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的产权改革与中国人的仇富情结
——民众仇富情结杂议
一、中国民众的仇富情结与北大教授厉以宁的警告
现在，中国民众的仇富情结又被一些人蛊惑起来。特别是在劳资冲突尖锐激烈的地方，一些资本的代言人总是拿这个民众的仇富情结说事，替豢养他们的主子辩护，企图把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罪责都归结到民众的仇富上。
记得前几年，北京大学的厉以 宁 教授面对社会上仇富情结的迸发，就利用全国政协这个讲坛，而大声疾呼中国的民众不要滋长这种情结，要安贫守道；否则，富者恐惧、资本外逃、失业加剧，中国经济将遭受资本抽逃之苦。
事件的演变进程真的像我们的厉以 宁 教授所警告的那样可怕吗？他的中国警告有没有应验呢
在当时，外资蜂拥而至般的空前增长，已无情地粉碎了这个北大教授危言耸听式的的梦呓之言了。假若我们这里的仇富情结真的威胁到了资本的自我增殖，这些跨国企业的实体资本为何还要拼命在中国抢滩登陆呢！只知道替富者代言的厉先生，为何不好好用自己的经济学头脑，深刻探究探究这种仇富情结赖以潜滋暗长起来的现实的经济、政治上的根源呢！
面对人们的这种仇富情结，还有一些论者拣起了被人遗忘已久的老古董，拿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刷，说什么现在复燃起来的这种仇富情结，乃是从中国“患均不患贫”这种古之既有的文化基因中遗传下来的。好一个“患均不患贫”，难道中国的民众天生就存有这种仇富情结吗？
面对社会上的这么多富豪，中国民众真的就有这种天赋“丽质”吗？真的就患有这种仇富的“红眼病”吗？
对于依靠自己的艰辛劳动和聪明才智而合法致富的科学家、创业者，我想中国的民众是不会患有这种“红眼病”的。对于凭借自己的诚实劳动而勤劳致富的，我想中国的民众是不会患有这种“红眼病”的。对于富贵不忘本、积极用自己的财富济贫救急、回报社会的那些富而能仁的慈善家，比如美国的比尔·盖茨、香港的艺人成龙等，我想中国的民众也不会患有这种“红眼病”的。
当今的中国民众究竟在仇什么的“富”呢？从现实层面上看，无非就这两类人，一是非法暴富者，比如国企巨头、银行、企业管理层、各级政府部门中的贪官；二是富而不仁者。
二、中国民众为什么仇富
翻开中国富豪的发迹史，翻开中国贪官的财产清单，又有几个是清清白白的。香港中文大学的 郎咸平 教授为何要频频发文炮击国内知名企业的老总们，其意就在于暴露和论证他们资本原始积累的非法性和暴富的肮脏途径。资本的原始积累在马克思的笔下是充满着血腥味的。而如今它在中国的自我积累却文明了许多，完全是一种不动刀、不用枪、不流血的和平积累。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财产即盗窃”，浦鲁东的这个论断在这些中国富豪的发迹史上得到了空前的应验。郎咸平在《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言中，就一针见血地揭破了当今中国富豪发迹暴富的最大秘密——“在国退民进中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2005年1月24日《市场报》刊登的“国企老总一夜赚了4000万——改制再现管理层暴富神话”一文，也同样揭破了这个秘密。在中国的企业改制与产权让渡中，我们的国企老总、个私老板、民营企业家何以能够把全民性质的国有资产通过这种资本的购并与联营、产权的让渡与股份化，而大批大批地偷运到它们的账户中和腰包里，这与它们用金钱美色豢养起来的官场代理人的暗中帮助与保驾护航是分不的。例如安徽阜阳七大个私老板的发迹与暴富，就是在王怀中的一手关照和保驾护出来的。（参见2004年中期的宿州电视报关于王怀中一案的报道）阜阳这几个个私老板的发迹于暴富，只是这种官商勾结、一体致富现象的一个缩影。
可以说，像这种官商一体式的红顶商人在我们这里也太普遍了，随处都可以发现它们的身影。依靠它们暗中商定的分赃机制，官商一体化地暴富起来，也成为了中国企业产权改革的一个特色。正是这种缺乏监督和审计的国企产权改革以及国有资产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灰色交易，为官商一体化地暴富起来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对国有资产的低价转让买卖中，巨额的全民性财产被买卖的双方——官商秘密地分赃起来，而偷偷装进自己的腰包。借助这种分赃机制，我们这里的国企改制实则已暗暗演变成一个催生官商一体暴富的产床。这样的灰色交易往往是，你“合法地”依据产权让渡协议或股份改制方案，把国有资产以3000万的低价公开或半公开地转让给我，我再暗中把事先商定的500万酬金回报给你。在这种一来一往中，全民性的国有资产就改姓“私”了。这种官商一体暴富的老把戏，就是现在的官方报纸也不在讳言了。比如，2004年12月10日的《中国新闻周刊》就公开地曝了这种灰色交易、一体暴富的光。据该刊报道：“现实中，不少官员、商人的财富积累，靠的是上不了台面的手段。一方面官员利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之机，穿梭于权力与市场之间，大规模地寻租……另一方面则是部分商人利用权力谋取利润。……国有企业改革更是创造了不少官商暴富的机会。由于缺乏必要的程序约束，在灰幕之后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少成为内部人交易。”
笔者在提出上述观点后，没过多久，就被一个媒体曝光出来的案例所证实。下面笔者转引过来，供各位读者参考。
一个案例的佐证——《糖衣“炮弹”击倒县委书记——5年县处级 黑金3000万》
据《第一财经日报》10月25日报道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原县委书记被指控受贿1859万元以及133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值得重视的是，检方所指控的田玉飞受贿1859万元一项，这之中约70%的赃款来源于乐山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2002年，犍为县川犍电力公司国有股转让，乐山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意欲购买，王与时任犍为县县委书记田玉飞“密谋”商定，一旦购买成功，将给田玉飞1500万元。双方“密谋”后，田玉飞在县委常委会上，极力促成了将拥有4.6亿元净资产的犍为电力仅作价4000万元转让给东能集团。王德军如愿收购后，在2002年至2004年9月间，分17次向田玉飞兑现承诺。
