样?
80后朋友平时不喜欢“对抗”或者“斗争”,她属于很反感毛泽东和鲁迅那类。 所以当她面对要去挑战人的时候,她坦白说,她没有勇气,也不知到怎么去做,只剩下自己在那里苦恼。
80后朋友让我想起中国外交部:明明都是我们有理,怎么倒变成别人理直气壮了?有些情况下可以讲道理,有些情况下讲道理是没用的---流氓把你逼到角落,跟他还有什么道理好讲?他要讲道理就不会把你逼到角落了。就像最近重庆打黑,有人又出来说“运动式”不是好办法,要用制度,我觉着这跟废话差不多---制度如果不能禁止黑社会,就没有道理要求打黑一定要通过制度!反腐也一样。
为了给80后鼓点劲,我建议她先从头到尾先读几遍《毛主席诗词》,获取点傲视一切困难的勇气和精神再说。一向反感毛泽东的她,这次不反对了。
不得不说说毛泽东的教育。从我周围的朋友来说,从建国后人群划分来说,最富斗争精神的是50,60的朋友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基本上都有很强的“形式判断能力”,从国际纠纷,到国内大事,到公司政治斗争,都能说出一番见解来,很有深度,也都知道斗争方略。
我一个50后朋友,北大荒兵团呆过,后来回城,后来考学,最后出国。她遇到过跟80后朋友一样的问题。“斗争精神”很强,不是指能跟人吵架,而是很有原则和策略。50后朋友对给她找麻烦的领导,直接去面对,该据理力争就争,该合作就合作,几次较量,给她找麻烦的领导,最后不敢再给她找麻烦了。我从这位大姐这里,学到很多东西。
我认识的几位60后朋友,都或多或少碰到过80后朋友这样的问题。60后朋友和50后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怕事,出了事应对能力非常强,判断能力也非常强,原则性也强,敢争,敢斗,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进退拿捏非常好。
遇到麻烦和困难怎么应对?我一位70后朋友在碰到老板给她找麻烦的时候,选择了“忍”,她强调“争”,没什么意思。
一个90后跟我说,街上看到有人吵架、打架,他会躲着走。 我的解读是:他逃避“引起感官刺激不安”的情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遇到问题,可能也会逃避,因为不愿意去面对,这样会导致应对能力弱,最后成“温室里的幼苗”。 当然不是鼓励他看到街上有人吵架就去参与,但“社会人”对社会事情应该有一种自然的反应、关注和判断,这样才会导致人们对社会道义、正义的坚守。
有次,跟60后朋友聊,说起假如街上看到吵架、打架的,60后会怎么做? 60后朋友说,中国50,60后,包括往上的老一代,社会参与意识比较强,这其实是个优点,比西方优。 他记得70年代,大街上看到男的打女的,大人打孩子,总会有路人出来干预,年长的还会批评打架的几句,能开成个小型批斗会。现在碰上这种情况,他说他至少会打个电话或叫下警察,老一代中国人还都有这种意识,社会秩序和正义要大家维护,但他发现80后比较冷漠,他有次开车碰到路上一个人车坏了,他摇下窗问要不要帮忙,他车上坐着个80后,对他的举动就很不理解,觉着他多管闲事。
另外一位60后朋友,曾这样感叹:“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基本都有点‘牺牲精神’,可以为了别人牺牲下自己,发现从70后开始,就少见了,80、90后身上基本就不见了。”
从上面的例子,从80后开始,中国人开始呈现一种“示弱”,也许是丧失了斗争精神,导致面对“人际”纷争和挑战,会选择逃避。这其实是一种丧失应对能力的表现。当然他们有强势,但可能只局限在“具体技能”上,或者不和人发生关联的领域,换句话说,从70后开始,明显80后,中国人开始变得有点经不起风雨了,心理比较脆弱。如果这是普遍现象,将会隐藏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逃避社会问题,社会的道义和正义将难以为继,不愿意面对和人的冲撞挑战,人就丧失了斗争精神,背后隐含的是权力意识,最后可能会演变成:谁强权,谁就可以奴役中国人!
有一句英文,我认为很好,忘了是谁说的了,但是西方人的共识:Peace, is not the absence of the conflicts, but the presence of justice!(大意是:和平,不是因为没有矛盾冲突,而是因为存在正义!)
一个60后朋友曾纠正我一个错误观念。原来我一直以为西方人“规则秩序”是文明、进步的表现。60后朋友纠正说:规则和秩序当然是文明进步的,但这和法律问题一样,存在“谁定的?为谁定的?”问题。一群人乱走,互相碰撞,这群人商量一下,形成规则秩序,然后立法,这样的规则秩序和法,这群人就会自动遵守,不用教育,因为体现了公众道德。 强者不能欺负弱者,不用教育,老百姓也能遵守,因为它体现了社会正义。法律必须体现公众道德和社会正义。美国人制定规则和秩序的时候,不会体现中国人的道德和正义,中国人不加质疑的学美国,美国当然觉着安全,全世界都这样,他最安全。“制度,法律,高于一切”,这是美国向中国输入的观念,目的就是归化中国人,让中国人根深蒂固认为“制度”解决问题才是最好的,“法治”才是最根本的,但高喊这么多年,制度,法治到底是什么?怎么不让老百姓放开讨论:“法律是谁定的?给谁定的?”中国就毛主席的“法”是为老百姓的,美国清楚的很,不信,中国要把老毛法律化、制度化,你看美国干不干?美国最怕就是中国人不按他们的规则来。中国人优点是灵活,灵活加上老毛的思想就能产生极大的创造力,这是西方最怕的,真这样,西方人没法控制中国人,中国人引领世界早晚的事。现在一股竖孔儒的风,也是美国和演的一部分,孔儒有基础,最能帮助西方驯服束缚中国人。估计中国灌输上几十年孔儒教育,将来基本都是驯服的羔羊了。
60后朋友的认识,我也深有同感。给中国人灌满脑子孔儒思想,是很危险的,出了国门,一定会被撞的稀里哗啦,外国人不会因为你很孔儒,就对你尊敬了。国际行不通,也许那点孔儒思想最后只能用来“窝里斗”了。
中国全民族需要“外柔内刚”,“外柔”,可以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刚”,就毛泽东的思想和精神最有用---恐怕出来“闯天下”的很多有这种感觉。比如美国,其实它最怕的是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打破常规的劲儿,但也最吃这一套 --- 就中国人的这股劲儿能征服他们。
第二篇:记一位87岁美国老人的谈话
珍,87岁了。她的女儿是曾教过我的一位教授。
今年初,珍被被诊断出癌症晚期。鉴于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医生放弃了治疗,让她回家静养。
早春。树开始泛绿了,我去看望珍。珍喜欢漂亮东西,我给她买了几双非常漂亮的袜子,珍要马上穿给我看。
珍行动已经很吃力了。我帮她换袜子的时候,她很骄傲的让我看她十个脚趾头,涂的五颜六色,是她外孙子媳妇给她涂的。
“太漂亮了,你应该去海滩”,我开玩笑说。
“五月份,我要还活着,你跟我一起去好吗?你有件很漂亮的蓝色游泳衣,我还记得。瞧,我什么都记得,我87岁了,我的生命随时可能结束,可我脑子很好使。”
“我经历过18个总统。我那天坐在这里数了数,上帝啊,已经经历了18个总统了吗?现在是奥巴马。”珍说着,掰着手指头又数了起来。
我们说起了现在的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比上一次要严重的多”珍说。
我很好奇,珍为什么会这么说?“可这次没有发生上次的景象啊,没看到很多饿死的人。” 我说。
珍鼻孔里不屑的“哼”了一声,“我告诉你,这次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珍说。
“为什么?”
