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张先玮又名树棠,湖北省鄂城县(现鄂州市)葛店镇邓平村黄金里塆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穷塾师家庭，同胞五人（二兄二姐）。父母早丧，从小由两个哥哥抚养。两个姐姐因家贫均给人家当童养媳。八岁时给人放牛，13岁时农忙在家务农，农闲时到葛店镇张同泰糕饼杂货店帮忙，当学徒，因不堪虐待，14岁时投奔汉口我姑父杨少卿家（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旁迎宾客栈开茶坊），在火车站接客。我姑父思想很进步，他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我父15岁时去武昌新兵营在乡亲彭楚藩的名下当勤务兵。辛亥革命期间彭被敌人杀害（同时牺牲的还有刘、杨二烈士）后，我父仍回姑父家在客栈接客。之后他们托熟人刘星阶（革命志士，后为共产党员）找关系到日商三井洋行当学徒。后晋升为庶务挂主管（即会计科），我姑父又让他到华清街对面的工人夜校学习，该校是地下党开办的，董必武、恽代英常来夜校讲课，认识了我父亲，1923年，由董老介绍，参加了CP组织（当时共产党秘密简称），我父负责军运工作，负责筹集资金，利用洋行关系，购买枪支弹药，策应北伐。多次根据上级指示，经过精心组织策划，成功实施了以革命手段，对武汉周边富豪当铺强行征集资财的革命行动，为军购筹措必需资金，后被人向武汉的北洋军阀政府告密。1926年元月14日（乙丑年腊月初一），我地下组织七人正在我父亲的住处——德租界福祥里秘密集会时，我父为掩护其他同志被当场逮捕，王平章、刘子谷（建国后曾任中央内务部长）等四同志在我父的掩护下由负责瞭望的我母亲李秀英带离险境，我母亲并果断地将藏于家中及桌上的机密文件及进步书刊藏于厨房的煤球堆中，避免了党的机密遭到泄露。
我父等被捕后关押于汉口缉查处，后转武昌军法处监狱。虽遭敌人残酷的毒刑拷打、刑讯逼供，仍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严守了党的机密。敌人无计可施，于腊月18日被敌人杀害，英勇就义于武昌文昌门江滩。党组织虽多次设法营救，但由于时间较短营救失败。由于我父亲的组织身份无法公开，他的遗体还是家人出面，在我姑父的帮助下，葬于葛店观音山墓地。
我父牺牲后，组织上为了确保遗孀、遗孤我母子三人（我有个弟弟）的安全。由王平章按董老指示秘密转移安排隐居在汉口下何家墩何礼臣家花园里。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生活困难，董老安排由向警予亲笔介绍至颐中烟厂当工人。并留下一幅古画作为我们家以后找组织联系的证据。此画解放后孝感文化馆借去展览未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进驻武汉后，经我党提出。由武汉的国民政府授予我父革命烈士称号。
“四一二”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反动政权一改政态，将我党对武汉周边富豪当铺强行征集资财的革命行动，诬之为“抢劫”，我父亦被诬为“土匪”。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从报上看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党在武汉设立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我母亲带我去八办找到了党。1938年春节后，第一次去时，董老因公外出，由董老的秘书许云同志负责接待。几天后再次去时，受到了董老的亲切接见，并详细询问了我家的生活情况及是否还住在党安排的原来的住地，并说：“树棠（我父名）是好同志，是党的优秀儿女，党不会忘记他的…….。”并要我们有困难就去找他，还同我母商量，留一子在身边，让我参加革命送我去延安，我母亲的答复是要回家同她的继父张世国商量。几天后，见面时，董老决定让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由秘书许云帮我填了表，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董老还给了20元银元作为对我家的慰问。
