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事件之我见
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引发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 2009年6月20日 湖北省石首市发生了因酒店厨师非正常死亡而导致数万群众围观、道路被堵塞事件。少数不法分子借机制造事端,在停放尸体的酒店内纵火滋事,并煽动一些围观群众,袭击前来灭火的消防战士和公安民警,导致多名警察受伤,多部消防车辆和警车被砸坏。 2009年7月24日 ,吉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部分职工因不满企业重组而在通钢厂区内聚集上访,反对河北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一度造成工厂内7个高炉停产,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被殴打,不治身亡。
群起事件近年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报道这样性质的群起事件年发案率已达数万起。为什么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群起事件会频发呢?为什么往往一件普通小事却会让成百、上千甚至逾万人参入,从而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呢?令人深思。
一、 信仰问题。过去我们国家理直气壮的宣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宣传媒体、各级党政机关都积极宣传和发动人民群众学习“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作重点转移后,社会主义变成了“特色”的,共产主义是写在党章里的,共产主义对于年轻人几乎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经济发展、GDP是超越一切的指标。毛泽东思想很少提了,信仰淡化缺失。现在用什么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一些理论本身就没有自成体系,其中心思想都可以从毛泽东思想那里找到依据,而且表述的远不及毛泽东精辟。人们现在信什么呢?是不是有点信仰缺失。一个人没有信仰等于没有灵魂,一个国家没有信仰呢?如果一个国家信仰缺失、没有一种能将全国统一凝聚起来的思想,又会是一种什么后果呢?
二、人民的地位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成果,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决定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政权的基础是人民大众。
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在我们政权中处于什么地位?现在政权依靠的主要力量是什么?是有产阶级还是最广泛的人民大众呢?被逐步边缘化了大众,还会是依靠力量吗?政府和人民大众的关系实际上又是什么关系呢?阶级的重新产生会不会引发新的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
三、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燃。建国以后,毛泽东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取缔、消灭了娼妓、毒品、社会黑恶势力。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时间,这些社会丑恶现象已经绝迹。但现在几乎一夜之间死灰复燃。这些丑恶的东西,败坏了社会风气,毒害了人们的心身健康,破坏了许多家庭的和谐幸福,特别社会黑恶势力本身就是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许多群起事件都会有黑恶势力的身影,他们成了推波助澜的急先锋。在农村有很多这样人的在掌权,如果黑恶势力和权利沆瀣一气相勾连,它的后果将更加严重,普通百姓恐怕只有敢怒而不敢言了。
四、庞大的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企业改制、私有化造成的几千万工人下岗;各类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形成的农村“圈地”和城市“拆迁”,致使农民失去了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没有了土地他们怎么生存,土地补偿费只能解决当前只需,以后怎么办?强行拆迁引发的矛盾更是比比皆是。这些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绝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些弱势群体的存在会不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呢?
五、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理论上讲人民是主人,干部是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改革开放前,共产党在努力实践。那个时候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在经济上也相差不多,毛泽东的工资也只有404元。那个时候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们心理平衡,心情舒畅。 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开放也带来了许多不健康的东西,新产生的有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干部腐败、司法腐败等等,干部在处理占地、拆迁等敏感问题的时候往往站在企业(实际是资产阶级)一边,无形中和群众形成对立。个别司法干部在处理案件时,收受贿赂徇私枉法,致使许多百姓有冤无处诉。这些都腐蚀、侵蚀着原本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人们对政府心存怨恨失去信任,对那些腐败干部深恶疼绝。这些问题不解决很容易激化矛盾。这可能也是产生群体事件的最重要的原因。
六、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改革开放后,“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等都发生着微妙变化,私人资产、资本,特别是官僚权利资本的产生,更使生产资料公有制名存实亡,资产收益已占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劳动力成为了商品,创造的剩余价值大部成为私有资产。国有企业的老总们年薪动辄几十万,甚至百万以上,还有看不到的灰色收入。一个企业职工的年收入才多少呢?这个差别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吗?还有一些垄断和特殊行业的收入,也是高的惊人。电业等行业的职工,就是个收电费的,年薪也10万左右(包括奖金等)。据报道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的月工资大部分在40万左右,高的近50万,有些地方台的主持人的商业性收入更是多的惊人,湖南台的李湘商业性年收入竟达3000余万,善良的人们敢想吗?这是否也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呢?中央电视台是国有单位,各种收费扣除费用都应该是国有资产收益,员工工资也应该有个工资帽吧,怎么能没原则的都分掉呢?这和集体私分国有资产还有本质的区别吗?对于这样一种分配体制和制度,社会的公平从何谈起,我们的理论工还能理直气壮的说“我们的社会是人人平等”的吗?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还能对广大工人说“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吗?对于这样的分配制度怎能让人心里平衡,如果大多数人都心存不满,这个社会会和谐吗?
七、政府对基层的控制松散。在农村土地分配到户以后,过去的最基层单位生产队已经消亡,特别取消提留和土地税以后,农户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已相当松散,加上农民工的进城等因素,政府对农村的掌控已经弱化。在城市,企业职工已变成单纯的劳动力,思想教育,思想上要求进步等已成为过去,社区居委会没有强有力的权威,居民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大多数有名无实。城乡这样的基层组织,连信息互通都成为问题,更不用说让他们化解矛盾,应对突发事件了。矛盾往往平时都隐藏着,遇到诱因就爆发,这是不是也是发生群体事件的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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