“人在改变。美国人变了。上次罗斯福能走出经济危机,因为面对着那个时代的美国人。我们那时候跟现在的人们不一样。”珍说。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问。
“过艰苦的生活。 上一次危机美国人都过得了艰苦的生活,哦,那段艰苦的日子,你知道吗,我回忆起来可以摇头,但我仍然骄傲,我们走过来了。现在的美国人已经不知道怎么面对艰苦了,年轻的美国一代太享受了,只知道享受。”
“艰苦生活真的来了,可能自然就不得不面对了。”我说。
珍似乎不苟同。“美国年轻人在享受的环境中太久了。玩好的,吃好的,买好房子,好车,都从银行借钱,几十年前我就疑惑‘这样下去会有问题’,那时候看起来我的担心似乎多余,可我坚信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根据口袋里的钱来设计生活,不能根据银行理财师、电视里的广告来生活,我相信美国有一天会有麻烦,看,麻烦终于来了。”
“最大的麻烦是,没有认识到这次危机就是‘享受’的生活模式带来的结果。我的电视和车都已经20多年了,我仍然认为很好,可年轻一代不这样认为。 幸运的是我外孙子听从了我的劝告,他现在一分银行欠款都没有,他有份收入不错的工作,薪水不是很高,但是够花了,很好,我很为他骄傲。我告诉他要象中国人那样生活。” 珍说。
“可是中国人正在被引导的向美国人学习享受生活”---我心里在说,但没说出口。珍一直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好,不想打破她心里“美好的认为”。
其实我认识的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应该说比较“混乱”。比如现在中国的成绩,我们自己说是“改革30年的伟大成果”,但我认识的美国朋友,几乎无一例外认为是“毛的中国”的成绩,因此当他们看到问题的时候,也震惊、困惑、不解。记得非典那年,我的牙医就十分不解的问我“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吗?全民医疗都保障,我们一直很羡慕,怎么不是这样吗?”我解释说“我们以前是这样的,现在要改革到更好的阶段,转变过程中,暂时出了点问题。”我知道这样的解释,美国人听着会觉着更不可思议---难道你们政府做事情没有规划吗?“更好”的没建好之前,不够“更好”的是不能破坏掉的,这是谁都会懂的简单逻辑。但我也只能那么解释了。
中国有些改变,的确也让西方目瞪口呆。有次,曾经的老板给我转来一组新闻图片,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去中国采访发回来的,四川成都的酒吧,那些穿着暴露的美女,灯红酒绿的夜生活,老板不解的问我“中国现在是这样吗?”我告诉他大城市可能有些地方是这样。美国当然也有夜生活,但只是某些群体,比如在校大学生,或者没结婚的人们流连那种地方,是小众生活,主流文化不会渲染那样的生活。我一直怀疑中国访问美国的学者或者记者,可能去的都是这种地方,所以报道、引进回国的,好像美国人都那样,其实这是误导。我一个朋友曾经被拖去给国内来的代表团做翻译,代表团成员都是一定级别官,去了就半天,朋友就“罢工”了,她跟我说,那些人太过分,想让她带着去红灯区转转,去赌场玩玩,打听哪家饭店高档,她反感,就干脆“佛袖而去。
美国老一代有多少像珍一样的生活方式? 不知道。我认识的人,大都是“本分”的人,就算身家百万、千万的,除了旅游或者业余爱好投资,其他方面都很简朴。
“你们都会做饭。给你们些米和粮食你们就能生存,可我告诉你,美国年轻一代被毁了,如果没有超市了,没有快餐,他们不知道怎么填饱肚子。”珍说。
“你是说美国现在的努力,是在努力挽救、维持奢侈的生活方式?” 我问珍。
“非常正确。所以我认为这更严重,比上次严重,因为没有认识到必须停止这样的生活方式。幸福和快乐不需要很多钱和物质。”珍说。
珍继续道:“前几天,我居然能想起4岁时候的事。我家附近有个小坡,孩子们喜欢从坡上滑下来,那是我们主要的娱乐活动。 我家和我的邻居们都是穷人,但附近有富人区。 游戏规则是我们要踩着滑板滑下来。 富裕家庭的孩子,拿着从商店买来的漂亮滑板,我家很穷,我父母生了9个孩子,我也想去滑,可没有钱买滑板,我父亲去商店看了看,回来就给我和我哥哥做了两个滑板,没有商店买来的那么漂亮但我们玩的开心极了。 我从贫穷家里长大,我从小就知道用我的方式找到快乐。 我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也这样告诉他们:知道吗? 快乐不需要很多钱。如果只有从商店买来很贵的东西你才快乐,那么能让你快乐的就是金钱,那很悲伤,因为总有更贵的,更漂亮的东西,你就会因为得不到而难过抱怨。 现在总是告诉年轻人享受更好的,真是灾难。”
“中国人很会生活,能把很小的东西,做的很艺术,很漂亮。我非常喜欢你送给我的书签,竹子做的,写着中国字,它们太可爱了”,珍随手拿起旁边小桌上一本书,翻开给我看,“瞧,我已经离不开它们了。 我每本喜欢的书里都有它们的影子。” 珍的视力下降很厉害,已经看不了书了, 但她依然喜欢翻那些书。
勤劳,大概是中国人留给世人最多的印象。珍曾经跟我说过,那些中国留学生(八、九十年代出来的)曾经让她震惊,很穷,但很努力,一天打很多份工。珍说她那时候就觉着这个世界将来一定是中国人的,因为太能吃苦了。珍曾经跟我讨论过这个话题,相对于现在年轻一代的中国留学生,她更宝贵早期的那批。 我告诉她我也尊敬那代人,他们很多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在我看来他们什么都能应付,只要有土地有阳光,他们就能生存,可以种田,也可以读书,不管出国的还是留在国内的,假如中国现在再次面对苦难,能挽救中国的一定是那代人和那代人的精神。
珍用手摇摇自己坐的椅子说“我每天坐在这儿很开心,我能看到窗外,能看到草地,你看太阳照的多好啊? 医生说我可能只能活到5月份,我算了一下,上帝,我只能再看3个月的阳光吗? 我决定我要天天坐在这里,我不想错过每天的阳光。邮递员每天都来敲我的门,他是我每天的固定的客人,没有我的信他也会来,跟我打个招呼。我们那天算了一下,他已经在这个地区工作了30多年了,他第一次敲我的门,他还很年轻。”
看着珍满是皱纹、苍白的脸,她的声音依然清晰有力,眼睛不时跳着的火花,强烈感觉到一副几斤干涸的躯体下,生命还在顽强倔强的跳动着。
珍始终握着我的手,不时紧紧的握一下,似乎在测试自己的力量。我一直很喜欢听珍讲故事。今天珍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感动我。
知道很多止痛药物珍都不能用。很想关心询问下珍的病痛,但她的乐观阻止了我。
“珍,真的为你骄傲,你是个坚强的女孩。”我赞扬道。
