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西、打中、挖祖坟是《随笔》的“独特风格”——《随笔》今年第六期评点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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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一向标榜自己是为中国知识分子说话，代表他们利益的刊物，但实际上它只是代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在说着话。在当今社会，有各色各样的知识分子，发出各色各样的声音，这在思想多元也即声音多元的社会里，《随笔》代表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充分享有着自由说话发声的权利，这是当今社会的常态。这种状态符合意识形态领域交流、交融、交锋的指导方针，引不起，也不必引起任何大惊小怪。但是，你的讲话声音，别人听了总也可以说出不同的话、发出不同的声音，不能说只允许交流、交融，就不容许交锋了吧！
细读了今年第六期《随笔》20余篇文章，强烈感受到这家刊物发出的声音和人民大众的声音有着多么的不同！其中一些是直通通的，不加掩饰；而另一些则作了这样那样的包装，或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或含沙射影，表隐实显，尽管这样，别人还是听得出来这些声音背后想说的是什么。
一曰对西方文明的百般推崇和认同。“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以下简称“永忆”）一文说：“为什么有‘波匈事件’？为什么有‘布拉格之春’？只有……让精神的历史浮出水面，才能懂得这都有一个东、西欧本来共有的‘同源文明’，在东欧被野蛮政治遮盖住了的问题。”这句话很明显，东西欧文明本属同种同源，东欧在共产党执政的年月里，这个同种同源的问题被诬蔑为所谓“野蛮政治”掩盖住了。与上文寓意相近，该文又称：“柏林墙终究被具有欧洲精神的东、西德老百姓共同冲垮，东欧也终究会走向欧盟和欧洲议会，历史的脚步本来就是这样走的，反对有什么用呢？”文章完全不顾及柏林墙被推倒后的20年，东、西德人民对柏林墙问题仍持有明显的强烈的异见，却主观武断地说，谁也不能反对这个心目中的“历史脚步”，似乎历史就是按他们的意志写的，而且还将按他们的意志继续写下去。从以上两段引文可以充分看出对西欧文明，即西方文明的推崇。不仅如此，比照中国如何对待西方文明，该文说：“我们这些年取得成就的经验来源，最终还得到西方去找，要开放，要入世，要实行市场经济，要同国际接轨，年复一年派大批官员出国学习，其中缘故还需费解吗？”按的观点，中国要改革开放，就一定是一头扎入西方的怀里，唯西方马首是瞻，对于这个趋势、格局显然认为已经不必费什么言辞了，已经铁定了。本期另一篇文章“大清王朝一再挨打”称：“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人如果非要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话，最应该反对的显然不是英国人与英国政府……鸦片战争带给包括中国民在内的亚洲人特别是日本人的，却是放眼世界的改革开放。”什么丧权辱国，什么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血腥掠夺，都不在话下。帝国主义列强反倒成了中国的恩人、救星。本来嘛，中国如果往前推一百多年即实行开放，中国不早就富裕了吗？说《随笔》宣扬的是洋奴哲学，实在不过分吧。在《永忆》一文中又说：“‘欧洲精神’或西方文明在实质上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西方文明成了“世界历史的走向”，这同已经破产了的美国学者福山所著《历史的终结》一书所宣称的20世纪末社会主义已经消亡，从此，世界将浮现出资本主义世纪有什么二致吗？而当今世界形势的发展，金融海啸的出现，早就粉碎了福山们的谰言。
再曰为推崇西方文明，必须竭力贬损自己，辱骂自己，痛责“极权制度”。“东德的思想宣传”一文说：“东德的思想宣传和纳粹思想宣传都发生在德国，都是典型的‘党宣传’，东德的党宣传比纳粹更体现党的绝对领导。”又说，宣传中引述领导人的话，“翻来覆去地说，翻来覆去地领会、解释……结果人云也云，有口无心。在中国这样的语言被嘲笑为假大空，在德国这种语言被嘲笑为党版中国话。”。“用套话、官话是最安全的。”文章引述一个德国评论者的话说这是“一个制造焦虑的制度”。“下面被管的怕上面怪罪下来，觉得老是被人掐着脖子过日子，上面管事的唯恐下面出了纰漏，又有更上面的要怪罪下来，所以不得不战战兢兢。遇到模棱两可的事情，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由此形成了一种焦虑型的自我审查。”文章称，“党宣传对新闻报道的管制尤为严格”，“总是不让坏消息曝光。它认为，坏消息不利于稳定人心，也可能被西方利用，所以，坏消息也成为一种不能泄露的‘国家机密’。即使在有坏消息不能不见诸报刊的时候，也一定要从正面来报道……而且又必须永远把不良事件地区化，当作一个不影响大好全局的地区特殊问题。”进而又认为极权宣传具有三个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一是为自己设置不切实际的目标……注定只能有自欺欺人的结果。极权宣传自称代表绝对真理，并企图统一所有人的思想，必须证明极权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绝对正确，其领袖绝对英明，制度的绝对优越，政策的绝对正确，等等。……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独立的想法，而代之以宣传武断规定的“正确思想”。二是自我评估机制失灵，“极权宣传表面越成功，就越无法评估自己实质是多么失败。”三是党逻辑的意识形态无法控制人对经验世界的感受，“东德宣传总是说‘社会主义民主’比西方的‘自由民主’更民主，但人们的经验事实是……在这个社会中看到的却是普遍的虚伪、谎言、阴谋、暴力和非正义。……在无法用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控制的情况下，只能越来越借助于武力压制的手段……这等于政府自己在宣布已经失去了民心，承认老百姓已经成了它必须时时防范的对象。”宣称东德的宣传是“失败的”，但是，“对维持极权统治，这样的宣传却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可以清楚看出，对共产党的宣传有着刻骨仇恨。他们采取西方惯用的混淆是非、节外生枝、牵强附会以至断章生义的伎俩全面攻击、妖魔化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他们还总是把党的宣传同极权统治紧紧挂上钩。《随笔》发表过的许多文章咒骂极权统治频率之高是惊人的。可以说是每期必骂。不说每篇都骂也是隔三差五的骂。本期另一篇文章“无形的地坛”是为唐达成诉冤控苦的，其中有一处说：“处于极权恐怖统治下的臣民，有没有保持沉默不语的权利？”是为唐达成蒙有“沉冤”却又强忍缄言抱不平的，其矛头所向，是无须解读的。在攻击“极权统治”时，他们娴于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如今也是人们熟知的了。即使骂的是别人，也必须把骂人的唾沫星子喷到我们党的身上。“东德宣传”的这篇文章骂的是东德，文章做在谁身上，曲里拐弯地骂着谁，倒是应着本期“永远”一文说的那句话：“还需费辞吗？”把东德看成和法西斯一般，也就是把我党看成和法西斯一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应该是把内心深处最阴毒的那股子心理给点明了吧。
