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亲读书再看毛泽东时代的几个教育阶段
在现实生活中，屡屡遇见一些人抱怨说是文代大革命时期没有书读。当我听到这些言论时，我不禁觉得好笑。事实果真如他们所说吗？我以我母亲和我两代的读书经历告诉八十后的所有年轻人，整个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并不象这些人所说的，而事实正好相反！
我母亲生于一九三七年，兄弟姐妹六个，三男三女。她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解放前的农村，因为劳动效率低下，不单是劳动强度大，而且劳动时间也长，再加上生育的原因，三四岁的孩子要帮着母亲看管弟弟妹妹，再大点的就要放牛割草，再到大点就要和大人一起参加繁重的田间劳动了。因此，百分之九十的家庭是不送子女读书的。
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外公，他在当时是属于那种有远见的村夫。由于他辛勤的劳动，以及祖上传下来的一点家业，生活还算可以，即达不到土匪打劫的层次，也没有低到养不活一家大小，除了自己辛勤耕作之外，农忙时节还请几个零工或月工。因为他没有读过书，家里进出的开支也就没个算记，因此，在我大舅七岁那年，他把他送进了私熟学堂。那个时候，种田人送孩子读书可是一件新鲜事儿。
我妈只比我大舅小了两岁，可因为她是女孩，送她读书不但要花钱，最根本的还是不能帮着外婆带比她更小的弟弟妹妹，并且，女孩子读了书，终究要嫁到别人家去的，对自家来讲，得不到一点好处。自然，外公也和其它农村人一样，是不会送她读书的，因此，在那个时候，我妈妈和她其他两个姐妹也同样没有读书的机会。
解放后不到两个月，共产党便号召所有的人都去读书，年龄大的，白天要劳动的大人去参加当时的夜校，成人夜校里不收任何学费。年龄小的，包括十八岁的这段年龄的人，都要参加当时的全日制学校，特别是对有女子的人家，更有干部上门做家长的思想工作，我母亲当时已经十二岁，大姨妈十六岁，小姨妈十岁，她们都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因此，她们全赶上了这个时代。
当时全日制读书的学费是五升稻谷，比起解放前的学费，那只是一个意思而以。但因外公家除了我大舅参加了当时的土改工作，一个小舅还不到年龄以外，其余的四个都要读书，这对外公的负担，特别是劳动负担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外公是个开明人，他从我大舅的身上看到了读书的好处，因此，他的这几个符合读书的子女全部进了学堂，我妈妈和她的姐妹全部读完了五年初级教育。
当时的教育形式也可以说是全民为师，全民为生。刚解放时期，有知识的人很少，一时间要办这样多的学校，教师从哪里来。当时的共产党就是有办法，除了那些全日制学堂要比较正统的老师外，其它的夜校一个村，甚至两个村，只要有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就能教一个村上千人读书。办法是，他一个人教一个班五十人，他手下的学生就可以同时下去教五十个班，二千五百个人，这大概就叫现炒现卖吧。那时候的教学也不讲形式，在成人夜校里，只要可以教别人一个字，人人都可以上讲台，人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可谓是把知识力量调动到了极限。
就是共产党这样地提倡大家学文化，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愿送女孩子读书，还是要把她们早早地嫁了，推卸父母自己的责任。更有甚者，还有一部份大人不愿意到夜校读书，却沉缅于旧社会时期遗留下来的赌博习气里，把时间浪费在打牌赌博上。于是，就有了新中国的婚姻法，（当然，婚姻法的产生也还有很多别的原因）和赌博罪，这两条都是共产党成立后，比较特别的法律和法规。
对于一些顽固派，在这种理性教育的号召还不管用的情况下，后来又出了一种强制教育手段。那是到了农业合作初期，我妈妈因为已经读完了五年小学，在那个急需人才的时候，读了这么多书的人那都是建设新中国的宝贝了，因此，我妈妈被安排到合作社里当了一名营业员，当时的合作社就成了逼那些不读书的顽固派们的一道关卡。
营业员们奉命把所有的商品都用比校深的坛子或箱子装着，在箱子上面写上几米外都能看到的商品名称。那时因为是统一计划，统一销售，因此，要买东西必须到合作社来。当顾客要买哪一样东西，只有当他自己从坛子上的字面上认出哪个坛子里是自己要买的东西，他才能把东西买回去，要不然，他就只能返回去学会了这个名称的字回来再买了。这样的强制手段，当时还引来个别的反面议论，说是误了很多生产时间。
到了我要读书的年龄，已经是六十年代晚期了。为了我们这些子女，为了能让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我母亲那时又回到了农村。按当时的教育制度来讲，小孩子满了七岁就要送读书了，却因为我父亲那种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也就没有想起要送我读书，眼看要满九岁了，无奈之下，我母亲只好卖鸡蛋换来一点钱送我上学。我还记得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的父母就为她找好了人家，要把她嫁出去。后来是我们班主任老师多次上门做工作，大队支书上门做工作，让她将要嫁过去的男方出那一点点的学费，这样他父母才最终同意她读完小学。