珍故意骄傲的扬起下巴,“我吗? 我当然是!”珍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说“我一点儿都不觉着疼痛,有时候有点,每次疼痛袭来的时候,我就想,上帝在给我什么样的考验?我必须坚持我的骄傲,我最后彻底的走进寂静之前,我不能软弱,我要有尊严的死去。”珍开心的笑了。
每一个坦然面对死亡的人,都能让我感动。从小时候读第一个先烈的故事开始,就想知道,为什么英雄们可以不畏惧死亡?珍,和中国的那些先烈们,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但一定有某种东西是相同的,也许就是他们都有信仰的力量,可以让人淡漠荣辱,豁达生死。我也认识几位老共产党员,他们都有和珍一样乐观坚强的性格。
“我上个星期还去游泳了,‘生命在于运动’”,珍有些“调皮”的说。她在向我“炫耀”,还记的毛说的这句话。
“你送给我的那盘中国古典音乐我很喜欢,我经常听,还邀请邻居来听,可我忘了那种乐器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手指尖绑上骨头才能弹的。”珍问我。
“琵琶。”
珍努力发“琵琶”的音。她自嘲道“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我有这么多中国朋友,可总也学不会说中国话。我理解了中国人说英文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珍一直想去中国,可每次医生和航空公司都建议她不要坐飞机。
“很遗憾,我可能没有机会去中国了,”珍说。
第三篇:我见到的外籍人士是如何看毛泽东的
到美国后,有两个人,直接导致我去重新思考认识毛泽东。
一个是我第一份正式工作的公司老板。记得有次老板到我座位前问我:“考考你,说出二十世纪三个影响改变了世界的人。” 我回答“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 老板摇头,让我继续猜。我连猜几次,老板都不认同。最后老板笑了,说“你是中国人,怎么忘了亚洲一个最重要的人?” 我问“谁”,老板回答“毛。” 我跟老板说:我想到了,只是努力想从美国角度去看。老板说“你应该坚持中国人的自信,毛,不仅影响改变了中国、亚洲,也影响改变了世界,他是二十世纪改变世界的伟人之一。”
另一个人,是我刚到美国不久,在美东一个小城,邂逅了一位“隐居”老人。 路过那个小城,寂静街道突然看到一个写着中国字的小店铺,我走进去看到一位老人,很普通的老人,长着中国人面孔,不会说中文。我买了几样零食,结帐时老人问我来自大陆?香港?还是台湾?我告诉他我来自中国大陆。店里比较冷清,老人问我会不会讲广东话,我告诉他“不会”,他就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文跟我攀谈了起来。老人的英语口音太重,听着很费力,但还是听明白了大半:他七十四岁了,也是中国人,祖上从他爷爷开始就在葡萄牙生活。他八十年代移民来美,以前生活在澳门,葡萄牙属殖民地。可能是那个小店很少来中国人,也可能老人发现我对政治历史都不算陌生,话匣子就打开了,滔滔不绝。 让我吃惊的是,他几句话就开始谈论起毛泽东,伸出大拇指说,“毛,了不起、了不起的伟人”,眼睛里突然明亮起来,看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他属于毛“狂热的粉丝”,这引起我的兴趣,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中国人,家里已经三代不在中国生活了,却对毛泽东充满了崇敬,那种崇敬,我在中国人身上都很少见到了。中国的“血脉”观念,真是很奇妙的纽带,老人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尽管已经三代在葡萄牙。
老人当然说了毛泽东很多叱诧世界风云的伟大功绩,也说到了毛另外一些功绩,是我以前没想过的角度:对社会人性、道德和治安的保护,建立和改造。老人说他很羡慕大陆人和人之间提倡团结互助友爱,学雷锋,群众路线,没有那么多社会的黑暗和犯罪。我那时候对文化革命还是否定的,跟老人说,也不是全部都友爱,文化革命也伤害很多名人。 老人正色的纠正我说:文化革命是思想斗争,是更“思想上层”的东西,和社会犯罪黑暗是不一样的。 我问老人以前在澳门从事什么职业?他说是警察。老人又给我略讲了几个他在澳门的职业生涯中的故事,从老人的谈吐和见识,我猜他不是个级别很低的警察,果然,老人最后说,他离任前是澳门警察总督(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头衔,反正是警察的头)。 老人跟我说,他看了太多黑暗,澳门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他所看到的黑暗,才是社会和人类最丑恶的东西,在中国大陆,在毛的治理下这些黑暗都没有,比如贩毒,卖淫,黑帮,地下黑势力。。等等,老人说,世界上这个问题是普遍的,没有哪一部法律能治的了这些,毛不仅治了,而且根除了,老人边说边不停地伸大拇指。
大概只有看到过最黑暗的,才知道光明是什么 --- 这是那次老人带给我的启示。无独有偶,后来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邂逅过纽约市的一个警官,他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他的思想毫无疑问也停留在大概至少20年前,认为中国没有毒品,没有枪杀,没有黑恶势力等犯罪。他问过我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中国,如果一个罪犯在街上跑,警察后边追,街上人都会帮助警察一起追,中国的民众对警察的工作有强烈的责任和参与意识,是不是这样? 并说这样的情景在美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他曾经在一次追捕中负过伤,躺在街上几十分钟直到同伴来救,没有“人民”来主动帮他。抛开意识形态,他对中国的警察和社会流露出羡慕。大概也是因为他看到美国社会的黑暗和冷酷太多了,因为他是警察,职业化的警察,天天面对社会的丑恶和犯罪,也承受来自民众的冷漠。
邂逅的两个警察,来自不同国度,其实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能看透社会最黑暗最丑恶一面的,可能除了妓女就是警察了。
在乌有,看到张宏良教授写的澳门行杂记,说到澳门现总督对毛泽东的情结,突然想起了那次邂逅前澳门警察总督的事。
其实世人对毛泽东有多少正面或负面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称赞的,看他称赞了什么;反对的,看他反对了什么?
