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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未出现

彭守仁 · 2010-01-29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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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未出现  

试谈对《中国模式六》的几点看法  

   

初看这个标题有些怪僻。中国、前苏联、东欧和古巴、越南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不是马克思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需建立高于资本主义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从封建社会一下子跳过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前苏联也不例外,中国更是具有典型性质。我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本质上是封建社会解体起步,面临清除几千年沉积下来不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东西。据此结合 刘涛 博士的《中国模式六》(http://blog.ifeng.com/2512125.html)试谈几点看法。  

   

(一、《中国模式六》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他从马克思的论断“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出发,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弊端,从列宁指出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出发,结合当前西方的现实。深刻说明了国际金融寡头的腐朽和寄生性质,文中指出“金融资本将任何一件物品和商品,都演变成为金融市场上的证券化的金融商品,例如房屋、轿车、粮食、玉米、新能源、石油等,金融资本主义以其垄断的势态将一切原本不属于金融商品的领域进行了证券化。这使得整个世界都成为高度非理性的投机世界。”这话真是入木三分。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会不断向国家管理的“社会化”方向发展,政府不断地进行干预,但这种干预是有限的,因为政治家的上台必须靠资本力量的支持。因此资本主义已经不能代表人类前进方向的制度。  

   

二、没有计划的计划经济  

《中国模式六》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端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生产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制度的载体问题。国有、公有、全民所有,落到具体问题上如何界定?,我认为不是全民所有,而是“权民”所有,当然不是私有,权民只是掌有按个人意志的支配权,其制约的只是上级,上级又管不过来。无论是企业和地方,都是第一把手说了算。整个社会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行其是的小中心,只有上级抓的事项才能称为全国一盘棋,其余都是我行我素的。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者就是一例。各单位各地方都在各行其是,因此号称计划经济的社会是最没有计划的,过去有“拉链马路”现象,如果是因为城市大单位多不易协调造成的,那么在一个企业内,车间刚抹好的水泥地平面,不到三天又要刨开,埋设什么管线,工人只能骂一声“败家仔!”  

计划经济的另一个弊端是人材积压和浪费。过去的国营企业,国家分去的人员众多,即便是没有多少任务,人员也不得流动,一次分配定终身。苏联有一本书《鼓风炉旁四十年》。有的领导人常用此书教育下级,要有干一辈子的精神,不要挑三捡四。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说是按劳分配。“劳”怎么衡量?由大家评议。实际上还是由有集中权力的领导说了算。人们常说“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  

中国解放初期的计划经济时期也不是一无是处。国家刚刚成立,一片荒凉,百废待兴,人民穷困,暗藏敌特不少,这时必须是高度集中,不准任何人说三道四。只有如此才能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建立了重工业基础,那是为以后盖高楼打地基的年代。人们没有享受的可能。中国的计划经济虽然来自苏联,但与苏联也有区别。苏联企业的经营完全由中央掌控,中国自1957年开始,把一大批国企下放到地方,要各级领导人都抓工业,抓经济,放手叫人民群众大干工业,虽然出了一点问题,但对解放思想,如“干工业并不神秘”,“不是大专家的普通大众也能干工业”起了很大作用,为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群众大干工业开辟了道路。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发展解决了难题  

