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简偶拾

残简偶拾　　

独孤盛伯　　

                             一     　　

最近我翻捡旧物时，在一本记流水帐的旧记事本中发现有三首作于多年前的小诗和记录的一些民谣，这些诗和民谣当时写了记了也就算了，不但没有斟酌修改，后来也忘记的干干净净。如今看见它们，回忆当年写时记时的心境，颇多感触和滋味在心头。　　

其实我自公元一九八五年到蕲州文化分馆，就没有认真写过文学方面的东西了。这主要与心情和环境局势有关，也是我的疏懒。但毕竟爱过文学，虽曾下过决心不再写东西，与一些要好的文友也断绝来往，心里却有那么一丝对文学的情愫拔不去，有时心血来潮，还是会信笔涂抹几下，抒发自己的感受，宣泄所思所想。　　

由于是兴来涂鸦，兴去弃屣，既不打算保存也不打算示人，写时手头什么方便就写在什么上，这其中有记事本，也有废报纸的空边和书刊的天地头，甚至还有抽完烟的废烟盒。写完后，几乎都没作保存的打算，因此大多散失忘记了，后来想起有些值得保存的篇什，例如我曾写的一些短诗《我的狗》、《废寺》、《放河灯的人们》等，现在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了。之所以这样，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曾因文罹祸，以至改变了人生轨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想再因文连累家人。　　

二　　

现在许多人说“文革”十年，是因文兴狱的十年，其实文字狱并不是林彪江青们的专利，它可以上溯到西汉董仲舒等孔氏门徒鼓动朝廷确定禁抑百家，独尊儒术，只不过明清以降愈演愈烈而已。遥想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人们思想活跃，百无禁忌，哲学界思想界军事界科学界涌现了多少旷世大家，那是何等气象，中华民族如果如此一路走到今天那还了得。儒家学派在汉之前其实并不是显学，它的创始人孔丘是个竭力开历史倒车的人，在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崛起，奴隶制分崩离析，他却主张尊王复古，维护摇摇欲坠的代表奴隶制度的周王朝，因此他的学说在当时到处不受欢迎。碰壁太多的缘故，他曾近乎绝望的说“道不行，桴于海”，意图到海外推销他那一套。汉初刘吕时代信奉黄老之术，以法家学说治国，儒家学说并没有什么地位。但法家信奉的是威权，施行的是惩办主义，不重教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只讲惩罚不讲教育，治国有许多根本性的缺陷和不足，许多矛盾解决不了，因此引发了一场史上有名的“马上、马下”治国之 争。到了文景时代，社会矛盾愈益丛生突出，统治阶级内部各诸侯国经几代人的经营羽毛已丰，出于利益的争夺分裂倾向愈来愈严重，有的甚至窥视中央政权的皇帝宝座欲取而代之，所谓“文景盛世”其实危机四伏。而这些靠黄老之术，法家学说解决不了的，于是汉统治者把目光转向尊　王忠　君，主　张维护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统治秩序，要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的儒家，改采以儒治国，以图巩固延续统治。儒徒们趁机向汉统治者要了极高对价，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说儒家的起用就是中国文字狱的肇始。　　

人们把儒学又称之为孔孟之道，其实儒学可分为孔学和孟学的，孔丘的再传弟子孟轲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民为重社稷为轻，他又说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这些与孔丘主张的格格不入。倘若孔丘在世一定会把自己孙子的这个门徒视为乱臣贼子记入他编的春秋，而不是后世儒徒们的亚圣享受配祀孔庙了。按孟轲学说，统治集团的利益大于统治者即社稷重于国君，全体自由民的利益大于统治集团即国人重于社稷，如果后者不能代表和维护前者的利益前者可以置换后者，他对当时有的诸候国国君被国人驱逐事件持肯定的态度。孟轲和他的学说在当时也没有见用，但与孔丘和他的学说没有见用原因绝然不同，各国国君对他的学说深知其然但恐惧，对孔丘的学说知其无用而不屑。他那种干不好就应下台，换别人来干；以及主张让人说话议政的思想，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也不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和统治者所能接受的，这就是孟轲的光彩和超前之处。在儒家学说大系统中，孟学是受冷落的，人们一提到儒学实际上就是孔学，历来反对和维护儒学的攻防战实际上是孔学攻防战。孟轲的民主思想因涉嫌犯逆一直受到封杀，虽位尊至亚圣也逃不脱文字狱的厄运。由此可见，文字狱不仅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制, 对同一阶级的其它集团一样冷酷。把持国家机器，独占统治利益蛋糕的统治集团象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守护金币那样守护既得利益，这就是文字狱兴起和延续的根本原因，也是阻碍中国发展，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当然，孔学也有许多有益的积极的东西值得我们汲取和继承，例如孔丘的教育思想和注重自身修养，以及处理问题不走极端的中庸思想等，这些都是有借鉴学习价值的。但衡量一种学说好坏的标准是看它对国家民族的发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是抑制还是促进，这是根本性的大方向，如果大方向错了，好比一个人要到楚国去却把马车往燕国赶，他驾车的技术愈娴熟危害愈大。孔学之不可取的要害就在此处。　　