武汉沦陷前，我在汉积极参加组织活动，为发展抗日力量做了不少工作，后由许云同志安排到农村开展工作，由我母继父张世国将我们先送回他的家乡，孝感县的张旗杆塆。
1937年七月初，烟厂决定遣散工人，我母也办理了遣散的相关手续，领取了厂方发给的遣散费及遣散书（现仍保存完好）。1938年冬，我来孝后，“八办”迁至重庆。此后，我与组织联络完全依赖通讯。
来孝后，由我母亲的继父将我们安置在他家里，在敌伪统治时期，为了免遭反动政权迫害，我们以躲避战乱的遣散工人及家属的身份进行掩护，至于我们隐瞒的真实家史及我父的革命经历，在汉孝两地（除我姑父及我母亲的继父等知情者外）鲜为人知。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和自谋生活，我母亲的继父将我送至紧连张旗杆塆的六角地张同泰中药店当学徒，以此为职业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并先后与活动在汉孝之间的党组织与党政军的领导人取得联系接上了关系。当时与我有联系的人有：许金彪（游击队领导，后任湖北省水利厅长）、许明清（县委书记，后牺牲）、饶明泰（县长，后任荆州地区副专员）、林涯萍（政治部长、敌工部长），我与他们直接见面不多，他们给我布置工作和联系，由他们指派的交通员谭双全、汤凤敖负责。
1945年5月，我被汉孝陂敌工部长林涯萍指定为六角地联络站负责人。同年6月，组织批准将我由民先队员转为中共党员，由许明清、林涯萍当介绍人，由于我属政治部秘密工作人员，他们除告知组织部长莫玉林（莫曙东）外，组织关系一直由他们负责。
我自在汉参加革命，至全国解放，我的工作经历大致如下：
38年，我在汉口介绍了何殿英、李云峰二人赴延安。此后，在孝感我发展了宋绍英加入组织，并先后介绍李德举、胡学全、陈立国等十余人到抗大鄂豫分校学习；发展了黄康衢和守桥伪军田文搜集过敌伪铁路运输情况；通过积极工作让伪军保安队排长荣旭东收集敌伪清乡、枪支弹药情报和颠覆破坏日军军车，使日军死伤数百人；与日军中的“反战同盟”人士川岛小白（任伍长）取得联系，为我军提供情报和枪支弹药、医疗药品。
47年7月，我奉命参加三青团打入敌人内部，以文光小学教员作掩护，发展他人盗取了敌人的军事地图（张逸生，国民党侍卫营少尉）偷取孝感三青团名册。
1949年3月，武汉临近解放，我奉鄂豫三地委、军区三分区城工部委派赴汉担任特派联络员，驻华中剿总联勤总部至武汉和平解放后返孝，我的工作经历另述。
我父亲的革命经历，直到解放后才开始公开，我找到了当地政府，凭原有凭证找到了组织，找到原负责“军运”的直接领导作证，追认我父为烈士。由于原有领导恽代英、向警予、王平章多已牺牲，仍健在的上级领导和并肩作战过的战友、同志董必武、郑位三、刘子谷等多在中央工作。五十年代初，董老率中央慰问团来湖北慰问老苏区烈士家属时，他查看家属代表的名单，没有见到我母亲李秀英，他就将我父张树棠（先玮）1926年在汉英勇就义，38年由他亲自将我母亲安排到孝感农村的情况告知省和县民政部门，要孝感负责查找并通知我母亲到孝感的青口山同他见面并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是我弟张绍荣去参加的，由董老亲自颁发了我父的烈士证书。代表团还给每个烈属发放了慰问物资和一枚中央慰问团纪念章。可惜这枚像章后来“在四清”中丢失了。
我父牺牲时年仅29岁，他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用鲜血保护了党的组织秘密，换来了许多革命同志的生命安全，这种精神董老曾代表党给予了高度评价，对遗孀遗孤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我们终生难忘的。可痛心的是，在六十年代的“四清”政治运动中，竟被人颠倒黑白，遭诬蒙冤，家属亲眷也受到了无情打击和迫害，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几乎造成家破人亡。