《中国模式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予了肯定的高度评价。中国面对西方的嘲讽,国内左派的反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困惑,对这条阳光大道坚信不移,因为她是社会主义阳光大道的重大发展,她为我国解决诸多难题拓宽了道路。我国经过14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加入了WTO。最初几年人们对进入WTO的担心是多余的,此后中国经济迅猛飞奔。我用“孙悟空钻入对方的肚子里,尽吸资本主义大市场的养份(资金、技术,特别是市场),而社会主义皮气不改”来比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用侵略殖民地和战争赔款,以武力向外部开拓市场,才发展起来,我国不能也不允许用他们的办法。溶入资本主义大市场为我国解决了市场这个难题。中国人还相当贫困,仅靠国内市场是发展不起来的。用国内市场来钓外资这条大鱼,在技术方面先是照葫芦画瓢,再摸索创造。经过2008和2009年的事实证明,经过拓宽的这条阳光大道我们走对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解决人尽其才和按劳分配等问题创造了条件。按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分配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可能。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必须注意技术进步,用各种措施留住和吸引那些能为其创造价值的能工巧匠,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市场竞争压力是促进分配趋向合理,实行真正按劳分配的重要因素,也是解决分配中不正之风的前提。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中,人们有一误区,即封建社会解体以后,要么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要么越过资本主义社会,立即进入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主义。这是多年来传统的看法。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理论界提出共产主义分三个阶段,第一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或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是完备的社会主义阶段,第三是共产主义阶段,明确指出由于我国的现实条件很自然地需要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结束后到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就是说我国正处在一个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时期,只不过这个过渡时期很长罢了。  

1、社会历史阶段不可超越  

    封建社会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隔着一个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是不可超越的。那么我国是否还要补资本主义制度的课呢?当然不是。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阶段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国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理论下的社会主义不同,传统认为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脱胎而来,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则由封建社会崩溃后起步,它是与资本主义平行发展的一种社会形态,面临着资本主义要解决的同一任务,只不过由不同的阶级领导,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而已。实际上从封建社会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完备的社会主义)有一个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市场经济历史阶段。在市场经济历史阶段按各国历史条件可以由资本主义制度来完成,也可以由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  

回顾一下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是很有意义的。中国革命怎么走法? 一种是二次革命论,即先由资产阶级领导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并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后再由无产阶级领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种是不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毕其功于一役,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反对了这两种错误论点,创造了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既坚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能超越,又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新中国诞生后,中国革命和建设怎样进行,仍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先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之后再实行社会主义。这是二次革命论在新时期的翻版。这种看法在一九五六年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就被克服了。另一看法是超越社会历史阶段的理论。这是"毕其功于一役"在新时期的体现。这种超越社会历史阶段的左倾观点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愈演越烈。既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由不同的阶级领导,以新旧民主主义两种方式完成同一种任务。那么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也就有可能由不同阶级领导用不同的社会制度来完成同一种任务。这种任务就是用价值规律市场经济去战胜以小生产意识为核心的封建思想体系及其经济基础。不断扩大生产社会化的范围,以便迅速发展生产力。  

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的历史任务  

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打碎封建统治的政权以后,并不意味着反封建任务的结束。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生产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小生产经济及其思想意识逐步解体的过程。扎根在小生产土壤中的意识形态对生产社会化的进程进行了顽强的反抗。粉碎这种反抗的锐利武器是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利用价值规律使小生产者一一破产,把他们无情地抛向无产阶级队伍。资本主义在发展初期是极其残酷的。小生产者在向生产社会化的转化过程中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的总和还要多。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家长的权威受到挑战,改变了家庭成员对家长的依附地位。资本主义不但改造了小生产经济基础,也改造了小生产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变化总是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并力图维护原有的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维护小生产经济的一切企图都被价值规律无情地粉碎了。专业化分工,同步化协作,标准化生产席卷大地。生产社会化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发展,不断地奔流向前。专业化协作要取代封闭的全能式生产。这种趋势早已打破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生产社会化为新技术的采用打开了广阔的天地。以新技术发展为核心的生产力和以生产社会化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是互为促进的。没有生产社会化就没有现代化。这两大潮流是任何力量也挡不住的。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所面临的重要历史任务。  

3、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面临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相同的任务  

我国在取得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所面临的历史使命与资本主义初期是相同的,因为我国是从封建社会解体开始,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起步,同资本主义面临的任务一样,也要进行生产社会化,发展生产力。就是在我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面临着这两大任务。以小生产意识为核心自我封闭的经济体系是不能发展生产力的。为扩大并加速生产社会化的进程,克服小生产意识的阻挠与反抗,必须利用价值规律与市场经济。所以说我国的社会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也要经历一个不可超越的市场经济历史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是由封建社会结束后起步与资本主义平行的一种社会。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我们是由工人阶级领导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社会。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初期是一匹脱缰野马,横冲直闯,给劳动人民造成极大痛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是有缰野马。缰绳握在工人阶级手里,既要利用其强大动力,拉着社会主义经济迅跑,又要限制其对人民的践踏。对于那些抱着小生产习惯不放,感受到价值规律对其旧习惯的威胁而牢骚满腹者则是好事。就是要用价值规律逼迫其放弃小生产意识,如“万事不求人”的封闭思想,大锅饭,慢节奏等等。因为共产党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不能为照顾小生产习惯和情绪而放弃历史责任。  

