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上的“反共”运动
石华宁
美国参议员麦卡锡，一个议员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制造了法西斯式的“反共”恐怖
美国历史上也有过与中国“反右”运动类似的“反共”运动，这就是疯狂的麦卡锡主义。两者都是冷战条件下由政治观念引发的政治风暴，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也都是针对知识分子。不同的是，美国的“反共”运动远比中国的“反右”运动残酷，受伤害的人更多。与美国的“左派”相比，中国的“右派”要幸运的多。
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源于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借着向党和政府提意见的机会，公开的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要求推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否定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那时的新中国成立不久，政权不稳，刚刚开始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加上国际上存在“反共”思潮，因此开展“反右”运动是必然的，是为了稳定政权、统一思想必然会采取的政治措施。你要推翻我，我还无动于衷，在那个历史条件下，不可能。问题主要出在，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本来只是针对个别有影响的人物，结果却成了定指标、人数越多越越好，有５０多万人被错划成了“右派”，在知识分子当中形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改革开放后，给很多当年被错划成“右派”的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邓小平仍然坚持“反右”没有错，错在了“扩大化”。然而即使便如此，中国的“反右”扩大化也比不过美国的“反共”扩大化当年仅有２亿人的美国，在“反共”运动中有２０００万人受到审查，２００万人受到冲击。
其次，中国对于被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进行思想改造，希望你改变思想，培养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感情，而不是要抓你坐牢。工资照发，粮票照给，但要下乡锻炼接受思想改造。是想把资产阶级改变的有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当时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即使对于一些语言很猖狂的人，也提出给予出路。但美国的“反共”运动，主要目的是抓间谍，不是为了改造思想，而是为了抓敌特分子，因此手段要残酷的多。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很多农民饿死了，但"蹲牛棚"的右派却没见饿死几个。这说明右派的命运比农民要好。
因此，中国的“反右”比起美国的“反共”运动要仁慈得多。
当一些中国的右派精英在声讨中国的“反右”运动的时候，更应声讨美国的“反共”运动，但他们为何不声讨呢？还有一些人很崇拜美国的自由民主，认为那样的制度不会发生极权压制，不会产生法西斯主义，但在这样的制度下为何会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反共”恐怖？有些人说美国有言论自由，但为何美国不能共产主义一些言论自由呢？
这种现象似乎说明了，美国的言论自由仅是宣扬资本主义的言论自由，美国的自由民主仅是针对资产阶级政党的自由民主。
二战后的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在国内清除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1945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207票赞成、186票反对，将其臭名昭著的“非美委员会”改为常设机构。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指数急剧上升，在短短的一年中发生了3.47万次罢工，共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众院非美委员会借机指责工会 “已被共产党渗透”，极力煽动公众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杜鲁门政府从1947年 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所谓“忠诚调查”。其调查对象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也随之右转，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被迫更改了名称，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恰在此时，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的一篇演说，将这一运动推向顶点。1950年2月9日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诞辰年纪念日，麦卡锡决定在这一天“把炮弹打向国务院”。在俄亥俄县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声称在他手中，有“一份205 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有如晴天霹雳，令美国上下一片哗然。此前如履薄冰的麦卡锡则一夜之间成为声震全国的政治明星。