我家遭诬蒙冤是从我弟媳肖菊香那里开始的。当时我弟媳是原朋兴区新铺公社妇联主任。1964年孝感县开展“四清”运动，是湖北省委首批三大试点之一。省委第一书记亲自落点坐镇指挥，由地委书记带队会同地属其他15个县组成总团分团会战，工作人员全部由外来人员组成。这场运动使孝感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造成创伤极为惨重，这种在一个县的范围里，有组织、大规模、声势浩大地迫害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行为实属罕见。我弟媳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受到迫害的。对于当时的情形至今仍心有余悸，谈虎色变。一些正直善良的人仍对此忿忿不平。当权者忠实执行反动路线，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广大的基础干部和群众，凭空捏造强加罪名，一口咬定孝感是“和平演变”的典型，孝感全县的干部全部“坏透了”县委是“反革命两面政权”县委书记王振明、副书记朱朝启和著名全国劳模官木生是一条黑线，并诬官木生是“假模范”“假代表”“阶级敌人代理人”。并提出“大胆怀疑”口号鼓动搞假材料、黑材料对人凭空诬陷。孝感的“四清”运动就是在他们亲自做出假案的样板后拉开了帏幕。
我弟媳所在地朋兴区更是他们要“清查”打击的重点地方。运动一开展，她和全县千万个无辜的受害者一样，成为他们栽赃诬陷迫害对象之一，不仅被非法变相关押和强迫劳动，长达半年以上，而且还被多次批斗逼供，受尽摧残和人身侮辱，更有甚者，那时她在产后，身体虚弱，竟被他们惨无人道地在数九寒冬将其全身棉衣剥光，拉到室外顶着刺骨寒风站着挨斗，在对她进行“清政治”时，硬逼着要她“承认”和“交待”被强加在我父头上的罪名。由于她早已是闻名全县的代表人物，曾多次出席省地县各级劳模会议，是朋兴区树立的五位妇女典型人物之一，所以更是他们重点打击对象，尽管在贯彻中央“二十三条”文件精神后，却依然对其进行了开除公职，并勒令“劝”其退党。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董老夫人何莲芝的过问下才安排了工作。
他们为了做牢我父的假案,，逼着那些毫不知情的人“揭发检举”。我来孝时，曾在张同泰药店当过学徒，可以说我同他们相距遥远，对我家此前的事情毫不知晓，硬是逼着他们写出了诬我父为“土匪”“抢犯”和我家是“逃亡地主”的假材料，为定案“罪证”，不仅如此，他们还找到我老家，在革命时期，曾被我党采用革命手段袭击过的豪绅富户，葛店镇的老人写出了颠倒黑白诬陷攻击我党的证词，所谓“罪证”就是这样来的。省民政厅也只好根据“四清”上报材料撤销了我父的革命烈士光荣称号。
我母亲在我父被捕时，曾为我地下组织秘密活动集会站岗放哨，是她发现敌情后及时发出信号，才使多数同志得以逃离，并机智地隐藏了党的机密文件和进步书刊，此前她为党作过许多工作，烟厂遣散工人后，是董老安排她来孝感农村的。在“四清”抄家时，竟无视事实，将当时外资烟厂老板用中日英三国文字印制的《工作证》（此证仍保存完好）作为证据，诬我母为外国“间谍”“特务”“汉奸”，使我母在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同时，由于我弟媳被强加贪污多占罪名，家中财物被“退赔”了，我弟媳又是光人回家，仅靠一人劳动养活六口之家，我弟弟在北京汽车运输公司工作，北京清河农场劳教两年，家中生活极度困难，导致我母亲精神上遭受极大的打击，过早的离开了人间（1969年7月）。
当时我在朱湖农场医院停职审查，工作组据此定我为“政治骗子”在批斗中要我全部“承认被诬事实”并拿铐子逼我就范，并将我撤职下放到五台分场劳动，每月只发给我35元的生活费。当时我家中的情况是：