综上所述,我国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是一个短暂现象,而是与资本主义平行并面临同一任务的整个历史时代。我们的社会不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因此把我们只有三十多年历史的社会同发展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在相比,其优越性就会在很多方面说不通。把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资本主义最初百年情况相比才能说明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国在三十多年走完了资本主义初期上百年的路程。  

4、冲破洋框框,走自已的路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个洋框框一直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谁敢违反就要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大帽子。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只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说商品经济,暂不提市场经济,经过不断地摸着石头,终于在党的十四大名正言顺地打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旗。我们就是要用社会主义制度干市场经济,也就是用社会主义制度走完市场经济历史阶段的全程,以便向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靠近。用社会主义制度干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本质特征。这是打破洋框框的胜利果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五、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中国模式六》对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对比后指出中国模式比西方有五大优势:  

1、其中最核心的一点:“两者都是市场经济,中国是国家节制资本,西方是资本节制国家。在2009年处置经济危机的作法中就已显示出来,中国大量的资金注入实体经济,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内部消费和内部需求,而西方国家则是将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注入到银行系统,为深陷巨额债务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流动性紧缺的银行注入巨额资金。中国抓实体经济,促增长,保民生,西方是抓虚拟经济,保证券化的金融商品的泡沫不破碎。保实和保虚是中西方的根本区别。这是由其核心本质决定的。作法不同,效果自然各异。  

2、中国具有更强的国家效能和国家组织能力以及国家财政动员能力,而西方受到资本财团和金融财团力量的根本约束和削弱,面临其自身危机时必然出现低效性和弱反应的基本特征。  

3、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化管理”的深刻意义。那是一种全社会参与的、符合全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真正的社会化管理和社会化经济,这包括国家、公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企业、非盈利企业、社会机构和社会组织在内的众多社会角色。中国实施了一种多元混合体制,鼓励的是多元角色的共同参与,可称之为多元角色混合制。  

4、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也就是在关系到国家根本经济命脉的领域如银行、能源、交通、电讯和国防等领域,国家充分保留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这样就保留了国家强大的调控能力,使国家的经济服务效能有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大力促进中小型企业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民营企业的广泛竞争,充分促进市场调节的资源配置功能。充分的市场竞争,强有力的国家能力是中国又一个特点。  

5、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充分反映了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基本规律,通过对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的改造,使得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国家作为所有者控股,而经理层作为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来负责对企业具体经营。使国营企业转变成为真正自主的经营实体和经济角色。  

我补充两点,我认为从以上第3条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群众路线的重大发展。从本质上看,市场经济能把人们全部能量和智慧充分调动起来。再加上鼓励多元角色的共同参与的多元混合体制,这就是如虎添翼,把传统的群众路线发挥到了极致。过去由领导者号召和发动群众,当前由市场机制调动群众,前者是群众被发动,后者是群众的主动行为。两者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  

中国总体上是国家节制资本,有时在局部上有资本操纵或绑架国家的事,如国家不希望房价大涨,在各别地方,由于官商勾结,忽悠百姓,推高房价,我国要警惕资本窺视并向政权渗透的现象。  

   

