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经济的结构性范式改造
当前最令决策者头痛的经济问题，恐怕就是如何破解不稳定的经济复苏与为防范资产泡沫及通胀预期的经济退出政策节点选择之间的矛盾。
中央政府在向世界宣布中国经济出现了V型反转式复苏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目前尚未到可以打开香槟庆祝的时刻。因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然面临许多问题，这种V型反转的可持续性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目前经济反转的主要推手是“凯恩斯”式政府主导下的强势投资，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内生变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加之由于全球化导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经济的发展难免要受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影响，尤其是要受到欧元区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复苏情况的影响。
然而，当前上述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并不乐观，实体经济依然脆弱，还不能从完整意义上说走出了本次金融危机的泥沼，所以因此中国经济还面临着出口增长的变数和国际贸易壁垒的长期制约。中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在2009年全力保增长的目标下几乎停滞，部分产能过剩的产业得到了维护和发展，这种积弊将进一步导致产业竞争的加剧，企业盈利能力的进一步降低，进而从内在增长机制上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障碍。
要想在2010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就必须恢复“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的平衡拉动作用，尤其是要注重国内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投资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大规模财政投资必将导致经济的局部过热及部分产能过剩，同时，由于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难以避免投资周期长，投资效率低下，银行不良债券增加和财政状况恶化等弊端。凯恩斯式的危机挽救方法只能是暂时的，大规模的中央财政赤字也是非常态的，所以说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此外，中国长期执行出口导向战略，导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高于60%和30%，甚至超过了当年宣称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和其它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而在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受到金融危机打击的背景下，国际需求的大幅减少，必将造成中国商品出口市场的迅速萎缩。同时，中国以大量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所挽回的仅仅是一些数据性的“国际白条”，而这些“国际白条”的实际价值正在逐渐流失。因此，试图单纯依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就明显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就是投资拉驱动和出口导向，但其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已经风光不在。
目前，中国政府拉动经济平稳较快可持续增长的现实方式必将是调整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范式改造，以此来实现保增长的目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倘若结构性范式改造得当，则足以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并能帮助政府有效管理通胀预期，抑制资产泡沫。
首先，要加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克服积弊，为刺激内需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政策氛围。要大力加强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央财政要扩大对上述领域的投资，使社保范畴覆盖全民，让包括农业人口在内的每一个公民“老有所养”，免除他们动用积蓄进行消费的后顾之忧。要加强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尤其要注重基本药品的廉价化，实现医疗保障覆盖城乡，要做到“病有所医”，防止出现因病致贫的现象，要把老百姓手中的所谓“保命钱”解放出来，形成拉动国内消费的重要力量。还要不断加强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改变长期以来教育投资所占GDP比重过低的局面，在财政大力投资教育的背景下，把老百姓的教育负担转变为现实的消费力量。
其次，通过实行结构性经济刺激方案来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中央财政要在2010年及以后的三五年内实现对新农村建设进行大规模的集中投资。加快农村的小城镇化建设步伐，以乡镇为节点适度集中农村人口，大力建设承载农村人口的乡镇基础设施。中国农村基建水平较低，历史欠帐很多，因此市场容量巨大，从而在客观上为投资农村基础建设开拓了广阔空间。中国农村点多面广，能够容纳相当规模的财政投资，而不会形成实质性资产泡沫。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必将极大带动水泥、钢铁、建材、工程机械等相关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并将为中国农村提供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能够实现农村剩余人口的当地就业，并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带来的城市人口扩容问题、资源环境压力和诸多的社会矛盾。要大力推行农业产业化规模，加大对农资产品、农业机械的投资力度，提高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水平。通过中央财政投资来购买大量的农业机械和设备，以租赁经营、按揭购买等方式交由农民使用，既要考虑到农民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又要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步伐，同时，可以有力地拉动农业机械及其上下游产业的发展。要在农村实行并村建镇或小城镇化的基础上推动乡镇的农民住宅楼建设，要把中国房地产业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实施并村建镇的农民以原有宅基地为投资要素，参与农村住宅楼建设，农民把原有宅基地归还给乡镇政府，在作为房产投资的同时获得一定补偿，政府在此基础上减少土地出让金，使房地产商以较少的成本得到建楼土地，在政府的有效监管下，在保证开发商合理利润的前提下，可以实现农村住宅楼在农民实际经济承受能力以内的廉价销售。由此可以形成农村住宅土地的集约化管理，繁荣农村房地产市场，在更大范围内、更大规模上和更深远的意义上，真正拉动房地产业及相关领域的长期健康发展，并为新农村建设奠定良好的集约化管理平台。
再次，要保证中央财政的非赤字化运行，防止银行不良债券率，实现中央财政收入的平稳较快增长。对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和产业以及大型国企要进行资源整合，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国家垄断，使之能够与国际企业相抗衡，增强在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和盈利能力，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在城市推行大规模的经济试用房建设，在保障“居者有其屋”的同时，以扩大供给的方式从源头上创造降低房价的条件，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税收杠杆手段逐步挤压城市房地产业资产泡沫，在增加税收的同时防止房地产业资产泡沫破裂导致的银行业呆坏帐风险甚至是金融风险。
最后，实现结构性减税与增税并行。目前来看，通胀压力主要源自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领域，诸如粮食、油料和猪肉价格的逐步攀升。因此要降低通胀压力就必须从源头上鼓励上述产业的迅速发展，除了出台鼓励和扶持政策以外，要通过对上述行业的结构性减税来弥补由于价格下降而带来的损失，维护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与投资热情。要针对具备高资产泡沫风险的行业，尤其是城市房地产业（高价位商品房领域）实行增税政策，通过税收杠杆来加快该领域的泡沫挤出，通过调整银行贷款政策控制银行金融风险，促进城市房地产等行业的健康发展。
总而言之，破解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的有效途径是对投资、消费、出口的结构性范式改造，既要避免所谓的“三驾马车”非平衡驱动模式所带来的对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也要在政策选择上避免对上述三个要素的一刀切。要以结构性财政投资为输入端，以结构性国内需求为推手，以城乡统筹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共享为输出端，形成一个立足国内的具有完备体系的投资、消费的良性循环产业链。同时，以新型出口模式（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出口为主导的知识产权类产品为龙头的出口模式）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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