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场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法家、兵家、儒教等思想流派，与历代的帝王权臣，及后宫的宦竖嫔妃都对其发展多有贡献。
这种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本来“不足为外人道”的术数，这些只隐藏于历史及由官场中暗地师承的学问。被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作了系统的解读。他发现：“一部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厚脸皮，黑心肠而已”。他对厚黑学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发而无顾忌，谓之黑，厚也者天下之本也，黑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至厚黑，天下畏焉，鬼神惧焉，昏君奸臣无一不厚不黑，即使名君贤臣也未必又薄又白。”可见在中国，“不是彻底地厚颜黑心，便不能成为大奸大雄”。这是对中国封建极权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入木三分的洞烛!
宗吾先生总结出来的求官做官六字真言，办事用的“锯箭法”、“补锅法”是中国官场中人奉行的官场哲学。这些官场哲学，首先要求求官做官者，必须有强烈的权势欲。而且要善于投机钻营，损公肥私。要不惜降低人格，卑躬屈膝，会胁肩谄笑，溜须拍马。要敢于欺下瞒上，不择手段。要能装聋作哑，难得糊涂。办事不但不需要有责任，有担待。而且为了个人利益还要会吹嘘，善推诿，甚至要敢于把事情办坏，而且敢于不负责任。就是这样一个奉行着潜规则和负道德人生哲学的群体，充置着中国的统治阶层，主导着中国的历史。怪不得明儒顾炎武要痛心疾首地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在中国社会中，主流社会和民间社会，在价值取向、是非评判、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游戏规则等方面，长期不能取得一致。甚至出现明显的背离和反差。这样的社会，要获得长期稳定和有序渐进的发展，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中国官场文化的产生，法家人物是先期的奠基者、构筑者。法家人物奉行的政治哲学、处世哲学、人生哲学是相当统一的。他们的政治哲学，被完全地照搬到人生处世哲学中。鬼谷子的“揣”“摩”二篇，韩非的“事君八术”，可谓是官场事君术的肇始之篇。法家人物的思想内核，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帝王术”。(以后历代许多儒法兼容人物的“帝王师”迷梦，亦由此而来)。在政治上鼓吹尊君和加强君主权势，鼓吹强权政治、迷信极权统治，以镇压为主要手段。从而给中国后来统治者的暴虐无良、刻薄寡恩、视百姓生命如草介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在人生哲学方面，功名利禄之心特别严重，奉行“以权索利”，奉行“势者，胜众之资也”，奉行“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认定助纣为虐的目标。为达目的，不惜采取一切不道德的手段。对人民采取最残忍、最暴虐的政策。这种残暴、严重地伤害了当时的人民。也残害了他们自己的心理、和他们为之服务的君主的心理。而且逐步造成了整个民族文化中，残害、漠视生命的恶习。造成了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悲惨命运，缺乏悲悯情怀的氛围。
法家人物这种恶劣实用主义、恶劣功利主义的思想。奠定了中国官场文化的基础。奠定了官场人际关系的基础。使中国主流社会的人际关系，经常处于一种尔虞我诈、倾轧争斗的恶劣状态中。这与儒教人物虚伪的空谈仁义爱惠，正好形成了官场人物双重人格的恶劣道德状态的正反两个面。
商鞅公开宣称“以权索利”的思想，几乎就此奠定了中国官场疯狂地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风气。“以权索利”，一个“索”字，包含了明显的强迫、强求意味。所以以后便有了战斗后“大索三日”之类的行为。挟权势以索利，何求不得?于是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公共权力市场化，成了中国公开的历史顽症。其它民族国家，也会有贪污腐败。但是与中国和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性腐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文化性腐败，已如此广泛地深入人心到了可怕的程度。而在现代文明理念中，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恰恰是最不道德的行为!