第四篇:美国点滴
美国土地
说到土地,如果不看数字,直接感觉就是美国国有土地比私有的多,因为到处都是国家公园,每个州都能发现若干大片自然资源或者风景保护区。这些地方包括军事基地等,美国宪法写着属于国有。平常老百姓去这些地方都不要门票,很“共产主义”。
查了下资料,根据2004年的统计,美国有40%左右的土地是国有的。西部几个州国有比例高,比如内华达,85%土地国有。东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几个州,土地私有化程度最高,国有土地占了才不到1%。 但东部几个州感觉不出“土地私有比例大”,因为也随处可见国家公园或保护区。之所以“私有”比例大,可能是这几个州是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私人房屋产地拥有者多。
其实美国的私人房屋产权算不上“私有”,都贷款买房,严格来说属于银行。
美国农场占了美国多少土地?只找到2007年的一个人口统计,美国农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左右。推算一下:美国国有土地40%左右,那么还有60%是“私有”的,除去私人房屋(银行)占有的那部分,完全属于农场主的,绝不会超过50%,应该30-40%。美国的农场主似乎都不富裕,每年美国政府给农场主很多补贴。按照中国精英的思路,美国那么富,那么多钱,完全可以不要农业,拿钱买粮食就行了。但美国政府为什么倒贴钱也要养着农业?值得思考。
美国文化
其实东西方文化根本不同。西方人从小,从开始说话,从进幼儿园,就叫孩子学会怎么提自己的要求,怎么表达自己所思所想,完全不用考虑大人的感受或旁人的感受,先把自己表达清楚最重要,包括无理取闹。
西方那样长大的,看起来比较放松,但成长过程太过自由了,不知那根神经搭错就会变态。
要对西方人说“将心比心”,处于对文化的尊重,人家不好说什么,但心里一定觉着很奇怪---你为什么自作多情要替我考虑?我为什么要站在你角度考虑?我有我自己想法。你难道不能确定你的要求吗?需要我的认可?fine,我不认可不接受,那我就告诉你我的规则,你最好按照我的来。
尽管英语中也有类似的词,但那是讲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和沟通,起码是同一国,同一社会环境,有很多“共同”的情况下。
毛主席的语言风格,反而更适合外交,不用费事就能听懂。“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支援世界人民正义的斗争”,“你越过....我就打你”, 不仅西方人,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不用多少文化知识都能听懂。信息表达的非常明确 --- 我中国就要怎么怎么样了,“你们看着办吧”。 因此,毛主席说句话,就能让帝国主义们忙乎半天。 忙乎够了,想谈?可以,谈什么? 谈我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 这没得可谈,“这是我们正义的要求”,听明白了,是“正义的”, 你理解,好,不理解?那是你们的问题。
经常听人说,毛主席那时候“穷横穷横”的,很形象。其实“穷横”背后,既有性格,也有策略,更有民族尊严自信 --- 我们中国人民就是这样要求,就这个立场,我们就是正义的,你们外国去理解吧。
像“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样的话,美国人听了,反对归反对,没准很“受用”,当然不是指认同这句话,而是这样的表达方式。你打倒我?那我也打倒你,那个年代好像经常这样互相“打倒”,最后,他们的总统不照样坐着飞机来中国“握手”?然而握手难道不是更高水平的角力?其实双方都很清楚,你引而不发,我心照不宣。高手过招,要懂言外之意和未言之意。当年曹操与书对孙权说:今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於吴。明明是来打仗,却说得一团和气;看似一团和气,却又充满杀气。
西方人最不在乎的就是“感受”和“面子”。或者说,最不在乎表面的面子,而更在乎实质上的面子。
关于那句美国访客说的“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别人怎么知道的”,以我对美国人的了解,他们不会这样说的,要真这样说了,应该就是句玩笑话。在美国,或者西方有句俗语“if you do not have anything good to say, then don't say anything”(大概这样), 意思就是“如果你不能说好话,那就什么也别说”,这是西方人信奉的最起码的礼貌,从小父母就会这样教他们。
美国的公司
华尔街就喜欢要当过兵的做操盘手,因为下手果断,后边雇一堆高学历的给他们做“参谋”。就说美国吧,总统候选人们都得想办法展示一下自己“军人硬汉”形象,没有当过兵的也得绞尽脑汁瓜葛上,看来是人类共性 --- 需要看到勇敢,保护和力量。在美国,当过兵的进公司提升都很快,军人比高学历者展现更高的纪律、素质、道德和忠诚。似乎是世界范围内的共识,从军人中选拔官员比从知识分子中选拨,更可靠。
美国企业。美国企业有国营的,也有不是国营的。不是国营的,我认为也不算是“私营”或者“民营”, 因为大部分是上市的公司,只有很小一部分大概是完全家族拥有的,占的比例很少很少。
我工作过的公司,都算大公司吧,都是上市公司,一加入公司,年终奖励,或者平时奖励,很多时候是发股份的。
从我的眼睛看过去,公司属于谁呢?不知道。因为也看不到最大那个老板,最常见的就是VP们(副总裁),每个VP都是带领一个项目(或者团队),从VP,到最底层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是打工的。比如VP们,算是高管了,美国企业或者公司,一个高管薪水,通常是根据他掌握的预算或者领导多少个人来决定。每年花2千万的高管,比每年花2百万的高管,薪水就要高。因为管理的预算越多,领导的人越多,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就越大。
我工作过的企业,钱是怎么挣的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是在产品研发团队,我们只花钱,研究生产出来的东西,交给市场团队。 研发团队和市场团队唯一相交的机会就是研究一个新产品的时候,技术部门的设计者们,需要去听市场团队的建议和意见。
