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政协文史委为资本主义复辟造势
应该说，现有的《宪法》已经规定了资本家阶级的发展、活动范围：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不能够成为社会主导性力量，不能够纵容资本家阶级发展壮大，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去剥削压迫工农群众。政协也好、工商联也好，只能在这个范围内为资本家服务。如果大力鼓动资本主义“宪政”、鼓动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经济专制与政治专制合法化、反对公有制经济、破坏公有制经济，这样的政协，就属于在搞破坏《宪法》、颠覆国家、颠覆共产党的资本主义复辟行为。
近日，本人收到了湖南省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赠送的一册《学习参考资料》（2009年第11期，末页注：内部资料，注意保存），阅后，深感这不仅仅是一册学习参考资料，而是一个“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宣传册。该册资料共收集了14篇文章，其中有12篇是右翼言论，而其宗旨及落脚点都是“继续深化中国政治改革”，亦即从“中国宪政”问题上解决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困局。
该小册上的14篇文章，共分为5个专栏，第一个专栏为“研究探讨”，其中有署名周瑞金先生的《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蔡定剑先生的《政治体制改：宪政目标和路径》、赵鼎新先生的《重寻共识以推进渐进民主转型》、高全喜先生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第二专栏为“热点聚焦”，其中有署名叶蕴的《“中国模式”的未来——访黄靖教授》、姚洋先生的《如何降低中国经济增模式的负面作用》；第三个专栏为“经济观察”，其中有署名韩雪、田天两先生的《“新国资运动”隐忧》、陈季冰先生的《“地王”与楼市调控的怪圈》、李小平先生的《如何看待劳动力大量潜在过剩下的所胃民工荒？》等文；第四个专栏为“反腐倡廉”，其中有署名辛宇先生的《中国反腐战略的致胜之道》等文；第五个专栏为“社会深度”，其中有署名孙立平先生的《走向社人重建之路》，薛涌先生的《大国崛起首先在于人的崛起》等。这些文章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与2008年极右分子所炮制的《零八宪章》相呼应，呼吁在中国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体改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体。现将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摘录如下，供网友们参考。
周瑞金先生在《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一文中说：“深化改革，说来容易实行难。似乎上上下下各有苦衷，即使领导者个人意识到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一旦企图有所改弦更张，都有一种备受各方牵制的无力感。”周先生这句话的着重点是“改弦更张”四个字。他接着说“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官民互动，上下借力，共度时艰。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周先生提出要“从三个维度看民间的作用力”，这“三个维度”分别是：“首先，是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智慧。”周先生的所谓民间草根人物，即“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其次，是中国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冲动。”“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体制内力量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习惯于公权力唱独角戏的大一统社会治理模式的领导干部，那些沉迷于凭借行政权力轻而易举占有社会资源、垄断发展机会、独占改革成果的人群，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因此，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最后，新意见阶层的问世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但是，周先生特别强调：要“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上一轮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现在首先是要讲真话的时候，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实情’；‘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个黯淡的时刻，坦率和有力的领导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诚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胜利之本。’近来，我们常说企业对投资要有信心，公民对消费要有信心，还有一个信心更为关键，就是政府对人民要有信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典口号。我们说了几十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勇于担当的胆识，需要视民如殇的人道主义情怀，说到底，也需要领导层的坦然自信。”“要真正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并智慧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才能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从周瑞金先生全文的内容来看，他所谓的“普通民众”以及“人民”指的仅是那些“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及“新意见阶层”中的人民，而并不包括那下岗失业的工人及农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下层民众的。其全文的意思是：中国下一个30年的改革动力就是上面所说的“三新人物”，对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高层领导人要不怕坦言“改弦更辙”，并且要有相信“三新人物”和能做好“改弦更辙”这一伟大事业的“自信力”。周先生含含混混，扭扭捏捏地说了半天，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不是革封建主义的命，而是要革无产阶级的命，要在中国名正言顺地复辟资本主义！