全家六个孩子，加我爱人共七个人生活，全靠我的微薄工资养家糊口。
孝感四清运动时，二儿子昌震在总团当通讯员，工资很少（14元），仅够自己吃饭穿衣，三儿、四儿及大、小女儿都要上学，无奈之下，三儿只好缀学，拾破烂求生，一家人生活的惨状无法形容。虽然我父亲的问题在我1967年进京上访，在中央领导的过问下，“烈士”称号才得到了恢复，但其它问题都未落实，如：我父亲的修建烈士墓的问题等、我受株连后政治经济待遇问题、我弟、弟媳及子女受牵连迫害的问题，直至现在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为争取就这些问题的得到解决，不断地上访，跑了不知多少路，花了多少钱，才渐渐有所改善。虽然如此，但由于我原来收入过低，还有几个幼小的儿女生活在城区，除我极少的生活费外，别无其他生活来源。三个子女失学，一家人在那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饥寒交迫的日子中煎熬。我爱人在街道被视同“地、富、反、坏”家属对待，常被支派义务劳动，子女都在政治上受到歧视，招工、提干、入党过不了“政审”关，以至受到株连。
那时所有家庭成员不仅在政治上低人一等，得不到社会上应有的尊重，尤其是在生活上，我妻身边尚有五个幼小的三子二女，六口人吃饭，三人上学，别无其他经济来源，生活在城区，还要付房租水电等其它费用，那时我只能领生活费，除留自己生活费外，每月带回家还不足10-20元，之后我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也不到30元，这家庭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吃尽酸辛苦辣，仅只是度命，吃不饱就到菜市场捡一些别人丢的烂菜充饥，常常揭不开锅，虽然子女多照顾不过来，但他还得抽出时间帮人做点针线活，以补贴家用，应付各种开支。小儿子小林因患病和营养不良，缺医少药致死，小女昌平因患病治疗不及时，至今仍留有后遗症。三儿子昌环失学捡破烂。他们都是因为受到连累过着如此非人的生活，老伴也是由于饱经磨难，长期患病无钱医治20年前过早离开了人世，我们家欠她太多了，对此我深感内疚。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因我父亲遭诬受到株连的还有我姑父之子，我的表兄杨子名一家。我父是在我姑父他们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我父遇难后也得到了他们的不少帮助。由于他们思想进步和我党一些地下工作人员很熟，熟悉我父亲参加革命的一些情况。我们家能重新找到组织，也靠他们提供一些可靠的线索，对此我们深表感谢！但使我感到愧疚的是：由于我父的遭诬陷致使他们家也遭到株连，说我父亲的“烈士”称号是他们伙同我家欺骗组织骗来的，他们也被诬为“政治骗子”。我表兄杨子名是个知识分子，也因此受连累下放劳动，其子女下放农村各奔东西。
孝感的“四清”运动结束后，孝感县的各级党政领导大权全部由在运动中成绩卓著的人接管，不少人依然留在孝感。1966年，我由于对我们家因我父含冤遭诬，表兄无辜受到牵连，心中不服，在朱湖农场“四清”工作队尚未撤离时，我曾多次找原“四清”时的领导及工作人员，申辩，请求复查。后来我到五台分场找到了原在我们单位搞“四清”的负责人余国胜，再次向他提出了我的这一请求。当时文革已经开始，他态度较前有所缓和，他对我说，运动中你放“包袱”时，胡书田在会上谩骂诬蔑你时，说你父亲是“什么烈士？是土匪”，说你是“什么地下工作人员？是三开人物！国民党、三青团、亲日派”。对此，散会后我已批评了他。他又说：“撤销否定你父亲的烈士，是明兴区新铺公社“四清”工作队报的。目前“文革”开始，各级组织瘫痪，无人办理，最好你到县里找臧成德书记和刘世忠团长反映”。实际上我已多次找过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暂缓一段时间，一定为我复查！1967年元月，我回城关，在县委大院，再次找到了臧成德书记，这一次，他给我批了一张条子，叫我到民政局找到禇长香局长，并由扬会计拿了路费和优抚科封宗道科长写信到地区民政局换介绍信。地区民政彭怀堂也是大革命时期董老亲自发展的党员，他托我代为问候董老。进京路上，红卫兵大串连，车上很挤，无法行走，连小便也只能解在自己的口杯内。
