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期待与冷静观察——也说重庆打黑与国庆亮点
重庆着力打黑，网上反映十分热烈，有的帖子，乃有“解放”云云的评语。
一，黑社会猖獗已成普遍现象，已成笼罩在“神州六亿舜尧”头上的沉重乌云。
二，重庆打黑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将黑社会的权力后台晒了出来，令人触目惊心。私有制深化30年，业已形成钱权黑结合的社会现象，哪里有“拆迁”，那里就有黑社会的身影，就有权力的台前背后运作。房地产开发，“黑”不过是“铁三角”的配角和打手， 而“娱乐城”和黄赌毒，离开警黑合流很难生存。高档酒家早已成为 “招商引资”不受限制的特区，邓贵大式的“异性洗裕”消费，官方挂牌保护——它就是产生邓玉娇现象的社会基础。国外是下里巴人进“红灯区”，中国的“红灯区”，属于权贵富豪“成功人士”的“特区”。良知未泯的警官不慎“误入白虎堂”，会顶上“破坏招商引资”的罪名，立马“不换思想就换人”。
这一现象已经成普世化，亦“中国特色”之一，重庆居然认真地碰一碰，自然令国人刮目相看。
三，腐败愈演愈烈，钱权黑合流趋势发展明显，社会状况愈来愈遭，多年反腐，率多就事论事，基本是撞上枪口落马，难得一见靠机制正常“反”下来贪官，更未见能有效的遏制腐败。重庆主动打黑，一下子系统地牵出大量的官场后台，一新国人耳目，令人不能不刮目相看。
人们高度赞赏薄熙来同志的作为，更期望重庆的运作能够深入下去，并在全国推而广之。
“期望”云云，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何谓？就形式言，它反映的是一定阶层的意愿，是“心”，不是“物”；但这“心”，产生自一定的社会现实，它所折射出的社会矛盾则是客观的。从对薄熙来的赞赏与期望，能看出中国当下社会和谐的状况以及老百姓的态度。
对重庆以及更高当局言，应当就此赞赏与愿望，看到民心所向，要敢于直面中国当下的社会矛盾，认真反思30年走过的路。不要预设禁区，“不动摇”——普京该“动摇”时“动摇”一下，到底算是“走回头路”还是“实事求是”？恐怕亟须一辨。
对于期望者言，则宜冷静，实事求是些为好。
国庆亮点，网上也很热一阵子。这“热”，自然映照民心所向，但大喜过望则不必。 “新增方队”云云，就有点不切实际。60年，四层次，自然不可少了毛泽东。邓理论、三代表、科学发展观，在现下体系中是传承关系，失去了“毛泽东思想”，逻辑不完整。更何况，是纪念60年开国大庆，“开国”是重头戏，60年中毛泽东占一半，若追本溯源，从1927年算起，毛泽东更占进三分之二。这还只是就时间量而言。所以，既未倒旗易帜，那60年大庆，毛泽东是越不过去的。“回来了”云云，则未免主观也。“临时增加”云云，不过智者拾遗补阙，纠正“和谐”纪念不容忽视的疏漏，以免引起舆论大哗耳。
中山装云云，亦反映国人民族自信与民族特色回归期望。一改革开放，由上而下，西装横空出世，以横扫席卷之势，将毛式中山装扫地出门。与央视大裤衩一样，它极具审美观照意义。《南方周末》歌颂耀邦功德的长文，就有过“带头穿西装唱流行歌曲”的专题。剃发易服，满洲贵族是下血本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当代精英高明，一个身体力行，就轻而易举地实现了改服易饰，它不折不扣成为对西方“先进文化”皈依的一个象征。第三世界国家都有民族标志的服装，国民党政府都曾立法制订民国官服，惟独我们，一“接轨”就“完全彻底”忘却自我。30年了，对中山装回归的期望，自然也是国人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虽然它还是初步的，但不可小觑。至于这一期望的激发点，实际上是不带领章帽徽的军服。未评军衔，又不像美国总统那样，着西装接见部队，于是就用这一特色方式表明统帅身份，多年已成惯例。这次就将服装改变颜色，或许今后即以此为最高统帅的专用，也未可知。如果有意借此改变西装的一统天下，则体现的方式应该范围更大一些。