蔡定剑先生在《政治体制改：宪政目标和路径》一文中说：“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改革应该有四个层面：一个是经济改革，一个是社会改革。现在我们在做的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市场经济。社会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独立、平等的公民社会及其社会结构。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廉政、高效、法治和按规矩办事的政府。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民主、自由、宪政。”“当前我们社会处于诸多矛盾高发期，我们的领导人已经高度意识到社会危机，所以提出和谐社会建设。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只通过政策调整，而不通过制度改革达此目的？我认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首先由于制度性原因，我们国家许多好的中央政策都难以有效地实施。”“其次，我们的领导能力限于政治动员式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而缺乏用法治的和制度建设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可拖延。”“当前，我认为首先是要旗帜鲜明地打出宪政的旗号。”这几段话，蔡定剑先生已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以宪政的方式解决体制问题”，并“已经不可拖延”的地步，同时，他认为中共的现有领导人“缺乏用法治的和制度建设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如果他们“不换思想就得换人”！蔡先生还提出：要“扩大公众参与，保障规范NCO的发展。十七大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关键是要以法律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并制度化。公众参与是现代化民主制度发展的新趋势，是选举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公众参与的民主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立法、行政决策、行政执法到基层治理、社会监督等各个领域。西方国家的民主发展是先行代议制民主，在代议制民主出现不足的情况下，在六七十年代又发展公共参与的各种民主形式，成为激活民主制度的重要方法，公众直接参与式民主出现生动的景象。”“公众参与当前主要可从以下方面扩大和完善：公众参与离不开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发展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排斥压制将产生社会矛盾，也不利于有序的政治参与。采取传统的官方控制的发展模式也完全不适应社会的要求。”这里，蔡先生所说的“公众”，显然不是指处于社会下层的一般群众，而是指那些所谓的社会新阶层、新组织和新意见阶层，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他们还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参与政治，因此，他们觉得还很不够，必须有一个大发展，即是蔡先生所说的“发展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要以法律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并制度化。”蔡先生也毫不诲言他所主张的就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发展”模式，亦即在中国必须尽快地实现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赵鼎新先生《重寻共识以推进渐进民主转型》一文，重点是谈如何以渐进的方式，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转变为西方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他说：“民主转型无非有着两种可能，一种是在高层的控制下逐渐改良而成，另一种是在危机政治下造成百姓失控和精英分裂而一挥而就。政府显然不愿意看到后一种局面的产生。”“一般来说，较为可行的制度不是一个泛民主的制度，而是以民主为主导的混合制度。”“当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涉及某些群体利益时，给予这些群体的合法代表以一定的影响力就是一个方法，这就是利益集团制。”“民主政治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法治，成熟的民主社会对政治家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但是俞（可平）先生所提倡的渐进性民主转型的成败关键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家的素质。”“转型时期政治家不但要有坚韧不拔的向前精神，而且还要有坚决弹压极端势力的决心和能力，同时他们在主要政策面上还必须让人民看到希望以树立社会特别是精英层面上的共识。”在这方面，赵先生特别欣赏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时的一些做法，他说：“从这一点上来说，研究邓小平思想和政治谋略在目前有着特别的意义。改革初期的邓小平在运用‘真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神话后，掉头就制止了随之而风靡的理论务虚浪潮，并提出了‘不争论’的观点。邓的这一做法很为当时的世人所不解。其实它的巧妙之处在于避免了精英层面的思想在改革尚未开始就形成公开分裂，并使得没有人能在改革初始看清社会发展方向，从而避免了反改革力量的集聚，使人们的观念和利益能随着社会变化而同步发展（试想:如果有人在思想极其禁锢的改革初期就清晰地指出目前的社会状况就是我们的改革方向，估计当时几乎全国人民都会成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但是，即使是对于一个思想保守的官员来说，如果他的儿女做了生意并发了财，他的思想就不可能不随之而起变化）。邓小平的‘摸石子过河’观点使我国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乌托邦思想、教条主义和各类‘工程’思想的束缚（所谓的‘工程’思想这儿指的是一种把社会发展类比为机械设计的工程师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下，不同层面上的改革就成了不同的‘系统工程’，改革导致的后果经常会在利益驱动和社会结构的交错下而与‘设计者’的初始想象南辕北辙。这种十分有害的工程师乌托邦思想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很大的市场）。我国规模巨大的改革因此能像一条小船，不断根据情况而调整方向。邓小平在坚持开放中对极端势力的弹压则更为经典。改革初始，他一方面弹压党内极左势力和取消对社会发展极其不利的‘四大自由’，另一方面关闭了‘西单民主墙’，与此同时他逐渐放开言路，扩大改革，使人民感到了希望。邓小平在万马齐喑的九十年代初通过南巡力挽狂澜，从而奠定了中国目前的繁荣，则是他最后的佳作。邓小平能在一片叫骂中、在十分不确定的情况下，通过他的谋略来孤立极端势力，安抚保守势力，并将人心所向的改革推向前方，从而赢得甚至是他的反对者的尊重。”在这里，赵鼎新先生一语道破了天机，即“试想:如果有人在思想极其禁锢的改革初期就清晰地指出目前的社会状况就是我们的改革方向，估计当时几乎全国人民都会成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他明白无误地指明了“目前的社会状况就是我们的改革方向”，而当时只是在口头上没有点明而已。赵先生为了解决当前改革开放及新兴的资产阶级所面临的因局，再次提出了以邓小平“弹压党内极左势力”的方式来推进渐进式的民主，确实不失为一着妙棋，但是，赵先生的这一主张，又恰恰与他所提出的“渐进式民主”的论点相违背，因为以“弹压的方式”使极左势力屈服，那只能得势于一时，不能得势于一世。当今中国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有反感，就是明证。
