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性成份，从道理上讲本应当成为举国欢庆的时刻，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民间的爱国情绪并没有如想象中一样被再次点燃，相反，倒是出现了非常可怕人民思想的尖锐对立，尤其是出现了不该出现的派别争斗，在我看来，新中国六十年了，有关方面应当有能力化解尖锐的思想对立，更不应当成为思想对立的制造者，为什么现在中国社会出现不和谐的各种对立情绪呢？怪老百姓吗？我看没有道理。
从过去到现在，我从来都不反对改革，也不反对开放，因为，无论是从新中国历史的哪一个阶段来看，还是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我们都是在设法践行，即使中间因国家战略的需要有过曲折经历，但并不能否定新中国领导人有意抵制过改革和开放，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现在，中国有些不可理解的是：有些人想把“改革开放”这个词当作其护身符，当作中华民族的“宗教教义”，以期其成为中国人未来永世不变的信仰体系，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一、现阶段把“改革开放”定为“教义”的几个主要原因。
1，满足西方社会的需要。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取得了自己想要的核威慑和自己想要的航天成就，为中国人独立自主地与世界各国打交道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武装基础，也为后来与西方人打交道奠定了安全保障，根本性解决了中国人接触西方人的恐惧心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一种变形的“改革开放”的向前推进，中国人从“不恐惧”又回到了“怕得罪”的历史循环，“改革开放”成了中国讨好西方政治势力的一种承诺、一种口号，也是中国人给自己戴上的一副沉重枷锁，哪一天不喊“改革开放”，好象西方人会抽我们的鞭子、打我们的屁股、抢我们的政权一样令人害怕，这种思想牢牢地掌控了一大群中国政治人物和民间亲西方势力，“改革开放”现在发展成了不是为中国而提、而是为西方而设的境地，它已经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中国人对西方的“保证书”和“宣誓词”。
2、为满足国内资改派的需要。中国经过近几十年的变革，已经由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跨越”，从而也顺其自然地产生了中国式资产阶级阵营，这个阵营还在不断地扩大，这个阵营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也是与日俱增，很有可能将中国带入到“官僚政治”和“寡头政治”阶段，这个阵营现在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国的方方面面，普通人民群众对于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接近于一种摆设，普通百姓对于自身权益的保障权力也接近于完全失守，资产阶级要维系其政治和经济目的，最有效的“教义”是什么？现阶段毫无疑问是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这个概念时未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但是，资产阶级却聪明而高调且不时失时机地将其神化成了中国式的“基本教义”，因为它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享乐”，这种“教义”短时期内具有相当强的传播优势和接受普遍性，对于普通的人民群众来说，被洗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总体来讲，资改派可以说已经完全掌握了把“改革开放”当作维护他们自身利益“宗教教义”的绝对控制权，谁不推行，谁可能就失去了资本和政治的支持，谁就有可能失去一切。
3、政治方向的迷失。前面我已经提到中国现在形式上已经处在了资本主义阶段，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宣传中必须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特性是出于对宪法的“尊重”，因为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制度，在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上中国已经处在十分难以决择的情况下，口号也就成了一个难题，不提“改革开放”好象满足不了资改派的要求，不提社会主义又满足不了国家大法的强制束缚，但是，变了味道的“改革开放”又不能代表政治现实的真实面貌，所有的中国政治人物都在徬徨，提毛泽东思想又担心自身利益受损，显得是提心吊胆的，左右权衡，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把“改革开放”作为，因为这至少能保证他们自身的利益不至于尝失，政治的迷茫不必由某一个人来承担，历史和人民终究会承担的。
二、为什么不需要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教义”？
1、改革的历史永恒性。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处在无时无刻地改革进程中，尽管不同的阶段叫法也许不一样，有时叫“变革”，有时称“革新”等等，但是，本质的意义就是我们现在挂在嘴的“改革”，如果人类没有改革，怎么能进步到现在这样的文明社会呢？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国家更是沿着这样的路走过来的。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78年以前，中国也同样是在尝试着不同的改革方式，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的步伐，把1978年以后作为中国改革的起点是经不起推敲的，抛开远的历史不谈，从近的来说，华国锋执政后，实际上也加大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力度。
2、改革的普遍性。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是在边前进边改革吗？有哪一个国家是原地不动的过日子吗？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做着推动社会发展的改革。然而，我们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家以某一年作为其“改革的起点”来纪念的，因为改革是普遍的，是无需纪念的，中国为什么就要例外地纪念呢？我们到底是为了纪念某个人？还是为了强调1978以前中国没有改革？如果说纪念邓先生在某些方面做出了性历史贡献，我没有任何非议，但是，如果是为了纪念一个人而刻意否定另一个人，那就显得不够光明磊落。