惠林演说之后，麦卡锡又相继飞往犹他州的盐湖城和内华达州的雷诺，重复他在惠林的演讲。略有不同的是，此时的麦卡锡手中还挥舞着一张小纸片，这就是所谓的“间谍名单”。但是，按照他这时的说法，名单上的人数为57人。麦卡锡又在参议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谓“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更是借口杜鲁门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苏联”、“出卖了蒋介石集团”、“帮了共产主义的忙”，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 20年”，并将锋芒直指杜鲁门政府。
1951年6月14日，麦卡锡借口杜鲁门撤换朝鲜战争中的美方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国务院发表了平生最长的一次演说，直接指责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重要制定者，曾经担任驻华特使、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被杜鲁门称作“现今最伟大的人物”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在这篇6万多字的演说中，他将“叛徒”甚至“谋杀者”的罪名安在马歇尔头上，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力反对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使得苏联先于西方盟国到达东欧；在雅尔塔会议上蒙蔽罗斯福，使苏联在领土等方面获利；在担任杜鲁门总统派驻中国的特使调停国共两党冲突期间暗中支持共产党，“出卖国民党”；在国务院任职期间制定了对蒋介石集团不利的政策，“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等。后来，麦卡锡还让他的助手编印了《美国从胜利后退：乔治·马歇尔的故事》一书出版，并广为散发。同时受到麦卡锡无端指责的还有在战时和战后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谢伟思、柯乐布以及时任国务卿的艾奇逊等人。1951年冬天，在麦卡锡的无端指责和谩骂中，马歇尔不得不主动辞职，回弗吉尼亚州里斯堡农场养老。
从1953年起，麦卡锡将魔掌逐渐伸向外交领域。是年4月，麦卡锡在两名年轻助手的协助下，开始对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在这次清查中，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列为禁书，甚至连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 史莱辛格和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据估计，被剔除的书籍总数有近200万册。在此影响下，美国国内一些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纷纷查禁甚至焚毁“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
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獗的时期，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 3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清查。同时，美国的左翼力量也受到空前的打击。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600多次“调查”活动，还举行了17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卡锡的活动越来越激起公众的反对。在欧洲，人们更是将麦卡锡直接比作希特勒。国务卿杜勒斯更是向总统艾森豪威尔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许多欧洲领导人似乎认为我们（美国）正在麦卡锡的领导下走向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1953年7月，麦卡锡的助手马修斯在《美国信使》撰文，指责美国耶稣教会牧师中“受到了共产党的严重渗透”。教会立即将电话打到白宫，抗议马修斯的诽谤。1954年12月1日，在全国上下的一片声讨声中，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对麦卡锡进行谴责。1957年5月2日，麦卡锡饮酒过量引发肝炎和神经炎，一命呜呼。
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反共”成了美国的惟一选择。谁也不敢主动提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接触。在美国国内，成千上万的华裔和亚裔被怀疑为“间谍”。他们不仅被非法传讯，不准寄钱给中国的亲人，甚至被禁止公开谈论自己的家乡，还有不少人因被指责“同情共产党”而受监禁、被驱逐甚至遭暗杀。在美国工作的著名核物理学家钱学森也因被指责在战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此后，钱学森多次发现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电话被窃听，他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吊销。这表明，他已经不能继续从事喷气推进研究，甚至不能留在实验室里工作了。直到1955年离开美国前，钱学森一直受到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钱学森回国时不仅没有带回任何研究资料，甚至连一些私人生活物品都未带回。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也因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不得不偕同夫人离开祖国，远走瑞士。