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
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用来衡量改革开放各项工作，也是区分姓‘资’还是姓‘社’的试金石，三个“有利于”相互关联，补不可分割，有一个必有其他两个，无一个必无其他两个。三个“有利于”又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即也可以用“是否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不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不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来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而对于某项具体的改革开放政策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衡量，首先是要不要的问题，第二步是如果要的话，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第三步是政策实施后的成果问题。这个三个阶段都应该用三个“有利于”来衡量，但是衡量的方法又是有区别的。
关于要不要的问题，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分析，既要看现行的政策是不是有三个“不利于”的方面，又要看如果不施行现行政策，会不会出现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情况。例如，对于食盐专营制度问题，有人提出要改革，那么我们就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下。食盐专营制度是否不利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是否不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不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食盐不由国家专营的话，会不会出现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情况呢？会不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不会削弱国家的综合国力？会不会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从这几个方面的判断，去调查研究，去辩论，就能使政策越辩越明了。
关于怎么办的问题，主要是看具体的政策如何把三个“有利于”落实到行动中，即围绕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如何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方面来制定。从这三个方面来解释新政策的可行性，也从这个三个方面来预防新政策的缺陷，如此则可以保证新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执行。
关于成果，就是看新政策执行后的是否取得了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成果，同时也要看有没有产生三个“不利于”的情况。如此正反两个方面的衡量，可以全面客观的衡量新政策的好坏，同时也能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笔者在学习的时候，深感对于三个“有利于”的解读只重其推动改革的一面，忽略其约束改革的一面。没有约束的改革就像没有沟渠的水，非但灌溉不了庄稼，反而会成为淹没良田的洪水。只强调改革的一面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会使政策的执行背离其初衷，对于因改革产生的不良后果既无法分清责任，也不能从中汲取教训，更会造成为了改革而改革，甚至会打着改革的旗帜，造成新的资产阶级，从而使改革的成果落入少数人的手中，最终葬送了改革。这都是因为判断标准片面，没有运用矛盾的正反两方面来进行判断而造成的。对于任何一项政策，不能一味的强调其改革的必须性，更不能说改革就是好的，不改革就是不好的，还必须要强调其不利的一面。强调不利的一面，不是为了阻止改革，而是要事先划定条条框框，挖好沟渠，把改革往有利的方向引导，而不是任由其泛滥，直到成灾，最后由人民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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