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闻博报 摘自《日出西边/风动中国》
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距修直道，战天斗地兴水利，推行法制奖耕织，废除诸侯设郡县，抗击匈奴建长城，行政权力统一归中央。大一统，统一大，“汉承秦制”，由是“百代皆行秦政治”。2000多年的岁月荏苒，大秦帝国的陈年往事历史烟云，却依然给今日中国留刻有深深的文化胎记。以至于要是离开大秦帝国，中国便无从谈起。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中国人，至今便是继承和享用着当年大秦帝国的基业和福佑。若忽视和遗忘这个基本历史事实，就是作为中国人的最大数典忘祖。若拂去历史的尘埃，再回望当年偏僻贫弱之秦国的“大国崛起”历程，我们便更能汲取到中国再次“大国崛起”的精神动力和智慧勇气。在2010年的开年大戏影视剧中，陕西电视台正在热播的史诗性剧作《大秦帝国》，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新的文化视觉和思想启迪。恍然间，网闻博报小社员不禁惊异，自汉武帝时起，中国是否已经走入了一个长达2000多年的文化误区？我们中国人是否制造了一起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冤案”，一起对秦文化和秦皇大帝的“千年沉冤”？要么，中国人对秦文化和秦始皇的历史印象，怎么就被惯性地简化为“暴秦”和“暴君”呢？若的确如此，那么作为数典忘祖且已经自断文化根脉的中国人，你真的就能够再次实现中华民族“大国崛起”的历史夙愿吗？
我们不妨先回到现实，看看当年徐福东渡的日本，以及中国的北方强邻俄罗斯“大国崛起”的最新轨迹。据广州日报2010年01月24日报道，1月2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宣布，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比上年增长8.7%。这一消息引发西方媒体高度关注，多家媒体纷纷预测中国将在今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是，国际上开始热炒所谓的“中国模式”。但人们很快发现部分西方人士热炒“中国模式”的深层动机，那就是要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说白了，就是“捧杀”中国。中国目前的境况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日本当年的处境。经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到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步入了令人眩目的鼎盛时期。一时间，以美国媒体为首的西方媒体对日本经济奇迹进行了全方位的热炒。在广场协议谈判期间，信心膨胀的日本甚至主动提出将日元升值10%。然而，正是因为“广场协议”的签订，日本经济几年后陷入所谓“失去的十年”。从喧嚣一时的“购买美国”，到短短几年后“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国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经济圈内很多人士将其归咎于“广场协议”，甚至称这是美国的“阴谋”，表面上看也并不无道理。与对中日的经济“捧杀”不同的是，美国曾对前苏联实施过政治“捧杀”策略。上世纪80 年代后期，前苏联国内实行政治改革，掀起了否定前苏联历史的舆论狂潮。当时美国认为，苏联的“新革命”大有希望，西方应该鼓励苏联的变革进程，影响苏联朝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据此，美国逐步确定了“捧杀”的策略。最终，前苏联解体，美国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与此同时，中青在线-青年参考2010年01月24日题为《美空军定中国为头号假想敌 寻技术优势摧垮其意志》报道透露，据美国《空军时报》1月18日报道，有“美国空军的默林(西方传说中亚瑟王的巫师)”之称的美国空军首席科学家J.A。达姆，详细解读了未来20年美国空军的技术发展重点，其中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微型无人机中选，花瓣大小无人机将“改变游戏规则”。达姆领导的团队，是在美国空军参谋长诺顿·施瓦茨上将授意下展开研究的。去年12月出版的美国《C4ISR》杂志披露，达姆的研究团队在展望2030年美国空军实力时，曾选取了4个假想敌作“参照对象”，依次是“最具超级大国潜力”的中国、中东的伊斯兰分离势力、“失败国家”，再加上复兴中的俄罗斯。在达姆看来，按照这样的顺序选择“参照对象”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2030年，中国的GDP将成为世界第一，拥有强大经济力量的中国必然会扩充军力，使之与国力相适应。