车到北京车站，正是凌晨两点，天空飘着雪花，北风刺骨，我到接待站，等到天亮，接待人员才将我安排到城西木樨地中央政法干校内务部接待站解决了食宿问题。
按照规定应到内务部，由于上访人员多，往返乘车需等很长时间，花了十多天的时间，去了三四趟，终于遇上了一个湖北藉姓刘的工作人员，他问明了我上访的情况以后，给我写了个条子，叫我到内务部优抚处找韩慎同志，并告知只要在内务部大门外左侧坐等，不须排队，就会有人接待。次日去时，有三人同行，到后，等了一会，韩慎同志来了，接待很热情。问了我的情况以后，就问我是否见过董老，认不认识？当听到我1938年曾两次在汉口“八办”见过董老和他的秘书许云时，他认为事情好办，并表示先用电话与我联系后再去见老人。
在与韩慎同志联系期间，我花了几天时间去花园路部队的印刷厂，找到了张必先老人。张老是军事地图绘制专家，中央领导对他很重视，周总理亲嘱厂政保处贺处长负责他的健康与安全，在一般情况下不接见来宾，尤其是文革期间。由于我持有内务部介绍信，加之又知我是大革命时期张老熟悉的烈士后代，贺处长很快与张老取得了联系，安排了接见。张老对贺处长热情接待我表示感谢，他介绍了董老亲自培养我父走上革命道路的情况以及我参加革命的工作简历。为表示贺处长对我的热情接待，让贺同我在他家共进由张老的夫人亲手制作的午餐以示感谢！我取得了张老的证明后，次日又到内务部找韩慎同志拿了去中组部的介绍信。
中组部位于东四灵镜胡同，接待人员问明情况后，给董老家打了联系的电话，并开介绍信让我去东皇城根白马司胡同10号董老家。开门接见我的是董老的儿子董良羽，他问明我的来意后告知董老已在前天到上海接待阿尔尼亚外宾去了，并问我是何时来的？为何不直接到他家来，要我到他家里休息一会，我说：“老人不在家，以后再来看望”。
回头我又转回中组部找到了李同志，并告知我去董老家的情况，他听后即时打电话与郑位三老人取得了联系，并写了一张纸条让我去故宫后门右对面景山前街14号郑老家。开门接见我的是位老的夫人蒲云大婶，她将我带进门房，说位老去西山还未回，让我留下材料后回住地等两天，并问了我来京住地和房间编号。这时警卫员小刘拿来了一盘饺子，我吃完后就告辞走了，第二天8点半钟以后，警卫员小刘拿着位老亲笔信笺（此件存有影印件）要随他到位老家。我随同小刘坐车来到了位老家，蒲云婶和她的小女儿将我引进客厅坐下，告知：“位老从西山回来看了你的材料，在客厅来回走动半晚未能入睡，叫我让小刘尽快开车把你接来”。我们谈话时，位老披着棉大衣，趿着棉鞋从书房走到客厅，又要我坐下，并要我在他家过了春节再回。由于我怕老娘在家担心，答复等事情办妥后再去京看望他老人家，遗憾的是由于我个人的问题，拖了许多年才逐渐得到落实，这一承诺一直未能兑现。
谈话中位老对我讲了他的革命经历及国共合作和宁汉分裂等，汪精卫以清党名义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情况，他说：“你父亲是董老早期亲自发展的，他的牺牲也早于北阀军打到武汉时，武汉成立临时国民政府时曾褒抚过一批为北阀战争牺牲的烈士，国共决裂后，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很难照顾到烈士遗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秘密发展的党员以及他们的革命活动只有上下级直接关系才知道，你父亲若不是有亲戚在武汉认识一些与你父经常往来的人，也是无法找到证明以及你父是为何被杀害的。除此你老娘也认识一些人，董老和李先生（王平璋）都到你家开过会，商讨过事情，你妈为他们放过哨，那次搜捕还是你妈发现得早，才使四人得以逃脱，那次逃脱的王平璋同志，曾在边区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他那次遇险脱身的情况。那次同时逃脱的刘子谷（解放后曾任内务部长）也谈到那次遇险的经历。这时王平璋之子王水清（湖北汉川人）来了，位老介绍我认识了他。
