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国”
_____兼谈马列国家学说
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每个人都生活在“国”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国”从何来？何谓“国”、国有何用？“国”向何处去？人们往往不思究竟，然而，这却是万万不能忽视的问题。诚如列宁所说：“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经生活在一个无“国”的社会。拿中国来说，云南的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陕西的蓝田人距今约80万年。一般认为从元谋人到公元前21世纪，是中国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原始社会是无“国”的社会。在原始社会的后期，也就是在原始社会的高级阶段，社会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产生了奴隶和奴隶主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语）。”马列经典作家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这无疑非常正确。
人类早期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马列经典作家认为“主要是指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原来，在原始公社的部落之间的战争，也是有“队伍”的，但那种“队伍”充其量是平时生产，战时打仗的“民兵”而已，其使命是对外征伐，不是打自己人。到了阶级社会，武装队伍与原始公社时期相比，不仅变得“专业”，而且“特殊”起来了。对外征伐的使命变成“攘外必先安内”，打自己人。镇压奴隶的造反，把造反的奴隶关起来服劳役，成了早期奴隶制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监狱和军队就构成了早期“国”的主要内容。
你看，“国”这个东西的产生，本来是因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性辛勤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后，进入阶级社会才产生的；而体现“国”之本质内容的军队，不仅吃穷人种的粮食、穿穷人做的衣服，而且，成员的多数也是穷人子弟。结果呢？在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头儿”们的指挥下，枪口却对着穷人（自己的父老兄弟）。劳动人民的子弟“异化”成向他们的父兄专政的工具。
在中国这块地方，“国”的产生伴随着有趣和基本可信的传说。史书记载：大约40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原始部落的部落联盟的“头儿”黄帝，率领部落打败南方的蚩尤部落和黄河上游的炎帝部落。后来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联盟，在黄河流域长期繁衍，构成了以后华夏族的主干成分。中华民族称为炎黄子孙，盖源于此。黄河流域继黄帝以后，有名的部落联盟的首领有尧、舜、禹。“禅让”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民主推选“头儿”的制度。
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是中国这块地方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传说到尧的时候，尧就比较富有了，到舜的时候，舜已经有储粮的仓库。禹的父亲曾筑城保护自己的财产。经济上的私有制，必然无情地动摇那种原有的上层建筑。禹在世的时候，大概尧、舜的政治影响还在，禹想推翻“旧制”公开搞“家天下”还不怎么行得通，禹也许还舍不得和他一起治水的穷哥儿们，总之，禹没有主动把天下交给他的儿子。但禹的儿子——启就不同了，老子前脚死，他紧接着就毫不客气地打破“禅让”惯例，自说自话地继承了父亲禹的职位。从此，“禅让”制被王位世袭制所替代。“天下为公”变成了“天下为私”。启敢于这样大胆地搞，根本原因在于原始公社的公有经济已经解体。启是靠着私有制经济基础、依靠强势群体的人际关系，做了奴隶主贵族的“总头儿”。从主观上来说，也由于启一直养尊处优，没有吃过什么苦，和穷人没有感情，才最终走到穷人的对立面。公元前21世纪开始，中国正式进入了奴隶制社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夏朝奴隶主贵族为了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设置了军队，制定了刑法，修造了监狱，建筑了城墙，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机器，更加有效地剥削和压迫穷人，发展和保护私有财产。
郭沫若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于春秋战国之交。但就国家形式来讲，真正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应该从秦始皇开始算起。这种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经历过许多朝代，一直延续到晚清，直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才在形式上把这种国家制度推翻。奴隶制国家也好，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也好，无论朝代叫什么夏、商、周、秦、汉、唐等，也无论“国”的“头儿”姓嬴、刘、李还是姓爱新觉罗，“国”的那种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的本质始终没有变。“国”中，始终是有钱人拥戴着“王”或“帝”，剥削和压迫穷人；始终是穷人辛辛苦苦种粮食、做工去完成苛捐杂税，穷人的劳动果实被统治阶级拿去养活军队、狱警；始终是统治阶级用穷人组成军队、狱警，去监督、镇压敢于造反的穷人；始终是有钱人在“王”或“帝”的天下，消费穷人的血泪，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当然，统治阶级对付被剥削和压迫阶级的，也不仅仅是“武”的一手，而是“文”“武”两手并用，在“文”上狠下功夫。首先，皇帝老儿都把自己说成真龙天子。最典型的是刘邦和朱元璋。刘邦本来是个只管百十来户的小小亭长，后来想做皇帝了，就说自己是“赤帝子”下凡，也就是“赤帝”的儿子。朱元璋的父母本是普通农民，没什么故事来源，拍马屁的文人就说在朱元璋落地的那一刻，朱家的草房火光冲天，邻居跑来救火，却发现朱家生了个男孩。总之，朱元璋就是“命当为帝”。史书上还有公然写着皇帝的母亲在怀孕时梦见龙压在身上的。总之，为证明自己是“真龙”天子，让黎民百姓服从统治而耍尽花招，甚至不惜拿自己的母亲出丑。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着是：创建、完善、实行罪恶的统治理论，以愚弄穷人。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百家争鸣，有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但在本人看来，无论哪个学派，都是在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对被剥削阶级没有安什么好心。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的两千多年，更是把这种“软”的一手，发展的登峰造极。孔夫子被视为“圣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在天命论的指导下，在“中庸”的掩盖下，一个“仁”字欺骗了中国的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两千多年。孔夫子的学说，就是要穷人认命，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叫穷人世世代代、心甘情愿地做非人的封建人治专制统治的顺民，让皇帝老儿为“头儿”的封建地主阶级永享天下。
