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中国出大科技人才的原因主要在于崇洋迷外
[ 数学 ] 于2009-11-26 10:03:24
阻碍中国出大科技人才的原因主要在于崇洋迷外
有一种观点，就是制度万能论观点，或者政策万能论观点，就是一旦有某件事情不大顺利，就认为是制度问题，于是就去折腾那个制度，或者认为是政策问题，于是就去折腾那个政策。
当然，我不否认制度的重要性，政策的重要性。实际上从理工科思维的角度讲，制度和政策都是特别重要的，极端重要的。但是，这是硬的东西，实的东西。但是，还有软的东西，虚的东西，也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思维方式，对思维方式的大规模宣传，等等。
例如，毛泽东就建立了许多制度，制订过许多政策，这些制度和政策都很重要。但是，毛泽东务虚的事情，也相当重要，甚至有可能比制度和政策还重要。例如，毛泽东写过一篇《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在共产党内广泛地宣传，这种广泛地宣传，对中国共产党从上到下的各级干部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极大，可以认为，当时的中国，也可以认为除了中国共产党内的一群人在毛泽东的宣传下许多人接受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全体中国的共产党之外的知识界，基本上都没有接受这种思想。
要说到出大科学家，我认为，钱学森的意见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够迷信。钱学森就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或者一系列的制度不利于人才的成长。但是在我看来，哪怕是很坏的制度，其实并不影响重要人才的成长，这一点从国外就可以看出来。
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的时候，他本人在德国，而德国正处于反动时期，爱因斯坦甚至不得不流落它乡，但是，你仍然不能够否认很坏的德国制度中也是可以出人才的，因此这在于思维方式，而不在于制度。
前苏联的制度是不是很死板僵化？但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次载人航天都出于那个地方，全人类最流行的AK-47步枪是苏联人发明的。可以认为前苏联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集体。
那么，要说到教育制度，有的人崇拜美国制度，但是美国制度在全世界到处推行，别的许多国家照样没有大科学家出现。
就是说，大科技人才的出现是与制度无关的，或者，如果出了大科学人才，那也不要归功于制度。旧中国很坏的制度，照样能够产生大科学家，照样也能够产生毛泽东。
既然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出大科学家，也不要赖到制度上，就认为改革开放失败什么的。
我认为，在出大科技人才方面，目前国内主要需要务的，倒是虚，而不是实。就是说，要注重思维方式的宣传，主要是要有反对崇洋迷外的宣传。我以为，在中国的科学技术界，最大的障碍，就是思维方式，就是崇洋迷外的这种思维方式。因此，不要在制度上做文章，如果不改变这种思维方式，无论什么样的制度或者政策都出不了大人才。
钱学森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作出了大贡献，但是也不能够迷信他的观点，事实上他的观点有的主观上是好的，但是客观上，他毕业于美国高校，他说的话赞赏美国的高校的创新精神，但是这又潜在地助长了崇拜美国，虽然这可能和他的主观目标不一样，但是人们会那么想的。
因为我是在国内科学技术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所以我知道这一点，就是在中国的理工科学界，崇洋迷外的思想特别严重，这是中国出不了大的理工人才的特别重要的原因。这一点一般的非科学的管理干部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对于专业技术人员也是很迷信的，尤其是看到这些人写的论文中有一些公式，就更加敬重了，其实，不过就是一些能写公式的骗子而已。
而这个崇洋迷外的风气，确实是很中国的。这也有它的原因，就是中国有很长的时期，科学技术是远远落后的，因此一学科学技术就学的外国的东西，就必须先是“拿来主义”，因此，一段时间的崇洋迷外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也可以认为崇沣迷外时期是中国追赶西方的一个必经的特殊时期。
但是，如果要出大人才，要有和诺奖获得者相当的人才，则崇洋迷外是肯定不行的。
中国的崇洋迷外的思想，应当是出自于李鸿章。这个人看到了外国洋枪洋炮，还有洋货的厉害，因此产生崇洋迷外的思想，因此才有洋务运动。李鸿章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卖国的事情？因为他特别崇拜外国，没有把外国当成纸老虎。他和他的崇拜对象谈判，就相当于一个粉丝和歌星谈判那样，当然只有丧权辱国。李鸿章说当时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被许多老朽们夸赞，但这句话因为讲的是中国，所以仍然是崇洋迷外。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当时的全人类都处于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就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中国人看到了手持洋枪洋炮的洋人，所以感到困惑，但是他们没有搞清楚的是，这些手持洋枪洋炮的洋人，心中也是困惑的，也是稀里胡涂不明不白的。
正如现在的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那一提起洋人的经济学家那都是崇拜得要死，以为他们都是明白人的，认为只有国内才需要转变所谓观念，国外的经济学家就不需要转变观念似的。但是他们不清楚的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仍然是稀里胡涂不明不白的，仍然是面对金融危机束手无策的。
