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我的书稿《人口战略与中国崛起》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错误的发展观的指导和快速实现现代化急迫心情，中国出现了以少生孩子加速物质资本积累和减少人口分母提高人均收入的错误发展思想，而这种错误的发展思想又导致长期的低教育投入、长期的低工资制度和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实行。而这独生子女政策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20年后大幅度减少了劳动力的供应,但由于大规模的退休潮还没有来临,加上以前尚有一定的劳动力储备，并且独生子女政策本身又使用于人口再生产的劳动者——尤其是妈妈——变成了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所以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滞后5－10年才显现出来。由于人口再生产是物质再生产的前提，最低工资的标准是可以维持人口再生产的平衡或扩大，否则就会造成人口再生产的萎缩。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如果工资的支付低于这个价值标准，就会造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萎缩。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这笔费用包括维持现在劳动者生存发展和劳动者更新——劳动者子女的生存发展费用之和。由于有的人不生孩子，有的人只生一个，需要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整个国家劳动力再生产的世代更替（在过去时代和最落后国家要比这更高），才能保证今后劳动力数量不减少。所以，最低工资的最低标准是可以维持劳动者及其三个子女生存发展的最低需要，如果是扩大劳动力再生产的话则需要更高。但由于国家只规定生一个孩子，劳动者（尤其是城市居民）需要支付的劳动力更新（劳动者子女）费用就降低了许多，导致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工资需求降低。否则，如果允许城市居民养三个孩子的话，城市劳动者就会因这么低的工资而养不活自己和孩子，但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只能提高城市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结果，独生子女政策使原本已经很低的工资可以更低——这实质是通过透支人口再生产来降低工资，把原本用于人口再生产的费用变成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利润、出口产品的廉价和政府财政收入（还有腐败成本和行政浪费）。由于资本所有者属于少数人，这等于是把中国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变成国内外富人的财富，加大贫富差距，使穷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反而很红火。由于由此造成出口产品廉价，这等于是把中国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变成外国居民的消费。由此增加财政收入就等于是把中国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变成政府的财政来源（和行政浪费及一些官员腐败的资本）。这本质是通过透支人口再生产而获取一时的物质再生产的红火发展、通过透支劳动力再生产补贴资本方、通过挪用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补贴国外消费获取外汇收入增长和通过转移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变成政府财力的暂时快速增长（也包括腐败成本和行政浪费）。城市人的最低工资降低了，跟着农民工的最低工资也就会降低。由于长期低工资和独生子女政策挪用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结果全国工资占GDP的比重就非常低了。一般发达国家工资占GDP的60%左右，世界平均40%，连印度也达到50%左右，而中国2009年工资仅占GDP的8%，世界倒数第一。而超低工资的结果，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太强，使那些老板们赚钱来的太容易，根本进行产业升级的动力。低工资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过于红火，加上劳动力短缺的滞后，让中国人形成盲目乐观的心态，导致中国产业升级的动力严重不足。而外资企业在看到中国的低工资后，期望再次降低人工成本——结果加重了外资对中国的剥削。由于由此造成劳动力太低廉，外资根本没有使用昂贵技术的动力，反而使中国陷入低技术陷阱，妨碍中国产业升级。而外资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通过用来再投资又增加对中国的剥削和控制中国的产业（外资赚的越多外资越有钱越有动力去控制中国的产业）。而产品的大量廉价外销，又换来大量外汇，使中国政府有依赖廉价劳动力获取外汇的惰性，使中国产业升级的外部压力很低，继而又形成中国产业升级的惰性。但外汇只能用来购买外国产品或投资国外。由于中国工资太低，缺乏消费能力，外汇又只好投资国外——为国外发展注入资本。但劳动密集型产业红火后不久，由于低工资和透支人口再生产造成的消费不足（由于人口再生产的花费是最终消费，透支人口再生产也就是透支消费），产业利润终于因为生产消费的系统性失衡而降低了下来。这时，低利润和实业的辛苦（由低工资、低人力资本投资和低人口再生产所最终造成的消费不足使老板们赚钱辛苦。而美国恰相反，高工资、高人力资本投资和高人口再生产使赚钱容易，印度也类似于美国），让老板们不想做实业了，加上宏观经济火热的时缘和第三次婴儿潮——80后进入结婚买房的年龄——预期房地产永远升值，结果老板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赚的钱大量投入房地产和股市，造成中国2000-2010楼市股市比较火爆。