高全喜先生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全面地检讨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缺乏“政治经济学”的支撑之下，中国经济畸开发展的状况。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来分析，他说：“前30年属于一个绝对的革命与创新时代，是一个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发轫、推进乃至破溃的时代；后30年则是一个邓时代，即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这个时代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发轫与发展并且面临巨大危机的时代。”高先生提出两个30年的划分，目的是要推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他说：“西方现代社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两个任务都是建设性的，一个是构建一个现代的国家，或者一个宪政国家，一个内政的主权形式下的有限政府及其相关的政治的公共性；另外一个则是在上述的政治公共性的保障前提下的自由市场经济，从而催生出一个蓬勃发展的国民财富的动力机制，由此构建出一个基于国民财富的发展为目标的市民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构造原理，是藏富于民，也就是说，一个现代政治，只有把财富的动力机制交付给作为个人的公民个体，由他们自主追求他们的合法利益和满足他们的需要体系，并通过法律机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一切非法的侵权行为，维护一个有序的宪政秩序与市场秩序，那么，这样才能够培育出一个繁荣的市民社会。法治宪政、产权保护、自由秩序，这些到了现代经济学那里，已经作为一个基本前提，为所有的现代经济理论所接受。”接着，他对中国前、后两个30年的经济进行批判：“中国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准确地说，是一种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到底是一种公有制前提下的计划经济学。后30年可以说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开启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30年校正了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的某种重大的偏差，摆脱了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搞出了一套新的模式，但是，问题恰恰也出现在这里。因为中国后30年的现代经济学，它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可是这种现代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前提在中国却是阙如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为共设和前提的现代宪政国家与法治秩序。因此，现代经济学或者说所谓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所导致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作为其理论证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难辞其咎。”“中国的后30年是一个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30年。由于我们既不像前苏联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全盘解体，也不像后发国家那种陷入中心与依附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能自拔，我们搞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这一模式，固然成绩卓著，但也问题巨大，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经济改革有点单腿独进。经济的问题经济解决，政治的问题政治解决，这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平衡的结构，我们现在是到了重提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了。”“问题在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盲目回避问题，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理论的限度与实践的边界，企图用经济化约政治，用现代经济学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权贵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权力寻租、国企垄断，等等，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力解答的。为了应对上述问题，现代经济学有必要重提政治经济学。”“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还远没有摆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约束，甚至在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这种政治经济学又以某种新面目出现。……30年来，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变化，我们根本性的经济制度还依然是60年没有改变的这一套。……宪政国家的政治性并没有出现，于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勾结的黑洞出现了，这才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所在。”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与经济则是携手共进的，一个完善的自由市场经济必须依赖一个宪政国家，一个现代的宪政国家必然会约束权力的专横而培育出一个自由的工商社会。”