三曰按照《随笔》的思维逻辑，媚西打中，最后就是把根子和总账算到马克思主义头上。“永忆”一文说：“马克思既‘化解’了前人，双把一切都‘政治化’了，也可以说‘实用化’了……只露出了‘斗争哲学’和‘无产阶级专政’，我很为马克思可惜，他的过人才华被自己扭曲了，”“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学说名为马克思主义……我曾想用‘马克思学说’代替‘马克思主义’，因为‘主义’往往是‘排他’的，一主的，‘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化的，‘学说’则具有广大的包容性，是‘多元’的，是容许有不同意见的。”可以看出，《随笔》的编辑和先生们蓄意贬低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今中国社会最锋利的思想指导武器，他们竭力想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学说，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们的所谓“马克思的个人才华被自己扭曲了”，实质上说的是成年后的日趋成熟的马克思已经不是这些先生们钟爱的青年马克思了。他们可惜的是青年马克思被成年马克思代替了。这本来是马克思的进步，历史的进步，但是这些先生们是容忍不了这个替代的。马克思毕生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创立了唯物史观，但是在“永忆”和竭力吹嘘的陈乐民先生那里，“唯物史观不是解释历史的唯一工具”，“从不认为历史的解释只能是一元的……学术文章为什么一定要完完全全依从某一理论框架（按：此处某一理论框架，显然暗指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样‘起承转合’呢。”我们不反对思想多元，但我们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自然包括历史领域）义不容辞‘当仁不让地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在这些先生们的心目中，自然是不认同的。他们歌颂、赞赏的是，与党离心离德，与马克思主义相悖，醉心并追求自由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从这一期专门刊出一组文章来推崇、宣扬德国诗人黑塞可以看出端倪。黑塞的孤绝、自闭，“对现实充满焦灼、痛苦与绝望，仿佛一只困兽在寻找突围的方向”。这种性格是《随笔》的编辑和先生们十分心仪并奉为圭皋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们要把这种“风骨”推荐、灌输给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中国知识分子都具有对现实不满、对党不满，逆反马克思主义，去“寻找突围的方向”那种恃才傲物的风骨（或可称为反骨）。而对坚持党的立场，坚守崇高的理想信念的知识分子，他们则万般不能容忍，想方设法要给予讽刺打击、恶意嘲讪。
最典型的是对于丁玲的评论。解放后，丁玲虽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达21年之久，受到极大的冤曲和思想心灵以及肉体的伤害。但“文革”以后，丁玲获得平反，她一如既往，坚信党、坚信毕生追求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她无怨无悔，没有向党发泄什么怨愤，这种只知道一往无前地追求真理而不顾个人心理、生理受到的摧残的真正的中国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风格是多么可贵、崇高，令人肃然起敬！但是在《随笔》以及它的先生们眼里，丁玲仍是“打人的左棍子”，是“红衣主教”，竭力坚持革命年代的“毛话语”正典；还说丁玲在国外访问时说起在北大荒劳动锻炼时，“养鸡也很有趣味”，是在“说谎”，致使异邦人士（未知是哪个异邦，那位人士）大失所望。丁玲把劳动视为有趣，是快事是谎言，那末如果丁玲借此大诉党的苦，那么他们自然就视为“真理”，大喜过望了。黑白颠倒，一至于此。他们甚至恶毒地诬蔑丁玲“只是正典（自然是指马克思主义真理）与她血肉相连，使之彻底地异化”，是“向封建的三从四德靠拢”，这种对丁玲崇高追求和崇高人格的污辱，实令人难以容忍。
吹捧西方、践踏自己，挖马克思主义的祖坟，这是《随笔》成体的思想逻辑。他们弹精积虑，期复一期，年复一年，将此化入全部编辑实践之中。在其发行《三十年精选》文集的通知中，吹嘘自己“向来以包容的立场、性情的文字，理性的思辨”……为自己的“独特风格”。当着我们细心读懂了它的各期内容以后，我们终于明白了，所谓“包容的立场”是指的牢牢站在西主的立场，而绝不包容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所谓“性情的文字”是指对西方文明宠爱有加，百般逢迎，而对于人民大众的文明，优良传统，则痛责怒骂，大耍泼妇骂街的“性情”；而所谓“理性的思辨”则更是明明白白地站在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反的立场，同党的方针、政策、路线、观点狡言诡辩，极尽诬蔑、挑衅之能事，哪里有什么真正的理性可言。我们并不想给《随笔》无限上纲，扣什么帽子，我们只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其问题的表征和实质，以正视听，以向《随笔》的先生们做出真正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理性思辨。如此而已，岂有他哉。(2209年11月22日)
（《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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