一个产品从立项开始,华尔街宣传就开始了。 我曾经参加过的一个项目,让我困惑过,我心里很清楚我们在做什么,但看华尔街的报道,感觉在说别人,可公司股票因为利好消息涨了。到了年底,财政报告好了,就会有分红,分红不一定是严格按照级别来的,有的人进公司时机比较好,可能工资分红股票拿的都比较高。当然,这只是我的观察。不同的人可能感觉到的不一样。
再说资金来源。比如我们研发的产品导致公司股票涨了,是不是公司就要为我们多追加投资?似乎不是这样。一个项目的资金,可能来自公司,可能来自潜在用户,可能来自政府(如果是政府项目),也可能其他渠道。
举一个我经历过的例子。我经历过的一个项目中间没钱了,上级让我们准备材料,大老板们要拿着去找资金。我们一个大项目分成若干部分,我负责其中一部分。因为参与了材料准备,知道了一个项目所需要的资金,是要“找”的。投资人是谁,我的位置还不能了解到那些,不是很清楚,但知道全球有几大投资公司,他们操纵着资本,决定钱往哪儿投。
所以,美国的企业他们敢给高薪,可以给高薪,因为钱反正不是自己的。钱花完了怎么办?再找。找不来怎么办?那就解散。我在美国直接、间接经历过“打水漂”的项目,几千万,几亿,几十亿的都有,没有人痛心疾首损失,也没有人在乎。即使有部分资金来自政府的投资,也没人在乎。美国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它能这么玩,它敢这么玩。美国政府的钱哪来的呢?当然不否认美国人民的劳动,但最主要的是从全世界剥削来的。
美国的公务员
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在社会平均工资中,是比较“中下”水平的,但福利比较好,假期比较多,工作安稳,讲究的不是效率,而是服从规章制度。
美国的影视宣传
美国影视宣传很迷惑人,那里动不动就说“我是纳税人”,听起来很有权力的样子,其实美国仅靠人民纳那点税什么事都做不了,背后操纵的还是大财团,人民纳税不过是为大财团操纵增加了稳定系数而已。当然,这一切,只是我个人看法。
美国的政治环境
其实我写关于美国的事,很少写明具体的人名,地点。如果我的朋友们知道我在中国政治性论坛发贴,估计都会说我“发疯了”。我在美国的论坛从来不发贴。美国自由吗?我不认为是这样。当然,美国可以有骂美国总统的自由,那是针对个人的,无所谓,但不能有为共产主义“张目”的自由,也没有攻击美国现有制度的自由。相对来说,中国自由的多,连开国奠基人都可以随意辱骂,强国论坛这样的喉舌网站都充满了用美国体制取代现有体制的喧嚣。这在美国都是做不到的。有人会说,在美国可以随便评说毛泽东,随便攻击共产党,是啊,美国当然会允许随便攻击中国和毛泽东,就像在中国可以随便攻击美国一样。但如果美国允许你去高喊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那就说明美国是真的“言论自由”了。
一个朋友。他十几岁到美国读书,他的祖国因为美国的政策导致很多问题,从大学开始他就业余写文章,抨击美国的政策。他那么做的时候,相信美国是言论自由的。他确实没有碰到什么“打扰”,看起来的确言论很自由。但办绿卡,他比别人多花了3、4倍的时间。这次让他补这个材料,下次说明那个信息,美国移民局不是高效率的部门,一个“轮回”可能就一年甚至更多,不拒绝你,就是总“折腾你”,每次都和颜悦色,就是不发绿卡。朋友私底下聚会,后来也都猜到问题出在哪里,但只是“猜测”。这个朋友最后很“老实”了,再也不公开发表什么了。
读书的时候,去一个公司实习,带我的师傅有次听到我电话里跟一个朋友开“政治玩笑”,他把我叫到办公楼外一个空旷的地方,跟我说:永远不要在电话里,email里,信件中谈论任何涉及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想和朋友聊,见面聊。并警告我:“你太年轻,来美国时间太短,什么都不了解,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在美国,对于情报部门来说每个人都是透明的,你要想呆在这里,就别给自己找麻烦。”师傅的父亲一生在“有关”部门工作,我想他不是“危言耸听”。
似乎是我的宿命,无论在学校还是工作,总能碰到人主动找我聊关于中国和毛。我谨记上面这位师傅的警告,大多只在吃饭或者休息时间闲聊,当然也有自己掌控不了的时候,比如老板来找你聊中国的事,无论哪种情况,都要掌握好回答问题的角度,尽量站在美国人能理解的角度,而不是“从我出发”去“说服”去一味表述“我”的观点和立场。解释,而绝对不能让对方感觉你是在“宣传”。
朋友在美国国会拨经费的一个部门工作,面向亚洲。她有几次在第二天上班时发现办公室被动过。不是只他一个人,所有人。办公室人都心照不宣,但谁都不说。我给这位朋友家里都很少打电话,即使电话,也都是鸡毛蒜皮八卦的事,政治时事一概免谈,怕给她找麻烦。
一位伊拉克后裔朋友,家里抽屉两次被人搜过,电脑被动过。他其实什么也没做过,不过是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在网上发泄了一下怒气而已。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刚去美国不久,两个传教的找到我,我很惊讶,我从来没去过教会活动,和教会也没什么瓜葛。我问他们怎么找到我?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工作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和地址。后来我搬到另外一个州,刚安顿没几天,又有传教的找上门来了,他们不仅知道我搬家了,还能准确无误的找到我。后来又换了一个州,还是如此情况。我询问一位美国朋友,他问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尤其教堂,留下过个人信息?我才想起来,曾经去一个州旅游,参观过某个教堂,一进门有个登记簿,就在登记薄上留下名字,从哪个州来,仅此而已。朋友说,“那就是了。他们总会有办法找到你。”不由的感叹教会搜集个人信息的强大。
美国基本是这样:你一旦在某个“系统”留下个人信息,无论是银行,买车,还是买房,或申请信用卡,你基本就是“透明”的了。我们赞叹美国信息管理现代化的时候,被管理的每个人其实已经没有隐私可言了,当然你自己不知道,以为个人隐私被保护的很好,其实对于统治者来说,你是“全裸”的。
我一个朋友的男朋友,长期从事宗教文化研究。他对宗教有了新发现,跟一位制片人正筹备拍片的时候,被紧急叫停了。他们的片子一旦开播,将彻底颠覆千年来的宗教信仰。用中国话来说,他们被“禁”了。就是现在,我在强坛发贴写他的故事,也极其小心,不想给他找来麻烦,他的关于上帝真正起源的发现,在整个西方还是个禁忌的话题。他曾经承受很深的压力。
美国人的准则
美国人能骂总统,的确很爽。不用仔细观察都能发现:美国人骂现任总统,骂前任总统,但美国人从不骂一个总统——建国的那个总统!
