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毛泽东的大民主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中国的“民”为何很难告倒自己的“官”
导读 中国的民很难告倒自己的官，其因有五：
一是官僚阶层的抱团与庇护
二是一切都能用钱摆平搞定
三是官的秋后算账与国民的劣根性
四是权力的官授与民主监管的缺位
五是取缔毛泽东的大民主
由于一些官员的腐败和作恶，在中国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不少民告官者。有的通过网络论坛，有的通过人民来信，有的通过集体上访，还有的通过进京告状。告的结果，往往没有扳倒自己身边的“庸官”、“昏官”、“色官”、“贪官”，而自己却身陷在他们的“秋后”算计之中。
中国的“民”大都很本分，不被欺压到忍无可忍之时，很少有去告官的。这种民告官，并不是为了从体制外监督自己身边的官，也不是发端于自己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而实则出于对身边那些贪官污吏胡作非为、肆意蹂躏底层百姓的一种本能反抗。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实则就是现代版的“官逼民反”。官不欺民，民告何来？每遇群体性事件爆发，每遇群众集体上访，总有一些官的喉舌们私下里把这些自卫性的“民”推上被告的席位，说他们是“刺头”、“刁民”、“闹事者”。对于这种下边自发性的告官事件，上边的官也很会善后。要么虚以委蛇、好言安抚，要么私赠小惠、分化瓦解，要么收监关押、抓“头”示众。这些被善后的民，要么明哲保身、做个顺民，要么被官收为己用、不再聚众闹事。
总之，中国的民虽然占尽告官的“天理”和“正义”，但就是很难把它们告倒。这可能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基本国情吧。按照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性和为民执政的宗旨，民把自己身边胡作非为的父母官告倒，本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我们现实中的“官”为何就告不倒呢？
一、官僚阶层的抱团与庇护
从体制层面上看，官僚阶层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非民选的体制环境，连同这种自上而下的委任制，把这样一种官场生态逻辑灌注到每一个官的潜意识之中，保上级、保同僚、保下级，就是保自己。整个官僚阶层在这种非民选的体制环境中，就是一个患难与共、共存共荣、进退一体的“帮会”或命运共同体，都被吊在同一棵树上。抱成团、官官相护是它们与乌合之民争斗制胜的根本，也是它们的生存铁律。谁也不敢轻易悖逆这个抱成团、官官相护的官场生存潜规则。这种共存共荣的利害关系，让这个阶层每遇下边民的“闹腾”，不可能出自本心地为“民”做主，而只能卖力地替自己的官场同伴说话。这个阶层不可能让自己的同伴被下边的民接二连三地告倒。它们惧怕这种接二连三地告倒，把民告官的胆儿壮大，而引发这种多米骨牌式的官场地震。每遇下边的民告官，这个阶层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捂盘隐瞒。实在捂不住了，就先来点文的，用好言安抚、承诺小惠、消民火气；或者用互相推诿的拖延战术，把民拖得筋疲力尽、无心再告。中国的民毕竟多是乌合之众，很难抱成团，也很容易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说点好听的、给点小恩小惠哄哄，大都能一散了事。对于不听安抚的“头头”，要么收为己用，要么收监关押。对于被告的官，要么当众申斥查办，以安民心；要么过些时日、避过风头、官复原位、易地再用。中国一些问题官员的一再复出，就是这种告官难的一个铁证。这个官僚阶层的基本生态是没有几个清清白白的，只要放开手脚让民来告，没有几个不倒的。这样的隐忧和生态，让这个阶层只能站在民的对立面，用官官相护来维系自己的生存。
二、一切都能用钱摆平搞定