三　　

古今搞文字狱的人一脉相承，都是首先钳制舆论，不让别人说话，在他们控制的范围不允许不同声音，在他们不能控制的地方对不同意见也千方百计剿杀。他们看似强大，其实骨子里胆怯心虚，缺乏自信。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政党，如果手中握有真理不惧怕不同意见，不惧怕争论。毛泽东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说话天总有一天会塌下来。“文革”之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辟有哲学理论专栏，有意识的有控制的有限度的刊登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展开辩论，国人从中或多或少听到不同的声音。 “文革”前有两场关于哲学和历史的大辩论，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这就是著名的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和杨献珍的“合二为一”之争；毛泽东的人民创造历史观和翦伯赞的帝王将相即我们现在称之谓“时代精英”创造历史观之争。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无疑是有道理的，现代物理学证明任何物质都可分，原子可分质子，质子可分电子......；杨献珍的“合二为一”也没错，世间万事万物，小到微观世界大到宏观世界，无不都是“合二为一”组成的，两人说的都是各执一端的真理，也需要合二为一才是完全的真理。至于历史观的大辩论，翦伯赞的观点显然没有说服力，脱不了儒生治史的窠臼，连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都肯定了以陈涉吴广为代表的人民对改朝换代的贡献，而翦老先生对人民推动历史的史实视而不见。历史的真实是“时代精英”以个人力量在历史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划痕，而人民则以整体的力量书写历史。人民就个人而言是一粒微尘可以不足道，但是无数的“微尘”聚合成的“大地”，即使英雄如希腊神话的安泰也离不开这力量和生命之源。历史固然是由同一历史时期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创造的，人民无疑是其中的最重要成员，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显然更符合历史真实和有说服力。现在的一些“精英”，无论是戴瓜皮小帽穿长袍马褂还是西装革履，为了彰显现在，便臧否那个时代言论不自由，思想遭禁锢，其实那时的思想学术界并不象现在这么沉闷。现在把持主流媒体的人在他们那“一亩三分地”里，除了对毛泽东时代的攻讦，充斥的不是粘贴的故纸，便是洋货甚至是洋垃圾，听不到其他声音。　　

那两场辩论兴起的时候，我才是十几岁的懵懂少年，只惊奇杨献珍翦伯赞真胆大，敢于和毛主席唱对台戏，现在才知道这是关乎治国方略，影响国运的大论战。一个国家是由若干个民族，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的复合型社会，对各个民族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加以分析研究，分清谁是赖以执政的依靠力量，谁是执政的团结力量，是执政成败得失的关键。如果没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根据这个分析对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如果不对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作透彻的分析了解，制定政策就会盲目失误，甚至饮鸩止渴，不仅建不成民主富强和谐的中国，还会埋下整个民族思想价值观念的扭曲和混乱，甚至国家动乱的隐患。政治的精髓是平衡和妥协，和谐的前提是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利益的相互度让和包容，共存共荣。我不反对资本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寻租，这是经济发展，人民根本利益需要所必须付出的不情愿的对价。但这种过去称之为剥削的寻租，必须严格控制在一定限度和幅度内，不能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听任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把心思用在研究如何使所谓基尼系数超过0.4的临界红线直达0.48而人民仍不反抗上，建立和谐社会便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这是那两场大辩论给我的启迪和我四十多年来的一点感悟。那两场大辨论真好，不管当初发起者的动机是什么，受众也可能见仁见智，但它的最终效果对国家民族是有益的，我真不希望它成历史的绝唱。　　