一个中国同事知道我的朋友圈子“老外”多,让我下一次聚会叫上他。他平时除了办公室工作,其它时间很少跟“老外”接触。“下个”聚会,我叫上他了,我们约好了在某个购物广场碰头。一起碰头的还有另外两个美国朋友,他们是一对夫妇。我们约了下午6点,结果中国同事迟到了有15分钟。 美国朋友(夫妇中男的),一看到同事,劈头盖脸就是“man, 你应该遵守时间,你不能这样让别人等待。”
这位老外是个“直性子”,说话的时候脸上是“怒气冲冲”的,“一点面子也不讲”。中国同事一下子脸涨得通红,马上说“我不去了”,看得出来,他被激怒了。双方都互不买帐,结果是不欢而散。
第五篇:与西方学者一席谈——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拜访学者一席谈:“我反对把毛放在黑暗的灯光下”。
慕名拜访W博士。介绍我去的朋友说,博士对中国颇有研究,对毛的看法也比较客观。
从反毛的书开始聊,这是拜访博士的初衷。向博士提及,印象很深,博士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张戎的书,说:“张把毛放在极端负面的位置去描述,这导致她所进行的一切努力被质疑。”
博士再一次肯定他坚持这样的观点。“我反对把毛放在黑暗的灯光下,那会带有太多个人的偏见、猜测和想象。”
问博士如何看待张所展示的那些资料?有些看起来是对当事人的采访,甚至披露了一些前苏联的机密。
“即使是真实的事件,并不意味着能揭示事件的真实。我可以不怀疑真实性,但我首先质疑的是‘解释’。任何资料和信息的意义在于‘如何被解释’?引起学者批评的,是张错误的对待她的那些资料,在张的解读中,毛做的每一件事的动机都是最坏的,毛极权独裁专制。那样的解读只有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只引向一个结论——因为毛的错误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毛因此必须为和平时期中国的一切灾难负责,为几千万人的死亡负责。这太夸张。张的这一努力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结果走向了她要努力的反面,”博士停了一下又补充说,“随着时间,尤其学术界,冷静下来,质疑越来越多。”
“包括张,我认为所有那些负面描写毛的们,都在创作小说。”我说。
博士点头赞同“的确更像小说”。
“那些书在操纵读者情绪。张与其他不同的是,她选择了一个比较容易被西方人接受的角度,其他主要针对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在全社会还没达到广泛科学思维阶段的时候,就像迷信“秘方”一样,宫廷秘闻式的“揭露”就有了很大的市场。遗憾的是,那些书和文章仍然发生了影响。”
“影响总是随着时间在改变。这是一个阶段。”博士说。
“比如张,”
博士插话:她对材料搜集的努力应给被肯定。
“但这也是误导的开始。张所选择采访的对象,我不认为有普遍性。”
博士点头。“或者特殊的角度。从张的书也可以看出来,她似乎只截取对她结论有帮助的资料,这存在两个问题,1.她预先有了结论;2.她对当事人的选取,是不是也带有倾向性?这是学者不满意、有疑问的地方。如果她所进行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为她的结论服务,这让她的资料和努力失去了价值和意义。”
“被误导的一个结果,当把目光只集中在一个特殊群体的时候,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最普通劳动者的命运被忽略了,在关于中国关于毛的研究中,偏见和片面的角度必然带来歪曲。或许这可以解释一个现象,为什么中国越开放,美国反而越来越不了解中国人?”
博士点头:“从资料的角度说,关于中国的资料始终不够丰富。”
“但更重要的是,所有关于中国的资料,存在偏见和片面。”
“当然。资料的合理和代表性需要首先被确定和明确描述。”博士说。
“只是我的观察,中国学术界,‘群体采样’的概念还没被广泛采用或者普及。我希望我的观察是错误的。”
显然,博士纯粹学术立场。但那些站在“审判毛泽东”立场的们,会在乎资料或者解释是否科学合理吗?恐怕他们最在乎的是能不能颠覆毛的形象,能不能让毛遭到更多人的厌恶和唾弃,能不能让中国人彻底忘记、抛弃毛。”
“我认为在张那样的那里,学术和宣传发生了混淆。他们不是学术的立场,是市场的概念,他们在做宣传,写的是小说,或者政治宣传材料,试图改变人们心中毛的形象,但并不拒绝被当作学术参考。”我说。
“这也是学者不满意的地方。”
“我从那些身上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如此在乎自我的时候,他的苦难是什么呢?”
“自己。”
“或者让他们成为这样的父母文化。”
“原因之一”博士说。
“6个月大的婴儿哭泣有两种:身体不适,或者内心精神世界的构造被大人忽视践踏了。6岁的孩子哭泣也有两种:身体不适,或者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大部分对毛的控诉,让我更多看到的是欲望没有被满足。谁把欲望置于他们内心?”
博士笑,“我想,我知道了你的观点。”
“那些书另外一个问题,包括大部分对毛负面的评论,我认为都表现了在用儒家思想审判毛。”
“我在翻阅中国历史资料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似乎有一个‘正统’的标准始终在那里。凡是不符合标准的历史人物,都遭到了指责和否定,如果是皇帝,几乎都是差不多的罪名。关于他们的资料,明显经过了大量删减过滤,包括《资治通鉴》那样的书。”博士说。
我继续:“当我看到毛的那些罪行的时候,很惊讶在哪里读到过?是的,那些古代白话文小说。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罪恶和悲惨,在荒淫无道的皇帝统治下几乎都同样发生过,用词和角度,几乎一模一样。假如历史在重复,说明两点:1.毛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昏君没有区别,2.既然能重复发生可能就不全是毛的错,但毛之外的其他领导们似乎都比毛更正确,这种逻辑让我觉着很荒唐,一个昏君带出一群贤良,一群贤良能辅佐出昏君?”
博士笑:“所以毛必须独裁专制。”
“博士是否认同?”我问。
“没有谁可以说,他已经全面看清楚了毛。就目前所有能看到的资料和证据来说,不能给毛下这样的结论。”博士严肃的回答。
“但是当穿戴上西方民主的T恤和帽子的时候,对毛的指责似乎有道理了。”
博士大笑:“你在让他们坠向地狱。”
“别担心,他们并不信上帝。”
笑。
需要指责一下美国。
“不能否认美国或者西方为反毛反中国的人提供了舞台和市场。”
“但首先要摧毁毛的不是美国或者西方,而是中国人自己。从针对毛的结论开始,显然政治的需要多于学术和其他。””博士强调。
不得不承认,博士也许是对的。
一直感叹。美国谙熟大众宣传和学术的区别:宣传是操纵大众的,严谨的学术和国家战略、利益相关。美国可以提供给任何国家政治异见者舞台,这是操纵国际政治的需要,但他们相信那些异见者的宣传吗?未必。所有那些海外出书写书颠覆、攻击、抹黑毛泽东的,能达到的,还是混乱中国人的思想,涣散中国人的信念。谁看到过美国的政治异见者站在外国提供的舞台上反对美国或者美国政治?不是因为美国多自由,而是很少有国家把颠覆别国做为自己战略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毛的错误被夸大了。”博士说。
“我更倾向于说,是一种抹黑行为。”我说。
我坚持一个观点:当用某种角度抹黑毛泽东的时候,西方也学会了用相同角度看中国。过去这些年,不断的在证实。其实抹黑毛,就是在抹黑我们自己。
记得有次,看到某领导人站在国际演讲台上,为了宣传现在的伟大成果,对比讲起了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感觉就像一只羊在向狼叙述自己成长过程中,从狼的角度看羊自己的父母存在的问题,当时不知道是应该感叹“幼稚”?“愚蠢”?还是“善良”?
“从美国允许学者存在不同看法来看,这更像在让中国人相信毛是恶魔的同时,美国自己可能并不相信这一切。”
博士笑:“太尖锐。我没有评论。”
“博士如何看待死于饥荒的数字?”我问。想必博士对3千万的数字不陌生。
“如果首先认为那是毛的错误,这样的立场是错误的。围绕死亡数字发生了什么?学术需要找出各种关系。一些文章说,因为毛才进行了大跃进,因为大跃进才导致几千万人死亡,这只是一种假设,一种可能性。那么也完全可以存在另外的假设,另外的可能性。最接近真相的,可能是各种假设和可能性的结合。简单认为一切都是毛或者大跃进的错误,可能正在背离真相。”
“我认为一个对今天都有影响的问题被忽略了:毛是不是能得到足够的、真实的信息?一些人努力把毛写成精神变态,专制,迷恋权力的疯子,似乎这样就可以忽略其他问题,一切都变成毛个人的问题。”
“那样的手法更多暴露的是个人的猜测和偏见。”博士说,
博士如何看对毛迷恋权力的指责?
