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法但被迫犯法的无奈之举折射出什么信息

知法但被迫犯法的无奈之举折射出什么信息　　

蔡金安　　

郑州上百名农民工多次讨薪未果，无奈之下铤而走险上街堵路。他们不是不懂得堵路是违法行为，那他们为什么不走合法渠道而要知法犯法呢呢？本来，他们一直是遵纪守法的公民，在讨薪过程中，一次次合法地找欠薪者，找主管部门，但对方却总是逃避、推诿、踢皮球，农民工们已经感到绝望。是严酷的现实逼得他们以违法的非常之举来抗争，多么令人震撼啊！一次次群体事件，不都是百姓在按合法途径运作后毫无效果的情况下爆发的吗？逼好人做恶人的诸多环境，何时才能得到改观？　　

据2010年2月2日《河南商报》报道，1日上午，郑州上百名农民工堵路讨薪，致北环主干道交通堵塞，车辆排起数百米长龙。讨薪农民工称知道堵路违法，但不违法要不来钱。　　

2月1日，郑州市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举行 “冬日暖阳——讨薪进行时”大型援助农民工公益活动。然而，当天却上演了多场农民工讨薪。上午，上百农民工堵路讨薪，致北环大动脉“肠梗塞”，车辆排起长龙。　　

在北环与花园路交叉口，上百农民工跨过护栏，拥到北环路上，扯起白色条幅，将车辆堵得水泄不通。　　

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女子情绪非常激动，正大声跟北林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理论。“只要能将钱讨回来，我就算被枪毙了都没事。”这名女子自称姓何，是替由四川广元来豫的600多农民工讨工资，如果“讨薪”失败，他们就一直“堵”下去。　　

何姓女子说，堵路是迫不得已。她自称是河南省宏达建筑劳务公司的会计，因河南省航天建筑有限公司拖欠了公司600多名四川农民工的工资，“像孤儿一样无助”，只好到路上来堵车。　　

同在该公司的吴先生，言语更激动：“我知道‘堵车’是违法行为，但不违法不中，不违法要不来钱。”　　

何女士介绍，他们和河南省航天建筑有限公司签了劳务施工分包合同，负责北环一小区的施工。然而，从2008年1月进入工地起，航天建筑公司始终拖欠工程款，农民工如果缺钱，只能从公司“借”，工资始终没结。“从2008年1月算起，航天公司还欠我们492万工资。”经过多次交涉，拖欠方都不理不睬。1月28日，她曾找过郑州市建委清欠办和办公室，还曾多次找过北林路办事处，但对方都要他们去找建筑公司交涉，然而，航天建筑方的负责人毛姓副总却迟迟不肯现身。“我就像皮球一样，被一脚踢过来，一脚踢过去。”　　

农民工无奈堵路之后，又无奈堵人。　　

两拨农民工有相同的包工头，有相似的要账经历。为了找到包工头，他们结成了“联盟”。一拨在郑州找，一拨在新郑找。一拨农民工派人在包工头家蹲守了7天，终于见到了人。另一拨听说后，也赶了过来。　　

1日上午11时30分许，在郑州市经八路与任寨北街口，30多人围着一辆车，情绪很激烈。车内坐着一名中年男子，就是欠钱人朱相钦。　　

许又军是一个小工头，他说，“他现在还欠我工程款42万，另外还有10万元借款也没还。”许又军手下有87名工人，分别来自驻马店、信阳、安阳等地，从施工到现在，一分钱还没有领到。　　

从许又军提供的合同复印件上可以看到，2009年5月22日，他和河南省新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承包其“农垦局清真肉业有限公司住宅楼”项目工程，负责土建主体和粉刷，工程地点在原阳。　　

眼看快过年了，工人都要回家，为了能要到工钱，许又军他们多次找包工头朱相钦，什么法儿都用上，他们死缠烂打地跟着，对方吃饭他们也跟着吃，对方上班他们也跟着，但总是被甩掉。为要工资，双方上演了“猫鼠游戏”。由于对方不接电话，许又军就派了十来个人，天天在朱相钦家附近蹲守。前几天在屋外守，不见人;敲门，没人开。后来开门了，他们就进屋去等。就这样，等了7天，终于见到人了。　　

于是，他们就带着朱相钦一起，到任寨北街与文化路口的一个咖啡馆。“听说管钱的天天就在咖啡馆‘上班’。”　　

而在另一边，黄真红等人也在寻找朱相钦。黄真红也是一个小工头，带着十几个老乡干活。他也从朱相钦手中承包了一项工程，至今，他们负责的部分已完工1年了，工程款还没结清。1日，当听说许又军找到了朱相钦，黄真红等人立马赶了过来。　　