再大的事、再大的问题都能用钱摆平搞定。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平息中共内部的历史积怨和意见纷争，邓小平号召自己的同伴“要一切向前看”。而如今，这个当年极为红火的战斗口号，却被慢慢演变成这种“一切向钱看”的潜规则了。现在，官也好，民也好，全都掉进了“钱眼”之中。什么道德啊、情操啊、良心啊，统统都要靠边站，唯有钱最管用。人与人的关系说穿了就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爹亲娘亲都不如“钱”亲，你能我能都不如“钱”能。衙门八字开，拿钱再进来。现在，钱就是法、钱就是理、钱就是关系、钱就是门路。只要肯花钱，再难办的事也能摆平搞定。如今官也好、民也好，出了事、碰到麻烦，本能性的第一发应就是拿钱找门路、托关系，打政策擦边球、钻法律空子，暗中用钱摆平。安徽的副省长王怀忠在案发之后还指望用大钱暗中摆平中纪委免灾了事，就是这种官场生态潜规则的一种折射。“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封建遗毒在当今中国的复活，绝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而实则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总是在大批特批资本主义的“金钱万能论”，以及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如今这个资本主义遗臭万年的东西却也在我们这里大行其道起来。这样的官场、社会生态，让每一个官都用钱给自己涂上了一个厚厚的保护层。每遇下边的民告自己身边的官，那个被告的官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给自己上边方方面面的官送钱，特别是首先拿钱搞定自己的直接领导，用自己上级的特别关照对付那些下边的“民告”。中国的司法现状往往是法官两边吃，吃了原告吃被告，衙门八字开，拿钱再进来，钱多理就多，钱少理就少。受理民告的官也好，纪检委也好，也与中国法官的两边通吃差不多。民一告官，它的财源就来了。每每受理下边的民告，它们一边明里听着，一边暗中等着。等到民告的官把钱孝敬上来，它们的态度和立场就会“乾坤大魔移”起来，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而暗中做起“护官”使者。它们会采用拖延、推诿、哄骗、恐吓的战术，以“正在查证、听候处理，或者查无实证、不予采信”等冠冕堂皇的搪塞之语，打发下边的民告，让这些告官的民跑过来跑过去，没有个尽头。它们把毛泽东对付胡宗南中央军的那套“蘑菇战术”活学活用起来，依靠没完没了的“折腾”，故意的拖延推诿，把那些告官的民，“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下边那些告官的民，哪能经受起这种故意拖延推诿的“折腾”，时日一长，告官的火气和劲头也就自然消退下来。这样民不告，官也就不究起来，双方都皆大欢喜。正是这种官场生态的潜规则，而让那些有着民告前科的官大都在“钱的折腾和摆平”之下，又平安无事起来。
三、官的秋后算账与国民的劣根性
官的秋后算账和人权保护的缺位，把明哲保身、逆来顺受、忍耐胆怯、冷漠麻木这些劣根的国民性一代代地灌注到了中国国民的潜意识之中，让中国的民不敢轻易打开告官这个潘多拉的魔盒子。民一告身边的官，那个被告的官就直接拿钱把它上面更大的官摆平，而又平安无事起来。到头来，民没有告倒自己身边的官，却反过来还要遭受被告之官的变本加厉地秋后算账，穿小鞋、使绊子，无所不用其极。不告官吃点小亏，告官反而要吃更大的亏。这样被官如此“修理”的经历多了，民也就不敢再冒险告官了。因为告又告不倒，告了也白告，与其告官不倒反挨整，还不如忍耐不告、明哲保身更划算些。没有基本的人权保护，，中国的民就只能在这种告官的反复考量中默默忍耐冷漠下来。
四、权力的官授与民主监管的缺位
中国的民告不倒自己的官，根子之一就在于我们的用人制度。官的选拔在西方民主大潮的冲击下，尽管也有一套制度化的民主程序，但骨子里却还是上边说了算，由上边的官选自己圈子里的人，实则还是那种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即权力官授制，只不过戴着一层民主面纱遮掩一下而已。这样的官员选拨机制让“官官相护”这个封建余孽又不断地被我们“古为今用”起来，而成为出事官员的一根救命稻草。如果把这种官选官老模式改换成民选官新办法，这样民告官也许就会容易起来。因为民一告官，如果上边的官再继续官官相护的把戏，民就可能在下一次的周期性选举中收你的权、罢你的官。所以，解决这一民告官难告倒的问题，根本的出路也还在于对我们这里的用人机制进行一次革命性的变革，把权力的官授改换为权力的民授，让民的定期选举决定官的存续留用。其实民主就是一种国家组织制度，它的基本价值就在于监管权力的运作，使之不被滥用而伤害公民的基本人权和人民的公共利益。它的基本实现形式之一就是对官员的定期选任和罢免。民主并不是让每一人都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中去，它只是预防和制止官员滥用手中权力实施暴政、侵吞和伤害人民利益的一种制度化设计而已。这是民主的一个普世价值之所在。既然民主是一种监管权力运作的极佳装置，那么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就没有不放开官员的直选，而让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管理者。