在中国企业利润低和把资金投入楼市股市之际，外国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趁机收购中国企业，加紧控制中国产业，并且通过楼市股市再在中国赚一把。外资控制中国产业（据2006年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必然严重挤占内资的生存空间，危害中国产业发展。而楼市股市的火爆又吸引老板们把钱投入到房地产和股市，结果让房地产和股市又大量抽走了中国产业用于产业升级的支持资金。由于投机造成房价高涨，结果中国的中低收入民众又被本国富人和外国资本重重剥削一次，中国的消费和内需反而更不足，继而又危害中国产业升级。而股市与房地产的投机和房地产的暴利，及做实业的低利润和辛苦，又让许多中国企业无心做实业。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是日本人收入大幅提高导致需求不断升级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共同结果。但现实的中国，由于低工资和贫富差距导致需求升级不足，由于长期低教育投入和年轻劳动者的萎缩导致劳动力升级不足。低工资会导致低人力资本投资和低人口再生产，而低人力资本投资和低人口再生产又造成低工资。低教育投入就无法让每个孩子接受良好而又公平的教育，加上竞争机制的不公平，就导致了贫富差距和财富过度集中——只有人人公平的接受良好教育和公平的竞争机制才能让人人富裕。由于贫富差距和低工资制度，使消费升级不足、产品相对过剩、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和人口再生产萎缩，而消费的升级不足、产品相对过剩、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和因人口再生产萎缩造成的劳动力更新换代不足和老龄化又导致产业升级乏力和利润下滑，并再次导致低工资、贫富差距和财富过渡集中。而面对内需的不足和继续发展动力的不足，中国又只好依赖投资和出口，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投资。通常，一个发展健全的国家，其GDP中钢筋水泥（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只占10％～20％，而中国的钢筋水泥的比重是55％，这几乎是超出了国际标准的3～5倍以上，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且这种投资多数又只能惠及少数人，如相关官员、资本方、国有企业人员。依赖国企投资又强化国企的垄断问题及其相应造成的贫富差距，比如2008年垄断行业以占全国8%的员工却获得了全国工资总额的50%。并且大量投资本身又加剧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并且通货膨胀又通过通货膨胀的财富分配效应把普通民众的财富转移给少数富人。而政府投资基础社会主导的经济又容易造成官员腐败和少数富人从国家工程建设中受益最大，普通民众收益较小。依赖出口则只能是有出口能力企业的事，多数为大多数中国人创造就业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创造大量就业的许多服务业是无法出口的，依赖出口又只能惠及少部分人口，并且依赖出口又很容易被跨国公司剥削，而依赖内需可以惠及所有的人并大幅降低跨国公司剥削的可能。结果，依赖投资和出口反而使中国贫富差距更大，居民消费增长能力再次降低，接着又危害长期发展。结果，错误的发展观和发展方式使中国陷入：为了加速物质资本积累和通过减少人口分母提高人均收入——实施低工资、低教育投入和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低消费、低人力资本投资和低人口再生产——导致需求层次低，内需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慢、贫富差距和低生育率——进而低产业、低利润、低技术、低工资、低劳动力更新和老龄化——再次低消费，低人力资本投资、低人口再生产投入、被迫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发展及外资对中国的产业控制和对中国的剥削问题加深——再次导致需求层次低，内需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慢、贫富差距、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及经济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严峻——再次危害中国未来的发展。结果，这种错误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和发展政策使中国自己陷入了自己制造的发展陷阱。这就是中国30年来发展问题积累的实质和中国未来发展问题的实质，最根本的是错在了这种以物为本的机械主义发展观和由这种错误发展观引发的不可持续不科学的发展战略。
与中国陷入中国式发展模式困境的同时，美国和印度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他们与中国相比做出了相反的发展战略。非常典型的是美国。美国高工资、高人力资本投资和高人口再生产，结果是使美国消费旺盛，并且由高教育投入与高人口再生产投入使美国的人力资本生产兴旺发达。而人力资本的兴旺发达使知识技术兴旺发达，高人口再生产使美国保持年轻和人口结构的健康活力。而消费的旺盛、人口结构的年轻健康活力和知识技术的兴旺发达使美国经济发展充满力量和活力，产业升级也为此迅速。最终结果美国人收入很高，赚钱很容易，就业较充分，生活较轻松，发展较迅速，更爱生孩子（在发达国家中生育率最高）。那最终结果就是，美国的人口实力和科技经济实力继续较快增长，综合国力持续的提高。而印度，现在的发展模式也类似于美国。而我们自己，却陷入了比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更恶劣的一种经济、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衰落循环，那我们怎么面对未来的竞争？虽然现在印度GDP增长速度还没有超过中国，虽然中国GDP还在快速追赶美国，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败给了美国和印度，并给自己的未来埋下了发展的巨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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