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解放区的天 http://www.jfqu.net/
安史之乱是唐代于755年至763年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由于发起叛唐者乃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开元末年，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成就了杨的祸水之名，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
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20万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
唐室为了平乱而向外族回纥借兵，回纥自持凭平乱有功，也屡屡向唐室勒索威逼财帛，连年的侵扰边境，唐的声威至此沦落，天可汗制度无法维持。原本隶属于唐朝的西域地区更是在之后三十五年时间内陆续被吐蕃和回纥所完全占领。
唐代自安史之乱後，天灾人祸频仍，内忧外患交困。当时的外患主要是回纥、吐蕃与南诏。由於唐室曾二度借回纥之兵平定安史之乱，所以後来回纥便居功勒索，屡屡侵扰。另西北之兵被调东进抗敌，西南防务也无暇顾及，所以吐蕃、南诏等也乘机寇边。例如代宗广德元年（七六三年），吐蕃一度攻入长安，使代宗东逃至陕州，後郭子仪临时募兵抗御，吐蕃虽然退兵，却仍时常威胁京畿重地及陇右、剑南诸地。
除了外患之外，唐朝後朝的民变四起更使李唐王室的统治受到沈上之农户失去土地、沦为逃户。唐室与各地藩镇又巧立名目，横徵暴地千里，灾民被迫食草根、树叶，啼饥号寒，卖妻鬻儿。正所谓「千里零落，万里凋残」的状况下，百姓遂铤而走险，以致民变四起。
到了唐朝末年，面对黄巢起义的熊熊大火，唐王朝本身已无平乱之力，只有借助外族的沙陀军队，及招降黄巢的部将，才终于勉强平定。唐朝乃以节度使的名位和广大地盘，来安置沙陀首领和黄巢降将，这种办法，恰与安史乱时借用回纥兵，以及任用安史降将的办法如出一辙，也因此兴起了新的藩镇割据势力。藩镇之强者有问鼎之志，弱者以攀附强藩为事。在诸多的割据藩镇里，黄河以北最大的势力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黄河以南则是宣武节度使朱温。黄河南北的诸镇，其后渐被这两大势力所吞并。后者，最终废掉唐朝最后一个皇帝，而自立为帝。中国历史，也随之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从唐朝的兴衰我们不难的出几点历史的教训：
一、政治愈加腐败。
二、耽于享乐，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
三、重用外族（胡人），放纵其拥兵自重，“杜绝（本族）边将入相之路”。
四、利用外来军事力量（回纥兵、沙陀军队）干涉内政。
五、农户失去土地，沦为流民。
六、群体事件滋生不断，进而爆发民变（农民起义）。
再看今天的局势，似乎与当年的“大唐”之衰变有几分的相似。
一、政治上之腐败无能已是有目共睹，虽然中央一再倡廉反腐，却是愈反愈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诸侯”（利益集团）坐大之势已成。
二、举国上下以享乐奢靡为时尚，贫富悬殊之巨已是世界所公认。杜甫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今日已不是诗人的描述，而是既成的事实。社科院的报告，85%的人买不起住房。据《人民政协报》报道，在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专题讨论会上。蔡继明委员说，“我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20%人掌握50%财富。
三、重用、重视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才和理论。漠视中国人民自身经验和探索，一心要与世界（西方资本主义）接轨，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走狗。而对中国人民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如文..革）一概加以全盘否定，乃至于妖魔化。
四、对于国土、国防的完整和安全。不是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强不息。而是寄托于敌人的仁慈。祈求美帝国主义“照顾”中国的“核心利益”。“希望”美国“不要”支持藏独、疆独、台独，“希望”美国不要对台售武。进而要求美国“共管”台海。如今又要开放“瓦罕”走廊给美军，主动将中国置于美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这不是引狼入室、与虎谋皮吗？如果当局的“精英”和利益集团，以为可以引进“外来武力”为靠山，来威慑本国人民，那么，“大唐”因为引入回纥兵、沙陀军队导致唐王朝的覆灭，就是前车之鉴。
五、中国的执政当局打着改革的旗号，主动“自宫”，将国营、国有经济和企业，“贱卖”、“陪嫁”给私人和西方势力。其实是借西方的刀来宰割中华民族自身，自己获得一点儿短暂的快感（利益）。最终是巢覆卵毁。九十年代以来，所谓的“改革”，已经造成了数千万“下岗工人”，如今又在大力推行“土地流转”，其实质就是土地兼并，如果因此而让数亿农民失去土地，将形成数亿的流民。真如此则“黄巢起义”是指日可待了。
六、近年来中国的“群体事件”已是在不断的扩大和增加：
2008年究竟发生了多少群体性事件，官方尚未公布最新的数据。不过三年前的一组数据已经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那么我们看一看一些代表性的事件吧：
2008年6月28日，因为一个女学生的死亡，贵州发生瓮安事件。11月，甘肃发生陇南事件，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石首事件：不满当地警方“初步认定为自杀”的结论，拒绝尸检，陈尸出事酒店大厅，引起数万群众聚集并围观。6月20日凌晨，部分围观群众为“保护尸体”，多次与警察发生冲突，致酒店底层被纵火焚烧，多名警察受伤，多部消防车辆和警车被掀翻砸坏。湖北省委书记和省长亲临前线现场指挥，并调动大批警察武警部队平息事端。7月19日，云南发生孟连事件，两名群众死亡，41名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9辆车辆损毁。
海南东方市感城镇“3·23”事件：2009年3月23日，海南东方市感城镇感城村一名学生被打，随即引发大批村民打砸抢烧镇政府机关和公安机关，并导致感城镇两村上千村民集体械斗。
还有着名的吉林通钢事件、成都武侯区桂溪合作社事件，……
他们有些是因为群众个别利益和偶然事件而起，有些则是上升到保卫集体财产和国家利益的层面。
2009年12月21日，社科院发布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今年群体性事件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中国网）
那么？什么是“民怨太深”呢？当局是直面太深的民怨呢？还是装聋作哑，作鸵鸟装状自欺欺人？既然“今年群体性事件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执政当局又有何对策呢？事实已是摆在面前，如果按目前的“路”走下去必定是“死路一条”，难道一定要等到“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时方才醒悟吗？恐怕只能是落得“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的结局。
大唐盛世，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文化势力都是举世物双的。尚且因为“政治上的腐败”而一朝瓦解。而今天的“和..谐社会”，所处的地位又如何呢？政治上，已失去政治道德的制高点，背叛了世界革命力量，背叛了工农阶级，成为了剥削阶级的打手，帝国主义的附庸；经济上是帝国主义全球经济链的最低端，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对帝国主义输送和出卖本国的利益和人民的血汗，对内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军事上技术上，更是不在一个级别，而且国土四周已被团团围困，处于被动的守势；在文化领域，以吸食汉奸买办的精神鸦片为粮食，践踏中华文化，妖魔、丑化中华民族的英雄，充当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第五纵队”。
自古以来，“精英”文人们总是把一个政权的覆灭归结为“红颜祸水”所至。今天的局面，无论白皮书也好还是蓝皮书也好，都说是“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官员的自身腐败”等等。却不敢直面政治上的腐败，和政治路线的错误。毛主席说过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如果一个军队没有了“统帅”，他只能打败仗，一个人没有了“灵魂”，只能是一具行尸走肉。
一个失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党和国家，是注定要失败和没有前途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蜕变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必然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攸关者”，他必定也会遭到无产阶级革命烈火的焚毁。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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