四　　

遗憾的是改革之初，由于时不我待，来不及作充份的理论准备，在其后的年月里在速度和效率优先的思维主导下认为理论是灰色的虚的东西，无益于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仅没有弥补完善这一缺憾，反而在改革开放究竟是为什么，中国究竟如何走等疑惑和争议没有澄清和统一的情况下便匆匆下了不要争论的钳口令，没有展开一场理论的大论战，以至形成今天的理论欠缺和匮乏的局面。其本意是搁置争议不要耽误发展，但对理论建设的消极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纵然理论是灰色的，但人的脊索也是灰色的，脊髓不健的人是残疾人，没有理论支撑的事业是没有希望前景的事业。有一种说法，只要经济上去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就是经济决定一切论。其实不然，不搞经济是万万不行的，以为经济万能也是万万不行的。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的经济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的活字印刷、火药就是产生在宋朝，儒家学说也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程朱理学，可以说宋朝的经济科学文化在当时都冠居世界之首，按经济决定一切论逻辑它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然而事实上宋朝自始至终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个王朝，它的疆域最小，先后被周边的辽、西夏、金、大理、元等经济落后，文化愚昧的少数民族政权打得焦头烂额，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它前有两个皇帝当了金的俘虏，后有小皇帝被元兵追逼得跳海。在内政上，宋政权也是一团糟，没有一天安生日子，小股的“盗匪”不计其数，被称之为“四大寇”的杨幺、宋江、方腊、王虎，还要动用岳飞张叔夜等最精锐的军队去收剿。为什么经济发展富足了，国家不能强盛，社会不能安定呢？因为缺乏国家强盛安定诸要素中公平正义这两个最根本的要素。宋朝《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汴京的繁华是建立在少数达官贵人富绅巨贾的骄奢恣肆上，财富集中在他们手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阮小二们自然不甘心，一遇到晁盖吴用们点火自然乐于反抗“替天行道”了。社会不安宁稳定，国家如何强盛得起来？梁山阮小二们的行为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行为，我们自然不能把国家不强盛，社会不安宁的板子打到他们的屁股上，要打只能打在执政的统治者和麇集在他们周围争食财富蛋糕，获取不义利益的集团屁股上。但是现在的“精英”却偏要把帐算在阮小二们身上，这也是一种不公平。《清明上河图》的繁荣昌盛是沙滩上的繁荣昌盛，它虽然侥幸没有淹没于阮小二们的反抗潮水，却毁于金兵的铁蹄，这一历史上的教训实在让人嚼味和深省。　　

宋朝还有一件令我们嚼味的大事，这就是被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的改革。王安石是一个富有才华，政声原本不错的人，他的“青苗法”“租庸法”本意都很好，如果能按原意原原本本施行对沉疴缠身的宋王朝无异于是一剂祛病健体的良方。问题是他选用的“会抓老鼠的好猫”如吕惠卿章惇 蔡京童贯等人却都是“抓鼠”的同时大肆偷食的“大馋猫”。王安石认定“好猫”的标准是不看人品,不听政声，只要无条件的拥护他的改革就是“好猫”，给宋王朝“猫群”造成了混乱，官场黑暗贪污腐败空前，出了一个循吏包拯成了千古传唱的大清官。其流毒也是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的重要原因之一。岳飞曾说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畏死”，金祸可除，国土可复，人民可以安宁生活。这是一只正直的“猫”，即使他再“会抓老鼠” ，在赵构和秦桧们眼里非但不是一只“好猫”，简直是一只“坏猫”大哥大，顾不得金“鼠”猖獗，也要千方百计在风波亭弄死他。可见，会不会“抓老鼠”只是认定好坏“猫”的一个托词，关键是否“是我族类”。“猫”们的人身依附空前，小“猫”依大“猫”，大“猫”依老“猫”，聚成一个个“猫”集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贪污腐败案发往往是一条线，一窝子。这些“猫”们大多是心黑手辣的馋“猫”， 一捞往往是平民百姓十几人甚至上百人终生劳作血汗也换不来的财富。邓小平说，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也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一个时代竟馋“猫”遍地，其症结究竟在哪里，因为既没有类似“文革”前的“一分为二”的大辩论，也没有“文革”中的所谓“四大”，我始终弄不明白。　　

五　　

追求公平正义，永远是人类绝大多数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贫穷的公平正义是伪公平正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因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荒诞不经的，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但贫富悬殊的GDP再高也不是人类要追求的公平正义，如果把它认定为“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亵渎。资本主义几百年来在它的旗帜上写着“自由、平等、搏爱”，尽管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但却理直气壮的到处招摇。社会主义自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也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了，却没有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公平、正义”，尽管我们干的是追求公平正义的事业，以至被人歪曲、攻讦，被人暗渡陈仓，塞进私货。　　

六　　

本文说的残简只是我在那本找到的旧记事本中所写所记的一些东西，时间跨度大约是一九八九年至二00二年之间。这个时期正是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各种社会问题也丛生突出的时期。既有大事件如1984年由曾经打着“小平您好”的大横幅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到1989年屁股上挂着小墨水瓶里装着晃荡的黑水到天安门广场示威的北大学生挑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处理这件事件措施的失当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至今的隐痛，也是建党以来大规模的动用军队对付群众运动的肇始，成了对手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一件原罪。小事件有一个炒瓜子出名的小商人“傻子”年广久因流氓罪被芜湖地方法院判了三年徒刑，邓小平认为他是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典型，是一只“好猫”，不应判刑，下令释放。　　

在这一时期经济上正大力推行所谓改革“攻坚”，将国有资产 “零转移”到少数人手中，使其一夜之间成了千万亿万富翁大款，另一方面数以几十万上百万计的失业（“下岗”）工人则生活无着，挣扎在艰难的生存底线，并美其名曰；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什么改革只要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而让少数人肆意吞噬国家财富？“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利益”体现在哪里，是当时人们议论寻找的一个热点。　　