六、当前社会上的问题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人们对当前社会的诸多问题如贪污腐化、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很不满意。有的人认为都是市场经济惹的祸,一看到负面消息就发出:“改革开放前哪有这样的事!”。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有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其根源都是一个,就是几千年形成的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人们对封建思想的认识,往往停留在封建专制、封建迷信、男女授受不亲等层面上,对农耕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小生产意识却视而不见。小生产意识的特点是:政治意识随地位变迁,平民百姓依赖青天,凡事忍让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就烧杀造反,对上依靠,对下包办,进入官场就想事事专权;经济上乐道自我封闭的桃花园;分配上对上要求均分平摊,对下希望扩大自已的房产和田园;心理素质极端脆弱,穷困时失望悲观,刚置了几亩地就不认识东北西南,摆阔挥霍忘记从前;思想方法上是单纯顾眼前;做事性格易走极端,慢慢悠悠不知争先,感到危机就要冒进超前。(现在社会上许多负面的东西都可以对号入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封建时代我国在各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因为那时的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是相互适应的,并不影响中国慢慢悠悠的发展进程。进入大工业时代以后,中国的封建思想体系与大工业时代是矛盾的。大工业时代的特点是生产社会化,高速度。小生产意识是生产社会化的对立物。以小生产意识为特征的封建思想体系在大工业时代败下阵来。在百年屈辱中又从新奋起,一路走来,总是坎坷不断。革命年代的起落,建国后的失误,当前的社会问题都有小生产意识的影子。小生产意识是进入大工业时代后的百病之源。  

解放后不是社会办企事业,而是把所有企事业都办成封闭齐全的小社会,大而全,小而全,肥水不流外人田,总是和生产社会化理念对着干。在政治方面,自古以来老百姓在“顺民”和“暴民”这两个极端中行事,没有“理性维权”的概念,当然那时也没有理性维权的环境,只能幻想 明 君和青天。当官就是管人的,官民的等级意识延续至今,解放后虽然大家一律以同志相称,但官民、上下的等级意识却自动溶入领导与被领导者的框架中。权就是管人的。有权者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气势,以教导的口气对待下属和普通百姓。至于平均主义、只顾眼前的实用主义的事例,附首皆是,不须细说。改革开放后在生产协作方面虽有改进,但一些国营企业仍旧抱着自我封闭思想,有的厂只用少量铸钢件,本可以由本市的铸钢厂协作解决,却千方百计地申请搞了一个铸钢车间,说“自有自用方便,不必求人”该车间一年开工日不到10%,工人没事就打扑克。官民、上下的等级意识还有发展。官本位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难以退走。官大一级压死人。权就是管人的。前两年有的工人不敢向工段长问加班工资的事,“你敢多嘴就叫你下岗!”报上多次披露城管人员横行霸道的事例,在光天化日之下,城管人员就敢把人活活打死。有了一点小权就不可一世,孙志刚被殴打致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个收容所的头头,那算是多大的官?她就敢草菅人命。一个县委书记竟然到北京抓记者。有权就想管人,特别是要管“不听他话”的人。你不服就抓你揍你。所以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很不容易。关于从平均主义跳向拉大分配差距的另一个极端以及只顾眼前的事例就更多了。  

中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建设却严重滞后。小生产意识遇到这种市场经济环境土壤,因而膨胀起来。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只能是加快法治与民主监督建设的步伐,逐步解决。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已经加大了反腐倡廉力度。互联网形成的舆论监督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是这样地顽固,只靠一般教育是解决不了的,我认为应采取以下两大措施:  

1、由老百姓评议地方干部,用异地人(记者或纪委人员)搞民意随机抽样调查,叫百姓给地方官分细目打分并予以公布。这对胡作非为的地方官就有约束作用。  

2、思想教育,组建一支宣讲班子,以“反思小生产意识的危害”为宣讲主题。同时发起思想解放大讨论。那就是以文化手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讨论。这种讨论是完全平等的,没有“指示、训导、批判”的一方,也没有“接受、服从、聆听”的另一方。更不允许人身攻击和谩骂,目的是要搞清历史和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容,特别要反思小生产意识的危害性。与此同时,还可适当讨论历史分清功过是非,从新找回民族自信。通过讨论甚至争论达到认识上的统一。我们不应有禁区,文革不是我国的短处,那是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空前绝后的人类历史上的特大事件。多少年后,东、西方将会出现一批专门研究中国文革的专家学者。人们会以客观态度,不带情绪地进行研究。文革发生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什么?为什么在中国发生?其动力是什么?为什么会一呼万应?―――。研究文革将会成为一门学问。对文革资料我们不应当一炬了之。那是我们付出很大代价并属于全人类的一笔财富。我们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不要捂着盖着。我们不讲,别人讲得就越是起劲。不同意见的争论,不会影响稳定。只有如此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历史,找回自信。一个民族能不能进行民族反思是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标志,这关系到能否全面认识自己的大问题。不能全面认识自己或者护短的民族是走不远的。  