黄真红说，2008年10月18日，他和新封公司签订合同，承担“新郑矿区龙腾大酒店”的施工事项，负责工程钢筋成形绑扎、模板支拆、混凝土浇灌及小五金工作。　　

合同复印件显示，2009年1月30日，工程竣工。黄真红表示，在施工期间，新封公司支付了30多万元工程款，但尚余16万元未付。　　

黄真红说，这个施工队有13个人，都是信阳潢川的老乡。工钱被拖欠了1年，他们电话打了上百个，就是没要到。去找业主单位，但人家说工程款都给了朱相钦。他们只好继续找。　　

朱相钦说，许又军的工程款，业主单位也没给他钱，这次到咖啡馆，就是来找人要钱的。　　

人找到了，现在该怎么处理呢?由于朱相钦只是中间承包人，黄真红和许又军商量，带着朱相钦，找业主单位，三方一起谈。　　

昨晚6时30分，许又军给记者打来电话，说正和农垦集团另一个负责人谈，还没有结果。　　

不知从何年何月始，上班按时领工资这种天经地义的事，在农民工那里却成了天大的难事。农民工们往往一年做下来，到年终准备回家过年时，却领不到他们应得的工钱。这种怪事笔者2005年在看32集电视连续剧《生存之民工》时就有深刻的感受。如今的现实生活与电视剧内容一样，农民工们讨薪之难触目惊心，有的为了讨薪竟被包工头的打手打残打死。农民工讨薪问题曾多次惊动过总理温家宝，温家宝作过多次批示，国家有关部门也出台过不少政策法规，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等，但至今拖欠农民工工资仍然是一个久攻不克的顽疾。　　

略举几个案例：　　

2004年11月2日，在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某工地，讨薪的25名工人被锁在工地院子里。随后30多名男子持铁棍、拿砖块对讨薪者进行毒打。其中有3人还用灭火器向工人喷射干粉，造成多名民工受伤。此事报道后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温总理作出重要批示。　　

2005年12月20日晚，在北京朝阳区老君堂村平房工地干活的30余名农民工，到村委会讨薪时，遭数十名身着深蓝色制服手持棍棒男子殴打，24人入院治疗，一人重伤，另一人失踪。　　

2006年元月7日早上，43岁的阜阳民工李培岩到阜阳国际大酒店讨要拖欠两年的1万余元的工资，被该酒店的副总经理杨军伙同保安等人活活打死。　　

2006年12月20日，巴中籍农民工谢友远和大儿子谢宏生在宝鸡一工地结算工钱时，被一帮打手毒打，造成儿子死亡、父亲重伤的惨剧。　　

2007年３月２２日，为讨回被拖欠的几千元钱，湖南籍民工杨先生找包工头何老板讨要被拖欠的４千多元工钱，却被何老板齐齐咬断左手大拇指。　　

近300重庆民工，因四个多月工资近500万元被项目业主拖欠，遂罢工抗议。不料，项目业主找来全副武装的人员实施报复。2007年6月29日，这一惨剧在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发生，十余名重庆民工伤亡，其中1人死亡，2人失踪，6人伤势严重。　　

2010年1月9日农民工高志强为了讨70元工钱竟被包工头指使的打手毁坏一肾。　　

年复一年的讨薪难，症结究竟何在？　　

讨薪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工厂、商店、饭店等员工的讨薪，包括恶意克扣工资、不给加班费、随意辞退等，另外一个讨薪集中的领域，就是建筑企业农民工。　　

建筑领域的欠薪问题，涉及违法分包的比较多，往往都跟包工头有关。企业多是把工资交给包工头或带工老板，在工程结算之前，农民工只领基本的生活费。在一些项目中，由于拖欠工程款，甚至包括一些政府项目拖欠工程款，于是层层拖欠，导致农民工无法及时拿到工资。　　

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强、维权意识淡薄等原因，以及业内的大气候，对于签订劳动合同不是特别重视。这就导致很多农民工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讨薪问题的存在，是由于法律的严肃性没有得到尊重。付劳获酬，是劳动法中做出的明确规定，同时也是处理劳资关系最基本的底线。无论用工单位有何种理由，都应该对此坚持和尊重。　　

在我们这个具有“从权”惯性的社会里，权大于法是无孔不入的。应该说，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订得很好，但在具体落实中总是变形走样，说做两张皮，根本不落实，一些执法部门为了保证既得利益，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嘴上讲规章制度，具体操作却变成了因地因人因事而异的“潜规则”，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农民工讨薪难题也折射出了建设服务型、法治型政府的历程的艰难。一个法治型政府，必须彻底铲除“从权”思维方式，确立法治观念。为了让“老赖”们铭记“故意欠薪的结果是自砸掉饭碗”这一教训，政府有必要加大对故意欠薪行为的侦查和打击力度，让他们没有任何侥幸。同时对自身执法不严的问题，也要实行严肃问责制，让任何宽容和怂恿违法行为失去市场。　　

                             20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