在这一时期中国官员队伍迅速膨胀，因人设事，因人设位，甚至实在找不出设事、位的由头就设虚衔（“享受x级待遇”），授官成了酬佣拉帮结派的手段，而因此糜费的国帑远远大于国防或有关民生的任何一项投入。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求官如过江之鲫，《厚黑学》《新厚黑学》成了他们的圭臬宝典，罕见的成了畅销书。他们官场上四处奔走，各找投靠，一旦得手互相攻讦倾轧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发展到买凶杀害对手。在中国的东西南北这样的事时有发生，已经不是偶发的新闻，每每听到看到这样的新闻人们已不是惊讶而是叹息。这一时期官场风气的恶劣，创下了历史之最，颇具“中国特色”。 官员们的待遇已 经是平民艳羡不已，而那些“精英”们老的如千家驹，少的如xx研究 中心的谋士们还鼓吹要“高薪养廉”，似乎国家苛待了他们，他们才吞噬人民的财富，贪腐是制度造成的，情有可原。这种“高论”也是那时候出笼的，延续至今。殊不知人的欲壑难填，正如俗语说的“人心不满百，做了皇帝想外国”，试问如成克杰李嘉廷胡长青之流用多少高薪才能“养”他们“廉”起来？无论是楮时健们的“五十九岁综合症”，还是李真们的“二十八岁综合症”，官员的贪腐患的都是理想信仰道德缺乏综合症，这是无论用什么样的高薪都“养”不起来的。这种理想信仰道德缺乏综合症的病根是在批判毛泽东时代的所谓“极左”，对“文革”进行所谓“拨乱反正”时，象马克思说的那样；倒脏水的时候，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了，种下的病根。它不仅在官员身上有，在人民身上也有，已经成了一种国家民族病。　　

那个时期思想理论界批判毛泽东时代的所谓“极左” ，有些粗糙而且并不客观公允。要开创一个新时代，对前一个时代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式的清算不但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须的，但这种总结应当是客观公正，不带任何抑扬偏见或其他私利。我是赞成子不须肖父，生不须肖师的，仅管这不符合儒家的孝道，但符合时势的变化，事物发展规律。画家齐白石说：学我者死，似我者生，他说的虽是画画的道理，但这理与许多事相通。我们不能打倒一个迷信又重树一个迷信，扳倒了一尊神又重塑一尊或两尊神。但我也不主张数典忘祖，一方面享受着前人含辛茹苦创下的基业，一方面又昧着良知诋毁前人。我们的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典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数典的目的是要完善丰富发展它，而不是摧毁它。　　

那个时期思想理论界的“精英”们有了几大“罕见的发现”，干了不少具有颠覆意义的大事。首先他们发现“自私是人类的本性，私欲是发展的永动机” ，应该肯定，不应抑制。他们大张旗鼓地为自私、私欲平反昭雪正名，对抑制私欲，提倡无私的“老三篇”大加挞伐，连古人王阳明的“去人欲，存天理”也遭池鱼之殃。有了这样的“高论”，贩卖毒品卖淫乃至抢劫杀人都有合理的内核，遑论官员的贪污受贿。其次他们发现帝国主义的侵略殖民，促进了殖民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社会文明进步，是有功而不是有罪。他们振振有词的说因为日据东北十四年，东北才有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的近代工业，日本侵略中国有功，而不是有罪。一些专　家　教授级“精英”在共产党的大学讲台上，在当今主流媒体中，以“学术研究”“学术探讨”为名为侵略者殖民者正名，要翻历史的旧案，时间不仅是一九00年，而且还要上溯到一八四0年。他们常遗憾叹息中国没有象印度那样被英国殖民，如果受了殖民者的教化中国早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们鼓吹要向昔日的侵略者殖民者学习，补上“民主”这一课。他们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进行了“反思”，认为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有两个“发展机遇期”，即北伐后国民党统一了中国时期和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时期，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破坏了，错失了”。 他们痛心疾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胜利之后很快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违背了社会进化发展规律”，“要退，退回到资本主义阶段，填补历史的空白”。 因此，上海的小学课本取消了有关狼牙山五壮士英雄事迹的课文，电视里出现了抹黑刘胡兰董存瑞的访谈类节目，此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说明他们要推倒矗立在人民心中的英雄，用具象来否定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阶级没有自己的英雄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说比利时的洒尿小孩法国的圣女贞德英国的南丁格尔，就连极度商业化的美国好来坞电影也不惜血本的塑造他们的英雄，而我们的主流媒体，吃着官饭的“精英”们却一个劲的往我们的英雄身上泼脏水，这究竟算什么一回事呢？我们的有关部门一向对舆论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严密管理办法、规矩，一旦发现逾矩就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清除影响，为什么对这些奇谈怪论却噤口无声？岂非咄咄怪事。莫非有关部门赞同和纵容这些人的论调？实在叫人不明白。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是追求自由民主的时代，不宜干涉限制这些言论，否则涉嫌压制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当然要保护并促进其发展，但任何自由都是必须承认和接受相对的不自由为前提的，这就是少数人的意志必须服从大多数人意志，个人的任何言论行动不得损害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果任凭损害民族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言行自由泛滥，最终有一天民族国家和人民就会不自由。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早有共识和定论了，现在也被“拨乱反正”。今年春季全国政协开会，有一个喻左域委员提案国家应制定“惩制汉奸言论法”，以遏制愈来愈严重的“汉奸言论”，竟遭到了“精英”们群起围攻，被扣上如今最可恶，让人退避三舍的“极左”帽子，倒是获得互联网上网民一片叫好和支持。其实“精英”们给喻委员扣错了帽子，应给他扣一顶“崇洋媚外”的帽子才对。在当今的欧洲许多国家早有类似的法律存在，如果谁胆敢为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翻案，早有大牢伺候着他。就是在“精英”们备加推崇的“自由民主楷模”、正不竭余力地用美式民主和美制飞机大炮并用向别国推行美式生活的美国，且不说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你鼓吹否定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看看有什么好果子等着你。“精英”们原来都是一群为洋大人“尊者讳”的人。　　