昨天，我在黎阳的一篇文章后面看到了个则留言，问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什么不搞高考，不上人继续上大学。在未征得犁阳同志许可下，我冒昧地在此作番扯述。
首先，说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培养大学生这完全是瞎说，至今为止也没听说那时的大学校园几时空着。这里举一个例子，在那个时候，全国各省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学科，那就是中医学科。在毛主席直接关怀下，全国各地竟相办起了中医学院。他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很快培养出一批批的大学生，对于后来遍及城乡的赤脚医生的输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倒是有些小学空着，要不是芳草丛生，就是摇摇欲坠。）如果没有高等教育，那几乎是一夜之间遍及农村的赤脚医生是怎么来的呢？
那时是没有高考，那是因为，有他们特殊的管理体制所必须的。那时候培养人才，政府有他们特殊的理念，不是以考分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作用。高中和高中以下，这是属于普及教育，这是每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公民必须掌握的最普通的知识。完成了普及教育，对于专业性的人才就必须经过挑选了。毛主席说过：“在路线不对，方向不对的情况下，知识越多越反动。”因此当时招收大学生，第一点，必须保证思想好。人民供吃供住培养一个大学生，他必须得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个高中毕业生，他还没有走入社会，人们又能用什么来判断他学了知识后能为人民服务呢。因此便产生了一个新的模式，在毕业以后，回工厂或农村参加三年劳动，就是人们经常讨论的下乡或回乡知青。在这个劳动期间，由他周围的农民或工人来评价推选上大学，这样才能保证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不会脱离人民群众，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去出卖自己的良心。有心的人可以去调查一下，有几个工农兵大学出身的人有卖党卖国的言行呢？因此才出现了出国留学生全数归国的神话。
那时招大学生的第一个硬性规定是：出身不好的不会推荐上大学，除非他有特殊贡献。这一点，改革开放后的高考证明了当时的正确，那些曾经被镇压了的地富反坏右，他们考上大学的目的很明确，第一是仍然要过人上人的生活，第二就是要反党反人民，报复这个社会。众所周知，那时读大学是不要钱的，而且还发生活费，读上了大学，就等于参加了工作。试想，人民供吃供住，到头来却让一群反动者得到了最高等教育，这不是自掘坟墓吗？又怎能对得起那些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牺牲的先烈呢？又怎能对得起一心一意工作在第一战线上的工人和农民。
另一个硬性规定就是有海外关系的不招。这一规定有两个好处，一是长本民族人民的志气，打击崇洋眉外的殖民思想。二是防止坏人里应外合搞破坏。这一点，又是改革开放后证明了那种方式的正确。六七十年代，我们在高科技方面突飞猛进，以极为快速的方式追赶着那些发达国家，尤其是国防科技。每项科技的成功，都是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结果，引起世界注目，从来没听说过我们的科研成果泄密事件。比起现在来，保护条例一大堆，而成果首先在外国人面前露脸，就更不用说大学毕业首先选择为别国效力了。
可以说，那时代的教育方式是极大的发挥了他的教育资源，也绝对地保护了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利益没有流失，它是实实在在地用在了富国强民的教育需求上。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只要是贫下中农的儿女，不管你是读了大学，还是没读大学，你们都没有资格否定那个时代的教育。当时如果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的这种教育普及性方式，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不可能走进学校大门的。现在你们却因为没有免费送你上大学，你就把以得到了的实慧全都加以否认、抹杀。在国家还那样困难的时候，如果真是把有限的资源用来培养这样的大学生，我们国家的发展只会是一句空话，又何以想象与世界超极大国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呢？
先写到这里，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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