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波
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必须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甚至一万年来辉煌文明的基础上、必须放眼于世界文明史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百五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才能找到解惑的正确途径和答案。
一、是无与伦比的上万年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奠孕育了这么一代无与伦比的政治伟人
对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进行正确的定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动力进而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根本走向这样的大问题。对中华文明来说，“西方”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对伟大文明缺乏根本的认识和真实的了解，这才是历史的悲哀！我们必须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雾使我们对文明的认识尽量向历史的真本靠拢。中华文明只有“五千年”吗？中华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四的位置是公正的吗？还是让我们打开人类长河的闸门，仰看中华文明之光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
历史当然不能重复，也不能“复制”，但历史就“埋”在我们的脚下，“散落”于民间，“粘贴”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从现今考古史料中，我们可随便采撷几个实例以之绳证：我国北京山顶洞人约在公元前2.5万年前后就进入了农耕文明，其年代远远超出其它较早农耕文明（如时间约在公元前1－0.7万年的西亚“新月形沃土地带”农耕文明）1.5万年以上；距今1.2—1.1万年前的广西柳州大龙潭和广东英德青塘圩遗址中出土的陶片上已饰有绳纹，而此时人类的另三大文明还基本处于蒙昧阶段；公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古文化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和石刻文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雏形，比之古埃及、巴比伦的象形文字早出了约4000多年；河南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前的骨笛，多为七孔，具备音阶结构；公元前6100——56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发现窖穴达88个之多，储藏粟的总量约10万余斤之多；中国玉器业的发展早在8000年前就基本成熟，独树一帜；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中充分显示了中华先民纺织业的发达，中国丝织物后来成为古代文明史上横贯中西最为耀眼的彩带；江苏金坛三星村石钺的出土说明了6500年前以有了常备军；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奴隶殉葬，反映了制历权（社会政权）的形成和神权的高度集中；湖南澧县古城墙的发掘证实我国6000多年前就有了城墙的建造和城市的出现；天文历法独领风骚，七日星期制的使用远远早于犹太人”、“巴比伦人”2000年；牛河梁遗址南部的“金字塔式巨型建筑规模宏伟，堪匹千余年后的古埃及金字塔”（1）．．．．．．这些伟大的历史因考古的发现而与被我们当着神话讲了几千年的“三皇五帝”史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华近8000年国家文明史的面目显露端倪。中华文明是上下各五千年而非上下共计五千年，中华文明是“一万年”！伟大的史学研究者——《三皇五帝史断代》的董立章先生“挺奋进之孤师，付十数年之功力”，通过考古学、古文献学、考古年代学、古天文学、古气候学气象学等的综合研究，得出了惊人的历史结论：随着以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为基础的华胥氏超级部落联盟（已具半国家性质）势力的渐衰，而发源于湘江流域后逐渐东进的伏羲部落，与东夷女娲部落联盟后形成巨大族团，大规模从山东、江浙西进北进，于公元前5341年统一中原，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中华伏羲奴隶制国家诞生了。它西起关陇，东致大海，南括长江中下游，北越燕山而跨蒙辽，其辽阔版图为一千五百年、二千年后的古埃及、古巴比伦所无法企及（2）。壮哉！
从公元前5341年伏羲奴隶制王朝的建立到公元前1046年最后一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灭亡，莽莽苍苍3000年，期间主要经历了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唐、虞、夏、商等十个朝代，主要大事纪有：公元前4130—4082年共工称霸九州；公元前3707年涿鹿之战；公元前3007—2902年九黎之乱；公元前2780年统一四川；公元前2220—2150年鲧、大禹治水；公元前1930年统一巴蜀；公元前1520年小甲统一川陕（3）。就这样，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犹如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执人类文明之牛耳呼啸向前，到公元前11——8世纪，已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文明而跨入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封建领主制的国家——西周而雄居于世。经春秋战国——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改革与活力时代文化的大积累，到秦皇汉武——统天下而修法度，外击强奴内举经济，使得强大封建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形成的综合实力雄浑无比，化解了来自中亚、西亚凶悍蛮族的进攻并将其大部融化，避免了诸如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极早就被游牧蛮族灭亡的命运。此后的中国历史，无论是“分久必合”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还是“合久必分”的封建统一大帝国，中华文明始终以其无可替代的先进性和独特性，逶迤磅礴至人类发展的近代前夕。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大多数岁月里，中国的综合国力雄超于世，国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之首。又是中华科技特别是“四大发明”彻底改变了欧洲进而整个人类近代的历史进程。所以说，不是中华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首还是之尾的问题，而是中华文明远远地走在世界其它文明的前列且自文明发祥以来从未间断延续至今。正因为有如此伟大的民族和文明，才孕育出如此杰出的人物和思想。这是天人合一，今古相通，相得益彰，时事造就。毛泽东——人类一代天骄，领中华文明之真谛，集中华文化之大成，吸西方文明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之精髓，在人类的二十世纪里横空出世、天马行空，犹如黎明的夜空升起了冉冉不落的太阳！