“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为什么要重提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要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严峻问题，只有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双层构建之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前提，揭开经济改革的铁盖子，才能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局。如果我们能够审慎而又稳定地走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步，补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前提，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高全喜先生从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的领域里，绕了一大圈，但最后的结论是：“在中国必须实行西方式的宪政，没有西方式的宪政，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他呼吁：“要立足于世界，关键还是把内政搞好，这个重心偏于宪政建设的政治经济学，才是我们当前真正需要的政治经济学。”他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亦即“宪政经济学”，在中国，不实行西式宪政，是谈不上什么经济学的！
黄靖先生在接受《南风窗》记者叶蕴的采访时，就 《 “中国模式”的未来》发表了高见，他说“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到底能否从经济繁荣走向民主自由？我对此持乐观态度。……实现经济现代化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现代化给人带来了两个前所未有的、同时也是不可逆转的好处。”“首先，是个人的经济独立性。在工业化之前，人的经济独立性很差，只能依赖集体和大家庭才能生活下去，中外概莫能外。但经济现代化后，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过一份自己的日子，获得了经济的独立性。”“第二，给了人最大的社会能动性。经济现代化把人类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从脚下（土地）转移到了头上（大脑）。一个人只要学到知识技能，就能移动，从而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附。个人的经济独立性和经济资源的可携带性，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人们不愿意再将自己的权利和意志依附于所谓集体利益和权力，而是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和参与。所以，经济的现代化必定导致政治的现代化。”“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走向民主政治制度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中国的大城市，政治自由度、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是逐渐增加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会有反复甚至倒退。但大的发展方向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中国的政治转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社会主体是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首要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资产不受侵犯，比如一座房子两台车；然后是平等的权利和发展机会，其政治参与就大不一样。尽管很坚决，但绝不激进，而是渐进的、改良的。因为在最终意义上，中产阶级和执政者的利益是一致的，都希望安定团结。”“中国的发展模式到了临界点，如果不突破，未来的路会很难走。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制度改革完成民主转型，维持中国的持续发展。”“我们要分清楚，到底要把民主当成是一种理念和价值观谈，还是一种政治制度谈。作为政治制度，民主就是在制度上为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政治事务中，提供一个制度化的妥协机制。”“当人们懂得为利益而要求参与政治之时，便是民主制度发端之日。追求利益者，决不放弃，但也懂得妥协的必要。中产阶级都是过去所说的革命的‘骑墙派’甚至是‘两面派’，但它们却是通过渐进改良推进民主制度转型的社会基础。”“目前世界上起码有五种类型的成熟的民主制度——美、英、法/德、日以及西北欧各国。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点，就是政治程序的高度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具体来说，是在三个关键政治领域的‘制度化’，以此奠定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我认为，中国在政治层面面临两大矛盾：一个是垄断经营与和谐社会的矛盾。既得利益群体、垄断行业对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两个观点有根本的抵触，这是因为有关政策损害了他们的根本利益。而对执政党来说，对主干产业的控制又不能放弃，这是一个僵局。另一个是分权与集权的矛盾。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搞活经济、促进发展最重要的是分权，简单而言是分权让利：经济决定权应赋予各级产业经理，而非国家官员——这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改革开放30年，就是经济分权让利的30年，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都因此获得很大的经济权力，从而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但中国政府为了保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有效性，却必须集权。经济发展要分权，政策制定和实施要集权，在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下，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根本矛盾。”黄先生认为：“现在领导人的纲领性政策非常有远见，重点就是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我把它归结为一种‘鸟笼悖论’。现在的政治体制犹如一个鸟笼，纵向的结构非常好，捉住上端的提手，整个鸟笼便在掌控之中。所谓纲举目张，稳定性很好。但存在两个缺点。第一，横向结构很差，稳定性只建立在纵向结构。第二，鸟笼创造了空间，却解决不了空间的局限性问题。”“这个悖论有两层含义。第一，过去30年的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已经产生出很多能飞的鸟，成为活跃的市场经济主体。它们需要自由飞翔的空间，要突破鸟笼。