1972年2月19 日，斯诺客死日内瓦。斯诺去世后，家人在清理他的信件时发现他留下遗言：要把他的一部分骨灰留在中国，因为他热爱中国；把骨灰的另一半送回美国，安葬在故乡的哈得孙河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世界超级大国。它以世界宪兵自居，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计划。1945年4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一份咨文中声称，美国“已取得世界的领导地位”，现在要巩固这种地位。杜鲁门还说过，在世界各国，美国将要展开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他说：“恺撒[1]、成吉思汗[2]、路易十四[3]、拿破仑[4]或其他任何十个伟大的领袖所担负的责任都不能同美国总统今天所担负的责任相比拟。”1945年12月29日，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已使美国“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了”。1946年4月6日，杜鲁门还在芝加哥发表了演说,他说:“美国今天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美国应保持强大，以便实现对世界的领导权”，杜鲁门鼓吹“全世界应采取美国的制度。”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发表了对外政策咨文。咨文声明：世界已分成两个敌对营垒，苏联的“极权主义”“危害着美国的安全”；美国要承担责任，通过经济和财政援助的途径，“支持各国的自由人民”，“采取果断的行动”来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浪潮”。 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总统颁布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也就是《忠诚调查法》。根据这个法令，美国设立了联邦忠诚调查委员会。先后有二百五十万公务员，三百万武装部队成员和国防订货厂商的三百万雇员受到了“忠诚调查”。这些公务员，武装部队成员和雇员，必须宣誓“效忠政府”。如果政府一旦发现他们有任何“不忠”行为，这些人就要被解雇或被迫辞职。如果这些人拒绝宣誓效忠，拒绝声明“不同情共产主义”，他们也同样会被解雇。根据美国国会陆续透露的材料，受到“忠诚”调查的美国公民，累计有一千三百多万人。许多人只是因为自己曾经认识一名美国共产党党员或对一名进步人士表示过同情，就遭到了不幸。 有一位公务员，在忠诚”调查后被解雇了，原因是“没有一件事能证明他曾经批评过苏联”。还有一位女教师，只是因为她说过“苏联也有公共卫生设施”之类的话，也同样遭到了厄运。 在美国政府和国会领导下从事“忠诚调查”的人员，常常根据蓄意捏造的罪名和道听途说的“证词”，对美国共产党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政治迫害。一个受到了“忠诚调查”的“嫌疑犯”，实际上就成了一名“罪犯”。这个人在最后被证明自己清白无辜之前，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假定他有罪。邻居们不敢和这个“嫌疑犯”打招呼，也不愿自己的孩子和“嫌疑犯”的子女接触，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嫌疑犯”的子女，甚至连参加童子军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1947年11月，美国总检察长克拉克公布了取缔九十个进步团体和组织的名单，半年以后，克拉克又宣布取缔另外三十二个进步组织。当时，为非作歹的反动的三K党[7]和其他三十九个右翼团体，都没有被取缔。在杜鲁门总统执政初期的“忠诚调查”活动中，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8]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到了1945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成了美国众议院的常设机构。此后，它对美国共产党，美国进步团体和人士加紧了法西斯的迫害活动。经过这个委员会的调查之后，有三千八百名政府雇员被解雇了，然而这三千八百人中经法律程序由美国法院宣判后被解雇的政府雇员却只有三十六人。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于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9]的“新政”措施深恶痛绝，攻击“新政”是什么“搞共产主义”。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还对“新政”派人士大肆抨击，对前助理财政部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国执行董事，经济学家哈里·怀特进行了长期的严厉的盘问和威逼，致使怀特精神极度紧张，终于在1948年8月16日心脏病猝发身死。1947年下半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还对好莱坞十名著名电影工的所谓“共产党渗透”活动进行了传讯。这个委员会在调查中抓不到“共产党渗透”的确凿证据，却以电影工拒绝答复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要他们回答自己的政治信仰为由，指控他们“藐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犯有“藐视国会罪”。这时，电影公司的老板宣布辞退了这十名电影工，受这一案件株连的尚有文艺界人士二、三百人。1948午7月，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还参与了联邦最高法院非法逮捕、审讯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十二名领导人的事件，诬告美共十二名领导人犯有“阴谋颠覆罪”。