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这样：
无我亦无你，无你亦无我！”
对中国，现在就该说这句话。……越来越狭小的一个星球将我们包围，并将他们与我们紧靠在一起，每一方却相互干出的荒谬行为中越来越强硬，互不交流——矛盾冲突一直转移到非洲。……所以用“中国人眼光看欧洲”，等于将四分五裂的、相互对立（战国、南北朝、军阀割据）的俄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一省或一区域的人口）和政治制度各（宗教、人种等方面）异的其他各国公民置于一炉，而不是在一些细微差别上纠缠……这个“欧洲”、 “西方”、“西域”的范围至少从乌拉尔山脉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指印第安人、黑人以外的美洲）！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空间。1775年，乾隆皇帝制服四川省的苗族部落以后，又同时在别处实现了中国的千年纲领：将蒙古、西藏与东土耳其斯坦归并，从而完成了内部的殖民过程。（从藩国到自治区到亚非拉联盟，是不同于西欧在亚非拉的种族清洗瘟疫的）当时的中华帝国疆土从北到南，从东向西扩展到四千公里以上……如果步行或骑马，这种距离可能就显得茫茫无尽头了。可是当时的北京朝廷却按时收到最偏远的各省以及藩属国的报告及贡品。在这疆土规模之上，让我们再加上人口的总数及密度来看看。（8世纪时中国京城长安有人口二百万，在罗马帝国鼎盛期罗马有人口一百万）。
清朝皇帝自1644年登基，将外来的贵族阶层强加在人民头上……但是满洲恰恰是随着这一王朝而成了中国的一省，此外，新政权完全按照老办法行事，并未作很大更改（八旗议政的内部民主）。……1850年，“长毛”起义军首领洪秀全举起造反的大旗，暴动逐步由广西扩展到湖南，继而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直隶、山东，内战泛滥十五年之久。可是，对这一结果，欧洲是直接出了力的（列强并没有起义军的拜上“帝”而放弃殖民，也没有因为孙中山的民主而放弃支持独裁的袁世凯复辟“帝”制，以至于珍珠港事件前后的美国军售，那是以是否利于宰割为上“帝”的丛林法则）
让我们设想一下二百年前“欧洲”特别是法国革命的征兆开始出现时的情景：假如欧洲已渐渐为伊斯兰所征服（西班牙作为阿拉伯人的“安达卢西亚” 行省，西突厥的奥斯曼帝国），然后，突然受到进攻并被打败，其重要港口为活跃的柏柏尔商人所占据和管理，难么革命岂不也会采取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反向的体现在其在亚非拉的殖民暴政上）难道只会谈论什么自由和人权？难道法国和“欧洲”在当时或晚些时候，不会追索其存在的深远源头，在政治和社会改革之外，经过类似的挣扎，去发现各民族以及自身文明的真正本质。当今的中国很明显地表现出双重的愿望，即实现内部安定，控制或吸收外来影响。
中国从未被征服过，或者说，中国总是使其征服者就范。（抗战后放归了数百万日本战俘，也不像印度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人们常说的半殖民地，那是商业体系、“不平等条约”、港口“租界”而言。……如果说列强在其政治扩张鼎盛时期不得不借助于这些别出心裁的手段打进中国，这不仅因为它们之间的竞争激烈（军阀财团），而且更因为他们的事业遇到了特殊性质的障碍。必须有特洛伊木马才能进入已陷入重围的帝国（协约国之于汪伪政权，同盟国之于蒋宋政府）。今日之中国把凡是取自外部的东西，都拆卸下来，并按自己的方式重新组装，正如往昔罗马人将中国丝绸撕碎，为台伯河两岸的风雅女郎重新织成薄纱。
与“欧洲”一样，中国的各种口头语言——人称之为方言多种多样，但中国拥有一个各民族共用的工具，即他们的书面语言，这是统一的强大因素，与我们中世纪时期的拉丁语情形相似。（东北亚及东南亚甚至海外亚裔普遍存在的文化共同体）中国既是世界性的文明中心，同时又是一个国家。这两点结合在一起的后果便是：中国所处的地位不仅仅会产生对外政策上的问题，而且要求双向适应。中国在变化，世界也要发生变化。……18世纪时，中华帝国的威严、组织机构、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光辉普照，直至欧洲，从这个帝国借鉴来的东方思想，通过我们的哲学家中介，大大地促进了绝对君主制的瓦解。在将生活水平拉平的浪潮面前，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在进行一场本能的战斗，其根本目的在于拯救某些有价值的东西。
《最后的能源危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人造系统带来的大量二氧化碳、氮、磷、硫以及其他废弃物危害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空间不断缩小）发挥服务功能。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垃圾遍地的工业化社会，面对物理以及化学反映的交相侵袭，自然生态系统是唯一能让我们免于被埋葬、被闷杀、被焚化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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