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了，。
数月来，我与病魔抗争的结果，是从“牛尾”“虎头”之间逃出死神的追捕，暂时回到人间。
九月初（应该说两年前就有所反应），身体多处不适，由于经济拮据，不敢往医院就诊，就在附近药房买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药物将就着，直到十月三号中秋节，实在坚持不住，到起付线（俗称门槛费）较低的中医附院就诊，医生诊断为“脑梗塞”，被收治于神经科病房。
说来也巧，我所住病房4个床位，分别住着65、66、67、68岁的老年病人，其中65-67岁的三人都是1968年从部队退伍分配到当时的“三线建设”工厂的，只是不在同一个单位罢了。只有68岁的病人较为特殊，他是个大学教师，他在工厂呆了近10年，据他夫人讲，他们两原是大学同学，都是学经济管理的，65年考入某省财经学院，还不到一年就闹文化大革命，两年后把他们下放到五七农场劳动锻炼，69年从农场将他们分配到某部属企业，一干就是十年。他们还是在厂子里面结的婚，生的子，是后来恢复高考以后，又从工厂将老头子调回学院教书，她也被分配到某财校（中专）任教，直到退休。半年前，老头子患脑肿瘤，做完手术卧病在床，大小便失禁，出现语言障碍，无法用语言交流，在省医住了三个多月，后听人介绍，中医附院采用中西医结合，对病人康复有很好的效果，于是就转院过来，已经三个月，现在有明显的进步。半年来他们请了一个农民工陪护，每天帮助老头子翻翻身，端端便盆，每天下午扶他到康复室锻炼两个小时，每月工资1800元，小伙子干得蛮不错。在介绍这些情况时，女教师对丈夫的病情表示出那样的无奈，对其优裕的家庭环境和雇请陪护是那样的自豪。
是啊！我在想，两个月后，我也许也要到医院动脑垂体瘤手术，万一出现卧病在床，大小便失禁，吃饭要人喂，翻身要人帮，说话又表达不清楚时怎么办？因为我把我的全部退休金用来请陪护还差一大截，凑不够数啊！
不仅我在想，比我大一岁的王战友和大两岁的宋战友也在想。
宋战友说，1962年他读高二时，适逢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部队要在学校征召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入伍，他就是其中之一，到部队他当的是无线电报话兵，后来当班长，有机会到师保密室工作，由于创造四好连队，一直留在基层当班长，正要提干时，遇到文化大革命被搁置下来，1968年实行一刀切，全部干部苗子都退伍，到地方后也当上了中层干部，由于没有文凭，就被打入“另册”，直到退休。如果不是当兵，63年就考进大学了，那么到文化大革命时也快要大学毕业了，我还比这位大学教师高两届呢，现在我的退休金也是一千多元，虽然中央一再强调对退休工资低的应当倾斜，但什么是工资低的？有何介定，有何标准？简直是空话！难道会有哪个单位承认本单位退休职工的退休金低了，我看没有吧！
王战友说，我63年到某步兵师当兵。从入伍到退伍都是当的驾驶兵，曾参加过援越抗美的战略物资转运，唯独没有出过国，没有直接参加过战斗。退伍回来，在工厂一直是为厂长、书记开小车，直到退休，由于长年从事一种工作，一种姿势干了一辈子。现在落下手脚麻木的毛病，想不到我们会落得如此的下场，房子住小的，工资拿低的，技术无职称，想起都寒心。我不是技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
提起往事，我也颇有一番心得，63年下半年我应征入伍时，正赶上部队搞郭兴福教学法，进行军事大比武，我也成了团里的标兵，三次受到部队通令嘉奖，在参加师的军事大比武后，就调入机关当文书，65年停军衔时，我已晋升到中士，当时全团600多入伍一年半晋升中士的只有我一人。再后来就是“三支两军”，68年一刀切回地方，始终不参加地方的派系斗争。在宣传科、子弟中学、总务科都工作过，曾被厂里评为优秀共产党员，领导的科室被评为厂里的先进科室。我们都一个共同的特点，由于没有一纸文凭，被拒于技术职称的大门之外，后来也许是上级主管部门良心的发现，也给评了个“助师”级的技术职称。这已是后话，因为我们快要退休了。