1949年，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美共领导人犯有“以阴谋煽动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罪行，决定分别判处他们以罚款和监禁。同时，联邦最高法院还宣布，美国共产党是“教唆人们以暴力推翻政府的阴谋组织”。在杜鲁门施政初期，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不少反对劳工运动的立法。这一类立法，仅1947年就有二十多个。例如工947年6月23日，美国第八十届国会正式通过了《塔夫脱一哈特莱法》[10]，即“劳资关系法”，规定：禁止同情罢工和工人的纠察活动，禁止工会与雇主订立只能雇用工会会员的合同，禁止在工会中容纳共产党员，资方有权要求工会赔偿因罢工而造成的损失。 1950年2月9日下午，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城共和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说，声称美国的危险来自某些官员的背叛，整个国务院已经被共产党搞得千疮百孔。麦卡锡认为，美国在“冷战”的每条战线上都遭到了损失，因为“敌人来自内部”，“共产党横行于国务院”。麦卡锡扬言：“我手头有国务院里二百零五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国务卿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他们仍然在国务院工作，并且正在草拟和制订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还手举一份清单说，这就是一份二百零五名共产党员的名单。麦卡锡的惠林演说，立即成了美国国内的头条新闻，轰动了政界。不过那份名单有时变成了二百零五名“危险的嫌疑分子”，有时又变成了“五十七名持有党证的美国共产党党员”。 麦卡锡的所谓指控，根本投有什么新材料，他所掌握的唯一“证据”，只是一份国务院早巳对联邦政府公务员进行“忠诚调查”后所提出的甄别材料。原来，早在1946年7月，国务卿贝尔纳曾写信给美国众议院，信中谈到：国务院对三千名政府职员初步进行了甄别，认为有二百八十四人不宜长期在联邦政府任职，这二百八十四人中有七十九人已经被解雇了。麦卡锡则把国务院的上述名单中其他尚未被解雇的二百零五人，统统称之为“共产党人”。 麦卡锡的反共叫嚣，很快使他名噪一时，成了美国新闻的显要人物。反共、反民主的政客和共和党内反对罗斯福“新政”的人，都寄希望于麦卡锡。在这种情况下，麦卡锡接二连三地对美国共产党，进步工会、团体进行猛烈抨击和恶语中伤，同时又激烈地指责罗斯福和杜鲁门执政以来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对美国共产党和民主进步势力的“放纵”。这时，麦卡锡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成了反共势力的急先锋。 麦卡锡利用国会议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1]和国会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放肆地煽动反共舆论，收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材料，并对他们进行迫害。当时美国党、政、军、文及各界知名人士，下至社会各个角落的普通老百姓，都遭到了麦卡锡的攻击，无一幸免。 无论是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还是施政初期的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对麦卡锡主义的泛滥，都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后来，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里承认，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是“美国群众性的歇斯底里时期，这种歇斯底里导致了政治迫害事件”’“给许多无辜的人扣上了罪名”。1950年9月23日，美国第八十一届国会通过了《麦卡伦法》，即“国内安全法[3]。根据这个法案，凡属美国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及其外围组织都要向美国司法部登记，并提供有关自己组织的财务等全部情况，还要逐个登记成员的名单，并禁止其成员在政府机关和国防企业中任职，也不准他们领取出国护照。如果违反上述规定，要判处五年以下徒刑或处以一万美元以下罚款。 1950年底，杜鲁门根据《麦卡伦法》，宣布美国全国处于紧急状态，逮捕了不少反对美国侵朝战争的进步人士。根据《麦卡伦法》，美国政府分别给一百七十多个进步团体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从1952年5月起，美国国务院在发给美国公民的出国护照中，还特别印上了这样的字样：“本护照对于持往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的旅行者无效。”1952年6月，美国第八十二届国会又通过《1952年移民国籍法》[4]，规定：要严格限制那訾“不可靠的”外国人移居美国，外来移民从每年入境三十四万人减少到每年十五万人，其中亚洲移民总数不超过两千人。还规定：凡是没有加入美国籍的外国侨民(当时有几百万人），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否则也要受罚甚至坐牢。根据《麦卡伦法》，仅1953年上半年，就有四十八万移民被撵出美国到了墨西哥。 1941—1942年间，他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在重庆担任过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一土944年间，拉铁摩尔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太平洋战区分局工作。毋庸置疑，拉铁摩尔对美国垄断资本的统治是忠心耿耿的。