由此可见，今天依然经济贫弱的中国，依然面临着列强环伺的凶险，亦如当年偏僻贫弱的秦国。今日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还直接遭遇着当今世界霸主美国组织的文化战、经济战、金融战、贸易战乃至“捧杀”和“绞杀”的威胁，亦如当年山东六国的“分秦”与“灭秦”故事。昨日的秦国与今日的中国，当年的“天下”与当今的世界，昨天秦国的“大国崛起”与今天中国的“大国崛起”，历史往往就有如此的惊人相似！
我们普通人对大秦帝国的历史，最深的印象大概常常会停留在秦国的虎狼战车横扫六国，“坑赵卒20万”，“焚书坑儒”，“商鞅变法”苛政暴敛以及“孟姜女哭长城”等负面图景上。顶多就是再加上秦始皇统一中国，算是一个比较中性偏褒一点的认识。然后就是“蜀山兀，阿房出”，陈胜吴广起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但一般对于昔日秦国面临的险境，及其历经500多年的“大国崛起”过程，往往很少有了解。事实上，秦始皇统一中国，只是完成了其几世几代奋发图强的最后收官之战。其中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是秦人实现“大国崛起”的重要历史转折点。那时论富强，秦国远不能与山东六国相比。论文化论技术，山东六国也是代表着当时天下最先进的文化科技水平和分封制的社会体制。再论物产资源，论人口数量，论国土面积和交通地理位置等等，秦国几乎找不到一点能够“大国崛起”的基础条件和希望，甚至都不如今日中国的基础条件。然而，奇迹就是在最没有可能的地方发生了。
历史不容假设，但为了破解历史之谜并汲取历史的经验，我们又往往不得不进行假设推论。若秦国当时便引进并接轨山东六国最先进的文化和社会经济体制，然后亦步亦趋地在“国际惯例”规则下通过竞争赶超六国，秦国会有“大国崛起”的希望吗？显然不会有。至少从商鞅变法时起，秦国便推行了当时六国都不愿意也不可能实施的新体制。这就是实现社会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相对公平的法制文明，而且是照顾到绝大部分国民的利益，依靠和调动起了绝大部分国民的力量。以至于天下贤良，“愿忠秦者众”。而一旦天下归心，所谓的人才、技术、财物乃至军队车马武器等，还会有缺吗？至此，秦人的“大国崛起”，便只是时间问题了。超越物质性思维，超越技术性思维，率先实现思想创新和文化创新，并以法制公平的制度性创新作为保障，这大约便是“大国崛起”奇迹，最终发生在当时最贫弱的秦国的文化奥秘。那么，秦人能够率先实现超越性文化创新的勇气和魄力又来自哪里呢？公心！“国乃公器”，变法惟公，立法惟公，执法惟公。包括秦孝公贵为一国之君，即使是对老秦人元老世族，都不能徇私枉法。甚至变法功臣商鞅本人，最后也死于自己所创制的新法。而当时山东六国之所缺，恰恰正是这种近乎执拗的公心法制。
当然，秦人的粗豪刚猛秉性，秦人绝境求生的变法图强危机感，秦人民风厚朴开放包容的胸怀，秦人开拓进取奋斗不息的精神等等，也都是秦人最终实现“大国崛起”不可或缺的因素。但纵观自春秋到战国，同样有类似民风秉性，同样面临类似危机，却又纷纷国灭族亡的诸侯各国，怎么就没有一个能实现“大国崛起”呢？难道还不是缺在了公心法制这一点上吗？
虽然，大秦帝国的基业后来被大汉帝国所继承，但大汉帝国也同样继承了大秦帝国的文化和政体，也就是中国史家所言的“百代皆行秦政治”。在汉初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里，汉朝又在大秦帝国法家文化的基础上，传承并融入了中华道家文化的“黄老之说”，从而使中国文化更加走向成熟丰满，进而形成了民富国强的“文景之治”空前盛世。汉武帝也正是在此国力蓄积的基础上，完成了彻底击败匈奴，拓疆西域并开通“丝绸之路”。“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大汉国威，至此达到空前鼎盛。然而就在这时，儒家文化“复辟”回潮了。在春秋时期，与道家和法家等“百家”同时出现的儒家学说，当时便是以“复辟周礼”为要义，因而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潮流所抛弃。这一次儒家文化的“复辟”，就是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汉国策为标志的。也正是从儒家篡专中国文化法统地位时起，中国人对秦文化和秦始皇的蔑视与鞭挞便开始了。后来虽有大唐帝国初期的道家文化为主的文化多元发展，以及由此而蕴积形成的“大唐盛世”。但依然挡不住儒家文化随科举新制的再次“复辟”，大唐帝国也因之逐渐走向了腐败衰亡。自唐宋至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也始终没有动摇过。孔子也因此被历代推崇为“至圣先师”，被高高供在文化神坛之上，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砸烂孔家店”。可儒家文化“复辟”的惯性，却至今还在缠绕着中国。
所以，我们回望大秦帝国的“大国崛起”历程，重新发现大秦文化，就不能不说儒家文化。重新认识秦皇大帝，就不能不说“至圣先师”。不打破儒家文化这个桎梏中国2000多年的思想“紧箍咒”，我们便很难找到从大秦帝国到今日中国“大国崛起”的文化根脉。
超越物质性思维，超越技术性思维，传承并汲取道家等百家学说的中华文化本源智慧，以公心法制率先实现思想创新和文化创新。借鉴历史并超越历史，这或许便是大秦帝国穿越2000多年时空，给我们今天再次实现“大国崛起”民族使命的昭示。
（网闻博报夏商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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