法家人物的“法、术、势”三字经，不但贯穿在他们的政治哲学，同时也贯穿在他们的处世做官哲学之中。后来的官场人物，只要迷醉于权势，无不将这三字经，作为他们做官处世的重要理论指导。当然，积淀深厚的官场文化远不是这三个字可以概括的，后代的为官者仍在不断地丰富它。
下面，我们首先从官场人物的人格类型进行探讨。叔孙通订朝仪，让臣下五体投地地跪下来晋见皇帝。就是从制度上强制为人臣者必须以降低人格为代价，来获取权力和其它做官的利益。当然，百姓也同样被强制为见官要下跪(后来的有功名者见官可以不下跪，是对候补同僚的特殊优待)。那么，老百姓一辈子不见官，就可以一辈子不下跪了吗?不，宗法制度中仍有规定，拜祭“天地君亲师”亦同样必须下跪。总之，为官宦者跪着的心态，要比百姓多许多。这种跪着的心态，已经进入中华民族的骨子里。至于“男儿膝下有黄金”，“推金山，倒玉柱”之类的说法。那只不过是边缘社会精英人物不甘屈服心态的一种表露罢了。
外在的形象，与内在的思想心理结构，组成了一个人完整的人格结构。内外不统一，便是一种异化的人格，或者说是一种人格分裂，是双重人格。
处于简单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中的老百姓，想形成双重人格都难。而一个人如果处于一种必须降低人格尊严并遍布着阴谋和倾轧，充置着虚伪、争斗和危机的官场生存状态中。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心理环境中，想置身事外实在是太难。尤其是权欲物欲薰心的人，想不形成双重人格实在是太难。怪不得李白禁不住要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了!
有人说，日本人是“暧昧的日本人”。其实中国人何尚不是“暧昧的中国人”?在中国的主流社会，只怕还要更暧昧!因为中国人是这种东方文化的发源地、祖师爷!遇事不能直白表达，文章不能开门见山、开诚布公。眼光犹疑闪避戒惧。作报告套话、假话、大话、空话一大套。甚至主流媒体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虚假、空洞、浮躁。一切弄得人为的复杂。这是一种虚伪的复杂，内耗的复杂。是历史的复杂，文化的复杂，民族人格的复杂!中国人现在仍在这种历史的复杂中挣扎!
产生官场文化的基础是封建极权体制。是权力地位的私相授受，是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环境氛围。官场人物的病态人格由此产生。
首先谈中国官场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宦官，也就是太监群体。历史上由秦至清，历朝几乎都出现过权倾朝野、影响极大的太监。例如秦朝的??、赵高。汉朝的十常侍。唐朝的高力士、李辅国、仇士良、鱼朝恩。宋朝的王继恩、童贯、梁师成。明朝的王振、刘瑾、魏忠贤。清朝的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等等。真是举不胜举。
太监因为是被阉割之人，失去了生殖和过正常性生活的能力。这种特殊的身体状态，加之宫庭内的生活环境，从而大多产生出一种畸变的心理状态。当然，对中国历史曾产生过好影响的宦官也有，例如司马迁、蔡伦、郑和等。但是作为一个群体，那是极少的特例。绝大多数太监，在取得权势后都成为祸国殃民的帮凶或主凶。他们的那种贴近最高权力，处于权势争斗中心的地位。那种充满倾轧、算计、争斗、波谲云诡的环境。促使他们养成了卑贱、奴性、附势、孤独、迷信、多忌、贪婪、凶残的变态人格。太监的变态人格，作为一种宦竖人格被定型下来，成为了中国官场人格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而且对整个官场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极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赵高的指鹿为马的演练，成为历代官场专权树威的经典模式，就是一例。而魏忠贤公开称九千岁，到处立生祠，肆无忌惮地弄权。大量网罗朝廷大臣做干儿子，完全不把满朝文武放在眼里。都是典型的例子。
宦官群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已经终结了。但是它作为一个群体。而且是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群体。对官场文化积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群体。其残留下来的影响是长期难以终结的。不信，只要看看辛亥以来，历代有着浓厚权力附庸色彩的官场人物。那些以贴近绝对权力为能事，奉行着宦竖人格的官场人物的作为，就可以明白。