“所有政治家都追求权力。期待政治家们做事情,必须对他们的权力欲望给予满足,政治当然存在讨价还价。”博士说。
“精辟。但我不认为毛是这样的情况,他和西方政治人物有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也不同于西方政党。”我辩解道。
博士继续:“毛当然不是,他不是通过政治家花言巧语的演说来获取选票而后权力。毛对世界政治的巨大贡献之一,他给所有政治家做出了榜样。毛是个信仰者,更是个伟大的实践者,他在实践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巨大的力量和魅力,这让他成为领导者也成为被人民推动者。他一生的奋斗带给人们启示;怎么判断信任一个国家的领导者?那就是领导者必须让人民看到他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必须让人民看到他能付诸实践。”
博士大概不知道,当西方政要从毛身上学习怎么做令人民信任的领导人的时候,中国的精英们正在希望中国能出美国那样的总统。
一个问题。从大众传媒可以看到,美国经常‘信手拈来’取笑挖苦前苏联或斯大林独裁专制,但对毛,却表现了更多的“小心翼翼”?
包括博士,显然对毛比对斯大林有更多的好感。
“冷战是原因之一”,博士解释道。
博士继续:“毛,对美国和西方世界一代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显示出正面。我个人认为,毛更哲学,更多个人魅力。我喜欢中国,了不起的国家和民族。”
“谢谢。”由衷感谢每一个喜欢中国的外国人。
跟博士说,我从一个角度,看到了毛和斯大林的不同:“被压迫者如果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取得政权本身不是革命者的胜利。真正的胜利,是革命的群众一旦发现革命的领导者们背叛了革命初衷,必须知道如何把他们们赶下台。必须先有这样的权力和相应手段,然后才是其它。”
“读过乔治奥威尔的书?”博士问。
回答:“他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尽管他反对嘲弄共产主义,质疑暴力革命,但也给我掀开另外一个角度,对我看今天中国的问题很有帮助。”
博士:“我并不认为他在反对和嘲弄。他揭示的问题资本主义世界也同样存在。他最大的启示是:在前苏联那样的革命和模式下,如何监督制约斯大林和那些无产阶级的领袖们或者官员们?”
“博士是否认为毛和他的同志们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问。
“我当然认为毛和他的同志们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我认为中国和前苏联不同。”
“因为毛?”
“这正是我要说的。”博士回答,“显然毛进行了探索和努力。”
知道博士指什么。
说起《动物农庄》这本书。
抛开个人的偏见,这本书从“反动”的角度,揭示了一些深刻的东西:
暴力革命的过程中,革命的领导者们很容易因为被信任而拥有了权力。这也是革命成功后,新的专制和腐败可能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动物农庄》中,领导者们走向专制腐败的标志,就是从开始享受被赶跑的、农场主的生活开始,这导致他们必须修正革命最初的目标和戒律才能为他们的行为带来合理解释。不断的修改修正,最后改成当初革命的敌人已经不再是敌人。《动物农庄》最后一幕就是:革命的领导者们,和最初革命的敌人---农场主们,为了共同利益把酒言欢。动物们只能默默的在窗外注视这一切,有的在困惑,更多的是麻木。
“毛具有伟大的洞察力。”博士赞叹。
“我一直想知道,毛是不是看过《动物农庄》这本书?”我说。
这本书写于1942年,出版后立即风靡了整个西方世界。毛发动文化革命是1966年。这中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90年代苏联垮掉,似乎证实了《动物农庄》的描述,几乎是翻版。
“我认为毛40年前做的,其实也是在为中国的今天和将来做探索。”我说。
“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广泛的时候,它的走向也更令人瞩目,这是让西方世界不安的。”博士说。
“中国确实在十字路口。只有一个方向对中国来说是正确的选择。”我说。
博士示意我继续。
“中国民众中有一个不难凝结的共识:现在的政权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革命本身是十分正义的,对革命的前辈们有广泛的尊敬,无论现在面对什么样的问题。这种坚定的相信正是解决中国现在腐败和探索民主出路的基础---当更多的人认识到,造成今天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对革命初衷的背叛和修正的时候,革命的初衷,会再一次成为衡量领导阶级或政党的标准。这是我看到毛在文化革命中的一个实践---强调一代一代必须牢牢记住革命的初衷和戒律,背叛了这些,就必然走向专制和腐败。当然,产生这样广泛的认识需要时间。受美国影响,现在中国对民主的认识还处在混乱的阶段,如果去做调查,恐怕大多数人会认为,民主是用选票把不满意的领导或者政党选下台,腐败产生是制度本身缺乏监督,这当然是问题,但这是在用美国民主的尺子,量中国的问题。”
想起一个问题问博士:“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区别在哪里?”
“我现在不能马上回答你这个问题。”博士回答。
“只是我的简单理解:是多数和少数的差别,精英和群众的差别,更大利益寻求者和被压迫者造反的差别。”
“可能”,博士说。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需要再进行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实现美国这样的民主制度。但我怀疑。中国没有这种土壤,最后导致的可能就是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中国历史上,只要有革命,就一定是暴力的,这是历史,那么走向专制的轮回,就会一直伴随中国。台湾迷惑了很多人。我相信如果美国把手从台湾拿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台湾像美国领养的孩子,美国时刻在呵护搀扶。”
大规模群众革命后,或者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后,民主的权力和监督怎么实现?指出这个问题最多的在西方,但真正做出了探索和实践的,不是林肯,不是华盛顿,也不是列宁斯大林,而是毛泽东。毛在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成熟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威望,发动了那场运动。
问博士是否认同我的一个观点:“西方学者对文化革命的评价,之所以比中国自己表现的更冷静慎重,就是因为西方从‘暴力革命产生必然问题’的角度看,因此才更多的看到了毛进行的探索和努力。”
博士基本认同。并补充说:“文化革命存在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性,毛的努力,可能要花更长时间才能逐渐看清楚。”
也许正是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局限,40年前,中国大部人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甚至包括现在。思想认识和文化的局限导致40年前的实践出现了偏激,决定了40年前只能走那么远。
“从这个角度说,毛的努力,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做探索,为大多数人参与的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后、如何建立民主监督制度做探索。这可能会是对世界范围内的伟大贡献。”我说。
“假如能从这个角度证实,可能会是这样。”博士回答。
“当越来越多中国人,从对当初革命正义性的坚定相信,认识到实现自己民主权力的出路必须回到并坚守革命的初衷的时候,也就广泛的认识到了今天问题的根源。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但任何时候认识到问题都不是痛苦,而是解决的开始。我相信如果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不可阻止的,人们会看向毛泽东。他探索过实践过,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结果,都是后人的财富,人们必然一次一次走近他,每一次都会带着比‘上一次’更清醒的认识,更全面的理解,更理性的思考,更科学的实践,直到探索实践出系统、秩序的程序,让中国走出历史的轮回。”我说。
“多少中国人是这样的角度?”博士问。
“不知道。博士听到最多的应该是抱怨中国没有美国这样的民主制度?”
