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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柏林会议及日内瓦会议的会前酝酿
朝鲜政治会议方案破产之后，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接着提上了日程。
1953年9月，苏联政府就曾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建议：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交部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二、召开法、英、美、苏四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1954年1月，法、英、美、苏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决定在1954年4月举行日内瓦国际会议。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出席的国际会议。
对美国来说，早在1952年12月，杜勒斯提醒过艾森豪威尔：“我们还能够在失掉朝鲜之后，经得起随之而来的后果影响。但是如果丢掉了印度支那，南亚就会跟着丢掉，而我们就极难不受其后果影响了。”艾森豪威尔深受这番话的影响。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他针对印度支那局势提出 “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论点。
英国在二战后，处于收缩状态。在亚洲的愿望是保持在香港、马来亚等地区的利益。艾森豪威尔承认：“这个决定就使我们寻求任何满意的同盟干涉方式的努力暂时终止了。”
二战前，印度支那是法国的殖民地。战后，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到1954年，印支战争历时已近8年，军队六易主帅。在柏林会议上，法国向美国提出，要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否则法国政府将会垮台，并可能走上中立主义道路。这样，美国只好勉强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
柏林会议决定同毛泽东用和平方式解决越南战争的设想是相符的。
1953年11月，毛泽东致电胡志明：“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他同时提醒“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越南人民军解放了奠边府，歼灭法国远征军精锐部队和南越保大政府军16000多人。6月12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在奠边府法国守军告急的时刻，美国迟迟不履行军事干预承诺。美国乘机提出七点要求，实际上是要乘机取而代之。1954年3月，刘少奇主持书记处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
二、朝鲜问题无果而终
4月20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举行。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朝鲜外务相南日提出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朝鲜统一政府；（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对维护远东和平具有最大关心的相应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尽管朝中方面一再让步，在美国的阻挠下，日内瓦会议朝鲜问题讨论始终未达成协议。
三、美国拒签《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埋下伏笔
日内瓦会议从5月8日起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会议取得进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想方设法阻挠和平。但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都迫切希望达成和平，美国陷于孤立，它的企图没有得逞。
休会活动。
日内瓦会议首先在达成《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随后休会。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访问关心会议进程的印度、缅甸等国，同这些国家的首脑进行会谈；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等在广西柳州举行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并同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谈，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交换意见。
7月6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会议，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听取周恩来汇报。第二天，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最后，毛泽东作了讲话。
7月8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57次会议作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肯定外交工作的新成就。
7月9日，周恩来飞离北京。12日返抵日内瓦。
7月21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的声明，以及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在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落下了帷幕。
美国拒绝在会议的最后宣言上签字，它特别声明“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去干扰它们”，但又声称“对于任何违反上述协定重新进行侵略的行为将极为关切，并认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这是美国为它日后扩大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埋下伏笔。
四、英、法与美国并不是铁板一块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政界要人进行了较多的接触，6月17日，中英双方同时发表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与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从1950年3月起，在北京派驻代办。但由于英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矛盾暧昧，并追随美国参加侵朝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主动表示，希望中国也派代办来伦敦，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艾登的意见。1954年8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这时，距中英两国发表公报不过两个多月。8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他，同他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
中法关系在这一时期没有大的改善。但是通过日内瓦会议期间两国外长的接触，法国政府开始试探同中国建立某种关系。
五、美国代表团的口信
在西方大国中，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最富有戏剧性。美国先是阻挠中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开始后，又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摆出强硬的姿态。但在会上，美国代表团通过英国代表团成员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转达口信，表示愿意就美国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人员的回国问题进行接触（著名海龟钱学森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回到祖国的）。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的意义，立刻作出积极的回应。会议期间，中国代表王炳南和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五次接触。从9月2日起又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这些会谈和接触，结束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开始建立起保持接触的官方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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