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的心里一直有个很大的问号？那就是为什么惟独毛泽东死后会遭到那么多人的非议呢？这说明毛泽东的思想性格和晚年的工作也是有一定失误的。经过多年的分析，我认为毛主席最大的失误是就是他总是“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总是被那些小人还过阳来以后反咬了他一口。毛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曾经告诫大家不要做怜悯毒蛇的农夫，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将革命进行到底。可是，善良的毛泽东在他的晚年也做了善良的农夫，放过了一些真正的毒蛇，在他死后他的一世英名竟然被那些毒蛇给肆虐和恶心了一阵子。真的是令广大的人民群众痛心疾首、扼腕顿足。
毛泽东的第一个最大失误：就是过于相信自己的思想工作。
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思想教育工作。他不把人当成铁板一块，认为只要经过思想教育，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纠正思想上的错误，而成为一个好人。他在延安整风期间就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针，认为犯错误的人只要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一定会改正。改正了还是一个好同志。即“有错就改，改了就好。”
所以，毛泽东对犯错误的人的批评是严厉的，但在处理上却总是慎之又慎。不管是在延安时期、还是在建国后的对待战俘的问题上，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在全国开始猛烈的反右派的运动时，毛泽东果断地提出了“百分之一、二、三，不然后果更严重。）在六O年的“反共产风、反浮夸风”中，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他发动运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教育人的思想，而决不是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为了置别人于死地的。
毛泽东是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人。他想建立一个理想“桃花源”式的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他的内心是非常善良的，他想通过思想教育的运动把人人都教育成一个思想纯洁高尚、行为勤劳善良的人，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因为他认为靠普通的思想教育的方法不灵了，他的那些同事们已经跟不上他的步伐，走进了历史的怪圈，那些人认为自己的政权是一劳永逸的不需要搞什么革命了。所以，毛泽东毅然依靠红卫兵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把那些官僚主义者们给整了一下。但是，毛主席整他们的目的还是为了教育他们让他们的头脑清醒一下，而绝不是为了打倒他们。若是毛主席想打倒他们只需要下一个文件就可以了，用不了费那么大的劲儿。毛主席在文化革命前夕的一次会议上曾经对刘少奇说：我要想打倒你，只需要动一个小拇指就行了。
然而，在毛泽东死后，令他遭到非议也是因为这场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对还是错呢？究竟是应该不应该产生呢？现在的历史研究者抱着一孔之见，指责说毛泽东如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自己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形象将会是完美的。我认为这些看法都失之偏颇，是没有真正认清历史和掌握真正的现实情况时做出的错误结论。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应该发动的，只是由于毛泽东过于相信他的思想工作。把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用来预防的资本主义复辟变成了真正的现实。
毛泽东用思想教育的方法固然是正确的，但却明显有他的缺陷。我认为，思想教育工作，只能对那些心底纯洁善良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人们有用，对于那些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世界观的思想保守固执的性格固执的中老年人来讲，思想工作是没有作用的。他们只不过是表面上点头哈腰，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还会按照他们的那一套来行事，来对放过他们的救命恩人反咬一口。例如：过去的战争年代里，张国焘没有被教育好，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写文章骂毛泽东。王明也没有被教育好，跑到苏联那里去了，写书骂毛泽东。解放后，在改造好的战犯里，被释放的个别人，一回到台湾，也是撰文漫骂毛泽东。历次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教育了许多人，并且给了他们出路和机会。然而，在毛泽东死后，他们中有许多站在狭隘的个人立场上忘恩负义的人也咒骂毛泽东。
他的第二个遗憾是过于相信别人。这个别人，不单是指某些个别人，而是指包括个别人在内的中国的一些人民群众。
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的人民群众，大家的心都往一处想，劲都往一处使，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共产党掌握了执政的权力以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就都跑出来了，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以及“左倾机会主义”的各种思想就都跑了出来。毛泽东起初对这些东西是早有预料的，所以，在解放前夕和解放以后最初的一段时期里，他对这些东西都进行了及时的预防和有力的批评和严厉的批判，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由于革命胜利太快，超过了人们的意料之外，比如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对资产阶级工商业改造的胜利、全国农村成功的实现了合作化的胜利等等，使有着理想主义思想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毛泽东同志也被自己所领导的这些成绩所迷惑和陶醉。（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如此）。于是，他便按照自己内心世界里隐藏的那种理想化的思想理念又设计了一套新的工作方案。
第一个例子：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他最初的想法是为了防止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让党内外的人民群众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毛泽东同志过于天真了。由于刚刚解放不久，结果，使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分子们趁次机会向共产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把共产党说的一无是处，让共产党下台，让他们上台执政。一时闹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共产党没有办法了，才不得不进行反击，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使那些右派分子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自量力。然而由于泥沙俱下，那次的反右派也伤害了不少敢于讲真话的好人，造成了以后许多人不敢讲真话的不良后果。