然而，麦卡锡却骇人听闻地指控拉铁摩尔是“苏联在美国的头号间谍”，是一个“超级间谍”。麦卡锡说：“有关拉铁摩尔的档案材料是爆炸性的，如果破了这个案，这将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案。” 1950午4月6日，正在阿富汗访问的拉铁摩尔奉召回国。在调查拉铁摩尔案件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拉铁摩尔列举大量事实，表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并且公布了蒋介石和宋美龄赞扬拉铁摩尔的私人信件。在麦卡锡的高压下，拉铁摩尔最后还是遭到了政府的清洗。从此，拉铁摩尔的著作和论文被禁止发表。 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麦卡锡更加紧了政治诽谤和阴谋迫害活动。1951年6月麦卡锡在参议院的一次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指控马歇尔“参与了一项巨大的阴谋”，“为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服务”。艾奇逊(1893—1971)自1941年以来任助理国务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副国务卿，并继马歇尔任国务卿。麦卡锡称艾奇逊是“红色的迪安”，指责艾奇逊在亚洲“出卖了中国”，“雇用并保护了共产党人”。由于麦卡锡的一再诋毁，马歇尔和艾奇逊都被迫先后辞职。 1952年，在美国总统竞选中，麦卡锡起劲地抨击罗斯福和杜鲁门在1933—1952年民主党执政期间是“卖国的二十年”。 1953年4月2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布了10450号行政命令，命令宣布：凡有“叛国嫌疑”，“与国家安全要求不一致”的工作人员，都应予以解雇。据艾森豪威尔自己提供的材料，在这一命令公布后四个月内，就有一千四百多名政府官只被解雇。1953—1954年间，有八千人被专门的调查委员会确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物”，有五千人被迫“自动辞职”；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各种名目的审查。 1954年8月2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又签署了第八十三届国会通过的《1954年共产党管制法》，宣布：美国共产党是“非法组织”，“不受法律保护”。参议院一致通过了这一法案，在众议院也只有两票反对。 早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已参与了对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迫害活动。奥本海默最后还是遭到了清洗。 1953年11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的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前执行秘书威廉，博登，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头子埃德加·胡佛[8]告密，指控奥本海默“非常可能是苏联间谍”，理由是“奥本海默的妻子和妻弟都是美共党员”。在艾森豪威尔的同意下，埃德加·胡佛立即把奥本海默当作“叛国嫌疑犯”进行专案审查。当时，奥本海默正应邀在英国讲学，接受英国牛津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博士的称号。奥本海默接受这样的称号已经是第六次了。当奥本海默从英国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施特劳斯就通知奥本海默接受审查。1953年圣诞节前夕，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保安人员取走了由奥本海默保存的全部机密文件。麦卡锡还扬言，要在参议院内公布奥本海默的“罪行材料”。 1953年春，麦卡锡发动了一场查禁进步书刊的运动。麦卡锡指派他的两名主要助手科恩和沙因去调查美国国务院驻欧洲各国使馆．及其他驻外单位的图书馆藏书情况。麦卡锡指控有二百八十五个单位的图书馆内藏有三万册赞扬共产党和亲共产主义的书籍，他主张从图书馆的藏书中剔除这类图书。美国国务院为此曾发布命令，不准美国驻外单位的图书馆在任何情况下收藏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的著作。这次查禁的结果，有四十多位名作家和学者的著作被列为“禁书”，其中包括托玛斯·杰斐逊[1]的选集，菲利普·丰纳[2]的史学著作以及马克·吐温的文学作品等等。在美国国内的一些城市和学校，也发生了“禁书”以致“焚书”活动。例如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有人竟建议在公共图书馆内，凡共产党人或同情共产党的人，其著作的封面上都印上红色标记，把字写得“大到一眼可以看到的程度”；还要标明是否共产党员以及的政治态度，并附上被传讯的次数。 1953年底，麦卡锡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间谍阴谋案，指控美国陆军驻新泽西州蒙默思堡的一个雷达中心站内有“共产党的间谍”。经过长期调查，上述指控并不能成立。但是，麦卡锡仍不甘心。1954年1月，他又揪住一位名叫欧文·佩雷斯的陆军牙科医生不放。佩雷斯是1952年10月应征入伍的，他在新泽西州基尔默营服役。麦卡锡指控佩雷斯是进步的美国劳工党成员，并对佩雷斯发出了一份忠诚调查表。 由于同情中国共产党或者客观地评论中国问题，因而遭受迫害的学者、作家也是为数不少的。凡是参加了太平洋学会[6]的学者，差不多都受到了迫害。194l—1946年间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新闻处工作，1947—1951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费正清，也遭到了怀疑。 