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刀急了》一文刊出后，没见牛刀着急，但很多人急了。
估计这些人大多是牛刀的支持者或粉丝，他们当中有人怀疑我是开发商，大概认为房价马上要暴跌了，说：“我看你比牛刀还急”，有人质疑动机，有人说我“幸灾乐祸”，有人说牛刀是替国家着急，为人民代言，纵然不对，那也是低估了恶意推高房价人的实力。言下之意，只要动机没问题，说几句错话没什么大不了的，更何况是“为国家、为人民”。
这又让我想起了那篇文章里提到过的“政治上正确”这个有些时髦的外来语，“政治上正确”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和解释，用的最多的是用在为人处世哲学方面。政治上正确要求说话不能得罪人，要绝对避免使用有性别、年龄、生理、种族、工作等各方面带有的歧视性的容易使人感到不爽的语言。
说白了，政治上正确是一门说好听话的艺术。
据说英文里面的政治(politics)这个词来源于客气(polite)，为简单起见，不妨把政治上正确叫做“客气政治”。当然，这种“客气”不是仅仅为了追求一团和气，客气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无立场、无目的的客气是不能放在政治这个词汇前面的。客气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护或争取个人乃至某一团体、集团的利益。这一点似乎又颇得“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一历史上中国帝王治国理念的真传。
“客气政治”非常重要而且实用，小到百姓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大到派系之间的斗争与妥协，乃至于“政權交待”（鸠 山 先生竞选口号）全都用得着。政治上正确的具体方法很简单，就是说好听话，而这一点要想做得圆满却没那么容易，同样一句话，有的人听起来舒服，另一些人听了却可能觉得刺耳。因此，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不说话；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对什么人该说什么话，一切都要拿捏得十分精准，事关得失成败，丝毫马虎不得。
比如在公司里处理好同事关系，了解上级好恶，准确揣摩领导意图，就是政治上正确，就可以左右逢源，人见人爱。达到这个境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水到渠成了。
再比如在“民主政治”下的自由竞选活动中，那些政治人物的竞选班子会仔细研究不同族群不同阶层的“诉求”，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设计出最能打动人的竞选口号，然后发动宣传攻势，到各地去拜票，拉选票说成“拜”票，客气之极啊。
“政治上正确”还有另一个版本：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站对了阵营，有正确的政治方向也叫政治上正确。只要大方向是对的，即使说错了话，办错了事，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这和敌我矛盾有本质的却别。识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有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提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后面还有没有个“同志”的后缀，如果有，你就可以暂时松一口气，如果没有，那问题就严重了。
这种政治上正确与是否客气无关，它常常是很不客气的。
不管哪种版本，归根结底，政治上正确都可以归纳成言行要符合某种主流意识，这种主流意识要么是传统的，要么是官方的，要么是精英的，要么是草根的。
问题来了，当同一个时期不同群体之间出现不同的主流意识的时候，会出现不同的政治上正确，选择哪一种“正确”就成了一个问题，好在有一个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那就是选择“人民”。
有了这一选项，即使错了，那也是“低估了邪恶势力的能量”，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的动机是为国为民，所以我依然正确。
这一选项的妙处在于，谁也说不清人民在哪儿，而人们往往误认为说人民就是在说自己。
人民是个不可数名词，它是个“可思不可见”的抽象概念。你我他，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可见而具体，故而都不能叫做人民，虽然大家也许可以说自己是人民的一分子。
如果你我都是人民，那开发商是不是人民？炒房客是不是人民？贪官污吏是不是人民？
把人民这个概念搞清楚了，就会发现“替人民说话”这种提法毫无意义，不着边际。
牛刀 先生把开发商们从人民中剔除出去，把他们归入邪恶势力范畴，并且委任任志强为“邪恶势力的代表”。实际上人民包括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而任何一个人乃至一个群体却都不能代表人民。人民中有善有恶，每个人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脸谱化地把人分为好人坏人，那是喜欢看动画片的幼儿园孩童的认知水平。
说到这儿也许有人会想到，既然替人民说话经不起推敲，那就换一种说法，用“替穷人说话”总可以了吧？
还是要命！实际上替人民说话一直被大家默认为替穷人说话，这一点我很清楚，为顺应习惯，姑且还是把替人民说话等同于替穷人说话。前面没有点明是为了先澄清概念，理出些头绪以便后面的分析。
当今世界“替人民说话”的人很多，从陈水扁到马英九，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哪个不说自己为了人民，哪个会傻到说自己反人民？最终又有谁曾真正救过人民？我曾把那些口惠而实不至的行为称为“拿穷人开心”，实际上又岂止拿人开心这么简单？
说白了，对这些政治家而言救不救得了穷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赚人气，拉选票。只要把人民挂在嘴边那就是政治上正确。政治家们统统政治上正确，政治上“不正确”的成不了政治家。
这是个思想家辈出的年代，通讯技术的空前发达，人们可以很方便地通过不同渠道提出各式各样的思想、见解、预测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可谓是百家争鸣，“诸子百家”无一例外地打出“为国为民”的旗号。
这样的人多了，当然可以带来思想和文化的繁荣，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现象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如果处理不好，于国于民未必是福音！
当年老子曾提出“绝圣弃贤 民利百倍”，“不尚贤，使民不争”，这被很多人理解为对儒家思想的否定和批判，实际上老子并非反对仁义道德，只不过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很多满嘴“仁义道德”的思想家周游列国，到处游说，煽风点火，以至于各国纷纷兴“正义之师”相互讨伐，搞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天下大乱不是因为缺少圣贤，反而是因为太多，倒不如没有这些个“圣贤”，老百姓还能修养生息，过几天安稳日子。可见物极必反，“贤人”太多，聪明人太多，仁义道德讲的太多，对国家是祸不是福啊！
反观当今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物欲横流，资本主义民主思潮泛滥，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相应增加，相反很多人的被剥夺感却不断增加，各种社会矛盾不断产生和激化。这些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搞商品经济的必然结果。
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很少有人愿意成为后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们往往不去做纵向比较，却时常做横向比较，与先富起来的人比较。老子期望的“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那种境界是无论如何达不到了，人们天天见“欲”，天天与人比，于是天天心乱，天天很生气。
我们尚未很好地解决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兼容性和排异性的问题，商品经济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同时也产生了严重且具有普遍性的腐败现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些问题至今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给那些思想家们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和巨大的发挥空间。他们致力于研究财富的“再分配”，如何进一步发展经济，更多地创造财富似乎不是这些人的研究重点。
政治不好玩，就拿所谓的“民主社会”来看，一些人在台下的政客说的头头是道，等他们上了台，问题照样搞不定，或者一个问题解决了，又出来一堆新问题，说不定情况更糟。“你跺你也麻”。话说回来，问题虽不能全盘解决，利益再分配的目的总是能达到的，不过与穷人无关。
政治家往往更注重姿态而不是效果，我希望研究经济的人们不要变成那样的人，这是两个行当。经济虽然离不开政治，但把更多的精力专注于经济规律的研究，少搞一些形而上的东西，拿出切实可行的发展经济的措施，才是对国家和人民真正的贡献。
政治上正确往往伴随的是经济上的不正确，经济上的不正确会给喜欢听好听话的人们带来实际的经济损失，最终在政治上也无法正确了。
“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表达思想，甚至能控制思想。”（这里借用，并非取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原意），说出去的好听话，虽然未必能实现，但它会变成一个精神枷锁，牢牢地控制住说话人的思想，这在“为国为民”的自我暗示下会更严重，会在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仍然拒绝反思，义无反顾地在害人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我说的是房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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