七　　

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建立的施政理念也被“拨乱反正”，遭到颠覆。他们从国外引进了一套所谓“温水煮蛙”洋理论，以取代过去的把政策方针交给群众，明明白白的告诉人民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每一个时期的目标应该如何去实现，藉以发动最广大的群众，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因为有了人民的认同，在建国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平稳地完成了农村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国家的主体制度由私有制转变成公有制，其难度和艰巨是可想而知的。联系到同为私有制的奴隶制转变到封建制，在中国就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两三百年的动乱和战争，同样在同一私有制不变情况下由封建制转变到资本主义制在英法等国也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战争和反复，便可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干的事业是旷世未有的，“当惊世界殊”的壮举。　　

所谓的“温水煮蛙”理论，就是把“青蛙”（人民）骗到“温水”（给点眼前暂时利益）里，然后加“火”，使其丧失反抗的意志和能力，将其慢慢“煮死”，以达到预设的目的，这是以欺骗为手段的“死亡陷井”，是以人民为敌的理论。老百姓有一句俗语“可以骗人一时，不可以骗人一世”。把人民当成愚蠢的“青蛙”，自以为聪明得计的“精英”们实际上最愚蠢，他们不知道人民不是“青蛙”，人民也不会“煮死”的道理。在他们奉以为师的西方资产阶级和政权那里，已经用这套理论“煮”人民多少年了，手段已经相当园熟奸滑，人民仍然没有被“煮”死，如今在那里闹得他们不得安生的此伏彼起扑之不尽的所谓“恐怖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现代版，一种另类反抗。　　

一切不公平不正义的剥削制度是产生罪恶和犯罪的根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论断没有过时。不公平不正义也是产生社会动荡不稳定的根源，滋生恐怖主义的气候和土壤。这一社会痼疾，不是“温水煮蛙”理论“煮”得了的。不从解决根源问题着手，舍本求末采取欺骗和防堵的办法无济于事，即使搞成一个警察国家也枉然。　　

八　　

那个时期，“精英”们推崇原始市场经济理论，“一切交给市场，一切由市场来决定”，“政府越小越好，市场越大越好”。 原始市场经济在它的原产地早已弃置不用了，原因是它造成无序竟争，资源浪费，社会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造成贫富悬殊，导至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反噬经济发展。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造成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两场世界大战；它造就了列宁和他的苏俄社会主义国家，也造就了希特勒和他的纳粹主义德国；它迫使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和国会立法给时刻有可能暴动革命的饥民发放食物券，并美其名曰“人人都应享有无匮乏之自由”；它使蒋介石八百万军队三年里灰飞烟灭，也使毛泽东和他的队伍来不及抹掉脚上的泥巴便走进城市，夺取了政权。这些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且不论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意识形态的好恶，单就对经济而言负面影响是极其巨大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恢复，还未必赶得上别人。　　

我国的一些“精英”们把外国丢弃不用的这套洋垃圾捡回来当作“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已经实践二十多年了，它的恶果已渐显冰山一角。面对人们的不满，怀疑和质问，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一位当红的经济学家竟如此辩解：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提高速度和效率，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等是社会问题，不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此“高论”一出，人民哗然，世界上所有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无不感到错谔和异议。他使我想到民间故事中一个只剪箭杆不拔箭头的医生。使我疑惑不解的是，尽管“庸医”代代有，为什么要把他们当成座上宾加以重用，任由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十三亿人民的今天和明天指手划脚，难道他们果真代表了什么“先进文化”？ 　　