进步女作家、新闻记者史沫特莱(1890一1950)，1949年2月初突然被指控为一名“仍然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指控史沫特莱为苏联间谍的主要根据是：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门所掌握的当年日本秘密警察的档案材料，以及史沫特莱自己写的赞扬中国解放区的著作[7]。从此，史沫特莱的文章和著作，不得在美国的任何刊物上发表和出版，也不准她在公共场合讲演。史沫特莱甚至很难在美国国内找到一所住房。因为当时人人自危，生怕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前来纠缠。后来，她提出去英国的申请，美国当局又不准她出国。斯诺于1928—1941年间在中国从事采访工作，1930年专门访问了陕北根据地，次年写了《西行漫记》一书。美国联邦调查局把斯诺视为“危险分子”，禁止发表他的文稿，并吊销了他到中国旅行的护照。后来，他被迫迁居瑞士。直到1960年，斯诺才被允许到中国访问。进步女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斯诺，也受到了麦卡锡的迫害。她写的文章和书不能发表和出版。 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1898—1976)1941年在美国演出时曾用中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50年，美国政府吊销了罗伯逊的出国护照，一度还不准他在国内演唱，因此唱片公司再也不敢为他灌音。 1951年，有九名留美中国学者回国，途经檀香山被扣留，理由是他们的学识为共产党中国利用，“美国是不能容忍的”。随后，美国当局又禁止一百五十名留美中国专家回国。美国政府还切断了美籍华人和旅美华侨同中国大陆的正常通讯联系。后来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还写道：“麦卡锡主义损害了不少人，也损害了美国。教师、政府雇员、乃至部长阁员也动辄[zhe哲]得咎[jiu旧]。被指控为与共产党有牵连或为共产党的成员的无辜善良的人，直到今天还无法给自己完全洗掉污名”。当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一份民众对麦卡锡活动的反映的材料，这份材料写道“当德国人想到麦卡锡，他们马上想起了希特勒犯罪情景的再现”。还有的人说：“麦卡锡同希特勒一样，是政治凶手、强盗头子，民主恐怖的制造者”。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到处充斥“共产主义威胁”和“共产党的渗透”的滥调。麦卡锡全盘否定第二次界大战期间罗斯福联合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制造了“共产党渗透二十年”，“民主党卖国二十年”的谎言。按照麦卡锡的逻辑是，“战后初期的苏联要征服全世界”，“美国共产党是苏联的第五纵队”，“共产党的活动就是卖国活动”。按照麦卡锡的策略，先是说“共产主义势力威胁美国的安全”，然后说“共产主义已经渗透到美国政府机构”，接着声言要揪出混入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分子，于是就诬指一些人是共产党，下令要把这些人清除出政府机关。在各种名目的调查和审讯中，主要问题往往变成某个人现在或过去是不是共产党人，是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在麦卡锡的词汇里，共产党人实际上就是“间谍”、“卖国贼”的同义词。 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一个人受到了怀疑就等于有罪，如果这个人对政府或麦卡锡的指控有不同意见，这个人就是“不忠诚”。杜鲁门后来在谈到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对美国国务院的安全问题的调查时说：“委员会把整个国务院置于怀疑之下，因为这样作就好象对聚在一间房里的一群人说，‘你们中间有个骗子’，但又没有把罪犯指出来，也没有拿出证据证明哪些罪行。结果是那间房里的每个人都是嫌疑犯；直到问题澄清为止。”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有人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当作事实真相，并且以这样的方式利用这种东西来攻讦[jie洁]，政府工作人员，使被害者无法自白。”麦卡锡主义是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在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下，美国早年《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8]的民主精神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一人遭难，亲友株连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有一位青年，他在一般人心目中既不左倾也不捣乱”，只是因为他母亲在要求释放罗森堡夫妇[12]委员会里积极活动过，这位青年终于被解雇了。一位密执安大学的四年级学生米洛·拉杜罗维奇，曾在空军后备部队服役了八年。1953年有一天，他突然被列为危害画家安全的可疑人物，并被取消了他的中尉军衔，理由是有人指控他“和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有密切来往”。后来查明，所谓“密切来往”者就是他的父亲和姐姐，但他的父亲和姐姐只阅读过一份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文的报纸。这位学生的不幸遭遇，在1953年10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电视节目里，著名广播员爱德华·默罗曾广播过。在1954年3月9日晚上的另一次广播节目里，默罗又揭露麦卡锡是个骗子。默罗说：“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个们来说，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从此，默罗灾祸临头，被扣上了“极左”分子的帽子。