总之，宦竖人格，作为一个曾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的现象。就象酷刑和缠足之类的历史现象一样，对整个民族心理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官场人群中，另一个群体类型的病态人格，是臣妾人格。此群体包括帝王官吏和后宫嫔妃。之所以把帝王包括在内，一是因为臣妾与帝王的角色是经常可以转换的。例如汉朝的吕后、王莽、董卓、曹操，唐朝的武则天、韦后，以及后来的赵匡胤、慈禧等等。有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取得了帝王地位。有的干脆取而代之，当上了皇帝。历史上的例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二是“臣”作为动词用，意即“役使、统率”。即现代汉语中的上级领导下级。而这种役使、统率、领导的关系，在等级的阶梯中，处于顶端的是帝王。臣妾相对于帝王而存在，帝王依赖于臣妾以生存。这种生态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其角色定位也不宜绝然分割。再者，帝王在一个独立的时间段、空间段，只能有一人。所谓“一山不能存二虎，一国不可有二君”。帝王的群体效应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体现。而在历史长河中的群体效应，却怎么看怎么也是：“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如要细细分析，在历史上，开国皇帝的表现或各有千秋。而继承大统者，如果遇上“佳子弟”。自身素质较好，又肯虚心纳谏。国家或者还可过上几天好日子。若碰上“无赖儿郎”。自己昏庸愚昧，邪狭不堪。大权或旁落太监，或旁落于外戚权臣，则国家很快就会一塌糊涂。例如明朝就几乎全是这样的“无赖儿郎”。所以，帝王的人格，被列入臣妾人格范畴，是没有被冤枉的。下面的论述，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臣”字，《说文解字》中说它“象屈服之形也”。亦有古人云：“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中国史书上最早出现“臣妾” 词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国为吴王夫差战败，“勾践请为臣，妻为妾”。于是，一位国君和他的夫人，就这样作为第一对有名有姓的“臣妾”，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这是有相当象征意义的。由此可以推断帝王臣妾的地位是多么的变幻莫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固然是无上的荣耀。早晨贵为王候，晚上沦为阶下之囚，亦是常事。荣枯咫尺可异，瞬息可至。这就是为帝王臣妾者的生存状态。
“伴君如伴虎”的生存环境，使臣下有一种临渊履薄的心态。这种时刻被恐惧控制着的心态，与帝王随时怕臣下夺取王位的心态相映成趣。也是容易形成病态人格的原因。
作为谦词自称的“臣”“妾”二字，真实地反映出自称者的谦卑、臣服的心态。这是臣妾人格的心理基础。以臣妾角色定位的人群，一类是以臣之心态为妾的后宫嫔妃。一类是以妾之心态为臣的大小官吏。这一类人群，官本位意识非常强烈。对官场等级制度有一种达到痴迷程度的迷醉心理。
臣妾人格和宦竖人格，都是一种阴柔型人格。在政治环境中很容易由柔顺、谦卑走向屈从、谄媚、卑微与庸陋。而这种状态，一旦因权力地位改变而走向反面，又容易体现为释放出来的是凶残暴虐。所以说，阴柔的另一面是阴狠。谦恭卑微，委曲忍辱的另一面是专横跋扈，刚愎自用，颐指气使。奴性与专制共存，是臣妾人格的一大特点。在官场伦理中，忠君是第一位的要求。对君主绝对正确与臣妾绝对服从的永久性确认，是封建等级秩序的基础。也是中国专制极权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
还有一种文化，也对权力文化，官场文化产生过不断的、深远的影响。而它却被研究者长期忽略，这就是流氓文化。因为这种文化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条件和背景，因此，后面将另章单独阐述。
中国官场中，大多数时候，最得意的是两种人。一种是伪君子。这种人城府很深，心机很深，深知“诈仁犹自王”的道理，满口的仁义道德，其实是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另一种人是真小人。不掩饰自己的小人身份，并无耻地以小人为荣。完全不要脸面，没有道德底线，不守游戏规则，什么丑恶的事都敢公开做出来。这种“伪君子”和“真小人”的行时与否，又与当时最高当权者的喜好及官场成员主要来源的群体效应有关。在有些时期，甚至会发展成集“伪君子”与“真小人”于一身。总之，为官者面具是可以改变的，唯一难以改变的是他们变态的人格。
西方的基督教教义，明确地将撒谎定为一种罪恶。佛教中也有“出家人不打妄语”的表述。而中国的官场文化中，“兵不厌诈”“说不了假话，干不了大事”之类的表述，却占据了统治地位。虚伪不但不是一种罪恶，甚至成为官场中人不可或缺的品质。美其名曰“喜怒不形于色”，曰“有城府”。