现在，中国民主进程的一个困局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已经动了起来，比如村官的海选；然而自上而下的民主却至今未动。这样的困局可能导源于中共对党管干部这一组织原则的坚守及其民主跨越式发展的担忧，但要知道基层民主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础。因此，对于民自己身边的官，中共完全可以放开手脚，让下边的民按照法定的民主程序，民主举荐、组织监督、公开选举、择优而用。一旦构造出这样的用人机制，民再告自己身边的官，上边的官也就不能再庇护起来了，也就不敢不为民作主了。中共老是自己抱怨对付“官官相护”这个封建余孽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实际上把官的更大范围的民选，或者把马克思《巴黎公社》中的那个“人民公仆的选举、撤换与罢免的三位一体”民主公式直接引进到我们的民主实践中来就足够了。
五、干部监管模式的探索：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和“大民主”的方法
中国的民告不倒自己身边的官，还有一个最大的体制性原因就是弃用了毛泽东的那个依靠群众自下而上地对自己的人民公仆进行有效管理的模式。群众运动和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主干的“大民主”，是毛泽东探索出的一整套自下而上的管理干部模式。在毛泽东时代，它的吏治一直都比较清明。依靠这种群众运动和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当时的官都受到了自己身边群众全方位的严格监管，官的劣迹丑行、贪赃枉法、生活作风等很难逃脱这种群众运动和大民主的“火眼金睛”。只要官有了污点、有了劣迹，贪污受贿也好，公款吃喝也好，搞男女关系也好，一经“鸣放”出来，就会在群众运动中被批倒批臭。那时候的大民主，让群众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揭发身边官儿的劣迹丑行，群众告官的胆儿在大民主中也特别特别地大，都有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这种大民主中，官都被毛泽东的这种群众运动整治和监管的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在当时，就是借给我们官儿十个胆，也不敢像现在这样肆忌无惮地挥霍公款吃喝，包二奶、三奶、乃至更多的奶了。那时候，民过的舒坦，官过的憋屈。因为只要官一出轨被告发，就将免职罢官、身败名裂、抬不起头来。依靠这种群众运动和大民主自下而上的约束和监管，那时候官确实被整治得既老老实实又胆战心惊起来。因为在这种体制环境中，出轨的官很容易被自己身边的群众告倒。
在与党内走资派的路线斗争中，毛泽东正是依靠群众运动和大民主这两个法宝，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正因为如此，党内的走资派对毛泽东的这两个斗争法宝既痛恨又不敢公开作对。
然而，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政治风云发生了突变。毛泽东路线的传承力量因为政治斗争经验的欠缺而逐步消弱下来，原本被群众运动打到的党内走资派又东山再起了起来，纷纷走上了前台、执起了政。它们在政治层面所采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变革，就是赶紧取缔了毛泽东的这种大民主和群众运动。这样的取缔，把群众对干部的监管和罢免之权给剥夺了，从此民告官也就更加艰难起来。
毛泽东的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本来是用于对干部队伍的约束和监管的。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约束和监管，让这些人民公仆更加踏踏实实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这种大民主试验，作为一种干部的约束监管模式，从吏治的整个效果上看还是比较成功的。在这种民对官的自下而上的监管和告发中，这些官作为人民的公仆，也确实被自己的民监管得如履薄冰，而不得不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起来。