有一位新闻广播员，当时只说了一句“我支持爱德华·默罗所说的每一句话”，结果就被迫害致死。在麦卡锡主义猖獗肘，一个告密者，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随时可以告发另一个人。一旦这个人被列入“黑名单”，这个人就要遭殃。一位名叫琼·米尔的女士，她曾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受人欢迎的一项联播节目的女主角。一天，她的名字突然被列入“共产党嫌疑犯”的黑名单”，结果公司的老板当天就辞退了她。老板对她说：“你对国家一贯是忠诚的，不幸的是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美国是一个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表面上看，麦卡锡主义似乎披了—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合法外衣，实际上它恰好利用了国会的立法权、总统的行政权和法院的司法权来掩饰其扼杀民主的行径。这比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暴行，要隐蔽得多。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下面，设立了各种名目的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它们都是“依法”成立的。在各个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的调查过程中，有些人因为拒绝承认对自己的陷害，往往就被判以“撒谎罪”；有的人因事隔多年作证时遗忘了一些情节，往往就被判以“伪证罪”；有的因拒绝回答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或拒绝提供亲友的名字，往往就被判以“藐视法庭罪”；有的作证时援引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13]拒绝自证有罪，往往就被指责为利用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共产党人”。 1951年，美国最高法院曾公布：各级法院可以自行决定取消被告援引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权利。同年，最高法院又作出裁决：取消美国共产党援引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权利。1954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凡案件涉及国防或国家安全时，联邦法院有权强迫被告向国会，陪审员；联邦法院提供证词。这样，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赋予公民的权利，实际上被剥夺了。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麦卡锡之流的做法，使人觉得只要要求享有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权利，那就是犯罪。麦卡锡甚至猖狂到这种地步，把那些想援用宪法权利的人，也说成是援用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共产党人。” 由国会出面组织的不少“调查”，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逼供。被告人面前坐着怀有敌意的检察官，新闻摄影记者在弧光灯的刺人灯光下，开动摄影机随时准备拍摄被告人出洋相的镜头，再加上好奇的听众，这样使被告人的神经极度紧张。一连几天的“调查”，随时可能被抓住把柄，给被告人扣上“伪证”，“藐视法庭”之类的罪名。1953年11月16日，已经下台的杜鲁门为了表白自己对麦卡锡主义的不满并攻击共和党政府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说：“为了政治上的便利，现政府已经浸透了麦卡锡主义。它放弃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它以‘美国主义’或者安全为名义，散布弥天大谎和对任何公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不少人在谈到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时说，那是“恐惧的年代”，“忧虑的年代”和“恶梦的年代”。我们都知道，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自我纠正错误，特别是个别领袖的错误，而避免酿成大灾难。可是对于那个严重违背民主原则和基本人权的时代，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怎样纠正的呢？从制度层次上说，这个“纠正机制”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参院虽然认定了麦卡锡作伪和不当干预选举，却无法约束他。几百名被他“一人委员会”传讯，恐吓的人也无法找回公道。甚至他的亲信作为一名士兵也可享有种种特权，连陆军部长都无可奈何。而且，麦卡锡的倒台也是同样莫名其妙。整个故事中没有立法，没有判决，也没有选举。“制度”基本是无所作为。
麦卡锡主义是民主的宪法下,完全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在最民主的宪法下,通过完全符合民主程序的------美国众议院以207票赞成、186票反对，将其臭名昭著的“非美委员会”改为常设机构------发轫的. 麦卡锡主义是在美国本土绝对军事安全下发生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威胁到美国的本土安全。7 n7不妨作个假设,如果当时加拿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本土面临直接的军事入侵的危险下,那麦卡锡主义的强度还会大的多的多.就不仅仅是5年了,也不仅仅是对2000万人进行'忠诚调查"了.