结果导致这么一种情况，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个个稀里胡涂，无法对应金融危机，却多人获得经济学诺奖，而中国的经济能够逆势而上，能够救全世界，却没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荒唐不？我想外国人可能也想在中国找来着，但是，发现中国的经济学家个个崇拜美国，而且中国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也没有总结成象样的理论，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
而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哪怕不是在文革时期，也有不断地对国外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后果，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负面的东西，有打鸡血，有针麻，有针炙治聋哑，等等，但是正面的东西，就是思维方式不迷信外国人后，有杂交水稻，有日本人占了多年却不知道地下有石油的大庆油田。也可能正面的和负面的东西必须同时出现的，你光想要好的也许不可能。因为创新的思想属于变异，而变异并不总是好的，但是如果你不允许变异，就永远没有好的变异出现。
有没有“反动学术权威”这种东西？要知道改革开放之后，在理工学界彻底停止了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有可能是在理工学界特别狂热的崇洋迷外风气有关系。
为什么当时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就没有这种崇洋迷外倾向或者风气？因为苏联在历史上，甚至在沙皇时期，科学技术就是不差于各国的，比如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比如切比雪夫大数定律和切比雪夫滤波器，等等，随便指出一两项都足够俄国人自豪的。而中国的确就没有这种东西。因此苏联人就没有要追赶国外的科学技术这种想法，他们率先就搞了载人航天。
但是，在中国就有许多教授不行，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谈过话，那他们对于国外的各个科学家的成就，都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地特别崇拜地谈论着，崇拜得要死，都成了国外科学家的粉丝了，试想这种人还能够有多大出息？
我这篇东西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的理工科学的诸专家教授，都是崇洋迷外的厉害的人。所以他们都没有多大出息。我可以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这样形容他们，就是他们都是一些“啃鸡脖子的专家”。我下面来说明我发明的这个术语“啃鸡脖子”是什么意思。
在科学技术的任何领域，在某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个新的学科，或者在一个学科出现一个大的主攻的或者流行的方向，这往往才是第一流科学家要搞的事情，第一流的科学家是专门提出新的学科或者新的主攻方向的。然后就是一大堆二流三流的科学家跟在屁股后头写一些拍马屁的追捧文章，当然，不是说一篇文章中肉麻地吹捧对方，而是加入到对方提出的主攻方向中，研究一个小课题小心得，于是当然也就成了二三流科学家，用这种办法获得教授职位比较快。
那么，我在这里把一个新的学科，新的主攻新的流行，当作一只烧鸡，而众科学家则都是吃这只烧鸡的人。是大家争抢着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当然是首先要抢鸡腿上的肉，因为这里的肉又肥厚又容易吃，只管张大嘴咔嚓一口，就是一大堆肉，然后是鸡胸脯的肉，吃到最后，肉已经不多了，但是，在鸡脖子的众多骨头里，还有一些特别微小的一丝丝的肉，但是如果要把这一丝丝的肉给弄出来，需要相当的难度，要有高超的技巧，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把那一丁点肉给挑出来，但是营养呢？其实是不多的，我这里比做那个科研成果的用处其实是不大的，真正有用处的东西，那就是大腿上的肉。
也就是说，第一流的科学家，想出的东西原本是很简单的，是在大学的本科的课堂上就很容易给学生们讲清楚的。那个牛顿力学的三定律，给中学生讲都很容易让他们弄明白。这就是鸡大腿的肉。
例如，大数学家希尔伯特就敢提出一个空间叫“希尔伯特空间”，如果你看过希尔伯特空间的定义，那简单得不成话，一般的研究生你给它一说就懂。因此，提出一个希尔伯特空间，就是拎出一支烧鸡。而且希尔伯特这个人就永远留在科学史的重要人物的名单中了。那么，有没有一个中国人，比如说张三，提出一个“张三空间”，他们不敢，他们想到这一点两腿都会发软，认为自己“不够资格”。
因此，给出一个希尔伯特空间的定义，就是拎出了一只烧鸡，然后就是众多数学家写有关这个空间的一些定理，当然一开始都是简单的定理，而简单的定理才是重要的，才是有用的，容易被别人引用的，因此，就是吃鸡大腿。然后就没有容易的证明的定理了，再要证明的定理就有一些难度了，这就是其它地方的肉了，而到了最后主要的肉都被吃光了，甚至鸡脖子外围的皮和肉也都被人吃了，因此仍然就有中国数学家，能够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从那个已经看似无肉的脖子处的里面的某个地方总算又弄出了极小一丝肉，这种高难度的表演让他获得了教授的职务，但是，那一丝肉其实也没有多大营养，或者说，其实没有什么用处。
那么，鸡脖子要不要啃，当然也要有人啃，有一丝肉没有弄出来那也是一种浪费。但是我是认为，国内啃鸡脖子专家也太多了一些。而真正能够拎出一只烧鸡来，让外国人都来抢着吃，这种事情还没有多少，甚至可以认为没有。
当然，如果一个中国的教授确实有啃鸡脖子的能力，那还算是有学问的，更有根本连啃鸡脖子的能力也没有，但拎出一只烧鸡的能力也没有，完全是靠造假和抄袭当的教授，这样的人也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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