但是，如果没有鸟笼，不但目前的政权会失去对经济的掌控，而且整个体制也可能垮掉。第二，鸟笼的横向联系性很差，即政策的横向协调很难。”最后，黄先生回到了他的出发点：“我认为，革命的方式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它能砸烂鸟笼。最终要解决这个悖论而又保持持续发展和稳定，还是要从上面谈到的‘制度化’入手，从而使中国从改良和渐进的方向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即在中国必须尽快实行适合于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改造成为资产阶级专政宪政体制。黄先生也看到了，在当前条件下，中国的资产阶级还不够强大，用“革命的方式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主张从“‘制度化’入手，从而使中国从改良和渐进的方向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亦即由中共内部的代理人如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来完成这一转型任务。
姚洋先生在《如何降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负面作用》一文中，没有直接谈宪政问题，但他是从金融的角度，主张中国参照美国的金融模式，发展中小银行，以扩大处于劣势的中小私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从而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他说：“我的建议有几个。第一个是改善国家的金融体系，更有效地利用出口形成的储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储蓄没有被利用起来？就是因为金融体系太落后了。首先我们的服务质量就很差，我最怕去银行，每次去都把你弄得焦头烂额，我想象的是20分钟半个小时就可以，但实际上你不在里面待两个小时根本出不来；其次是产品非常单一。”“更主要的是金融结构就不对，金融业是向国外开放的，但不向民间资本开放，中小银行非常少，中国的银行数是多少？大概不超过160家，还有几千家农信社，但农信社基本上是维持经营，甚至是亏本经营。相比之下，美国有7000多家银行，9000多家信用社，还有几百家存贷款协会之类的机构。但是美国的人口是我们的1/4，说明我们的金融结构是很不合理的。美国有很多小银行，但我们几乎没有，而这种银行才会给中小企业去贷款。”“第二，没有资本市场。我国的任何一个省份拿出来都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型国家到大型国家的规模。浙江是4000万人口，相当于韩国的人口，韩国是世界上前10大经济体之一。但是我们没有地区性的资本市场。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过地方性的资本市场，浙江非常多，农村叫信用协会，但是没有监管。后来政府开始管了，说这是非法集资。因为政府没有允许正规的地方性资本存在，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非法集资。地方性资本市场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所有的人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是没办法让大家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因此金融业要对民间资本开放。”姚先生虽然知道国家一旦对金融失控，也会带来很多的负面效应，但他觉得国家没必要考虑那么多，只要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利就行。所以他强调：“我觉得关联交易是可以通过监管解决的，不能因噎废食。”然而，如果出现金融失控的局面呢？姚先生是不管那么多了，很可能这正是姚先生所愿意看到的呢！因为到了那时，资改派们才好名正言顺地要求共产党交权呀。
韩雪、田天两先生在《“新国资运动”隐忧》一文中，对党中央及各级政府采取的以维护宪法权威为目标的“国进民退”措施大加指责：“在同样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下,同样是上半年的7.37万亿新增信贷中,小企业贷款仅占总额的8.5%。”“在经济形势回稳甚至上升的评论声中,有一份数据却必须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八月初,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发表的分析文章中称,2009年上半年,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即中小工业企业)用电量同比下降48.9%,降幅远远高于同期全国工业企业。” “中信证券电力分析师表示,‘中小企业用电量的下滑数据确实让人吃惊,如果说近50%的用电量下滑,相当于有一半的中小企业都停产了,这说明中小企业复苏程度要远远低于国有企业,复苏脚步艰难。’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此前一些经济学者的忧虑,4万亿的投资并没有让占经济主体总数更多、拉动就业程度更高的中小企业受惠。与“国字头”动辄上百亿的天量贷款相比,据全国工商联的最新调查结果,有58.1%受访中小企业认为融资是最大难题。” “危机初期制定的‘4万亿计划’和一直以来反复强调坚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现在看来已经离‘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的政策初衷渐行渐远。现实情况是民间投资并不踊跃, 其原因当然包括民间投资原有领域内的产能过剩, 但另一方面, 更是在一些领域内民间投资的生存空间被某些行政力量进一步压缩, 同时国有经济对民间经济的排挤在金融危机中被迅速放大。”“为实现国务院高层‘进一步启动民间投资,保增长’的要求,六月初国家发改委投资司酝酿制定了‘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20条意见’,并有望在近期正式出台。其中将鼓励民资进入金融领域作为重点,并派调研组进行了地方专题调研。‘意见’在扩宽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方面规定,可以依法设立为民间投资服务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增加地方性中小银行、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和规模。”“与这样的中央政策相反的是,6月下旬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以口头通知的方式‘知会’各区金融办,申请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必须有管辖区域内的国有企业参股并且作为最大股东,否则将不予批复成立。同时被‘授意’的还有严格限定经营范围在注册区县所在地,不得跨区经营,以及建议减少或取消自然人股东。设定这一相对‘严格’且硬性的准入条件,特别是要求国有企业要作为大股东参与其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倒退,背离了向民间金融开放的初衷。”“然而, 与众多无法计数的非‘国’待遇相比,近期浙江绍兴向民营企业推行的一条‘国”标待遇却更让民企百倍震惊。”