二、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已离开我们二十六个年头了，但人们——包括世界大多数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不仅没有消减对这位历史伟人的怀念，而是随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化越发加深了对伟人的怀念和理解。今天人们来崇尚毛泽东，既不是“怀旧”，也不是“文艺复兴”。对中国人民来说，崇尚毛泽东与爱国主义有着历史的必然的联系，它唤醒起人们普遍的爱国热忱，振荡着人们内心埋藏已久的民族自尊与自豪，寻回似乎早已离出的良知与正义。对世界人民来说，直面帝国主义更加变本加厉的压榨第三世界人民，尤其以美国为首的邪恶帝国势力动辄就用战争来对付敢于为正义抗争的弱小国家和民族，用不正当不合理的政治的、经济的秩序来蒙蔽欺凌第三世界国家，正义清醒的人们何尝不怀念毛泽东执掌正义、搏击风浪、为人类正义和第三世界人民撑腰的豪情；何尝不怀念毛泽东叱咤风云、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如纸老虎的胆略气派；何尝不怀念毛泽东纵横捭阖、又斗争又团结玩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邪恶势力于股掌之中的策略艺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的正义来说，世界半个多世纪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与实际表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真谛的升华、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巩固社会主义成果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无价法宝，是人类良知与正义的试金石。是毛泽东最了解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而又胸怀世界海纳百川，还是在长沙求学中华处于最落后黑暗时的青年毛泽东就说以中华为主体的东方文明至少与西方文明各占半壁江山。他吞吐江河、文博海内、气盖环宇，不管是民族困厄之时还是昌盛之际始终保持着中华大气和民族自信。在毛泽东看来，千古一帝的秦皇、武功盖世的汉武只是略书了历史的文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中经济极度繁华的唐宗宋祖不就稍显了风华；而横扫亚欧大陆的成吉思汗只不过是一介武夫罢了。而诸如欧洲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中世纪的查理大帝、被近代欧洲所推崇的拿破仑等则更只是匹夫兺勇罢了。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俱往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唯我人民！正因为领袖心中装满了人民、贯穿着正气，人民才永怀念，历史才永远铭刻。
一二十年来国内外痛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们极尽诋毁、污蔑之能事，妄图从各方面来贬曲、抹黑领袖的伟大和思想的光辉。但历史与现实正反两方面教育着有良知和正义的人们，结果是无数青年从迷茫中觉醒，无数民族与爱国主义者义愤填膺，无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痛定思痛。他们又一次寻找思想的源泉和精神的动力、又一次从心底迸发出民族的自豪和爱国的激情、又一次坚定了消灭剥削、压迫、腐败、邪恶、不公、不正奔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信念和决心。他们找到了心中永恒的灯塔——毛泽东！他们找到了取之不尽的精神之源——毛泽东思想！
在上个世纪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革命领袖后继勃发之时，资本主义世界土崩瓦解了，社会主义在苏联、在中国、在东欧、在东南亚风起云涌；然而，在毛泽东仙逝后的十几年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大厦在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和修正主义的自孱内耗下轰然倒塌了，而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九评苏共》还是句句如芒，赫鲁晓夫、哥尔巴乔夫们，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类的解放史一定会将尔等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现在，从世界范围来说，虽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迷之时，但资本主义制度残酷剥削的本质、虚伪的民主自由和打着人权而行其杀戮霸权之实的行径也正在被全世界人民所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正又一次让拉美、东亚南亚、非洲、欧洲的劳动人民所景仰！人民在觉醒，劳资矛盾在激发，民族主义猛回头，爱国主义在升华，新老社会主义者更是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大旗英勇前行！如果将第三世界国家比作广大农村，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国家就是城市，从第三世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逐步取得胜利，再向帝国主义发起进攻，取得社会主义在全球的伟大胜利是完全有可能的！毛泽东思想普遍全球之时，就是共产主义胜利之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场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在全世界又一次风起云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三、必须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我们今天在政治、思想、理论上的关键是要好好总结在资本主义封锁包围（冷战时期）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而决不是去否定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处于历史性的最艰难探索时期而成就巨大的伟大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的过分贬曲，是造成今天思想低迷、社会紊乱、道德下滑、理想迷失的重要根源。