战友们也常在一起议论：我们厂69年从各大学分来的所谓大学生38人，加上原来老牌的大学生，也不过45人，起初当中层干部的并不多，大约4-5人，其他均为办事人员或技术人员。到了80年代中期，强调提干首选条件是“文凭”以后，老干部们退居二线，有文凭的无论是否具备领导才能，都通统投向第一线，于是闹职称的，闹住房标准的，闹待遇的，闹职务的，好不热闹，我们厂还出现这样的笑话，拿着文凭的请没有文凭的写信到中央（实际是部里）反映待遇不公，当然被拒绝。然而就在这几年，除了个别“扶不起的天子”外，几乎全部成了精英，获得了“高级工程师”的职称，事实上他们比我前面提到的宋战友还低两届啊！不就是多了一年的基础教育吗？为什么差距会如此之大？虽然最后都归于“改制”而梦想破灭，但他们的“达标”房，他们的退休金待遇，那是普通干部职工望尘莫及的呀！
提到退休金，不得不提军队转业干部的问题。68年以前转业的且不说了，那些都是老干部，应该给予考虑，但中央提的军转干部并没有分属于哪个批次，哪个年代，而是统称“军转干”，那么1968年一刀切退伍的这批人走了以后，军队也出现过断代。就象69年毕业的大学生，哪怕他们只是上过一年的大学，到了78年恢复高考，大学教师缺口很大，不得不调他们前去承担教学任务。军队也是如此，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想要提干部时，原准备的“干部苗子”已人去楼空，实在是无人可提，在我原来的部队里，有一位在后勤喂猪的饲养员，王某人原本是与我们一起退伍的，因当时连队还有十几头猪找不到合适的人喂，就留下来继续喂猪，还有一位我在当文书时帮助其扫盲的吴姓战友，也是确定和我们一起退伍的，后因部队首长的私事，暂时留下，可是后来“饲养员”提成了指导员，刚过扫盲班的吴战友提为炮排长，因要打炮，计算射击目标，他做不到，后就改提营房助理员（连职），过几年他们也转业了，一个当地税局局长，一个当派出所所长，幸亏他们都是公务员退休，要是分到工厂，且不让人难堪？综上述，国家对我们这些从部队退伍转入工厂建设的人实在不公道，不知是制度还是气度使然？
由于我膀胱癌恶化，等不到“脑梗塞”的病治好，我就转到医学院附属医院泌尿科做手术，其间由于头痛难耐，医学院再次为我确诊，我患的的是脑垂体瘤，要等膀胱手术两个月后，待身体和经济缓一口气，再作脑手术，由于没有钱，我请求医疗救助，于是要复印很多原始资料，要盖无数个章，包括到中医院复印病历。妻子为此几乎跑断了腿。当她重返中医院神经科看我那两位病友时，宋病友病情有好转，王病友已是病入膏肓，下不了床了，讲不了话，据其夫人讲，能拖到春节就算不错了，不久，阴间又会多一个含恨而终的人了！
奇怪的很，我申请医疗救助，还被相关部门以各种理由拒绝，我妻子于是据理力争，最后不得不将情况张榜公示，遥遥无期地等待他们审核。而就在本社区，有小轿车出租的，儿子是大款家中安有麻将机的，居然拿低保，并未看到任何“公示”。他们每天还在骂过街调，上面来查，社区书记说，他家的低保是上面给的，我们不知道，他家的小轿车是其姑妈离婚时转让的（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查一下原始发票不就真像大白了吗？），并且还跑麻将机家动员其将麻将机卖了，为此还大吵大闹。我们的社区啊，你们是在为谁说话,为谁办事，真让老百姓摸不着头脑！
莫办法，在活着的时候，把它写出来，让心灵释然一下可也。
戎 绒
2010年元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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