连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史莱辛格和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据估计，被剔除的书籍总数有近200万册。在此影响下，美国国内一些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纷纷查禁甚至焚毁“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被贴上“可疑”标签的书籍包括关于雕塑、精神病、酒类、托幼和建筑的专著以及侦探小说，甚至还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连一本介绍苏联芭蕾舞的书也因为提到了“苏联”而被麦卡锡主义分子付之一炬。
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
在麦卡锡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反共产主义的努力并未终止。FBI的局长胡佛到六十年代还在从事“反共大业”。麦卡锡在1950年以子虚乌有的“外交部里的205名共产党员名单”一夜成名，而到1953年更执掌了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主席的位置。这本来是个相对的闲差，但麦卡锡却将这个委员会变成了他与共产党“战斗”的桥头堡，大肆举行旨在“揭露共产党间谍活动”的听证会，传唤“嫌疑人”来“作证”。他还首创了“行政听证”(executive session)的形式，在公开听证前举行秘密听证，便于他威吓，误导“证人”。这些秘密听证的记录，在前几年前才被公开。光是在1953年，就进行了 117场秘密听证，包括395名证人。 麦卡锡公然违反“疑罪从无”的法理传统，给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的证人加上“第五修正案共产党”的标签。在他两年的任期内传唤的653个证人中，没有一个人被定罪。但是很多经历这个噩梦的人因此丢掉了工作或受到了名誉伤害。由于在委员会里呼风唤雨而且受到媒体追捧，麦卡锡越来越不可一世。有一次记者质疑他在读的是不是一份机密文件，他竟然回答说：“现在不是了，因为我刚把它解密了。
雨夹雪：奥巴马，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雨夹雪 文章来源：
奥巴马，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你不是主张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对话吗？美国政府曾与1950年在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把钱学森关了整整15天，以致钱学森体重减轻了15公斤并且失声。那之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从1950年到1955年，钱学森和他的家人长达5年处于被软禁状态，最后又作为间谍被“驱逐出境”。美国政府不仅一直没有为钱学森平反，相反直到1999年，美国国会调查中国窃取美国秘密技术后发表的考克斯报告中，仍然将钱学森指为间谍。直到钱学森去世，美国相关纪录中，钱学森仍然是被“驱逐出境”的间谍。我想问一下，美国政府打算何时为钱学森平反？
第二，如果说钱学森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那么再说一个现实的。众所周知，奥巴马你作为一个具有一半黑人血统的人能够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是和60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分不开的。可是直到今天，黑豹党等黑人民权组织的许多成员仍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在狱中，他们已经被关押了几十年。我想问一下，美国政府打算何时释放这些政治犯，又打算如何赔偿他们被关押了几十年的损失？
第三，你说“支持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代表之间对话的早日恢复”。可是自一百多年前美国相继吞并了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等地区之后，这些地区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而美国政府一直对这些独立运动严厉镇压。今天，美国监狱中仍然关押了不少主张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等地区独立的人。我想问一下，美国政府可不可以把这些人释放，让他们流亡到中国组织流亡政府？我相信，中国政府也一定会支持美国政府和这些人对话的。
第四，你说“我和胡主席谈到了美国的一个最基本的信念，也就是所有的男女拥有某些根本的权利。我们不认为这些原则是我们的国家所独有的，我们认为它们是普世的权利，应该是所有的人民、所有的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少数群体都应该可以得到”。可是直到今天美国宪法中仍然没有男女平等的条款，美国不少银行竟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排队。我想问一下，这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宗教信仰歧视几时休？
第五，你说美国“来自各地的移民能够全部被接受”。可是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美国边防军枪杀越境的墨西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你上任以来，反移民措施愈演愈烈，目前正在建造一堵长达1100公里，占整个美墨边界线的1/3的隔离墙。而为了维持这堵隔离墙，美国每年要花费二十亿美元。我想问一下，莫非你认为这堵隔离墙体现了“任何一个国家以自由、所有人类平等的原则”？
第六，你说“中美不必一定是对手”。可是你上任以来，不仅向台湾出售武器等行为照旧，甚至变本加厉。像今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惩罚性关税，甚至就在你访华前10天的 11月5日 ，美国商务部决定对从我国进口的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14%的反倾销税。我想问一下，莫非你认为这些行为体现了希望加强两国合作的友好态度？
……
算了，不多问了。反正你也不会回答，或者说你上任以来的行动已经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再问下去，那些正忙着把财产和家属转移到美国的人，那些正忙着考托福考雅思移民美国的人，还有那些整天高唱“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美国因素在亚洲利大于弊，具有遏制‘台独’势力的作用” 的人又会不高兴了。他们可是因为你那一句“我是亚太总统”激动的连续好几夜睡不着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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