反思小生产意识的危害要以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为主。仔细想来,小生产意识可以说是我有、你有、他有,我们大家都有。平均主义、封闭意识、只顾眼前等这些思想方法在不掌权的普通百姓中觉得没有什么,对于干部,特别是主管领导就不是小事,因为他的言行关系到全局。因此在干部中进行这种大讨论特别重要。  

   

七、中国模式对人类未来的意义  

民族的崛起,离不开文化复兴。经济的发展靠人,而文化、思想、意识影响或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没有先进的文化力量作后盾,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前已说明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也有不适应现代大工业社会的消极因素,即小生产意识。中国模式要取得发展,就要有更为先进的文化,来一次文化复兴。我以为复兴中华文化就要:发扬优良传统,扬弃过时思维,溶合发展创新。谈到文化溶合,首先就会想到中西方文化的溶合。这就要说说中西方文化的特点和区别。  

中国的主体历史是农耕文化,不具备狩猎民族那样的主动攻击性。狩猎民族重视快速和攻击,只有快速杀死猎物,才能获得食品。西方各民族具有狩猎民族的特性。他们的观念是优胜劣败。胜者为优,理应存在,败者为劣,理应淘汰。从历史来看,西方人依靠其坚船利炮,到处侵略他人土地,抢劫财物,贩卖奴隶,屠杀印地安人。长期在狩猎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就是典型的弱肉强食的老虎文化。当然这是早期殖民主义者的行为,现在已经把自由、民主、人权作为主流价值。但“西方至上”、“唯我优秀”,不同意他们的价值观的都是异类,他们到处渗透,有时甚至强加于人,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西方文化值得称道的优秀部分是,不依赖他人的独立意识,积极进取精神,维护整体的意识,团队协作意识以及近代发展起来的遵守规则(法治),注重管理等等。  

中华文化源于一家一户小生产的农耕生产方式。随着季节变化从容地安排生产,只求风调雨顺,用不着像狩猎民族那种终日追捕杀戮活动。形成了怡然自得慢悠悠的生活节奏。长期在农耕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就是典型食草的大象文化。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的特点。以人为本体,以和为尺度,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是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现代中国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倡导“以和为贵”的人文精神,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战略选择。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情怀、中国精神,其中凝聚着当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追求与梦想,并自信以此可以与世界心灵相通。中国传统的儒家格言,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以及济困扶危,同情弱者,以德报怨,等都是中华美德。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民族溶合史。历史上对各少数民族的交往总是遵守和为贵的原则,中国从古至今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都是友善的,当反击狩猎民族入侵时,也是本着击退安民的精神,从不做赶尽杀绝的事。征战不是为了消灭对方,只求有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边界。中国对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从不吝啬,一向是多与少取,他们向中国皇帝进献的礼品远不及皇帝的赏赐。中国对外来宗教都是包容的,世界上所有宗教在中国都有信徒。在中国没发生过宗教战争。这说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文化屹立于东方几千年而不衰。大连、台湾、香港、澳门被外国统治一百多年。这些地方的同胞始终心系祖国。“我是中国人”这是同胞们的共同心声。“中国人”这是一种文化历史的认同。由此可见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但是中华文化也有缺陷,这就是不适应现代大工业的小生产意识,   

如前所说,复兴中华文化就要“发扬优良传统,扬弃过时思维,发展溶合创新。也就是抛弃小生产意识,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特别是把西方文化的长处与我中华文化溶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中华文化。  