在谈话中,位老听完我讲述我父遭诬情况时，他说你的材料我看了三次，并和上海的董老通了电话，他说三八年春节后，在汉口“八办”时，你和你老娘去找他两三次，并非常气愤地说，他们诬你父为“土匪”那我们不都是“土匪”了，当即给湖北省民政局领导打电话，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位老在电话中说：“张先玮烈士问题，你们是怎样撤销的？找家属谈过没有？调查过没有？现在烈士的大儿子在我身边，告你厅的状了，经过中组部介绍找董老介绍到我这里了。并亲笔写证明让我带回，证明上是这样写的：“湖北民政厅：张先玮烈士，我看了几个文件，记载确系烈士，如有疑义，有人来京可笔记我的谈话，我不能多写。”（此件存有影印件）并要我回湖北时去找王平和张体学省长解决问题。
我拿着位老的证明，回头找到中组部李景宜副部长，他看后说：“我们不能在首长写的文件上签字，只能在内务部给我们写的介绍信原件上签意见，并附上位老的证明，你凭此去内务部。我拿着这些再次找到内务部的韩慎同志，他给我办了回程的火车票和内务部公函。
返回途中，受位老所托，我顺道去郑州河南省委招待所，看望了戴季英老人，受到了老人的热情接待。无话不谈，畅谈了党的历史和北阀战争情况，为策应北阀，革命党人秘密活动被各地军阀控制的新军中的有觉悟的进步分子作内应。同时还必须筹款购置军火充实力量，你父就是为北阀战争牺牲的，要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牺牲的烈士。
1967年元月底，我由京返孝，县民政局看过我在京带回的证明材料后，给我写了到省民政厅的介绍信。腊月二十九日，我同二儿子昌震一块去省厅，找到了优抚处的贺处长，他让我和张厅长见了面。张厅长首先对四清时盲目批复撤销我父张先玮革命烈士身份的问题表示歉意，并问候我母亲。他看完我从京带回的有关证明及中组部、内务部签字的原件，就将“四清”时捏造上报的全部材料退给了我。
过完春节几天后，县民政局找到北门北池家中，说省民政厅派优抚处贺处长代表省厅向我们家属道歉，并带来了我父的新的烈士证和湖北省民政厅公文。我同优抚科封宗道科长办妥了县里的恢复文件后，一同到新铺公社参加宣布平反恢复我父张先玮烈士称号的会议。对此，公社书记已作好了准备，经征求我们家属意见，会议只在有各大队干部四、五十人的会上进行。会上宣读了湖北省民政厅1967年2月18日优抚字008号文件，宣布撤销原“四清”时的错误决定，恢复了我父张先玮的烈士身份。省厅贺处长由于害怕开会时遭到造反组织批斗，征得我们同意未参加这次会议。
我父恢复“革命烈士”称号是他的老上级中央几位领导亲切关怀，亲自过问的结果，但仍无法完全摆脱“四清”运动迫害的阴影，尤其是受牵连的我及弟弟绍荣、弟媳肖菊香的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落实。因此可以说“四清”给我们家属及亲友造成的影响，远远没有得到清除。正因为如此，一个曾经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放哨站岗保障了他们的生命安全，不顾个人安危机智地隐藏了党的机密文件，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我的亲娘在“四清”曾被诬为“土匪”家属，从运动开始到去世，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同时亲眼见整个家族蒙难，气极攻心，造成精神分裂症，1969年与世长辞。后来由于无人过问，我父未能进入烈士陵园，经我同二儿子昌震多方奔走，并在葛店镇工作的侄女张玉珍的共同努力下，才由葛店镇委和政府出面，用电厂征地为我父在故里修了一座墓，我母亲则由我们自己负责迁回故里与我父合葬，除此从未有人过问他们的事情，他们的事迹未见一处有文字记载。