对“国”的这种阶级属性，历来统治者和反动文人是不承认的。他们摆出一副中庸的面孔，把“国”说成“全民”的国、超阶级的国，反复叫被剥削被压迫的穷人要与富人“和”、“谐”，不要抗议，不能造反,等待来世翻身。但是，近百年来中国考古界发现的许多奴隶殉葬墓，具具白骨注释着“国”的残酷压迫史。座座皇帝老儿的陵墓，有的高大如山。司马迁记载，秦始皇的陵墓，不仅陪葬了无数的珍宝，而且，陵墓竣工的时候，连工匠都未能幸免地予以活埋。慈禧太后死后，仅鞋子上的一颗鸡蛋大的珍珠就价值连城。事实无情地粉碎了剥削阶级统治者的无耻谎言。
特别可笑的是，自认为懂得人类文明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不仅没有一个承认“国”的阶级性，而且，千方百计地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无产阶级也是玩的镇压和欺骗两手。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外衣下，一边是掌握着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一边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双方就那样“等价”地、“自由”地交换着各自拥有的“要素”，无产阶级就那样“流动”地被“自由”地剥削着。但是，资产阶级忘了，当年英国的斯图亚特封建专制王朝和英国资产阶级“全民”过国家吗？当年的法国路易波旁王朝和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全民”过国家吗？没有！在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在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他们和封建专制王朝的斗争，也是血淋淋的，他们也是痛彻感受过阶级压迫的，他们也千方百计去推翻封建专制国家。只是在自己掌权、成为统治阶级以后，才改变了角色，也与无产阶级玩起了历来统治阶级在国家问题上的鬼把戏。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不仅揭示了国家的产生根本原因，而且，也揭示了国家的消亡基本规律。国家不是被废除的，而是自行消亡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国家不仅仍然会继续存在，而且，国家的阶级性也会继续存在。只不过这时的国家已经不是少数剥削者剥削和压迫穷人的机器，而是多数人，亦即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保护、发展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利益，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组织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不断向共产主义推进的政权机关，这种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直到生产力高度发展而导致阶级消灭,国家才会真正消亡,那时的"国家"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组织,彻底没有了阶级专政的职能。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无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还是赫鲁晓夫以及当今世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这些混入共产党内或共产党内滋生出来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无不充满刻骨仇恨，必欲否定、篡改、修正而后快。赫鲁晓夫大肆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至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仅与马列主义格格不入，而且，根本就是早就背离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苏联特殊利益集团在面临社会危机时对修正主义理论的再修补，根本不是什么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理论。苏共被强行解散，庞大苏联解体，苏共亡党，苏联亡国，是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列主义的恶果，而决不是马列主义失效。苏联降旗于戈尔巴乔夫，但却肇始于赫鲁晓夫。你看，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混在共产党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千方百计去建立私有制的、让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受害的资产阶级国家。他们的企图实现了，苏联生产资料公有制变成寡头私有制，工人阶级重新陷入被剥削的悲惨境地。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再次证明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这块地方，在建立什么性质的国家问题上，曾经面临两种选择、两种前途。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心想延续“古制”，建立一个继续剥削和压迫穷人的独裁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在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指引下，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前途，下决心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用三年时间，打败了蒋家王朝。公元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终于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然后，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克服了各种干扰破坏，完成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终于建立在华夏大地。长远目标是走向共产主义的中国人民,对残酷的剥削压迫制度记忆犹新。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毛泽东同志健在的时候,虽然发生过"错误",但是,有资料统计显示,经济发展仍然取得了9%以上的年均增速.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不仅有消灭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本事,而且,完全具有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设彻底摆脱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能力。