我中华文化主张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要相互包容。相互借鉴。你好的东西,人家在条件成熟时自然会向你学习,不必强加于人。中华文化从不妄自尊大,也不会攻击排斥他人和别的文化。  

由此可知,西方文化是老虎文化,到现在也是唯我独尊的排他文化,中华文化是大象文化,也可以说是包容文化。排他与包容是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  

中国政府多次发表不称霸,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声明。因为这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决定的。西方总是以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看待中国,不时地高喊“中国威胁论”。大象文化不会变成老虎文化。而老虎文化在大象文化的感召下将会变的温和些。当然前提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中华文化将以其博大胸怀,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发扬自己的包容性,逐步推动我们这个世界向着和谐的方向前进。强大的中国和振兴起来的中华文化是促进世界和谐的强大推动力!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发生了 显著变化。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现代大工业社会已经进展到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新时代。这标志着全球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死角的整体。各国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的程度大增强,不论你有多大的科技能量,媒体的覆盖程度,你也休想一手遮天。小国、弱国也有申诉讲理的渠道;  

2、多极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由少数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格局将会逐渐打破,G7的体制将被G20格局所取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会逐步形成;  

3、区域联合已成为国际趋势。人们从多年来的战争、流血、仇杀、相互算计的惨痛历史中有所醒悟。欧洲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意识到欧洲整合的必要性。亚非拉各洲的区域联合体也在逐步发展。这是人类走向和平、合作新时代的前奏。  

在新的世界形势面前,排他的,唯我独大的老观念老思维已逐渐地不得人心,西方的优胜劣败,强加于人的思维惯性使他走不出你争我夺的怪圈,因而不适应于未来。具有优良传统,经过溶合创新的中华文化正是未来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中华文化将随着中国的超越式发展,逐渐提升其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中国超越式发展,不能用西方的思维模式来看待。中国不是要当超级大国,更不是称霸世界,未来的中国无论多么强大,既不能当世界警察,也不会充当世界法官。中国的人均经济也不一定要居世界首位,而是以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亲和精神,感化精神来化解纠纷,通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使西方文化在保持进取精神的条件下,逐步温和起来。以力压人,压而不服,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才能化解矛盾。中国政府多次发表不称霸,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声明。因为这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决定的。  

和谐是未来世界的核心观念,不存在谁消灭谁的问题。中国经过近期的发展,在解决了民主与法制建设,增加大众收入,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后,就能大踏步地前进,一个道德重建的,文化复兴的,社会和谐的,经济充满活力的中国就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此基础上以中华文化的魅力感召世界,向着人类理想的社会进发。未来的世界是没有战争,只有和平,没有仇恨,只有亲情,没有欺骗,只有真诚,没有算计,只有互助;人们的智慧、物力财力不是用来相互争斗,而是完全用于发明创造,把我们这个蓝色地球家园变成最美丽的天堂。这个新世界你可称它为“和谐世界”,也可以叫它为“世界大同”,或者称它为“共产主义”,还可称其为“奥林匹克精神的世界”等等。这在野蛮资本主义初期被称为空想乌托邦,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在,人类多年的理想世界应当不能说是可望而不及了。  

有人认为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人口无节制的增长,各民族的生存争夺不可避免。我想人类赖以生存最主要的就是能量,矿产资源都有可回收再用的性质。太阳是我们这个星系取之不尽的能源,太阳能与核能前景无限,只要人类把智慧完全用于科技创造,而不是把精力用在争斗方面,人类的前景是无限光明的。  

强大的中国和振兴起来的中华文化是促进世界和谐,建立人类理想社会的强大推动力。人类走向理想社会的路径就是和谐,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既不是用武力到他国推销民主,也不是使用武力或暴力革命去解放全人类。中西方模式或在别国行之有效的其他模式,人们就会在比较中不断改进。互相学习、不断改进将会成为常态,任何人,任何国家,不论有多么强大,也休想剥夺他人的学习和改进的权力。  

  个人的看法还不太成熟,所谈内容未必准确,望批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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