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对于“为人民服务”提法的由来,近年已有不少文章论及。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为人民服务”,是在1939年2月20日给张闻天的信中。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来源,见仁见智,其说不一。据笔者所见资料, “为人民服务”并非毛泽东首创,而是有其来源的。毛泽东在这方面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为了把问题说清,先得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对一些概念的使用和变化谈起。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笔下曾有“人”、“人民”、“人类”和“人类解放”等提法。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将“人”的本质表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56)。在1847年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中,他认为“人民”一词是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想“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当谈到“对国王来说,一切政治因素中最危险的是人民”时,他明确指出:“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2](P210、220)。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明了“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很快就变成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恩格斯把这个“论点”称为“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3](P423)
随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开宗明义:“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共产党宣言》向世人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P283),不是抽象地为“人”、笼统地为“人类”,也不是仅为本阶级、甚至只为“少数人”,而是为“绝大多数人”。对“为什么人”的这一科学定位,把新生革命阶级的先进性同广泛的群众性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起来了。后来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说,工人大众要求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创造出的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现状。《法兰西内战》译文中原有选举出的代表“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一句,后译作“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4](P57)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提出,党的出版事业“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5](P666)此后又说党组织要为群众服务和代表他们正确地意识到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已有“为什么人谋利益”,“为了服务于什么人”和“为什么人服务”等提法,它们共同的核心思想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而不是“为少数人”。这正是“为人民服务”的直接思想来源。但这个“什么人”并不固定在“人民”一词,而是时有变化,又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人民”一词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孟轲曾将“人民”同“土地”、“政事”并列为“诸侯之宝”。他说的“人民”即众庶。古希腊最早使用“人民”这个概念的色诺芬尼和后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笔下的“人民”是自由民,主要是平民,不包括贵族奴隶主和奴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民”一词更被用以大做文章。如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就写上“人民”;法国大革命时马拉办的叫《人民之友》报;德国拉萨尔用“自由的人民国家”取消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威廉·李卜克内西也提出“人民国家”,马克思认为“那完全是用来反对《共产党宣言》等等的一种胡说”;恩格斯说“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4](P291、324)列宁解释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自己德国朋友的这种明显的错误感到羞愧”。[6](P155)在俄国,先有民粹派自命为人民的精粹,继有米海洛夫斯基等人以真正“人民之友”的表述者自居,其实他们是无产阶级政党凶恶的敌人。
所有这些,使革命导师不能不对“人民”一词采取慎用的态度,并坚持对它作历史的阶级的具体分析。“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5](P636)他说的“公社里的人民”,“唯富有的资本家除外”,主要为工人。列宁说“党过去和现在都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滥用人民一语”。“它把‘人民’分为各个‘阶级’,并不是要先进的阶级闭关自守……而是要先进的阶级不沾染中间阶级的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坚决的毛病,从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热情领导全体人民去为全体人民的事业奋斗”。[5](P615)他称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人民革命”,指出1905年的“人民”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5](P562)所谓“全体人民”便是这些阶级和阶层,并非包罗一切的“全民”。至于他说的“千千万万劳动人民”,那时把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排除在外的。
革命导师也使用“群众”一词。如马、恩说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列宁说的“为群众服务”,前后的“群众”都是指广大劳动者,有时又写作“劳动群众”。但“群众”这个词后来也用滥了。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德国“左派”共产党人说什么“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至极。“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13](P151)1921年共产国际“三大”上,列宁批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随意使用“群众”一词,说“群众”这个概念是随着斗争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斗争的初期只要有几千真正革命的工人就可以说是群众了。当革命的准备已经很充分时,“群众这个概念发生了变化,它指的是大多数,并且不单单是工人的大多数,而且是所有被剥削者的大多数;革命者只能作这种理解,其他任何含义都是不可理解的”。[7](P35)他认为绝对的多数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但为了取得胜利,保持政权,不仅需要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且需要农村居民中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大多数。列宁晚年常用“人民群众”或“人民大众”,意思同马恩说的“绝大多数人”或“大多数人”差不多。他强调其中的工人劳动者是主体。
关于“人类解放”,列宁说:“工人阶级抱有最崇高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的:把人类从各式各样的压迫和人剥削人的制度下解放出来”。[8](P5)主体是工人阶级;途径是消灭压迫和剥削制度,并把它作为世界范围的最高目标。这就同一切泛论和空谈划清界限,赋予“人类解放”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
那么,后来又是什么原因使“人民”一词在国际共运中广为流传,并出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提法呢?
