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几天，遇到一个亲属，聊起孩子的事，说他有一个孩子今年大学毕业，是学医的，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说，现在不是搞医疗改革吗，到社区或是乡镇卫生院，不是很好吗？他说孩子不去，非要到大医院，又进不去。
这使我想起了王老先生。
（一）
王老先生是我们村的老大夫，已经去世20年了。他一辈子在我们村子里行医，直到去世。虽然从医时已近50岁，但他一心一意为老百姓着想，尽心尽力为老百姓服务，受到乡亲们的普遍尊敬，大家都称呼他王老先生。
王老先生上个世纪初，出生大户人家，年轻时读过几年书，那时已废止科举，读书后也没找别的出路，就回村教书了，当然是私塾。延揽了本家、亲属和富家子弟，但偏僻乡村，也没有几个孩子愿意念书，教十个八个学生，勉强维持生活，家里孩子多，经济上也很拮据。
1946年土地改革，私塾散学了，他早已不是大户人家，也加入了贫下中农的行例，分得了土地，但他从小就没下过地，手不能提，肩不能担，也不会种地，没有了生活出路。
土改时分田地，也分财产，我们村有一个姓于的大户人家，老辈有人行医，家里有不少的医书和药书，这些当然不用分，也没人要，就叫农会的人，你几本，他几本，拿回家当抽烟纸了。
一天，他到邻居家串门，发现了当抽烟纸的医书，就问明原由，他说，这些书给我吧，抽烟白瞎了，我给你找几本书当抽烟纸。邻居说，你有用就拿回去吧，用什么还不能抽烟，他还是给人家找了几本他再也用不着的书。根据邻居提供的线索，把其他人拿去的医书、药书也都换了回来，因为及时，这些书基本没有损失，有的只是刚撕几页，也无大的妨碍。
从此，开始了他的学医、从医、行医生涯，这年他48岁。一直到90多岁去世，差不多行医半个世纪。
（二）
人们还叫他王老先生，只是不是私塾先生，已是行医的先生。过去的读书人多少都知道一些医药知识，有时自家人有个头疼脑热的，也能找到一些方子。加上他把那些医书，药书拿回去以后，分出轻重缓急，按着先后顺序开始细致研读，好在他过去读的都是古书，读起那些中医书也不困难，只是中医“望、闻、问、切”这套诊断程序，却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掌握了的。
开始村子里没几个人让他治病，都知道他过去是教书先生，不会看病，但偶尔有人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又不必去医院，没有别的办法，也就去他家或请到家给看看。老先生格外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从不马虎，把脉，看舌苔，问病情，或配一付小中药，或拿点西药片，大多数病人就好了，大家口口相传，王老先生的患者就多起来了。
王老先生身在农村，知道那时家家都不富裕，他想方设法叫乡亲们少花钱或不花钱，他是中医，不少中草药当地就有，比如，甘草、麻黄、艾蒿、蒡风、苍耳等等，他从不到外地购进，根据季节，叫他们的孩子去山上采集，他和老伴把这些草药洗净晒干，按书上介绍的办法进行制作。所以他开的药方，在他这里买比到街里的药铺去买，便宜不少。
他还搜集积累不少的民间验方，有的小毛病，不打针，不吃药，用上他的土方子就可以解决病痛，还不用花钱。我们屯有一个小孩头上长了脓疮，俗名拉拉蛄，吃药抹药都不好，王老先生告诉，把陈年的燕窝土弄成细面，撒到疮面上。按着这个土办法，用了几次果然好了，类似这样的土方子，真的解决了到医院都治不了的毛病。
两年以后，我们村里的人，一般的病都到王老先生那里去看，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村里的人们方便极了，大家都感到有王老先生这样的医生，是村里人的幸运。有的人叫他王老好，还有的人叫他王善人。
很快邻近十里八村的人也都来找王老先生，大车小辆来接他，他家的院子里经常有车，不是来接他的，就是来送他的。
（三）
在离我们十几里的一个村，有一个孙姓人家，他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得病几年了，长春、沈阳等大城市都治过，也花了不少钱，一直没有好转，不知怎么听说我们这里有个王老先生，治病治得好，就来车把王老先生接去了。
姑娘已经骨瘦如柴，卧床不起了，尖瘦的脸上两个眼睛，显得又大又黑，姑娘的爹妈介绍了病情，并用农村人最质朴的语言，恳求王老先生救救他们的女儿，我们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等等。老先生看此情景，也觉得很棘手。
但他从医这几年，特别关注农村的一些疑难杂症，农村的条件，环境在他心里一清二楚，农村人易得的病，他也特别上心，加上他把那些医书研究得烂熟于心，尤其是那些针对疑难杂症的方子，他记载了十几本。
