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勋 五十 探文革起因
说起文革，主流留给大家的记忆，看来只有“浩劫、动乱、灾难、崩溃边缘”等等，除了这些“十恶不赦”的记忆，再也找不到什么一丁点的积极意义了。毛泽东从上海参加第一次党代会开始，历经秋收起义、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等，冲破了重重的艰难险阻，终于赢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了革命，他一家前后有六人献身。到了晚年，如果说他漫无目的地、莫名其妙地发动了这场在后人看来是毫无积极意义的革命，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也是解释不通的，难道文革只不过是一件没有任何前因后果的历史事件？好像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件。
历史上有过无数次失败了的革命，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历史视角去论定革命。由于文革一开始就失控，因而产生了许多乱糟糟的局面，例如：让红卫兵、造反派到处去捕风捉影地深挖、揪斗“走资派”；无限地上纲上线，以敌我矛盾的方式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一听说是“造反”，都兴高采烈地“同去，同去”，由文斗而上升为武斗，场面愈来愈失控，有的地方，甚至连军队也介入了武斗，二、三年内，据说共死了三、四十万人。
毛泽东活着没看到文革的什么辉煌，作为后人，如果要真实地解释文革，首先必须搞清楚毛泽东究竟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要革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的命？革谁的命？革命的方向指向那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当时的中国，难道真有那么多的“叛徒、内奸、工贼、苏修特务、美蒋间谍、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现在看来，好像多半是在捕风捉影，或者只是让那些嘴上无毛的红卫兵、头脑简单的造反派去每个角落，无中生有地揪出许许多多的“牛鬼蛇神”来，乱斗一通。看来，毛泽东只是把将来可能出现的想象中的事物提前进行了一次假想目标的“军演”。至于“军演”的作用，当时的大家都深信不疑：为了守住红色的江山。其作用，也许还会出乎意料地显现于二、三十年之后。
过去，就红卫兵、造反派的那些个水平，可以认为一点也不比阿Q高明多少，所以，就算是毛泽东的眼睛不闭，也不可能看到文革的什么辉煌。文革的大错特错，就在于用最简单、最粗暴、最毛糙的方法去进行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最隐蔽、最多变的“灵魂深处的革命”。毛泽东毕生致力革命，文革成了他的绝唱。他渴望着革命事业的完满成功；他最担心的是红色江山有朝一日的改色；他最顾虑的是革命事业没有像样的接班人；他把自己“最亲密的战友”，甚至是妻子，也都在考验之中剔了出去；他竭力希望执政的共产党能最终跳出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周期律，誓言进京后不步李自成的后尘；他的内心深处一直盘旋着江山易得难守难的忧虑，几乎一辈子为之萦绕梦牵......
毛泽东认为只有发扬民主，让最大多数的百姓当家作主，中国才有跳出周期律的希望。他同时认为只有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让百姓真正地获得主人翁的地位。解放前，工人是雇工，农民是雇农，劳动者只有以奴仆的身份去忍受盘剥。他老人家十分担心日后有人让工人、农民回到过去。晚年的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忧心忡忡地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内心的忧虑，甚至还可以追溯至延安时代。从革命初期官兵一致的供给制，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这是别人搬来的苏联模式，毛泽东显得十分无奈。以至在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他竟会说“这是好事，至少打碎了庞大的机构，官僚腐化，逼得过去那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给制标准也改了”。自五十年代高饶事件后，毛泽东为专心研究理论而退居二线，很少再去插手一线的事务，此后，一线高层全面地引进了苏联的模式，首先在军队实行军衔制，接着，在干部中实行等级制，等级达三十级之多，最高级工资与最低级工资相差31.1倍，我们只能从横向的比较中去了解这个数字：当时，台湾国民党官员中的差别为14.5倍；英、德、法官员的差别为8-10倍；美、日官员的差别为20倍左右。差别与社会制度之如此倒挂，简直让人吃惊，难怪毛泽东事后惊呼：“比国民都不如”！由于打着冠冕堂皇的苏联模式的照牌，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已无力干预此事，但他的内心一直留下了难以消解的忧虑。对于等级工资，去世前两年他还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毛主席临终时曾说过：“我一生作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往台湾，大家都赞成； 另一件事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赞成的少，反对的多”。等级与等级工资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这也许是遭受反对的根本原因。
奉为至宝的苏联模式究竟是什么货色？历史已作出了最铁面无私的解答。正是这种模式，最终孵化出一个完全脱离群众、彻底背离信仰的官僚主义的特权阶层。我记得小时候看苏联高官的照相，晃来晃去的大都是些肥猪般的身影，正是特供制养肥了这些高官，也正是这种变了质的特权，最后葬送了苏共、葬送了苏维埃、葬送了社会主义！
从特权到腐败，从腐败到脱离群众，从脱离群众到彻底背离信仰，从彻底背离信仰到江山改色，有无数的事实表明，这已是必然的逻辑。晚年的毛泽东曾为此而寝食难安，为了守住红色的江山，不让烈士们的鲜血白流，他寄希望于“真正的英雄”，冒着乱套、闯祸的极大风险，发动了文革。如今，文革已远离我们而去，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将永远地留在老百姓的记忆之中！毛泽东的忧虑，在他去世前二年给小辈们写的一首小诗中作了表达：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毛泽东留下的问号，不知谁能回答？！
《师大奇遇》附文 2010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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