冷战结束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充满艰险，本身就是探索和创新，是在失败与教训中前进。随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巨人之声，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亿万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榨与奴役下彻底解放出来，向着民主、自由的大道迅跑。可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甘心的，蒋匪残帮还未肃完，美国就把战火烧到了鸭路江边。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有伟大思想的武装，中国人民国际上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打出了军威、国威、民族尊严；国内取得了土改、恢复国民经济、剿匪镇反及“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胜利，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荡尽了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工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的最好水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第一次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从此，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走向集体走向人民公社向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中国从52年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1/15到70年代中期已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1952到1976年，钢由135万吨增长到了2046万吨，煤炭从6600万吨增长到48300万吨，水泥从286万吨增长到4670万吨，木材从1100万吨增长到5100万吨，电力从73亿千瓦/小时增长到2031亿千瓦/小时，原油从44万吨变成了8716万吨（1）。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工业总产值达到3．1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5年增长了172．6%，平均每年增长9．5%。中国还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铁路机车和海船，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7年爆炸了我国第一枚氢弹，1969年进行了我国首次地下核实验，1970年第一颗卫星上天和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3年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并于同年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杂交水稻，1975年继美苏后成功回收返回式卫星。1966到1976十年中，我国的粮食生产平均每年增产近180亿斤，即平均增长4．2%。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至40%。我国1952年到1978年的GDP年均递增6.5%，同期的世界GDP年均增长速度为3%左右。26年间，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快一倍还多，能是今天普遍所说的是“经济长期停滞”甚至是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吗？更为人们所勿略的是，这些巨大的成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后来的现代修正主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治上进行高压、经济上进行封锁、军事上进行包围的情况下取得的，这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创造的奇迹吗？只要实事求是的辩证的看待这段历史，我们就没理由不对我们那段伟大的岁月感到由衷的敬佩，而决不是象今天有些人们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夸大事实的刻意贬曲，这实质上就是好坏不分的否定了党的辉煌的历史、新中国辉煌的历史，这也就从根本上脱离了历史、脱离了事实求是，也是导致我们今天思想混乱、理想崩溃、道德下滑、邪气张扬、“西化”成风的重要根源之一。历史除了有惊人的相似还有惊人的反复：曾几何时，一种曾被共产党人所深刻认识被社会主义的人民所唾弃的典型的弱肉强食的剥削制度——资本主义，而如今却被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人们奉为了“民主法制”的典范和社会制度的圭臬，无怪乎社会主义的报刊杂志舆论教育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一个“民主”国家右一个“法制”国家，而使无产阶级真正翻身做了主人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享有了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反倒成了独裁、专制的“代名字”，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呵！对中国来说，一位诚实的外国学者做出了中肯的评价，“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4）如果一定要把五、六、七十年代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奋发向上，共产主义风格昂扬，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干群关系亲如一家，社会正气冲天，歪风邪气扫地，蒋匪帮胆寒，帝修反心惊的这么一个伟大而特殊的时代贬斥得一无是处，那只能是得来亲者痛、仇者快的结局。
四是必须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毛主席晚年的思想和实践