他给姑娘把脉，查看病灶，最后也没说是什么病，跟姑娘的爹妈说，孩子的病是不轻，我回去调理几付药，吃吃试试。
王老先生回家后，查阅了有关的医书，觉得这姑娘得的是骨痨，根据药理，药性调理了够吃一个月的中药，交待姑娘的父亲一些禁忌和注意的事项。
一个月后，吃了王老先生的药，姑娘的病情已见好转，也能吃一些东西了，全家人喜出往外，按照约定姑娘的父亲又赶着大车，把王老先生接去，姑娘确实不象上次那样了，脸上有些血色，也精神多了，老先生心里有点底了，诊断没问题，就是如何治疗，开具了药方，这次有几味药他那里没有的，要到街里去抓。姑娘的家人千恩万谢，好话说了一箩筐，也表达不尽对老先生的感激之情。
半年之后，姑娘已经能下地活动了，刚开始老先生就让她注意营养，所以也胖了，一年多以后，姑娘就基本痊愈了。姑娘的爹妈感到无以表达谢意，要让姑娘认老先生干姥，老先生百般推托，这怎么行，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是我们做医生的责任，姑娘病好了，这是姑娘和你全家人的福分。尽管这样，姑娘一家人还是把老先生作为自己的亲人，逢年过节常去看望。
这件事在那里传的神乎其神，有人说王老先生是祖传世医，有人说他是华佗转世，按年龄他确实是老先生了，岂不知50多岁的他，从医才几年时间。从此那一带的人们，把他奉为神医。
（四）
转眼到1956年，农村已经进入合作化高潮，农民的土地，车马，农具都归了合作社，王老先生的个体行医也结束了，他和他的小药铺都归了村里的诊所，当然所谓诊所也还是他一个大夫，还有他的小药铺，只是挂了一块公家的牌子，场所也搬到了另外的房子。
王老先生心里有些不快，倒不是影响了他挣钱，他自己干也没挣大钱，发大财，也就是年吃年用，维持一家人的一般生活。他不舒服是因为，这样要有人管，受人约束，乡村医生行医治病，本来是相对比较自由的行业，有时夜里有人找也得去，有时到外村一去就是好几天。
想不通归想不通，那时的政治形势谁也阻挡不了，但对他行医治病并无大的影响，还是出诊，治病，开方。还是有不少的外村的，乃至外地的来接他去看病，也倒相安无事。
有一次，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病了，去找王老先生，这时他没在家，去到外地出诊去了，家里还不知道上哪儿去了，那时通讯极不方便，也没有电话，那家人等了两天，实在没办法，就去附近镇卫生院了，孩子没治好，死了。
这家人就到村里提意见，说我们村里的诊所，不能总给别人服务，我们贫下中农有病得不到治疗，甚至说王老先生到外地看病得到多少好处等等。
村里也感到是个问题，群众提的意见也有道理。就跟王老先生说，以后再也不能到外村去出诊了，只能在本村看病。
从此，王老先生就只在本村的两个屯，四个生产队看病，没事时就看他的医书、药书，看病的机会也少多了，轻闲倒是轻闲，只是没有了病人，也有点空虚之感。
到了1958年，全国到处是大跃进的景象，这年冬天，农村大搞深翻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修水库，挖机井。发动群众，人人参战，下到懂事的，上到柱棍的，连小脚老太太也拿着小铲子到工地。
王老先生自然也不例外，这时他已是60岁的老人，也要到前线去，有病、伤的人，就去处理，没有就跟着大家一起干活，刨大镐，挖冻土。一辈子也没干过的体力活，这下都补上了。说是出一身臭汗，磨一层老茧，就能炼就一颗红心，按照医学知识，只要不是病人，心应该都是红的，不必出汗、磨茧。这是老大夫知道的。
（五）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学校停课闹革命，写大字报，批走资派，坐火车大串联，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后来有的工厂也停产闹革命了。
庄稼上场以后，农村也都动起来了，组织者当然是一些根红苗壮，平时不愿劳动，就爱革命的贫下中农，3－40岁的社员们也都带上了印着“红卫兵”的胳膊箍，他们不知道那是伟大领袖赐给那些造反派学生的荣誉，横竖都是造反，反正都是保卫毛主席的标志。也都成立了组织，什么东方红，卫东彪，战恶风等等。
剩下就是造谁的反，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对地富分子的斗争，然后是对书记，村长的揭发批判，再后来就是生产队长，他们不参加生产劳动，指手划脚，叫富农分子干轻活，阶级路线不清等等。