“四清”运动时，由于我父亲的“烈士”被否定，使我遭受迫害更加升级，又扣上了“政治骗子”的帽子，不仅将我下放到渔场劳动，工资也被取消，每月只给我发35元的生活费。我进京上访返孝时，虽然带回来了中央有关部门及有关中央领导的文件和证明，县领导及有关部门也据此向省里上报了，却因此更加引起我工作所在地的某些领导的不满。由于他们是靠“四清”整人起家的，“四清”过后，一切大权更牢牢控制在他们手里，在“文革”期间，他们虽有时也受到冲击，但由于他们在“四清”运动中，以整人的手段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整个“文革”期间，权力基本上仍由他们控制，可以说他们的根基是根深蒂固，连有良知的正直党内人士也奈何不了他们。他们惟怕的是受害者上访，上诉戳穿了他们借“四清”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真象，对此他们是采用高压手段严格控制。我的成功上访更加招致到他们的疯狂报复，他们诬我进京上访是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串连，加重了对我迫害，而且有时一连三四个月停发我的生活费。家中五六口人惟一依靠我每月35元钱养活，已是苦不堪言，停发我的生活费，更是雪上加霜！这样的日子，叫我如何过？万般无奈，只得乘他们闹派系，无人顾及管理之机，冒险出走，流落在河南信阳等地，或投亲靠友，有时能幸运地给别人治一下病，过着流浪的生活，连乞丐都不如！如果能够按月领到“生活费”我也就老老实实地呆在下放地规规矩矩地劳动。这其间还有一件事：我从报纸上看到了董老逝世的讣告，由于他是我父亲的直接领导，虽然我同他见面不多，但我感念他视我兄弟二人为子侄，对我母亲及家人非常关怀，听到这一噩耗后，我向他的夫人——何连芝伯母发唁电，这事被单位的当权者知道了，竟找到我追查电报内容，同时他们还跑到邮电局追查，想从中拦截，幸有邮局同志坚持公民通信自由权才未能得逞。
我就是这样饱受煎熬长达十二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过了两年多，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才被重新安排上班工作，才能重新领取原工资，但从没有在政治平反、经济补偿。80年我已到了休息年龄，可是在办理手续时，他们不按政策办事，不顾原有档案结论，不尊重历史事实，擅自将我38年参加工作的时间，改为从45年我转党的时间算起。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不以离休办理而是以退休办理。对这样不公正的待遇，我心中一直不服，我曾无数次地到上级有关部门申诉，一直没有结果，我儿子昌震也陪我跑了许多冤枉路，花了不少钱，甚至亲自跑到西安、武汉等地找到原来我的领导反映，再次写出证明，为此也花费了我儿子许多少时间和金钱。还是他们通过关系，从省里查看了中央有关文件，走访了武汉市的一些领导、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凡参加党领导的革命组织的时间应为起算工龄时间。直到1988年地委组织部门才批复认定我为离休。但工龄还是从1945年5月算起。即使这样，在工资待遇上，依然享受不到离休干部应有的待遇，单位在办理时，只是以医师技术职务进行办理，尤其在住房问题上，我家中还有五六口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孝感城关靠租房住。1978年，由于家中实在困难，无钱交房租，被房主赶出了门。万般无奈，我二儿昌震回孝找到了他县里的领导，在城北彭家塆批了一点空闲地，到处借债，买了一些旧材料，才在自己买的地方上搭起42m2的简易平房，我和老伴家人才开始有一个安身之所，挤着住在这里。老伴去世后，三儿昌环不仅成了家，并且有了孙子，此处业已无我容身之地了。我无奈，只得到在武汉的二儿家里安身。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我每月要回孝感领取工资，由于我原工作单位离城关还有几十里之遥，回孝时碰不到人，有时一等几天，住宿吃饭都成问题，只得到处打行炉，麻烦他人。