3、改革的历史侧重性。不同时期中国面对的国内和国际形势都不一样，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一样，采取的改革手段也会不一样，改革的侧重点会不一样，最后产生的后果肯定就不一样，当历史条件和历史人物出现变化，社会局面可能也会产生新的不同特点，改革就必须从解决一种主要矛盾转化为解决另一种主要矛盾。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很难从“社会主义的一面旗手”上挣脱出来，因为新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选择了当一面旗手的角色，不能随便倒下；因为我们要进联合国，离开了同一社会阵营的帮助，我们将毫无作为。当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最大战略问题解决以后，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明显减弱，国内经济建设的步子也明显加快，与西方的接触也明显起步，我们可以翻开中国的历史年鉴找到答案。另外，毛泽东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个敢与美苏交恶的领导人，西方不可能希望在毛的晚年帮助他解决国内问题，毛泽东是一个让他们既恨又怕的人，所以毛泽东时代改革的艰巨性可想而知。当中国进入另一个时代以后，中国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国家战略，“市场换技术”的思维对任何西方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中国的改革阻力大为减小，资金推动力明显加大，所以，从物质的丰富程度来讲，改革的进步性很快让人民忘记一切，“物质欲”一直伴随三代人走到现在，不过，单用物质来考察改革的成果还为时尚早，等待检验的东西还很多。再说，即使不是邓小平主导第二代领导集体，换一个人来主导，只要中国愿意敞开市场，谁领导中国谁都会得到西方的物质，中国还不一定不如现在和谐，把现在的一切记在某个人身上好象有些牵强。历史的进步是积累而成的，不是一蹉而就的。
4、开放的主动性与被动性。因闭关锁国导致清王朝的灭亡，这一点新中国的开国元老们不可能看不到，他们从内心肯定渴望开放，希望在尽快的时间内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如果有人否认他们的主动性，是不客观的说法，在西方阵营对中国采取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对第三世界国家尽了最大程度的开放，即使在西方阵营内部，我们也选择了一些突破口，以求赢得一些西方国家的理解和合作，毛泽东时期对外开放的主动性是不容质疑的，但是，外部环境的恶化、西方世界的封锁又使当时中国开放的被动性显而易见。到了1978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抛弃了国家的非物质战略，转向了物质决定政策的战略阶段，只要有物质上的满足，什么样的开放都可以实现，超乎想象的主动性让西方世界调整了对华政策，由单纯意识形态的围剿转向到以经济围剿带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围剿，也就是说通过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根据中国目前的现状，应当说西方国家的基本目的已经实现，唯一还没有达到西方彻底满足的领域就是：军队还没有完全西化。但是，如果不改变思路，最后的防线也有被突破的危险。
5、开放的广泛性。有人说1978年以来，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中国成了世界的中心，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些评价，从表面上看都是可以成立的，没有人能否认三十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中国人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空前的，因为中国几乎所有的产业都被西方控制了，除了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产业幸免于难以外，中国很难看到没有向西方开放的领域，现在，连一向被视为弱质产业的农业也基本被跨国集团操控，“中国人挖资源，西方人控技术”成了中西方打交道的铁律，科技、文化、经济、价值取向完全置于西方的无形和有形之手，讨好西方人的认同感和赞美是当前中国一部分精英的主流心态，谁反西方谁就是封建思维的代表，谁不融入洋人的价值轨道，谁就是没有文化和教养的落后群体，处于集体阿谀奉承心态的中国完全没有活在自尊状态之中，“只要能过腐朽的生活受辱也值得”成了一种上、中、下层中国同胞的共识。“裤档开放”其实只是中国最广泛开放的一个小部分，比“裤档开放”更可怕的是中华民族处于一种向“大脑动物化”发展的趋势，完全失去了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应有的气质和内涵。
6、开放的阴谋性。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处于相对的开放状态，但是，涉及到不同领域和层面的开放，各个国家会大有不同，有些国家的开放领域和开放程度会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中国有很多领域的开放则完全是被阴谋者所利用，有些领域是中了外国阴谋者的圈套，有些人是中了国内汉奸的圈套，传统产业和国家高端产业的西化可以说是因无知和目光短浅而中了外国人的圈套；而金融、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沦陷则完全是国内汉奸内外勾结的结果，因为两方面的失败均不同程度的因为阴谋的存在，所以挽救起来极为艰难，最后就只能是：国家的损失人民承担。中国年年喊大发展，喊了几十年，大部分人民却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有人说是中国人多的缘故，其实是胡说八道，中国正是由于庞大的人口优势才保证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象中国这样的独立的完全流通的单一系统，这样的系统能量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也无法比拟的，一个固定的系统，分子越多，能量越大，人口多绝不是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借口，更确切的原因应当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快速集中到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手中，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得到的是经济成果的残羹冷汁。
“改革”和“开放”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无时无刻存在的一个中性词汇，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任务和方式可能有别，但是，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国家稳定的人民幸福，把“改革”和“开放”独立于某个时代过度解读，其实透露出的不是“科学的发展观”，而是“人治的发展观”，为了政治需要，为了造神需要，我们把“改革开放”价值绝对化了。
中国必须尽快走出“以个人需要定历史”的人治主义思想，尽快走上“按实事书写历史”的科学道路上来。
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信仰体系？
如果中国不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那么有没有合适的可能让中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信仰体系呢？有没有让中国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信仰体系呢？我看是有的，并且也很简单：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人类历史来看，社会主义作为世界性的信仰都是可以的，从新中国的历史来看，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信仰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里的正确内容都是在毛泽东思想中有明确表述的，没有必要另立思想，在可以预的未来，中国很难在几百年以内再出现能与毛泽东思想同样伟大的理论，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可以作为几百年内中国人的信仰体系，现在就只差形成共识了。
中南大学孙锡良（禁止转载）2009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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