对毛主席认识上的一些误导并由此形成的过分贬损，实际上就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本身的贬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人类解放事业、人类正义的巨大“内损”和“亏耗”。由于国内思想上、理论上的某些偏误，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鼓噪，加上一些社会舆论（如学校教育，某些报刊杂志）的不正常的渲染，大体形成了对主席的基本社会“共识”：一说主席只会打仗，搞经济就不行了，解放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都搞砸了；二说主席只顾搞“阶级斗争”，搞意识形态，如“三反五反”、“反右”、“社教”、“文化大革命”等等，而忽视了经济规律、经济建设；三说主席闭关锁国，不搞改革开放；四说主席说了“人多力量大”，整了马寅初，使中国的人口膨胀；五说主席的晚年独裁，不讲民主等等。这些观点主要是基于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思想、理论界部分同志很难于一分为二的看待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艰辛探索，没有辩证分析主席当时一是基于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怕泄了六亿人民的气”；二是从向于共产主义阵营“超英赶美”的潮流；三是主席极力探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期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这样一种强烈的历史史命感；四是主席鉴于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极端形为而导致全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危机和从当时全球的战略形势出发而高擎起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做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席之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能不说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是符合历史的正义潮流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脱离当时实际的甚至于是“空想”的一些东西——典型的莫过于大炼钢铁和办大食堂等。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勇于承担责任和开展自我批评的，所以主席后来纠“左”，谈到大炼钢铁自己是“始作蛹者，其无后夫”，又经他倡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使人民公社比较合符实际地成为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基层政权形式。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辩证的分析这段历史，找出其得失，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不顾历史的真实或是过度夸大历史的错误的一味否定肯定是不可取的，这样只会搞乱思想，搞乱阵线，最后就是搞垮党、国家与民族。放开来说，五十年代的中国不搞集体的人民公社（名称或者叫别的什么，如苏联就叫集体农庄）式的社会主义，又应当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主席搞集工农兵学商于一体的人民公社，本身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探索，也就类似于今天走公司加农户的集农、工、贸于一体的集团之路。况且主席是那种极善于总结经验、既高度原则又高度灵活的政治领袖，所以才有后来的连续“纠左”。但鉴于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行攻击和赫鲁晓夫之流对中国没有一步一趋地紧跟其后的社会主义探索进行恶谥，站在历史高巅的毛泽东审视着这一切，铁肩担道义，勇挑起共产主义的重任和人类正义的大旗。
主席与少奇他们主要也就是在这一思想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分歧：前者是大战略家，总是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结合当时国际国内的情况来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纳入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人类正义的历史使命中来，这势必要超出中国当时的某些实际；后者则囿限于当时中国的部分现实，从局部、暂时来说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从整个人类的正义和解放事业来说就有可能带来极大的风险甚至可能走向其反面。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都能看到这一点，说主席比我们时代先进了50年。实际上只有10年左右这样的危险就被应验了。因为就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说，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闹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打了土豪、分了田地，接下来也就肯定要走向集体的不管是人民公社式的还是别的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新中国还没宣告成立时的部分解放区就开始实施互助组式的集体主义，解放后广大农村进行分田分土后，如果不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的基本改造而就此打止，那也就与二千多年来一次次农民起义过后土地进行重分后没过多久再出现土地积聚而形成新的地主雇农产生新的两极分化又有多少区别呢？同样，如果不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难道真的象一些人说的这种改造过早了或干脆说是不应该的吗？），而是继续坚持搞私营搞个体来刺激经济（尽管主席当时还说了打倒了资本主义，还可以搞些资本主义），不到几年后又形成贫富比较明显的社会阶层，被社会主义的正气剔荡得比较纯正的社会秩序一下子又迅速恶化开来，人们刚刚升华的道德风尚又急速下滑，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又迷漫开来，那也就真的仰合了一直以来反共反华的一种理论，那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是对“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是赤色的暴乱，中国新民主主义这场伟大的革命是多余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则“完全是一场空想社会主义的大闹剧”。所以有人干脆说不打倒蒋介石，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抗美援朝”，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经济封锁，台湾、南韩倒向美国，不就都发展起来了吗？
