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上)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阶级生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方向,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无产阶级先天不足,它诞生在一个荒诞的年代,不仅受到本国资本特别是官僚资本的压榨和剥削,有相当一部分还直接被外国资本所奴役,而外国资本的背后是船坚炮利的资本主义列强,这就使得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中,无产阶级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相对而言十分弱小。这种不对称的力量对比,造成了无产阶级不能单独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实,以城市为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屡战屡败。 官僚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这种近乎畸形的强大,不仅造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体弱多病,它们还把剥削的黑手伸向广袤的中国农村,造成了中国农民的大量破产和贫穷,使他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与无产阶级近乎同一,这种同一性客观上决定了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近乎相同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能够迅速接受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并与无产阶级结成神圣的同盟,这个同盟一经登上历史舞台,就使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个同盟就是著名的工农联盟,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中国革命迅速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联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的理论核心就是毛泽东思想。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即新中国的建立,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在推翻或消灭它们的剥削者的同时,事实上也消灭它们自己,他们不再是破产农民,也不再是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他们赢得了土地赢得了工厂,赢得了全中国。经过了以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公有化过程,中国进入了公有制经济的时代,公有制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所有生产资料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农民也是地主,工人也是老板,以往的阶级结构在这里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也是这种所有制和以往任何形式的所有制的根本区别。 因此,严格说来,在完全的公有制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客观上都已经被消灭了,虽然各自阶级的思想还长期存在。全体人民,在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上,是平等的,无一例外,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人和人的差别只是分工的差别,而没有阶级的差别,如果我们不能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一定要对这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做一个判断,那么,大家都属于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叫“共产阶级”,共同拥有所有资产。这个阶级的产生,标志着人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共产阶级的主体是原来的工农联盟,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后来加入了被剥夺了资产的所有剥削阶级成员,这就决定了阶级斗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新中国的阶级斗争首先表现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两种比较激烈的斗争形式,是必然性中出现的偶然现象,打退公有制的反对力量特别是复辟力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解决“共产”的问题,阶级称谓上一直沿用革命时期的划分,以至于,虽然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也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但这些都只是停留在政治的层面,停留在宪法里,并没有完全落实到人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也没有用法律的形式把“共产”确定下来,人们甚至没有对资产拥有“所有权”这个概念,以至于后来,当国营悄然变成国有的时候,当以下岗的名义把工人赶出工厂的时候,即当人们的所有权被剥夺的时候,我们的人民还浑然不觉,至今理论界也不愿意有所提及。 即便在当时,这种理论的缺失,也在实践中引起了深刻的社会矛盾,这就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矛盾,这个矛盾堪称公有制社会的基本矛盾。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按劳分配在调动劳动积极性,甚至在促进社会正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但是,离开了共产这个的前提,片面强调按劳分配,就自然会推论出“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极端理论,而这个理论曾经是一个很时髦的理论,甚至成为一时的政治口号,并被贯彻到了生产实践之中。一块土地,为生产队全体社员所共有,一个社员因病或因没有成年要读书,没有参加劳动,因此没有分得一粒粮食,看似公平,其实那些劳动者无偿耕种了这个社员的土地,也就是说,他们事实上暂时剥夺了这个社员的土地所有权。不是收租子,也不是榨取剩余价值,而是劳动,劳动也成了剥削的手段。看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产生的按劳分配思想,到了公有制社会,并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没有耕作,但对土地有所有权,没有上工,但对工厂有所有权,什么也不是,但对共和国有所有权......。