他们捡拾来的“泰罗制”使中国的工厂在世界上获得“血汗工厂”的恶名，并常常引发所谓人权的聒噪。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二十七户的农民的分田到户，只不过是小农经济的回光反照，虽然能够解决一时之急，在一个时期内具有存在的价值，但终究不是中国农村农业发展的方向，却被他们鼓吹成“改革开放时期的井冈山，新的农村包围诚市的星星之火” 。在他们的鼓吹和强力推行下，全国农村都刮起了分田到户瓜分集体财产的风暴潮，几乎一夜之间多年积累的数达几千亿人民币的农村集体财产便荡然无存，如今村级组织反欠债高达数千亿人民币，两项相加农村集体组织共损失了天文数字的万多亿人民币，农业丧失了发展后劲，农业生产所依赖的基本条件和设施如黄淮海等土地改造和水利设施等几乎都是在啃毛泽东时代公有制留下的老本。除了极少数在私有化风暴潮中孑遗下来的坚持公有制的村级组织如河南临颖县的南街村、江苏江阴的华西村、黑龙江的兴隆十八村等成了我国“三农”的亮点，顽强地展示社会主义公有制强大的生命力外，我国“三农”已经呈现或正在呈现停滞不前，甚至凋敝现象。关乎国计民生的粮食生产，一九八四年风调雨顺加上小农经济回光返照诸因素作用下创纪录达到历史最高点外，二十多年来尽管农业科技有长足进步国家也想尽办法加大投入，却一直徘徊不前甚至滑落，原因也许不一，但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关系和方式无疑是最大原因。　　

    “泰罗制”是否先进世界上早有定论不须多说。回头再说小岗村。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么？小岗村经过二十多年从国家到县各级特殊扶持和优惠，为什么仍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发展不起来呢？究其原因就是小农经济规模小资本少“船小难载重，钱少难办事”，只能是“年混年，种现田”，与现代农业多元化规模化大生产不可比媲。农业农村农民是国家稳定巩固发展之本，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老欧洲”和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亦莫不如此。重视“三农”问题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现在很重视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最大程度的整合农业生产资源，充分挖掘其潜力；如何最大限度的提升农业生产力，增强其自身的造血功能，为社会创造更多地财富。而分田到户实际上是搞私有制的小农经济，是最大程度地整合农业生产资源，最大限度地提升农业生产力的最大阻碍，最大倒退。农业生产的最大最根本资源是土地，农业生产最大的生产力是科学技术和机械化。土地事实上分成小块归农民私有本意是想利用农民对私有制的热情，提高其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力。其实这是一叶障目。土地分成小块归各户所有以后影响对土壤的改良，土地的平整，及国家从整个经济大局着眼的种植规划，影响农村水利设施道路及其他公益性设施建设，也不利于机械化的现代农业生产，不是提升了反而是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的根本出路是集体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是私有化的小农经济。集体化的最大诟病是分配的平均主义导致的不公平，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其实这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症结，而是一个操作技术问题，如果分配实行联产承包制或联产计酬制，这一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且也使农民树立多劳多得及知识就是财富的观念，有助于培养我们所期待的“四有”型新型农民。以南街村华西村兴隆十八村为代表的一些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地方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鉴于我们国家已经搞了现行的私有性的土地承包制二十多年，也为此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与农民签定了长达数十年的土地承包合同，我们自然不能走过去集体化的老路，否则会引起社会震荡，国家丧失信用的危险，但是我们可以倡导和鼓励农民走股份制的集体化的新路，以土地承包权入股参加第一次分配，以联产承包或联产计酬参加第二次分配，这样既可以平稳地与现行作法衔接，不致引起社会震荡和农业生产的波动，又能解决农业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和缺乏后劲问题。　　

“三农”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基础，对于我们这个十三亿人中就有九亿多的农民的世界上最大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农业的停滞必然会导致国民经济的停滞，农业的崩渍必然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而以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和已经在世界上占举足轻重地位的巨大经济规模一但经济出现风吹草动，不但是中国的灾难而且是整个世界的灾难。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起始的，现在改革开放，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经济模式处于攻坚阶段，依然必须把着力点放在“三农”上，检讨以前的作法，开拓新的思路，建立新的发展模式，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实现民族复兴，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　　