中国社会长期地语言文化二元化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场文化的影响。长期的文言文和白话文分离的历史，是官方语言和民间语言分离，文字语言和生活语言分离的历史。从而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语言系统。文言文的使用虽然基本结束了，但是语言二元化却至今仍是中国语言文化中的一个症结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白话文运动旗手的胡适先生曾大力提倡讲话著文都应该“明白如话”。但是这场运动基本上只从形式上触及到中国语言文化的二元化。而对于中国文化人格上的二元化，却几乎没有触及。因此，虽然语言形式上已经白话化了。但是官方语言，亚官方语言的虚伪性风格却丝毫没有改变。根源于专制政治环境和官场文化浸染的语言风格偏移。是一种偷换概念的偏移，是一种混淆是非的偏移，是一种在话语霸权威胁下不敢直面事实的偏移。官话、假话、虚话、套话、大话、狠话仍然充置在整个社会的主流层面上。这种场面语言和生活语言的分化，在中国始终存在。只是在各个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罢了。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已经利用封建极权建立起了权力文化的话语系统。在近现代史中，某些政治势力为了自我的政治需要，在自己信奉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打出反传统的旗帜，建立起了自己貌似全新的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编造了许多服务于自我政治需要的故事，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歪曲性解释。这种貌似全新的话语系统实际上并未脱离中国权力文化的虚伪话语系统的本质。承袭的仍是封建极权话语系统基础。从而仍然只能是使自己的成员和被洗脑的民众生活在一个偏离、背离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的话语系统之中!文革时期，官方话语，甚至渗透到了家庭的日常语言里。渗透到了精神病人的语言里。渗透到死刑犯的临刑语言中。“言为心声”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境界。对人的威慑和洗脑到了空前的程度。这是多么可怕的社会现实!
如果说，这种二元化的语言文化和人格文化现象，原来只存在于受过教育的主流社会。则现在，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形式，教育手段的普及，受教育机会与受教育面的普及。这种现象在扩展，在侵蚀原本纯朴的人群。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是毁灭中华民族未来的危机。如果任这种势头发展，中国的经济既使完全赶上世界水平。中华民族仍不可能堂堂正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官场的黑良心传统，莫过于文化性的专制暴虐传统。历史上统治者人为制造的一切大的人祸灾难，诸如大屠杀、大饥荒、大规模的文字狱、迫害狂热等等。历来的统治者不但不以为是耻辱，而且将这些灾难视为维持其统治的重要统治资源。因此，新的统治者往往从一开始就乐于制造一些这样的人为灾难。用这些灾难明确地告诉人民：一切灾难都记忆犹新，你们应该对现状心满意足。这是一种先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然后再把你提到十七层，十六层的把戏。你应该为能呆在上面几层而感到幸福。因此，你们不但不应该抱怨，而且应该感激涕淋，谢主隆恩。如果你们试图反抗，以前的灾难就是你们的榜样。中国的老百姓，就明确无误地生活在这样的恐吓之中。
在东方，连外民族的人，都知道这种恐吓的统治资源的重要性、有效性。因此就有了蒙古帝国时的大屠杀。有了满族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就有了二战时期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对日本人相当了解的梁启超有一段话：“日本人尝言曰：支那一部历史，实以浓血充塞之历史也。吾耻其言，虽然，吾不得不忍其言。”可以作为这一事实的反面注解)