这还是小事，尤其是我年事渐高，年老体弱多病，我往返跑不仅让子女们担心，尤其是上医院看病，也不方便，我看病的范围，规定在孝感，生点小病在武汉只能自己花点钱了事，可是我的身体愈来愈差，几次重病差点撒手人寰，几次重病急需救治，在武汉我无钱医治，我二儿无奈只好花高价请小车子送回孝感住院，每次车费就需大几百元，搞了许多次，我们实在折腾不起，为了重病能即时救治，我二儿子只好陪同我自费租房居住，每月光房租就得二、三百元。直至现在我的住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对上述问题，也曾多次上访，也书面向省委书记反映过，直至2000年后，我二儿通过各种途径到省里上访，找新闻煤体，请律师等多种手段，才引起领导重视，直至2004年才使我的社保、医保、和部分历欠工资得到基本解决。但至今仍未得到落实的问题是：“我参加工作的时间没有按1938年算起、住房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原已定应补发的工资还未按数全部补发”。我希望在生前看到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除了我的问题，我弟弟、弟媳虽然早已去世，但他们受我父亲影响的问题至今仍未实事求是予以平反落实。
我弟弟张绍荣赴朝参战结束后，被安排在北京市汽车运输公司工作，由于在三年灾害期间，同情他人缺粮断炊，无法活命，送了些粮食，加之因我父遭诬的问题，受到劳动教养处分，我父平反后，对他的这错误处理也未撤销，劳教期满后，不仅不将他收回原单位工作，反而将他作为劳教释放人员安排回到湖北汉阳大军山新生玻璃厂作为就业人员，我弟不服，同时因患胃溃疡、高血压抱病回到农村家里。由于原在京时，曾几次到董老等几位老人家去过，对这些早已知情，闻讯后，由于中央老人的亲自过问，县民政局才将他作为烈属、志愿军病残退伍人员双重照顾，每月给以50元生活费的定额补助，后来增加到120元。并转为城市户口，供应商品粮。虽然如此，但由于受到不应有处理未能得到实事求是平反，胸怀宿怨难销，终于1987年旧病复发，怀着绵绵长恨离开人世。
尤其是我弟媳肖菊香,多年来曾是孝感的知名模范人物。“四清”运动时，遭受迫害，工作组仅凭“大胆怀疑”的子虚乌有的毫无任何证据的罪名，采用高压手段逼供，尤其是惨无人道地不顾她产后身体虚弱，将她脱掉棉衣拉到室外广场里，顶着刺骨寒风，冻得浑身发抖，逼她“认罪”，并以非法取得的假证明作为“罪证”，她之所以受到如此残酷迫害，也是由于我父的遭诬，才使之进一步的升级的。由于这样“四清”运动结束前，她不仅被撤销公社妇联主任职务，而且还被开除公职，劝退清除出党。在我父的问题得到平反昭雪时，对受株连无辜含冤的她及我兄弟二人，一字不提！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时，也不为我们复查落实。我弟媳的问题只是在1968年，被董老的夫人，我们的伯母何连之老人知道了，由她亲自批示，将其安排到新铺供销社旅社上班。由于她遭诬含冤，没有得到澄清和落实，她是含着满腹冤屈于80年代初期饮恨辞世！
我父得到平反，现已时隔四五十年，但我们这些无辜受株连的人至今依然未能得到实事求是的平反落实。就连我按政策应得到的待遇，也遭有意压制不予到位，该领的钱不照数给，合法工龄得不到承认。一个18岁参加革命到60岁退休的老同志，对于所遭受的一切，我一直相信党相信组织的的态度，按组织原则向上反映，从80年到现在，终究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解决，为此我想将我的磨难、经历，趁我目前头脑尚清晰写出来，留给我的后人，使他们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留给社会让世人去了解，我还将我38年直到解放所经历的事情都要写出来，让世人去评论。
张陶
2009年8月1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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