博士点头。
博士提到一位著名牧师学者,70年代直到临终对中国充满期待。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社会的进步一定是人民的权力得到体现和解放,毛展示了真正彻底的民主追求,这是西方社会做不到的。
看毛后期努力,佩服他巨大的勇气。他知道可能断送一生的功绩,可能要很久才能被人理解,但他仍然做了。对他最无情的指责,大概就是他这样做是为了个人权力欲望。
“只看错误的时候,100%的空间就都给了错误。”博士说。
“如果让当时的贵族来记录法国大革命,可能除了血腥和屠杀,没有其他别的内容了。”我感叹。
“很多时候,历史是‘今天看起来’的历史,但不能仅仅一种角度,必须尽量全面。毛,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巨人,他的影响深刻而广泛。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看20世纪的世界政治,看中国,没有谁可以回避毛,也许未来还会这样。”博士说。旋即笑了:“世界范围内,恐怕毛是唯一知道怎么向强权傲慢说话并教训他们的人。”
第六篇:美国在没落吗?说说美国近期所见所闻
对美国的经济危机,尽管到处都是危机的话题,一直没有太多感触,只有几个玩股票的朋友,纷纷说“已经输到脚底”了。 直到圣诞新年前后,与往年相比,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物价涨的厉害。出差频繁,有小半年不怎么“大手笔”购生活物资了。 再次走进超市,发现物价涨了很多。尤其米面,蔬菜,禽蛋等,相对半年前涨幅至少30%。
第二个变化,饭店冷清了。以前常去的几个饭店,4个月前周末去还人气很旺,新年再去,冷冷清清。
第三个变化,警察罚款多了。新年驱车前往纽约上州,朋友千叮咛万嘱咐,小心警察,纽约州高速路上警力增加了,加强了罚款,因为政府财政缩减。 罚款增加了内容,不仅有超速罚单,还有各种莫名的费用,一笔罚下来,可以高达400美元(以前最多也就100多元)。
第四个变化,美国开始提倡“勤俭节约”了。朋友所在大学,平时各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全天候灯火通明,现在能集中的集中,能不开的不开,节省费用。
第五个变化,路上旅行的少了。曾经数次圣诞新年驾车出游,就算是圣诞夜,路上也都能看到车辆来往频繁。唯有这次,依旧是圣诞夜,高速路上“一马平川”,半天看不到一辆车。cruise(自动定速?)功能从未用过,这次终于用上了,索性盘腿坐在座位上,手搭扶一下方向盘,让车自己往前开,爽是爽,就是有点奇怪,美国公路从来没这么清净过。到收费站,有点感觉了,记得以前不收费的路段,也收费了,费用也明显增加。突然感悟:以前看到的美国种种“为人民服务”原来是有条件的:富裕的时候一个样,没钱的时候“为人民服务”也跟着缩水了。
第六个变化,美国的自信在下降。 朋友从加拿大过来,异常愤怒,他有5年没来美国了,这次感觉最明显的变化是美国边境官的态度,从前的宽松和善没有了,代之以粗暴恶劣。朋友因遭到了搜身,充满敌意的盘问,调查等等而愤怒,并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从此不再踏进美国。 朋友说,现在美国的边境官已经完全变了,“象被惊着了一样”,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进入美国的人,对老人到小孩都是这种态度,已经看不到对人的尊重了,美国人自己抛弃了他们一直宣扬的价值观念。
曾经有个电视采访,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居然被边境官揪到小屋盘问几个小时。主持人问美国边境官,为什么要这样? 边境官回答“不给恐怖主义传递错误信息,告诉他们没有机会可以乘,无论老人和孩子,检查都严格。”朋友说,“美国原来的自信已经没有了,经过这次经济危机,会越来越不自信。失去了自信,这是美国衰落的开始。”
第七个变化,穷人愈发贫困。薇是我认识的美国人中最穷的,67岁,退休前在大学图书馆工作。薇是美国“消费经济”的典型代表,“寅吃卯粮”借钱消费成习惯了,只要信用卡能借出钱来,就去消费。现在信用卡借钱困难了,她陷入了困境。圣诞前专程去看薇,她和猫都处在“断粮”的处境。
薇每个月退休金算起来不少,依然不够花。美国人对生活品质要求很高,住、穿、用、度、玩,都要维持在一定水准。比如薇不会为了省钱自己做饭,对于她来说一日三餐自己做简直是苦役。很多美国人都这样。“我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 这就是薇的信条。美国人对食物质量很在乎,薇即使没饭吃,也不会去买便宜的食物。都这么困难了,薇去跟男朋友约会,依然打扮的漂亮高贵,心情靓到爆,看不出是个生活陷入困境的人。
作为圣诞礼物,我请薇出去吃饭,她高兴极了。去饭店是她喜欢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些日子没去了。吃饭聊天,说着说着,薇突然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她的骄傲让她控制住流泪,她要她的尊严,那是西方人骨子里的,所以她只反复说感谢上帝,让她的男朋友和我都出现在她的生活中。薇对我会由衷的、真诚的感谢,但措辞语气绝不表现谦恭,她把所有的感激涕零和感恩戴德都送给了上帝 ----- 她需要这样,这让她保持住那份尊严和平等。人和人之间可以存在相互帮助,但不应存在同情怜悯的给予和感恩戴德的回报。也许只有这样,才让人们活的相对轻松,都能有尊严的、平等的相互面对。尽管这样的“尊严和平等”是“精神鸦片”式的,但让一个阶级的社会看起来“平等”,需要这样的麻醉。
临走的时候,我给薇的猫买了足够吃3个月的猫粮,给了薇一份可以去商店换回钱的礼物。至于她是不是去换钱,那是她自己的选择。薇是这样的性格:可以没有钱,但不可以丢掉主宰自己的权利。我不认同甚至“批判”的看待薇的生活方式,但我佩服薇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美国人像薇一样消费习惯的占大多数,美国的消费经济占到70%以上,谁在养着美国的消费?是全世界。但是美国人意识不到这些,包括薇。他们被惯坏了。
美国是不是真的从此走向衰落?我没有这种预见能力,不敢断言。
终篇:关于毛泽东:与一个天主教徒的对话
这篇太长,就不编辑了,给个全文地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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