九　　

本文原是谈我在一本旧记事本中的一些文学残简的，却写了这么多看似不相干的，其实与那些文学残简具有深层次关系的文字，它是另一种残简，是我多年思考的一些思想残简。我一九八三年参加由国家司法部和《法制日报》联合举办的“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学习，两年后毕业原想考律师，结果因为考生必须具有大专学历，函授中心的学习算不得学历，而我只有初中肄业的学历又不想弄张假文凭混考，未能如愿。其后的二十多年中为了弥补困蹶的生计，断续的在一些法律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兼职从事法律服务工作，接触了许多社会问题引起了我思考的兴趣。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吴树青教授有一个内部讲话稿在坊间流传，我偶然看到了震动很大。吴教授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一个长远的战略计划，在和平演变苏联东欧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便要全力和平演变中国，他们说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的误会，是邪恶之源，他们的目标是颠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消灭社会主义。他们和平演变的手段是上下层双管齐下，政治经济文化多处着力，培养唆使利用代理人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搞垮共产党政权。这一切都是我不能接受的。如果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我国得手，我国将陷于民族分裂，国家解析，无尽头的战争和动乱之中，国民经济也将一蹶不振。这决不是恫言虚饰，前苏联解体和今日的俄罗斯就是殷鉴。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复兴梦必会彻底破灭，数以千万计的先烈前辈的热血和生命将白白付与东流。我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现在也不想参加这个党，但我爱我的民族和国家，在维护国家统一，为民族复兴奋斗上，我和中国共产党目标是一致的，为了这个目标我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中华民族自一八四0年英国人用大炮轰开国门之后，一直处于屈辱受欺凌的地步，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更到了亡国灭种的最危险的时刻，这其间无数仁人智士试用了各种方法主义力图救国救民都宣告失败，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救了中国，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和尊重，而且民族复兴在望，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支持这个党，拥护这个制度？有什么必要用其他政党和主义取代她？况且当今世界有什么更好的政党和主义可以取代她呢？请回国民党吗？国民党在大陆的治绩人民犹记在心，到了台湾治理了几十年竟被成立才十几年的民进党取代（二000年），二00八年是否会夺回执政权重新执政尚是未知数。台湾民主吗？有个作家江南写了一本谴责蒋经国的书，逃到美国也免不了被追杀。知其过去和今天就知道其明天，把这样一个政党请回来执政对国家民族人民有什么好处？对“民主”鼓吹最劲，用枪炮作手段向外推销的美国，是我们的“精英”们梦这寐以求效仿的“民主”楷模，她民主吗？几任总统从林肯到肯尼迪都死于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的政治谋杀。美国枪支泛滥，全国枪杀声不绝于耳，平民百姓整天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会死于非命，人民要求禁枪声如潮汹涌，可是在国会就是难以立法禁枪，其根本原因是军火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加以阻挠。美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总人口才不过两三亿人却有几千万人受困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平均二十来过人就有一个人饿肚子，这样的“民主”是什么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是人民需要的民主，是富人的天堂，不是人民的天堂。把这样的“民主”移植到中国，中国必动乱无疑，那将是富人和“精英”们欢庆的盛筵，人民的苦果。目前尽管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个党也犯过很多错误例如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但小瑕不掩大瑜，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民族、人民根本利益考虑，无论从纵比还是横比这个党这个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她不应，起码不应在有更好的政党和主义出现之前被取代。　　

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则不能对这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掉以轻心，不能有那种“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执政舍我其谁的山大王心态。国民党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厥功巨大，八年抗日战争也不是寸功全无，为什么落得个遭人民抛弃而败退蜷居台湾？“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它还没到三世，从同盟会算起也不过二世，为何如此迅速垮台？因为蒋介石氏为代表的右派，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留瓶换酒，倒行逆施尤其是临败前三年尤烈，民心背向所致。须知执政的最大资源不是国家机器军队和财富，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实还要加一句“得民心者坐天下”。前车之鉴应该汲取，万万不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留瓶换酒。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民的愿望和追求的科学总结和提升，她的本质是以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没有政党和某一个集团的私利。她坦坦荡荡，磊磊落落，不象其他政党和主义，口惠实不至不是她的作派。　　

现在国内外都在热炒“民主”。炒作“民主”，以“民主”作武器，是西方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老套路，其路线图是“民主”一一民粹一一民运一一民变（“颜色革命”）。国内新生资产阶级炒“民主”，是他们的羽翼已成，已不再满足“政经分离”。以前他们满足于通过在共产党内找代理人，社会上豢养“精英”，表达他们的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现在他们羽毛已丰要自己走上前台，建立自己的政权保护他们天方夜谭般攫取的以前老资产阶级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聚积的巨额财富，只有这样他们夜里睡觉才不做噩梦。人民要求民主，是他们感到自己应得的利益没有实现，既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或威胁，要用她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套改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的一句名言：要求民主的呼声是相同的，要求民主的目的则各有各的不同。　　

民主是什么？是让人们自由的说话，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它是方法，是手段，不是目的。让人们说话，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必非搞多党制，西式议会不可。多党制，各政党你争我斗，容易造成社会群体撕裂对立，你方唱罢我登台，各为自己的选民利益考虑很难制定实行一个长远一致的国家经济发展规划。在存在民族问题的国家尤其不能搞多党制，它极易削弱中央权威，造成民族分裂倾向，社会动荡不已。且不说实行这一制度的印度，就连多党制西式议会制度的老祖宗，法国存在科西嘉半岛分裂问题，意大利存在西西里岛分裂问题，西班牙存在巴斯克分裂问题，英国则因北爱尔兰分裂的战火烧了几十年硝烟尚未飘散。如果我国也实行西式议会多党制，后果可想而知。让人民说话，让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途径多得很，让人民鸣，让人民放，让人民写大字报，让人民游行，让人民直选自己的代表并赋于他们罢免代表和贪腐渎职官员的权力，就不失是一个好办法。当然要制定相关法律，防止有人对“四大”的滥用，谁搞诬陷谁搞人身攻击，谁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众目暌暌之下，秋毫毕显，有了人民真正地监督，要建设清廉政府，清明政治又何须中纪委等机构事倍功半的操劳。“精英”们也许会群起而攻之说：你这不是提倡搞运动么？其实运动是世间一切事物生命的本源，搞运动只要不滥、乱，有计划有规范有限度的运动有什么不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连孔丘也倡导“吐故纳新”。 不要拿“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说事，来否定运动。那只是体制内的脱序失控的运动，国家民族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不经常性地真心地请人民参与进行诸如整党整风评议政府评议官员这一类运动，任由腐败消极的东西积淀，保不准总有一天会爆发体制外的运动，甚至武装运动（战乱），那样国家民族损失会更大，人民会受更多的苦难。　　