像这种依靠权力的寻租和帮助而一夜暴富起来的人，又怎能不使人患“红眼病”呢？又怎能不使人产生仇富情结呢！
再者，缺乏同情心、缺乏人情味的富而不仁者，也是招致人们产生这种仇富情结的一个深刻根源。现在的不少富豪们，财虽富了，人情味却少了，对人冷冰冰的。他们依靠自己大把大把的钱财，出入灯红酒绿之处，游走美腿肥臀之间，冷发妻、寻新欢、包二奶、嫖小姐，整天沉溺于食色的享受之中，而置社会公益事业、别人冷暖疾苦于不顾。这边朱门酒肉臭，那边路有冻死骨。在这种富而不仁、富不济贫的环境中，如果让杜甫描绘的这种富不济贫、贫而致死的人间悲剧老是重演出来，人们能不仇富吗？
现在，还有不少改制成民营企业的管理者，为了赚大钱、发大财，对职工的剥削、压榨，无所不用其极。19世纪野蛮资本主义的死灰又在我们这里的改制企业中复燃起来。有些企业的劳动时间单日长达14、5个小时，减压、克扣工人工资的技法更是五花八门。夏衍笔下的那个包身工的身影在我们这里的血汗工厂里几乎随处可见，比如山西的黑砖窑等。在我国劳动力富余、市场供给过剩的刚性约束中，这些企业的管理者玩起了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的把戏，以这些等待就业的劳动大军的竞争压力，逼迫在岗人员高强度高负荷高节奏地劳动，以满足它们赚大钱、发大财的私欲。对于这些敲骨吸髓者的财富积累，又有哪一个不是靠工人的血汗和贫困累积出来的。对于这样的“富”，人们能不仇视吗？
三、消除仇富情结的可能办法
要消除这种仇富情结的产生，既不能依靠厉以宁式的呼吁，也不能拿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刷。根本的办法也还是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促进国民财富的公平分配，极大的缩小贫富差距。
当前，最要紧的就是立刻叫停这种以私民营化为取向、以私有化为旨归的国有产权改革，尽快消除那些导致官商一体暴富的非市场因素，也即权力的寻租、交易的暗箱操作与官商的勾结问题。通过对寻租权力、产权交易的严密监督，通过对企业改制的阳光操作，让地方官员的权力无法寻租，让投机商人无法依靠权力的帮助大发横财。同时也还要通过严密的财产收入审计，把那些在体制转轨、产权交易中非法偷窃出去的国有资产，再从那些暴富者的小金库和个人财产帐户中追讨回来，或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或用来发展实业、增加就业……
节制资本贪欲，增加劳动报酬比重。诚然，资本、劳动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这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然而，作为一个人民的政府，在资本与劳动的利益调节中，义不容辞地站在弱者的一方，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节制资本的非法增殖和过度的贪欲，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现在虽然也强调公民和谐社会的构建，强调资本与 劳动的和平共处与互利合作，但我们也不能鸵鸟般地回避或漠视两者利益上的根本对立，以及残酷剥削下的尖锐冲突，通钢事件的爆发就是一个极惨痛的教训。马克思通过《资本论》而阐发出来的资本与劳动对立冲突关系上的经典论述，我们决不能漠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论，我们虽不再提，但资本的剥削率也必须被我们节制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限度之内。否则，我们又何以自称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者、代表者、实现者呢！如果我们老是替富人、资本、企业管理层等小团体的利益考虑，替它们代言、谋利，我们的执政为民还能让人置信吗？到底为的是什么样的“民”，是以资本、企业管理层、个私老板为主体的“富民”，还是以社会大众为主体的“贫民”？这是一个关乎“为了谁”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决不能含糊其辞地骑墙在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冲突之中。
另外，我们这里的富豪们，其道德情操、人生观、价值观，也还需要我们的党和政府代表广大人民，按照创建公民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很好地引导和改造一下。要尽快促成他们从原来富而不仁的歧途上，向富而能仁的方向上逐步发展过来。要引导、激励他们向中外著名的慈善家陈嘉庚、邵逸夫、成龙、比尔·盖茨等人学习，发财不忘本，回报社会献爱心。正如《六韬三略》中所告诫的那样，“惠施于民，必无忧财。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生其众则败。”这说明只有富而能仁，贫富才能和谐相处。
所以，要消除当今中国仇富情结的滋长，就必须采取经济、政治上的种种措施，重塑财富的正当性，重塑富者迷失的心性，重塑财富的分配格局，要让富者充满慈善心。只有像古代的仁人君子那样，取财有道又充满爱心，也即富而能仁、惠施于众，资本与劳动、贫与富之间的对立情结才能化解，公民和谐社会的建设才有坚实的根基。
面对中国民众的仇富情结，我们的政府不应再怪穷人们的红眼病了，而要多思一些阻止国企产权私有化改革、节制资本贪欲，促进富而能仁的办法来。
2005年3月25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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