尽管这些所有权只占全部所有权的若干分之一,若干亿分之一,也不容被忽视,国家是人民的,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集体或全民所有制,也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要有实质的内容,否则,就把国家和人民严重地对立起来了,就会回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年代。 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这种矛盾,不仅可以带来新的不公,甚至可以带来道义上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严重后果,任何生产资料都为全体和部分人民所共有,人民有权从中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是公有制社会的基本人权,也是我们所说的共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国家只是这种人权的维护者,这种利益的管理者,这就决定了公有制国家的根本特性是为人民服务,无意或有意地用国有代替公有,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这一特性。另一个层面,劳动和分配的关系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主要是实践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还是个技术问题。质上不同的劳动如何在量上比较,质上相同的劳动如何做到公平的计量,劳动时间、劳动结果、劳动强度,哪一样可以做为按劳分配的依据,甚或是有一个综合的依据,解决这些这些问题,需要技术,有时还需要历史的等待,因为计量可能比劳动本身更复杂,可能在现在条件下无法解决,需要未来的技术来解决。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理论界顽固地坚守一个教条的偏见,认为劳动计量的依据是劳动时间,这种不顾各种劳动形式的具体性,只从经典著作里学来的方法,给我们的公有制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近乎原始的手工条件下,一群人在同一个土地上耕作,如果只用劳动时间给他们的劳动计量,就造成了出力多少一个样,技术生熟一个样,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公然的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有些生产队,虽然也对劳动力进行了划分,划分为男劳力和女劳力、主要劳力和辅助劳力等,但这并没有解决按时间计量带来的问题;在按时间计量的工厂里,机关里,在任何企事业单位,都存在过或存在着这种消极怠工的现象,这一点,许多人还记忆犹新。 以时间计量的按劳分配,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生产,这个制度后来被形象地称为“大锅饭”,但同样是大锅饭,在农村和城市的结果很不相同,即在公有制的两种形式里,结果很不相同。在工厂,大锅饭影响了产量却没有影响工人的收入,起码没有影响眼前的工资数量,因为他们是固定的工资,因此,劳动其实被异化为一种分配的权利,只要在职,到月底就有权领工资,而不管他的劳动贡献,这样以来更加剧了消极怠工,造成恶性循环;农民就没有那样幸运,大锅饭影响的是产量,而产量直接决定年底的劳动分红,决定大家能否吃饱肚皮,因此,劳动的消极怠工和分配的不满足,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矛盾。 正是这个矛盾,使社会爆发了一种变革分配方式的冲动,这个冲动既是对教条主义的挑战,也构成了中国改革的原始动力,而且,必然地发生在中国农村,不是按时间计量,而是创造近乎相同的劳动条件,以劳动的结果计量,用这种方法实现多劳多得,实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实现整个农业的增产增收,这便是那十八位农民的生死契约,便是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这种按劳分配的形式,一经产生便迅速为中国农民所接受,从而引发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 小岗的意义是伟大的,它的影响更伟大。把劳动和分配,土地公有制和分配,结合得天衣无缝,使中国农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并迅速为其他行业所效仿,按件取酬、奖金等词汇,一时间就成了八十年代初期最时尚的词汇,而更伟大的意义,是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迪,原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不只有一个僵死教条的模式,而是允许创造发展的生机勃勃的方式。但和任何真理一样,一个伟大的生产模式,如果应用到它原来的条件以外,一样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近乎原始的手工生产、土地公有制以及组织起来的农民,是联产承包的前提,离开了这些前提再提包产到户,就会失去价值。机械化和科学技术的普及,已使规模农业成为必要,包产到户形成的土地条块分割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桎梏,人们又开始谈论合作化和土地的连片经营,提出了土地流转,或许只有这个时候,人们才想起我们中国曾经存在过的一种生产的组织形式,在那种形式里,由于合作而产生的“结合能”,不仅迅速结束了中国农民的混沌蒙昧的状态,使农民以主人翁的身份参加生产劳动,有了现代文明的意识,也不仅把雷锋们送到部队,把王进喜们送到工厂,把袁隆平们送进学堂,而且,使中国农村迅速分化出了学校、医院、农科站、宣传队等等一系列功能性组织,在农民中产生了空前的社会分工,促使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进步,这个组织的学名叫做“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与联产承包没有任何矛盾,也正是人民公社孕育了联产承包,但是,在那“一包就灵”的年代,它作为农业大锅饭的替罪羊,被牺牲掉了,一同牺牲的还有那些适合大规模农业的水利设施、电气设施及许多基层群众组织,甚至包括为中国农民解脱病痛的赤脚医生,等等,而要重建这些设施和组织,再等三十年恐怕也未必能完全做到。我们在为孩子倒洗澡水的时候,把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到掉了,就连袁隆平这样的人物,也不忘出来泼一瓢脏水,说是饿死几千万,云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包就灵被顶礼膜拜,真推广到了荒谬的地步,费税要承包、司法及违章罚款要承包、行政管理也要承包,等等,这就不只是一个因为完不成罚款任务而自杀的陕西交警队长的问题了,这是在直接鼓励违规执法和乱收费,甚至是在制造钓鱼执法,而今,这样的事还千万次地重复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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