说的也是，一个国家如果只讲发挥这样的“潜力”来经济暴富，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如烧杀、抢掠（日本近代发迹史），不平等的政治经济交贸（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交贸），不正当的贩运（如英国向中国贩运鸦片、西方殖民者贩运黑奴等）等等发迹，那就只能搞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来得痛快！来得干脆！而资本主义就是这种法则最为典型的社会类型。从这样的角度说来，马克思主义没有了意义，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没有了意义。难怪今天的人们为了“致富”不择手段：贪污腐化者、制假贩假者、哄蒙拐骗者、烧杀抢掠者推波助澜；难怪一些人能打着“深化改革”的幌子以各种形式“化公为私”抑或仰仗高深”的“理论”使国有财产“股”而为已富之堂皇．．．．．．但令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向往者们发抖的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幽灵”一百五十年前在欧洲大地上徘徊，从此国际悲歌响彻五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着埋葬资本主义这个万恶之源的罪恶制度而不懈斗争。这是人类正义的呼声，是马克思主义献给人类的永恒篇章！
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党的领袖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忘党忘国，这应该不是耸人听闻。苏联、东欧九十年代初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奔溃，说一千，道一万，其实质就在这里。十分可忧的是，我们今天社会的一部分思想、理论、宣传、教育对此不尽不以为然，反而对之加以“叽讽”之能事，总是要想方设法来论证说明强调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是正如“西方”有意中伤社会主义所说的是社会主义体制僵化、经济停滞、政治上专制不民主、思想上高度集中没有自由等等，且如此混淆是非、颠倒乾坤、本末倒置的“道理”在社会主义的广大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中已成为了人人皆知的基本“政治常识”，可足见二十年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西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何等的成功！如此下去，必然是党之大不幸、国之大不幸、中华民族之大不幸、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大不幸、人类解放事业之大不幸也！说主席闭关锁国，那更不值一驳。试想，是谁 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得到广大非洲兄第（可一些人说主席不应该援非）那样广泛的支持而“用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不久中日建交，从而打破冷战格局，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从七十年代初的五十几个国家猛增至七十年代中期的一百一十几个国家，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是冷战结束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主席是打破冷战的导演和设计师。
关于人口问题，一些人一谈起就埋怨主席，这是极无道理的。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在明末清初时只有几千万，只是到了清康煕年间，实行“圣世滋丁，永不加赋”，而田土却按人头分的宠络汉人政策，才使中国的人口迅猛发展，从此，无论是内忧外患，中国的人口到抗日战争时已是四万万五千万，到新中国成立时已近五亿。主席不久就意识到了人口的问题，提出了“人口也应有计划的生产”的著名论断。同时针对国外反华势力想利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上大作文章而幽默自信的说了“人多力量大”的话语，是很轻松的要化人口压力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体现了其高超的政治驾驭能力。同时由于国际上反共反华浪潮的兴起也导致了国内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事实上，中国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这早实施计划生育的国家。
说主席晚年独裁，不讲民主的问题，也必须用二句话来讲。如果是把前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说得一无是处，那分析起来最好的理由就莫过于是主席独断专行，不讲民主是也；如果还讲讲那个时代是亿万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是社会正气绝对地压倒歪风邪气的时代、是勇于向全世界一切邪恶英勇斗争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亿万中国人民面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治经济封锁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和祖国开始走向繁荣昌盛的辉煌时代，那么，主席晚年的这些“失误”应该说是有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过程中的必然性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前趋性”与现实性的暂时矛盾。纵观人类有史以来的风云人物，毛泽东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诸方面理论与实践于一身，且各方面都有如此深厚之功底和成就，屈指数来恐怕是前无古人，后瞰来者了。毛泽东是无与伦比的中华文明和近代西方先进文明共同铸造成的人类旷世奇才，是中华民族永恒的骄傲！是全人类永恒的骄傲！
（1）（2）（3）（见《三皇五帝史断代》，董立章著，暨南大学出版社，第33页、372、378页。 ）
（4）（转引自《书刊报文萃》1999年2月26日第15期《旁观毛泽东时代》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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