“遭遇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后,绍兴政府设计了一个旨在加强对民企监管的政策, ‘ 将对国有企业监管的有效办法逐步引入民营企业’, 欲实施 ‘ 政府之眼’ 将1369家规模以上(即销售额超过百万)企业纳入财会监管联席系统中,进行实时监控,让绍兴的主要领导每天打开电脑就能对主要民营企业的财务状况一目了然’、‘派驻审计进民企’、‘成立民营企业党工委和纪工委,视情委派党组织负责人进驻大中型民营企业’等措施,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监管日常化、程序化。此体系一旦建设完毕,当地上千家规模以上大中型民企,将尽在政府‘掌控’之中。”“尽管绍兴强调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依法行政,不超越法律范畴,并一再声称‘监管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加强服务。’然而,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严密实时’的政府监管与民企的商业秘密和经营决策,要怎样才能和谐共存。”因此，韩、田两先生很为民营企业担忧：“有人感慨,无论银根紧松,得益的都是国有大型企业,而中小民营企业的未来也许注定着坎坷”，“随着2008年32家A类央企名单的出炉,既定的2010年把中央企业调整优化到80-100家的目标,以及培育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的方向已经日渐清晰。”“对于已在节节后退的民营企业来说,更现实的问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财政政策在将来会不会形成通货膨胀等过热现象？如果一旦不幸言中,政府难免要对此采取调控手段,那么,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则很有可能首先成为“被调控”的对象。继之成为银根紧缩等调控措施的第一波牺牲品。”由党中央和各级政推动的“国进民退”运动，无疑是对近30年来改革开放中错误路线的纠正，是符合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得力之举！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韩、田等学者们，却对此大加指责，他们意在唤起那些新兴的资产阶级起来与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做斗争，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陈季冰先生在《“地王”与楼市调控的怪圈》一文中，将楼市再涨价及房地产失控的原因，归之于国有企业介入房地产行业。他说：“9月10日下午，备受关注的上海普陀长风6B、7C地块进行公开竞买。在参与竞购的15家来自内地、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地产巨头中，国有企业中海地产最终以70.06亿的价格，溢价129.1%拿下该地块，折合楼面价已经高达22409元/平方米，成为全国新地王。同日下午，深圳招商华侨城投资有限公司以5.3亿元的总价拿下深圳宝安区尖岗山居住用地，楼面地价18874.64元/平方米，刷新了深圳土地出让单价的最高记录。”“真正意义上的‘扩大土地供应’应当采取总量控制而非底价控制的招标方式（也就是有节奏但无底价的土地拍卖）。但这样的话就必须从根本上彻底颠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将土地的供应转变成调节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一个水龙头，类似于国家建立石油、粮食等战略储备的功能。不过现在看起来，在土地仍是地方政府最大收入来源的今天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这种理想化的模式几乎是没有可能付诸实践的。当然，我不认为应该责怪地方政府，因为它们也很无奈。”在陈先生看来，国有企业及各级政府不应该介入房地产行业，只有那样才能使房地产业得到健康地发展。但是，在当前中国政策体制条件下，即使国有企业及各级政府不介入房地产业，房地产的价格也无法控制，因为资本追求的是利润，而不是良心。政府越不控制，房地产的价格会更高。陈先生表面上谈的是房地产，而实际上是在指责政府管得太宽，并容忍国企介入房地产业。按照陈先生的意见，房地产业只能由资本家来掌控，即“必须从根本上彻底颠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那样，资本家就可以成为控制国家与民众生死的主宰者，从而达到统治国家的目的。
李小平先生在《如何看待劳动力大量潜在过剩下的所谓民工荒？》一文中说：“所谓民工荒的深层次原因，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体制与结构问题，这些体制与结构问题由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大量过剩而难以在短期内立即实行彻底的改变，就造成了目前这种城乡收益巨大差别问题、福利待遇天壤之别问题、长期的三农问题和短期的民工荒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制度问题和户籍制度问题。”在这里，李先生不是从资本家的深度剥削导致农民工无利可图，因而使得农民工对打工失去兴趣这一原因去谈民工荒的问题，而是把它归结为“历史遗留下来的体制与结构问题”，所以他把矛头直指社会主义体制，要求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李先生认为，解决的方式就是从农民占有土地上打主意，他说：“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懂得这样的基本原理：生产要素越是自由地流动和转移，越能达到资源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结果。”“旅美经济学者刘恒中曾主张：‘全面现代化时期的统筹城乡，应围绕着农民变成市民来统筹布局’，并提出了‘国土永用、以地换保、助农转非、择县建市’的16字发展举措。我非常赞成他的主张。”为达此目的，李先生主张：“转成城镇户口的农民家庭所承包的土地允许以市场价格转让，转让后的土地不再属于农村集体承包土地，并由此而可以进行二次和多次转让，从而在农村形成一土两制。”即准许农村土地私有化，使那些迁入城镇的农业户口，彻底与土地分离，从而为资本家提供最廉价的劳动力。
辛宇先生在《中国反腐战略的致胜之道》一文中说：中国的腐败问题，“得之于政改推动经改，失之于政改滞后经改”，他认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政改特别的党委领导体制的改革，明显慢于并滞动于经济改革，也慢于并弱于政府机构改革。经改这一腿的过长与政改的这一腿过短，其间的巨大缝隙，恰是腐败迅速滋生蔓延的条件和土壤。现在继续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纪检监察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辛先生指出：“改革开放前的‘文革’十年浩劫，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一‘总病根’的认识已经十分到位。但改革开放30年来不仅没有解决好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而且地方党政各级一把手的集权程度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在这一权力的过分集中的体制下，执政时间越长，党委一把手权力集中的程度就越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越长，权力的含金量就越重；不仅会加大腐败的机率，而且会引发分裂的可能。”辛宇预言：“中国未来反腐战略的致胜之道，应当在查办案件之外。”辛先生所说“查办案件之外”的弦外之音是什么？从其全文的内容来分析，不外是“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即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应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象现在这样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由共产党一党执政，已是不合时宜了！