这种大民主试验的价值取向本应该承继下来，可挨过这种群众运动的“整”，吃过这种大民主亏的邓小平却没能辩证地对待毛泽东的这一政治遗产。他较多地体验到了这一试验的负面作用，没能深刻把握住它的基本内核，而以制造动乱、破坏法制为由，很快地就把这种试验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取缔了，以阻止这种大民主自下而上式的监管对干部队伍的冲击。这样，民对官的这种民主监管权利也就被剥夺了，而这种民主监管戴在官头上的紧箍咒却被解除了。从此之后，我们的官也就摆脱了下边的民对自己的监管，而越来越随心所欲起来。因为取缔了这种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我们的官儿也就不用再惧怕下边的民的那种体制外的约束与监管了。同时，法制的重新强调，也可让自己运用“法治”的力量，秋后算账式的修理修理那些胆大妄为的告官之民。大民主的取缔，让下边的民失去了一个依靠群众运动的力量保护自己基本人权和约束监管干部的体制屏障。
由此看来，现在的民告官的胆儿之所以越来越小起来，甚至越来越很难告倒自己身边的官，最大的一个根子就是这种大民主、群众运动的取缔。毛泽东运用这种设计监管自己的官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并以此阻止整个官僚阶层的“暴政”对民的肆虐与伤害。中共的党内走资派因为自己吃过这种大民主的苦头，因而一得势就赶紧把毛泽东的这个本用于防范人民公仆蜕变堕落的极佳设计给摒弃了。这种摒弃把下边民的集体自卫权和对官的民主监管权都给统统剥夺了，从此我们的官也就不用再惧怕被自己的民监管了、告倒了，也从此大可放心地利用自己的“公仆”身份“为自己服务”了。
民告不倒自己身边的官，千错万错都是取缔毛泽东的这种大民主与群众运动的错。毛泽东时代的官为什么很清廉，现在的官又为何这么贪，一切的一切都导源于这种大民主的取消。
由此看来，要整治中国当前的干部腐败，毛泽东的大民主和群众运动就是一个极管用的法宝。毛泽东的思想是一个彻底为人民利益着想的体系。我们的反贪反腐最终都还要从毛泽东的思想中想对策、找办法。如果不用毛泽东的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导中国的反腐倡廉，一切都是白费力气。民告官需要大民主，监管公仆需要群众运动。
当然，毛泽东的这种以群众运动为平台的大民主试验，也还不免带有某种初期探索的性质，它的粗糙与缺憾总还是不少的。但不管怎么说，它依靠群众自下而上地约束监管干部的这种基本价值取向，绝对都值得我们承继下来。因为他的这个大民主试验，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依靠群众自下而上式的集体监管，而让那些人民的公仆更加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官与民几千年的历史对抗中，这种大民主试验第一次地让本属被统治阶级的“民”翻了身，并运用自己的集体自卫权监管起自己的官老爷来。中国的民在毛泽东的这种大民主试验中第一次地站立起来，而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在官僚阶层的欺压与剥削中忍气吞声地苟活着，他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起来。因为毛泽东的这种大民主试验把一种“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天赋人权历史性地交还给了下边的民众。在公仆的为人民服务中，如果有不合乎规矩、出轨变质的，就可以造它们的反、革它们的命、罢它们的官、收它们的权。因而群众告官的胆儿特别特别地大，他们对官的集体监管犹如天罗地网，让这些公仆的劣迹丑行无处藏身。作为一种监管干部如约践行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的民主模式，毛泽东的这种大民主试验绝对都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积极借鉴。假如我们能够把毛泽东的这种以群众运动为平台的大民主方法整合到当前的反腐倡廉之中，运用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监管我们的干部，试想还会有这么多的贪官、色官、淫官、资改派胡作非为、肆意贪腐、肆意包养更多的女人吗？
总之，毛泽东的这种以群众运动为平台的大民主方法，是纠斗和整治党内走资派、贪腐干部的一大利器。取消毛泽东的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是一种历史性的错误。
2010年1月27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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