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后,法西斯主义更加猖獗,侵略战争日益迫近。1935年7月,法国共产党、社会党等几十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同年7~8月召开的共产党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各国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决议。经过各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艰苦奋斗,随着人民阵线的扩大及其影响的加深,“人民”作为一个同法西斯“敌人”相对立的政治词语,便在世界上广为人知了。1935年12月,我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原来的“工农民主共和国”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报告中说苏联的知识分子,从前为富人服务,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出路。“现在,他们一定为人民服务,因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9](P369)1938年,他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的讲话中,祝贺“不与人民隔绝、不远离人民、而决心为人民服务、决心为一切成果都贡献给人民的那种科学日益繁荣,这种科学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迫不得已的,而是心甘情愿、非常乐意的”。[9](P421)同年他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道:“苏联知识分子就其大多数来说,已经是崭新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同工人和农民一起建设着社会主义新社会。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摆脱了一切剥削的新型知识分子”。[10](P378~379)1939年,他在联共(布)十八大的报告中说,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人民有密切联系,其中大多数人都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9](P473)1977年苏联宪法第六条中写有“为人民服务”字样。
由此可见,从“人民阵线”到“为人民服务”,这里的“人民”都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斯大林从1936年起一而再、再而三地提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是以苏联已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不再为敌对阶级服务为前提的。当时苏联仍存在着新的工人、农民“两个劳动阶级”和“新的劳动知识分子”一个阶层,并非“无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没有阶级差别的“全民”社会,而是工人阶级同全体人民一起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农民不是私人所有制而是在集体劳动基础上的集体所有制。知识分子就是为这样的全体人民服务。当时法西斯主义者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自称“革命”的工人群众的党,用“为人民服务”掩盖其替垄断资产阶级卖命的实质。斯大林痛斥“法西斯主义浊流污辱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玷污了文明世界优秀人物的民主要求”。[9](P419)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成员,由于联共(布)和斯大林对国际共运的特殊影响,上述文献的精神和提法自然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和重视。研究毛泽东思想是不能无视或忽略这一国际背景的。毛泽东1939年在一封信中说孔子“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11](P163)这里的“为人民服务”不仅表述同斯大林的一样,角度也是从知识分子“为什么人”提出的。孔子就是封建社会中抬得最高的知识分子。他的知仁勇道德观反映封建制度的要求并为它服务,而绝不可能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问题上既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它。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旧的文艺形式作了改造,加进新内容,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1943年在《论合作社》中说“为群众服务”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到了1944年的《为人民服务》中,他将斯大林说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第一次明确地扩展为共产党和党领导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将斯大林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作为人民服务要“完全”、“彻底”,而不能三心二意、半心半意。在七大上他又说:“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又把“为人民服务”同“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和“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结合起来,以此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根本宗旨和最高标准。全国执政后提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上述要点写入了党章和宪法。这样,他就将斯大林说的“为人民服务”上升到一个新的广度、深度和高度。
他对“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民”作了唯物史观的解释,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他科学地分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具体含义:剥削阶级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革命者,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作为人民主体的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人民的动机和被人民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同人民打成一片,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为人民服务。
他将唯物史观的精髓概括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但不能等量齐观,“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人民,我们这个队伍就不能存在。人民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国家政权叫做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叫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府叫做人民政府,法院叫做人民法院等等。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为人民服务是天职。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最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同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党群关系就像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他强调不要脱离群众,任何一个政党,只有为人民服务,才能长期生存下去。这就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讲清了为人民服务的根由。
他通俗而形象地说人民是共产党的“衣食父母”,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子弟兵”,自己是“人民的儿子”。他把人民比作“上帝”。在开国大典上群众喊“毛主席万岁”,他深情地回应“人民万岁”。他提出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进北平时说我们都是新中国的“长工”,当国家主席后说自己是“人民公仆”。以史为鉴,他一再强调不做李自成,不当楚霸王,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959年他在一个批语中说,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责任大,荣誉高,名气也大,实际则是做苦工。我希望同志们勉为其难,为党担负这些担子,为人民艰苦地服务”。[12](P176)他本人以身作则,将一生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死后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到水里喂鱼,“让鱼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句平日闲谈,反映了他对生死的豁达态度和事事想着人民的情怀。在神州大地,“为人民服务”如此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是同毛泽东立党为公、一心为民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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