总之，“特别是”依然四缺一， “毛泽东思想”是虚位的。回头望一下，这一切早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哲人自有“自知之明”也。
不过，“过望”亦不必失望，“假作真时真胜假”，惟其如此，正见国人对毛泽东思想、对民族意识回归期望之殷也。“毛泽东思想万岁”渴望回归，已经不是“××你好”时代了，民心所向如此明显，关注和谐稳定的高层，想亦不会视而不见也。
看《解放》蒋经国上海打虎，不由自主，就联想到眼前的重庆打黑。
《解放》这一片断很精彩，极有深度，它揭示了蒋家王朝非亡不可的历史必然性，“介公”已陷入打亦亡、不打亦亡的死胡同无法自拔。蒋介石钦命大太子持尚方宝剑出征，本意是决心打黑挽狂澜于既倒。面临生死存亡情急之际他居然忘了：他这在是向自己的政权基础开刀。海上“成功人士”的来信最有说服力：这些追随蒋氏多年对“革命”作过极大贡献的人，今天正成为将大太子打黑的对象。蒋家王朝的崛起、蒋家王朝的统治与蒋家王朝的风雨飘摇，都是来自这一社会基础——与黑社会结合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无论是抑治打击他们，还是全心全意依靠他们，都是一个死。这是历史为他们注定了的命运！无论是蒋介石、宋美玲还是蒋经国，他们都逃脱不料之一命运。
自然在这一问题上《解放》也有美中不足，有一点它强调得不够：蒋经国上海打虎的根本任务还是推行发行金圆券的“币制改革”，“改革”不允许国民持有金银和外汇，一律强行兑换成金圆券废纸，实际是这是蒋家王朝崩溃前的一次对国民的赤裸裸的掠夺。蒋经国的失败只不过说明，这一掠夺只能面向中下层群众，一碰到上层，就会“政令不出总统府”，不仅如此，它不过又给他们提供一次暴发先富的机会而已。
中国当下的腐败，党国存亡生死攸关，也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共同性最大的话语，虽然内涵各异。反腐力度不断加大，腐败还是愈演愈烈，足愧前人。本是市场化改革30年“实践经验”的答案，精英却说是改革不到位的结果。一个个好端端的企业，从“放权”到“包”到“股”，“完善”来“完善”去，“完善”得非卖不可——这就是市场化设定的改革模式。精英们自己也说，这叫“次优选择”，叫“吐痰效应”。换一个视角，就叫“腐败”。故，腐败云云，亦不过由“姓社”向“姓资”转型中官僚买办资本原始积累的基本形式耳。这是“转型接轨”的历史铁律，无论“激进”“渐进”，概莫能外。而“权钱黑”，不过这一阶级实现积累的手段，马克思所谓“超经济掠夺”也。在这个意义上，与“反腐”与“打虎”，是有异地而同的可比性的。
所以，30年改革“旧体制”，无不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赖毛泽东时代的余荫，调动全国力量，抗洪、防治非典、办奥运世博、抗震重建，也包括计划生育，都能一帆风顺，可以超乎欧美，优于第三世界——但一接触到腐败，马上显得无奈无力。令精英阶层咬牙切齿的毛泽东的晚年，无非是发动群众进行反腐败防演变的演练，给公仆“走资”变老爷带上了紧箍咒。毛泽东身后，诅咒文革，除去了“紧箍咒”，解除了共产党曾经设置的一切约束禁锢，广大公仆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先富起来”了，“拨乱反正”就是在无所不用其极地为他们的掠夺创设一切有利条件，以便让“书记”尽快转型为“老板”。反之，如果不“与时俱进”，反落个思想僵化罪名。自然，超越与时俱进的潜规则也会使同行侧目，妨碍安定团结，所以也得反腐。尽管出了群体事件能够将通钢贱卖个案曝光，但是，你能够因此叫停“攻坚改制”、“走回头路”吗？
因此。我对重庆打黑持冷静观察态度。
一，权钱黑结合的水太深，“打黑”难以深入和推广， 难免适可而止，见好就收。
重庆打黑，看不出试点迹象，未见上层战略部署意向，也不见各省市反应。薄熙来坦言：“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既然你们重庆黑社会势力严重，那你们就打吧。它不为例。要注意政策，不要搞成群众运动，不要扩大化。要注意保护为改革开放作贡献的阶层，不能追究“原罪”，影响稳定和发展，警惕走回头路噢！