孙立平先生《走向社会重建之路》一文提出：“在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个年头的今天，重建社会已经成为一件愈益迫切的任务。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形成的今天，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社会治理体系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其次，在现实中，一种相反的趋势似乎开始若隐若现，伴随经济上的国进民退，以压制社会为代价强化权力的迹象依稀可见，而对金融危机的错误反思，似乎为强化权力提出了新的论证。”“要看到，这种状况是在我国市场取向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形成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两种可能可供选择：一是退回到过去的再分配经济；二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如果退回过去的旧体制不可能成为我们的选项，那么，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就成为我们惟一的出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形成一种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种使得利益格局能够大体均衡的机制，将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所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社会主体平等利益表达权利的制度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较为公平的利益博弈。换言之，利益的均衡要靠公平的利益博弈来实现。”为此，孙先生提出了“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他认为：“首先，要准确定位社会矛盾。要看到，现在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确实比较多，但是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实际上都是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其次，现在一些地方社会矛盾突出，责任与其说在民众不如说在政府。而政府成为引发利益冲突的因素，原因不外乎政府职能定位有偏差、发展主义背景下的政绩压力以及政府成为利益主体。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我们需要将社会矛盾的解决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联系起来考虑。也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双重的目标，一方面要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要有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基于上述认识，我们需要形成关于社会矛盾的新思维，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方式。面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是极力捂住、压住，还是通过制度创新为规范和解决这些问题创造制度性条件？那种想把利益矛盾、利益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思路是行不通的，而只能走制度化的道路。制度化的道路意味着，第一，增强制度对于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容纳能力。第二，增强用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能力。”“有的时候，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孙先生的大作，洋洋万言，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要使我们的制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必须重建作为制度运行前提的基础秩序。”这个“基础秩序”是什么？孙立平先生虽然在此卖了关子，但只要稍微有点知识的人都领会得到，他的意思就是要在中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资产阶级政权，这就是他所提出的“重建社会”的目标。
薛涌先生的《大国崛起首先在于人的崛起》一文，所论述的虽然是从“人轻物重”到“人重物轻”的转变，但其落脚点仍然是中国的体制问题。他说：“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劳工权利缺乏保障，打工讨不到薪，子女教育受歧视，没有医疗保障，更谈不上自由组织工会和向资方集体讨价还价了。……这是由于权力扭曲了经济规律，政治秩序没有保障市场秩序。”所以，要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还是要解决政治体制问题。
在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部署和建国六十周年庆祝大会上鲜明地打出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旗帜之后，湖南省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不去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而编辑出这样一个“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造势的小册子，发送到全省各级政协委员，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上述右翼言论，在网上都可以查找到原文，并不是什么内部参考资料。湖南省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将这些同类型的言论汇集成册，下发全省各地，可见其用心良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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