我之所以思考这些问题，有以上这些思想残简，是因为看了吴树青教授那个讲话后有一个打算，搜集资料，进行研究，写文章证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不是西方敌对势力宣称的“人类的误会”。然而处于我这样的地位和条件，搜集资料很难，吃饭有时也感到窘迫更无钱买书，研究谈不上只剩下思考（空想），以致延宕至今也没有写成一篇文字。现在，我前有乙肝，后有糖尿病，齿已脱，眼半瞎，随时都有“归去来兮”可能，完成那个宏图更为困难，只好把思考的思想残简写出来，贡献给有志于维护共产党维护社会主义的仁人志士，抛砖引玉，让他们完成我的心愿，以报达中国共产党解救我的全家，养育我之恩。　　

因为所处环境搜集资料困难，加之经济拮据我已经有二十多年除了偶尔买点法律书外没有买什么其他书了，我的思考的材料全都来自报章和网上文章，加之也没作什么笔记摘录之类工作，全凭记忆，本文中所涉及的人名数据专有名词及引语如有错误在所难免，实在抱憾。　　

十　　

现将我那个旧记事本里写的三首诗，记的一些民谣录下：　　

短诗　　

其一　　

黄州赤壁怀古　　

苏子矶前泛舟游　　

把酒酹江计莫筹　　

长恨长江淘千古　　

不堪大宋政事休　　

乌台失官两赋在　　

山水难医忧国愁　　

我欲斗胆问谪客　　

安能醉卧御风游　　

其二　　

无题　　

嘉树凋碧叶　　

群鸦噪嫩秋　　

吏户自古重　　

铜绿举世求　　

四维无礼义　　

廉耻沽价售　　

堪叹汉宫蝉　　

霜近唱不休　　

其三　　

哭　张宇雄　君　　

恶耗传来我正穷　　

两行清泪哭宇雄　　

世事如此谁堪问　　

事业怎能敌绿铜　　

谋生日夜勤奋笔　　

临去方知一场空　　

我劝天公重抖擞　　

涤浊亟待雨和风　　

注：张宇雄，我的同乡，黄冈师专（今黄冈师范学院）高材生。我在蕲春县文化馆任业余文学创作辅导员时，他任业余美术创作辅导员，比邻而居。极有才华，作品多次获省、地区（今称市）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黄冈地区成立艺术中专，调他任舞美专业为台柱子教师。其时，广告初兴，他受师专时业师所邀，课余时间不分日夜合伙作广告画，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分得两万多元，相当于十几年工资。然而，福兮祸所伏，终致肝病，不治而去。　　

民谣　　

其一　　

十年改革有一怪　　

挖共产党的富得快　　

其二　　

      手拿木砣（公章）　　

       脸上红酡（醉酒）　　

丢了木砣　　

算个什么　　

其三　　

社教本是好　　

官儿要先搞　　

官儿通　　

百姓通　　

官儿不通　　

白费工　　

其四　　

说十不如做一　　

                              烧纸（冥钱）不如做七（超度亡魂的宗教仪式）　　

其五　　

令不出都法不行县　　

国家不亡也有危险　　

其六　　

治国先治吏　　

      治吏先治（官）痞　　

治国先治吏　　

                         治吏先治心（对官员进行道德操守教育）　　

治国先治吏　　

治吏先惩贪　　

   吏风清，民风醇　　

       吏不清，出“刁民”　　

其七　　

官多如蝗　　

百姓心慌　　

因官设位　　

百姓心灰　　

因位设官　　

百姓心宽　　

其八　　

饭馆多于学馆　　

       酒楼多于茅楼（厕所）　　

其九　　

（百姓）谷贱伤农　　

（官员）酒醉伤胃　　

例似这样的民谣，我印象中还记了不少，只不过这本记事本只记了这多罢了。民谣是民心民声的反映，是社会政治的风向标。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民谣。周朝还专门设有采录官采录民风民谣。孔丘也纡尊降贵编辑民歌民谣集《诗经》，劝喻当政者，以图延续周的奴隶制统治。所以，记录民谣无论是官是民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公元二00七年夏初于湖北蕲春家中独孤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