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文耀
编者按：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在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近二万六千余名北京知青落户延安，其中，许多人至今依然工作生活在延安。在这段历史特定的蹉跎岁月中，北京知青与延安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片黄土地也为他们未来人生走向注入了丰富的养分。
本文整理延安市政协1999年《延安文史（第二辑）》，以时任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曾在延安地区知青办工作十余年的杨文耀《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始末》为史料，经删减编发，旨在回顾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
奔赴延安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全国立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热潮。早在毛主席指示发表前，2.6万余名北京知青就壮怀激烈、群情激昂地准备奔向延安插队。
延安地委对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十分重视，于1968年12月15日派出高明池等同志，组成赴京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工作组，后改为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工作团，团长慕锡章，由高明池和军代表王福海同志具体负责，全团60余人，其中，各县均有三至五人参加，省知青办动员处处长沈玉华，也亲往北京协助指导。同时在延安还设立了两个知青接待站：即在延安师范设立了迎接北京知青接待站，站长安广录；在铜川设立了迎接北京知青转运站，站长冯振业。代表团工作人员到达北京后，立即与北京方面协同工作。正值此时，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全国立即轰动。学指示见行动，形势促进了迎接知青工作的发展。北京和延安是全国行动最快的地区之一。1969年1月7日，满载北京知青到延安的第一次专列从北京开出，1月8日第一批北京知青到达延安。
为了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安，延安及所属各县均高搭彩门，洁净的街道，悬挂起一幅幅“热烈欢迎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落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等横幅。当满载北京知青的解放牌大卡车开进延安时，夹道迎接汇成了欢乐的海洋。这项工作延续了40多天，每两天从北京发一个专列，直到春节前，即二月初。
1974年第二批北京知青44人来延安。
1975年第三批北京知青68人来延安，接着南京知青15人、西安知青75人、咸阳知青14人、铜川知青60人，还有天津、上海、山东、南通等地知青21人，也来延安插队落户。当时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刘丹华等11名大学生、转业军人8人、下乡职工8人也来延安插队。累计北京知青达到26724人。
当时，延安约4万多平方公里，有14个县203个公社3188个大队10556个生产队。除吴旗、子长两县条件较差外，其他12个县129个公社1284个大队2667个生产队，都安置了北京知青。当时，安置分布的情况是：延安县安置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的知青；宜川县、延川县安置海淀区的知青；志丹、富县、延长安置西城区的知青；安塞县安置东城区的知青；甘泉县安置宣武区的知青；洛川县安置丰台区的知青；黄陵县安置朝阳区的知青；黄龙县安置门头沟、石景山区的知青。
殷殷深情
延安，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战斗和生活过十多个春秋。延安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把下乡知青的教育，当成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事，政治上热情关怀，生产上手把手教，生活上妥善安排。为了搞好知青安置工作，1968年地、县（区）均成立了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公社、大队、生产队都有知青再教育小组。全区知青管理干部队伍约300余人。地委领导十分关心知青工作，地委副书记黄明吾、刘舒昌主管知青工作，各县都有主管知青的主要领导。在周总理关怀下，北京派出了1248名北京干部，来延安协助搞好知青的安置教育工作。地区先后也派出609名干部带队和知青们一起到农村战斗，协助农村社、队作好知青安置工作。地区把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发至社、队，组织知青学政治、学文化、学农业科技知识。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当教员，向他们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传统教育，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地县还组织知青们参观毛主席在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革命旧居及延安革命纪念馆。还组织知青们参观昔阳大寨、林县红旗渠、河南郏县大有作为大队和湖南株洲等地。知青到队后，队里早已安排了知青住房，或住队里公房，或暂借社员住房。生活由集体安排，或吃派饭、或集体起伙，队里派专人做饭，在队里聘请生活顾问。宜君县西舍张景兰老大妈就是有名的知青顾问，她象爱护自己子女一样，关心每个知青。知青们每人每月10元生活费，第一年仍吃供应粮。他们一把锄头，一张锨，白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投入到改天换地的劳动热潮中去。各级党组织把知青上山下乡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使广大知青在这一运动中发挥作用，并使他们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延安的黄土高坡，在迎接和拥抱着一代知青们。
几年来，省地共为知青筹集经费达1311万元，拨出建房木材3500立方，增拨建房补助款17万余元，到1974年底，已为知青新建房窑8687孔（间）。各村队一排排新石窑，一间间新瓦房，在当时农村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为了保障知青经费的正确使用，1971年底进行了经费清理，全区除已列支的安置费外，还结余109.37万元。1973年又进行了第二次经费清理，其中，1969年至1973年5月，共拨知青专款801.69万元，当时列支721.53万元，尚结余80.16万元。查出贪污经费案42起共5464元，挪用142起共45773元，不合理开支1310元，经过清理及时追回了款项，保障了知青经费的使用。
十多年来，全区死亡知青70多人，在劳动中牺牲32人，非正常死亡和因病等死亡40余人。惟有牺牲多壮志，他们为了革命理想的实现，默默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
总理关怀