千年历史一瞬间，改天换地百战难。我国社会和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还相当遥远,前进的道路还存在着是一直走向共产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两种可能。但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难道非要搞私化吗,非要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吗？不能，也不需要！相反,更需要发展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理直气壮地进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保持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以杜绝经济危机（这本来是完全做的到的），促进生产力以高于资本主义的速度更快发展，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一些打马列旗号的“修正分子”、“资改精英”和无良学者,念念不忘在中国搞私化,巴不得已经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彻底化公为私。他们的理由是：公有制企业“产权不明”，私有制才能够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把公有制说的一无是处，让私有制的“长处”绝对化。既然私有制那样神乎，那么,中国搞了四千多年的私有制,特别是近代以来，为什么越来越落后了呢?结果搞成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差点被小日本消灭了呢?倒是在公有制搞的最得力的时候,那个霸权主义国家的总统跑到毛泽东的书房,主动和毛泽东握手来了呢?他们在毛泽东身后搞私化的结果又如何呢？结果是：腐败分子不择手段地掠夺社会财富，新生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行超经济剥削，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想吃好、想穿好、想住房、想读书、想看病，但是，许多人因手中无钱，只能望洋兴叹。中国的社会购买力明显不足，已经走上了和美帝国主义一样的经济危机的死路。弄得社会阶级矛盾趋向突出，人心向背已经泾渭分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开始提心吊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又毫无出息地求救于孔老二，向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大肆鼓吹儒家学说，大念“和”经、大谈“民主”，公然否认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甚至连“阶级”两字都怕见到，掩耳盗铃地写成阶层，企业模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贩卖修正主义的全民党、全民国家那一套，妄图彻底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幻想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什么纯而越纯的单一所有制,但是,也从来不动摇和不允许动摇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列宁说：“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列宁的教导一点没有过时。工人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只是万里长征开始的一小步，坚持和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性质，是一个漫长的、无比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体现在事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切身利益和政治地位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具体操作上，其间，面临着被打倒的本国剥削阶级及国际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意识形态上，等无所不在的反抗和破坏，客观存在复辟的可能。这就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保持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显得尤其艰难。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彻底认清事关自己阶级利益的、生死存亡的这一重大原则问题。
人类只有认清过去走过的路,才能够明白今后应走的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五星红旗是烈士鲜血染成的。建成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正是无数先烈甘愿牺牲的原因所在,也是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之最爱；爱无产阶级专政的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才是真正的爱国，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最大历史责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让我们高呼：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万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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