唐太宗在完备科举制度以后，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我?V幸印薄GО倌甑目凭僦贫龋?作为选拔官吏，笼络知识分子的手段，是成功的。它首先使“以文乱法”的儒生套上了笼头。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读取圣贤书，货予帝王家”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从而也使中国的知识精英，作为权力的附庸，难以产生俱有独立人格，独立精神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精英荟萃的官场中，精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大量运用于“做官”上。从而使许多传统的优秀文化，被嫁接运用于统治争权术。例如古代兵家总结出来大量的计谋范例，基本上围绕“兵不厌诈”的主旨而产生。这在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中，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后来的官场人物，将其大量运用于政治斗争，运用于人生争斗。又例如太极拳的精神：“外表貌似柔顺，善于闪避解脱，善于借力。躲开了攻击，马上转为凶狠的进攻”。有些炉火纯青的官场人物，简直就是这种精神的化身。一切都烂熟于心，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权谋已经成为一种基因进入了中国的权力文化中。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官僚群体，是一个团体意识强烈的利益群体。他们内部虽然充置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和争斗。但是，他们相对于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诉求，却明确地以“官官相护”的潜规则表达出来。这种不分黑白对错，不讲是非曲直，没有道德评判，没有法理规则的“相护”。是一种重要的官场逻辑。
中国官场，形成了大量与民间逻辑相悖逆的逻辑。对皇帝的吹捧，官场中的相互吹捧。一切可以联系上、不能联系上的题材，都可以成为吹捧的题材。于是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鼓噪总是不绝于耳。大量“盛世华章”、“盛世华衣”、“盛世华彩”、“盛世吉金”、“盛世华乐”、“龙飞九天”之类的肉麻词语被制造出来。一点可怜的、社会起码的进步，都成了因“天子圣明”而天降的祥瑞。罔顾事实，大而不当的吹捧吹嘘，无耻地贪天之功以为己有，成为中国重要的官场文化，成为中国无时不有的风景线!
当前社会发生的体制性、制度性腐败，是以权力的滥用为标志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的国家社会一体化体制，是权力空前恶性膨胀的基础。这个恶性膨胀的过程，官场文化的沉渣泛起，起着相当大的主导作用。中国只要保留了极权，不管是什么政治势力据有着极权，积淀深厚的腐败文化必然沉渣泛起。官场文化积淀下来的大量观念意识，大量明规则，暗规则，大量陋习陋规。这种主流社会在价值取向、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上的严重异化。不但影响着官场人群，也严重地腐蚀到了民间社会。对全社会起着无可估量的恶劣示范作用。社会道德的大面积滑坡。造假舞弊、急功近利、不顾后果，无不与这种主流社会的恶范作用有关。这种恶范的严重后果导致了我们民族对权力的崇拜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进入了一种空前的恶性循环。这是一场真正的民族危机!
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是造成传统的官场文化能够沉渣泛起，变本加厉地“发场光大” 的主要原因。官场精英在“揣摩”君上和揣摩时尚方面总是与时俱进，领风气之先的。因此官场风气的腐败程度，实际上也是政治清明与否的晴雨表。制度性、体制性腐败的恶性发展，使制度层面的政治改革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话题。当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真正成为了服务社会公众的政府雇员，受到各个层面的监督制衡，而不是成为各级掌权者的附庸、奴仆。当各级掌权者真正是经过选民之手民主直选出来，而不是权力的私相授受。则官场文化才有可能是被抽去了釜底之薪。到那时，中国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才有可能成为人格健全的，真正服务于社会的公众人物，只有到了那样的时候，中国的官场文化才有终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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