折腾得差不多了，他们感到好像缺点什么，城里都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们农村也不能落下，谁是呢？老师是，但已被学生们批得体无完肤，成了死老虎。他们搅尽脑汁，搜肠刮肚，想到了王老先生，他有文化，还是旧社会的读书人，在我们这一带，他的医道又是最高的。正符合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标准，
一时间，大标语、大字报全村到处都是，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王××！打倒医霸王××！大字报历数了他的十几罪状，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为地富分子服务；他卖的药便宜是收买贫下中农的心；他根本不会看病，看好的纯粹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王老先生那时已经70来岁了，一生念书、教书，学医、行医，向来与世无争，最是胆小怕事，树叶掉下都怕砸到脑袋，可在那政治年代，你不找它，它要找你，躲是躲不开的。造反派把他圈到村办公室的一间屋子里，家人每天送饭，开了两次批判大会，只有那几个组织者声嘶力竭地喊着口号，也没几个人跟着他们，批判时更加冷场，那几个人也觉得没趣，就草草收场了。后来就把王老先生放了。
这场运动老先生身体没受到伤害，没戴高帽子，也没蹶着，更没人打他。但心里上，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不要说他这样的年龄，就是以他的为人，也是受到村里人们尊敬的，甚至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不是。
他不理解为什么以前都是很好的人，转眼变成仇人，为什么有人不讲良心，无中生有地编造那么多的谎言，为什么有人能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
他心中充满疑惑，过去信奉的那些“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长将好事于人，祸不临身自己”的古训完全颠倒了，他一生读书，读古书，读医书，教书，行医，他不懂得社会，不懂得政治，更不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
那场批斗虽然没有伤及王老先生的皮肉，可确实触及了他的灵魂。他头脑中那些固有的旧观念完全被颠覆了，人性的善、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条件、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侧面，犹如硬币的两面。俗话说，人随王法，草随风。他也渐渐地明白了，这么大的一场运动，不是哪个人的事，所以那些不解、疑惑甚至怨恨都风消云散了。
文革结束后，他已进入古稀之年，他依然为乡亲们看病治病，但这时他想的最多的是，如何把他掌握的中医知识和经验传下去。
他的一个远房孙子，是个高中只读一年的老三届，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先生有意培养他，先叫他帮着弄中草药，又叫他学针炙，后来又叫他背《汤头歌》、《三百味》等，渐渐有了兴趣，老先生把他收为徒弟，当然那时不可能有什么仪式，那种形式早已被作为“四旧”破掉了。
老先生不遗余力，尽其所能，倾其所有。作为孙子的徒弟如鱼得水，竭尽全力，孜孜不倦。两三年功夫，爷孙俩就把一个村的卫生所办得红红火火。大家还是尊称老大夫王老先生，称孙子是小王大夫。
王老先生年岁已高，把小王大夫推到前面，小大夫脑袋灵光，肯于专研，把老先生的指定的那些中医理论，背得滚瓜烂熟，老先生看他这样用心，也就更加愿意把自己的那些经验体会，毫无保留地传给他的孙子，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老大夫虽然看病的机会少了，但他从心里感到高兴，就象一个花匠把自己培育的花朵给别人欣赏一样。
几年以后，小王大夫参加全省中医300名考试，取得了前10名的好成绩，王老先生高兴的不得了，这样他的事业后继有人了，他可以后顾无忧，颐养天年了。可是不长时间，小王大夫被县中医院录用了，这时王老先生感到有点失落，但毕竟人往高处走，也不能阻拦。
这时的王老先生已经是耄耋老人，已不能出诊看病了，只是偶尔有人遇到疑难病症，到家里去寻方问药。
过了两年王老先生去世了，这时他已90岁高龄了，
小王大夫后来当了县中医院的院长，成了远近闻名、医术高超的中医权威了，人们一看到他就想起王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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