另外就是大跃进，毛泽东看到他的一个警卫战士探家回来拿的一块窝头，掰开吃了一块，伤心的掉下了眼泪。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思考着，要想一个什么办法，让人民的生活尽快地富裕起来。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不能再慢腾腾的走老路，必须打破常规的好方法，一个能把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办法。开始一年里的实际效果是很好的，广大的人民劳动群众迸发出了巨大的共产主义精神。然而，由于那些属于封建主义的官本位和好大喜功的思想又泛滥起来。为了讨得上级的满意，吹大牛、放大炮、欺上瞒下，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的头脑也开始发热起来，中国陷入了一片混乱。毛泽东在五八年的上半年就发现了问题，开始了艰难的“纠偏”，他在一次在会议上严厉地对那些头脑发昏的人说：“我是代表着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你们不一起同我‘右倾’。那我就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实际上，毛泽东在大跃进中为了避免经济的过热是做了许多多的工作的。然而，一个人又怎么能纠正得了。结果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毛泽东又一次吃了过于相信别人的亏。
但是，在七六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有些人把这笔账统统地算到了毛泽东的头上。正确的属于别人，错误全都归结于毛泽东一人。岂不令人悲哉！
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了。他过去是非常相信他的同事们的。在六一年时，曾经满怀信心地对来访的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说：我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他对另一位外国友人说：邓小平这个人很有能力，是绵里藏针，他做事总是举重若轻。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毛泽东对他们都失望了，一九六五年，他对他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了我个人，是为了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我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他对别人很是放心，自己退居了二线，而别人的所做所为却违背了他的意志和思想让他不放心。一个是处处和他作对，一个是坐在大后面沉默不语。最后，他连在北京发表自己一篇文章的权力都没有了。
于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想烧一烧那些人，让他们警醒一下。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教育他的那些同事们，至于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日期。他原来是计划只搞三个月的，后来又准备延长到五个月。然而到了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烈火烧的越来越旺，他自己也控制不了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的那些人，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意图来搞，而是把运动引向了歧途。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好几种人，有的是真心拥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有的则是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来达到自己的一己私利。下面的不计其数。抓住平时对他们不满的人，又是批斗、又是游街、又是武斗，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性，把阶级斗争搞得无限扩大化，伤害了许许多多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
到了后来，毛泽东对这些情况是熟悉和了解的。因此，毛泽东晚年的时候一直在反思自己发动的这次运动的后果，提出了“三七开”。但是，那些被伤害的人却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连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都要否定，这就是彻底否定毛泽东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讲，历史并不是说谁想否定就能否定了的。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好的，晚年的探索与试验所涉及的东西比任何时候都要广泛，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新闻、科学、外交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提出了和实践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
这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两个最大的失误。如果没有这些失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将会更加顺利和宽阔。然而，这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的道路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何况是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生事物。任何的领袖都有他思想、性格的缺憾和时代的局限性。毛泽东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功绩已经是处于千古第一人的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博大精深，是我们只是可学而不可及的。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之所以提出来毛泽东的这些不可避免的失误，是为了让以后我们和我们的政治家们少犯或者不犯这些错误，把我们的这些社会建设的更好，让全体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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