近日，重庆检方已经声明“不搞成运动，不扩大化”了。
就像蒋经国打虎一样，真正深入下去，必然会触动改革的社会基础。
二，不解决根本，风头过后，极易“前腐后继”。
多年来，揭出了不少地区部门的腐败窝案，但个案惩处之后，前腐后继已成普遍现象。安徽阜阳、沈阳慕马、绥化马德、河南交通厅等等，先例俱在。江苏曹克明是一位特立独行的铁面纪检书记，地县一把手腐败，经他一查，势如破竹，一窝窝、一串串拎了出来，真是所向披靡，大快人心。然而，几年过去了，回头望，当年落马者也太小儿科，后继者要牛百倍——人们司空见惯，早已见怪不惊了。
重庆打黑，如果仅仅是个案辉煌，会不会蹈此覆辙？
三，重庆打黑，揭露了钱权黑结合黑幕的一角，如不能追本溯源，触动以私有化为目标的资改，至多不过为“市场经济”创造“和谐”环境，其意义不宜过高预期。
亵渎崇高、消解理论的结果，是猫论和市侩哲学铺天盖地。遥想当年马克思论按劳分配，毛泽东论中国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属于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是何等科学，何等严谨，何等明亮啊！
按感觉思维，按劳分配也就公平极了。然而，马克思却这样分析：
“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於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於使用同一的尺度……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曾几何时，“按资分配”业经天经地义了。
一个“不问姓社姓资”，使神州大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什么 “老板养活工人”、“按照生产要素分配”、“80％贡献是能人创造的”、“剥削有功论”、资本家评劳模、三分之二老板入党、等等，乌烟瘴气、沧海横流，使“笑贫不笑贪”和“笑贫不笑娼”成为六亿神州的普世价值观念！——中国精英的理论品格，使一切伯恩施坦、考茨基们相形见绌！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中国的根本问题，还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即所有制问题，或者说坚持“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是不拨乱反正改弦更张，其他问题都属枝节。以普京现象为标志，俄罗斯是走到了一个“拐点”，但那性质不过是民族主义的觉醒，调整一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坚持不动摇的买办卖国路线，打击一下买办寡头，并不是真正“走回头路”。普京要解决的是“姓俄姓外”问题，并不是解决“姓社姓资”问题，这固然值得赞赏，但是，北极熊想重振雄风，依然任重道远。在中国，“韬光养晦”和买办主义依然声势可观。“韬光养晦”与“性中姓外”问题的反思，还有待时日。
仅仅是“打黑”，仅仅是广东式的转换“发展模式”，都不能有效解决中国问题。
话说回来，薄熙来同志的举措有力地显示出，真正执政为民，共产党人还是可以作为的，只有这样，才能振奋人心，才能获得人民拥护。
重庆打黑，还严峻地揭示了钱权黑结合下中国社会的冰山一脚，它从官方的角度给国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认识机会。对于醉心于歌颂盛世繁华和洋人认可的思维定势，无异于浇上一盆清醒的冷水。无论结果如何，这一认识作用，是谁都消泯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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