北京知青到延安架起了一座北京——延安连心桥。首都人民和延安人民心连心。他们真诚地希望建设好延安，教育好每个知青。尤其是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促使了延安各项工作的巨大变化，使延安的知青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
1970年初，周总理从北京知青周秉和、何立群的反映中了解到延安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和北京知青安置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周秉和是北京三十五中学生，在延安县枣园公社插队，是总理的侄子，何立群是北京八中69学生，在延安县李渠公社插队。他们俩人向周总理和邓大姐汇报了在延安插队的情况和在延安的见闻。后来，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北京市各城区分别召集了从延安返京的北京知青座谈会。1970年3月，国务院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陕西省革委会、延安地区和十二个县的革委会负责同志，延安地区知青办惠先凯同志和北京各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共分三部分：第一以学习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申”为指导思想，发扬延安精神，搞好老区建设，要发挥知青在三大革命中的生力军作用，教育他们立志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为延安的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第二是总结知青工作经验，要求从各方面搞好知青的管理工作。第三是指出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把首都人民和延安人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为首都人民学习延安精神，创造更好的条件，并做出北京市和中央各部委有计划地支援延安的经济文化建设的决定。这次会议后，北京市和中央各部委对口支援延安，发展“五小”工业，支援延安的工农业建设。北京市每年给延安一定的建设资金，并送来了拖拉机、播种机、扬场机、铡草机、磨面机、背式喷雾器等农业机械三千余台件。解放牌汽车、130工具车、吉普车二十余部。医药用品、医疗器械和毛巾、枕巾、肥皂、洗衣粉等日用生活品。还有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近代史、鲁迅杂文选、小说选、土壤学、气象知识、卫生常识、农村科技知识等多种图书3.6万余册。从此，延安的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起跑线。
硕果累累
几年来，北京知青在各级党组织和延安人民的领导帮助下，在各项革命活动中经受了锻炼，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加强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和农业国民经济的基础。到1971年，北京知青被吸收入党的118人、入团的2268人，在党内担任地、县、社党委委员的11人，担任团支书的135人，担任县、社、队各级行政领导干部的1395人，担任连排民兵干部的2007人，担任民办教师763人，赤脚医生335人，生产技术员147人，舍己救人、抢救集体财产的552人，参加科学种田的1470人，种试验田2920亩。涌现出先进知青小组有：甘泉县王坪公社大庄河北京知青小组；延安县南泥湾和井家湾北京知青小组；宜川县寿峰公社后峪沟北京知青小组；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庄北京知青小组、富县北道德纪录北京知青小组、延长县安沟和孙家塔北京知青小组；志丹县向阳沟北京知青小组；黄龙县五角村北京知青小组等，涌现了一批各方面表现突出的知青先进个人。
为了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人民汇报北京知青在延安成长的动人事迹，延安地委于1971年9月组织了赴京汇报团。汇报团由三个分团组成：一个是知青先进事迹报告团，一个是知青文艺演出团，一个是北京知青事迹展览团。汇报团在北京受到热烈欢迎，并取得了满意的成果。
新的征程
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1972年在北京知青中招工8387人，提干1179人，征兵553人，升学648人，病退回京1188人，共调11955人。1973年在北京知青中招工、招干、征兵、升学11709人，仅地直部门在北京知青中招收3000余人，其中交通系统640人，厂矿系统1736人，财贸系统98人，农机系统322人，文教系统166人，其他43人。1974年，在北京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等769人，回京472人。1975年，全区招工、招生2900人，其中，北京知青250人，回京455人。1975年末在乡知青5483人，其中，北京知青1114人。1976年末共招北京知青196人，在乡北京知青还有918人。到这一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矛盾越来越多，知青下乡的规模，宣传力度，安置工作都大大缩小。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面临徘徊不前的局面，知青问题无法彻底解决。1978年3月，邓小平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作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1978年12月10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转折点。会议历时41天，会议指出：“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范围，有条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以优惠政策；已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给予解决，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决。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
1980年全区停止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当年招工731人，在乡知青还有945人。1981年省上知青工作会后，给延安下达招工指标914人。这样就基本解决了知青在乡的问题。1981年，对少数滞留在乡的北京知青，采取了特殊办法，对残疾知青以每人4000元进行了安置。对已婚在农村，不具备工作条件的北京知青，以每人1500元，房窑两孔(间)的办法，作出安排。后来，这部分知青，连同其爱人，一律转成城市户口，吃商品粮，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并调整到条件较好的单位工作。一场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据《延安文史》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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