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老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他最著名代表作品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他是“五四”时代最后的文学巨匠。“五四”运动的发起，开创了近百年来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再度审视，肩负起反封建和对人民大众文化的启蒙责任，巴金立下了非同一般的功劳。他和鲁迅、茅盾、丁铃等这些文学巨匠一起，都是值得我们深刻的研究和深切怀念的。
解放以后，他参加了文联的工作。一边为党和人民努力的进行着中国的文化工作，一边用手中的笔歌颂伟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巨大变化以及人民群众崭新的精神面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随祖国慰问团亲临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去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回来后又写了许多散文及其它文学作品，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热情和斗志。后来，他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被改编为电影，就是我们当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英雄儿女》，成为反映朝鲜战争的革命红色经典影片之一。
在文革中，巴金也和其他许多文化艺术界的艺术家们一样，遭到了批判。后来，在一九七二年，才又重新回到文化部门工作。文革以后，巴金写了许多的文字来反思文革，汇编为几十万字的《随想录》文集。可是，在他去世后的今天，巴金没有当选为“双百”人物，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全面、客观、公正的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说起了。
毛泽东为了防止在他的百年之后出现官僚腐败，防止广大的人民群众重受二遍罪、吃二茬苦，在他古稀之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曾经私对人说：我也准备着它会失败。他下了决心，要让年轻的一代经风雨、见世面，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能永远不变颜色，要让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但是，他老人家这一次却没有料到竟出现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局面。运动是发动起来了，但是却被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他准备在六个月内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竟然延长到了十年。更让他没有料想到的是：这次运动还伤害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一大批知识分子。他自己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当初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和决定是正确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应该“三七开”。然而，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到了自己人生的晚年，许多事情已经由不得自己、是属于“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的毛泽东只有抱憾终生了。最后，他在一种悲壮、凄凉、无比伤感的的心境中遗憾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那些知识分子里，也包括巴金老人。文革结束后，他恢复了上海文联主席的职务，后来茅盾逝世后，他又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直至逝世。在他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呼吁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他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认为：希望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文革，以后也永远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而，除了几个与他一样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知识分子跟着附和他以外，有关部门没有正面答复这件事，人民群众对他的呼吁也比较反感。在文化部门，对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题材和其他一些问题，一直是敏感且又忌讳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虽然在党的一次会议上已经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一个基本的结论，但是它却肯定不是一个最后的结论，这个结论还需要接受历史的继续检验。这一方面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也是由于社会上人民群众的情绪使然，有时候，一个完全准确的历史结论必须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才能做出来。所以，巴金的这个建议才被搁置一边。
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情况，因为对于任何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我们都必须用客观、冷静、全面、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看待。任何人都不能以自己的个人观点来判定。这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必须坚持的态度，也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必须坚持的态度。如果仅以个人的情绪和经历来对整个民族的一段历史作为判定，只会使自己陷入狭隘、孤立和片面的境地。
巴金老人在从“五四”运动起到文革前，是为中国新时代的革命文学是做过不小的贡献的。然而，我们也都知道：一个文学家只要置身于人民之中，为了人民呼吁，为人民呐喊、为人民而写作的时候，才会受到人民的热爱和尊敬。许多文艺工之所以受到人民的爱戴，是因为他们曾经积极的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为革命的事业做出了贡献时，才会被人民承认和推崇的。
当然，由于巴老年事已高，我们不能要求他再去做那些具体的工作了。但是，作为其他作家在被恢复了名誉、补发了工资、恢复了创作的自由以后，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怎样走进纷纭复杂的社会，去反映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用他们的笔以及他们的才华继续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积极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决不能只是一味的向人民群众倾诉自己遭受过的那些苦难和悲伤。不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看问题，而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党得立场上看问题。只是接连不断控诉和倾诉，久而久之，就会和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令人民反感。他们的行为，也因此造成了现在这种脱离人民、脱离社会、脱离时代的不正常的文化现象。
胡锦涛总书记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过去先进并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也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总书记的这两句话看来简单，其实里面却包含着深刻的唯物辩证法：它说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事物都是一直在发展变化着的，有些积极进步的事物在过去是属于先进的，但是到了今天如果裹足不前，就很有可能因为不适应社会潮流的发展会被历史淘汰。
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许多的文学家们被平反昭雪后，没有积极的深入到人民中间去，去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而是躲在城市里，写他们自己过去的怨愤、发泄自己的情绪，回忆自己过去的历史和自己家族的历史。他们严重的违背了毛主席所提出的双百方针，把文学变成了发泄自己情绪的东西，结果便走入了死胡同。他们使文学脱离了人民，人民也远离了文学，使文学处在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那些名作家们终于成了名“坐家”了。只能产生一些他们那几个人孤芳自赏的东西。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告诉与会的作家们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的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中产阶级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会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毛主席五十多年的这些话，是有着非常深刻的政治意义和思想意义的。让我们今天听了却仍然感到是那样的震惊、那样的发人深省啊！历史往往是相似的。虽然，它不是简单的重复，但却是以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
我们都已经看到：这些年来，在胡锦涛总书记的领导下，我们的政治越来越成熟了起来。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却是一直不如人意，鉴于这种状况，在两年前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向与会的作家们发出了热烈的召唤，向他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希望他们作为一个人民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要积极的投入到人民的生活中间去，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迎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艺术春天。
我们的胡锦涛总书记之所以提出了迎接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春天。是一种非常委婉的提法。是不计较他们过去的脱离人民群众生活的而走上了文学创作歧途的过失，而只是对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号召他们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去拥抱人民、拥抱生活，以积极的热情和正确的思想创作出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艺术作品。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文学家，不认真的投入时代的洪流中去积极的与人民同甘共苦，了解他们真实生活，了解他们的具体感受，了解他们的思想愿望，写出他们在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来，只是一味的倾诉自己的苦难和委屈，他们是一定被人民抛弃、被历史的潮流淘汰掉的。
这就是巴金最终没有当选“双百人物”的真正原因。
我们应该尊敬巴金老人，更应该充分的肯定巴老在“五四”运动以来为中国的新文化和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就此为理由而使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远远的离开人民群众。
用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文代会上的两段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语吧：
“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都要担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于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
“一切进步文艺工的艺术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文艺创作的深厚土壤和源头活水。一切受人民欢迎的艺术作品，都必须是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都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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