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来重思中国人口政策和人口发展战略

第十四章：展望未来重思人口战略　　

摘自我的书稿《人口战略与中国崛起》

中国人嘲笑印度计划生育的“失败”，一些印度精英也羡慕中国人口控制的“成功”。一项国家战略，其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并不是达到了什么样的“表面目标（计划达到的目标）”，而是结果是否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国家核心目标的成功实现。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的生育率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中国未来人口要大幅减少、老龄化严重），中国的人口政策就已经迫待需要调整。本章发挥想象试展望中国所谓的人口控制的“成功”与印度所谓的计划生育“失败”，并让我们预览如果我们现在不大幅改变人口政策的可怕后果。　　

14.1、关于未来的基本观点　　

14.1.1、人口与民族和国家　　

民族由她的族人组成，国家由她的人民组成。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是人类社会所有竞争活动的承担者，人是人类社会所有实力的最终承载者，人是人类社会一切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人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所有力量的最终源泉。无论是什么时候，人口都是民族的实力；无论在任何时候，人口都是国家的实力。人口实力是民族与国家实力的核心，是一切民族与国家力量的源泉和实力的载体，所以人口永远决定着民族与国家的命运。　　

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最终都不可能靠少生孩子来提高人口素质。由于人类平衡性趋势的发展，无论过去你生的再多或再少，最后是生多生少结果一个样：多生了不会降低低素质，少生了也不会提高素质。1500年法国1600万（1450年法国人口曾为1970万），英国（包括现在的英国和爱尔兰）人口400万，英国人口仅为法国的1/4。 500年后，英国加英裔是2.78亿，而法国加法裔仅9640万，英国及英裔增加到69.5倍，而法国及法裔仅增加不到6倍。现在英国及英裔人口素质比法国及法裔低吗？不仅不低，现在英国及英裔的人均GDP比法国和法裔还要高。你孩子的文化素质比别人高，并不代表你孙子的文化素质还比别人孙子高。纵然是你孙子的文化素质还比别人孙子高，那不代表你重孙子的文化素质还比别人重孙子高。是的，今天孩子多了，看似稀释了国家的教育投资，人均教育投入可能会降低（如果国家不按教育需求的增长同步增加投资，那是降低，但如果是同步增加投资就不会降低，超过教育需求增加的投资还能提高人均教育投入）。但是，明天的劳动者增多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增加，并且国家的养老负担也会减轻，国家就有更多的资金投资教育，因而下一代的人均教育投入由此增加。多生孩子的结果是最终的或未来的人均教育投入并不能减少，而少生孩子的结果是最终或未来的人均教育投入并不能提高（而是降低）。最终结果是：少生不会提高民族与国民素质，多生不会降低民族与国民素质，少生的结果是大幅降低民族实力与国民力量。而且，少生还要最终降低民族与国家人口素质。首先，人口活力跟年龄高度相关，少生的结果必定是整个民族与国家人口老化，最终要降低人口素质。苏联与美国的对比就是这样，苏联的少生不仅不能提高苏联的人口素质，反而降低了苏联的人口年龄活力，最终加速苏联的危机，促使苏联解体（不是唯一原因，但是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独生子女政策已经证明会降低民族与国家人口的身体与人文素质，中国少生的结果是必将降低人口素质。第三，从强制控制人口所导致的高新生儿缺陷率来看，少生孩子只能降低民族与国家人口素质。所以，中国少生孩子的结果是：最终不仅降低了民族与国家的人口素质，还无可挽回的失去了数量优势。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最终都将取决于她的人力资本总量。而由于人类发展的平衡性趋势，人均人力资本量趋于相同，所以任何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最终取决于人口数量。任何国家，只要她减少自己的人口，那一定是在减少她的人力资本总量。而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减少她自己的新生人口，降低自己的人口再生产能力，只会降低自己的人力资本增长空间和增长潜力，并最终大幅降低自己的人力资本总量。所以未来到一定时候，印度新生人口是中国的几倍，那印度新形成的人力资本总量就是中国的几倍；印度新形成人力资本是中国的几倍，未来人口实力就是中国的几倍；未来人口实力是中国的几倍，综合国力就是中国的几倍。任何国家想靠减少人口促进经济科技发展，那是不可能的，只会背道而驰！又由于军事实力最终取决于经济科技实力，所以中国减少人口，那必将降低中国未来的综合国力。中国想一边减少人口又一边想使自己实力更强大，一边大幅减少人口（持续的低生育率意味着中国未来人口必定急剧减少）又想复兴世界第一，客观规律决定没有这样的事。只要中国的新生人口持续低于印度（已经低了30多年了，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印度的新生人口数量已经是中国的2倍），那未来的世界第一一定是印度而不是中国！只要中国的新生人口被美国超过（按现在的趋势和华人生育规律约在2060年就会被美国超过），中国的综合国力就不可能超过美国。2009年我们的大学生生源已经下滑，低生育率意味着我国未来的人力资本实力不仅会低于美国，更会低于印度。人口的实力最终决定国家的实力，人口的竞争力最终决定国家的竞争力，如此的少生孩子只不过是我们人口实力与人口竞争力的自我消耗。　　

民族与国家实力决定民族与国家文化的影响力。所以英国及英裔的强大使英语统治世界，美国的强大使美国文化几乎统治世界。而中国如此控制自己少生孩子，只会大幅削弱未来中国的人口实力与国家实力，最终只能降低汉语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某些国人还认为汉语将统治世界，那纯粹是一种甜蜜的自我欺骗，就像当年一时的“日语热”一样，只不过是一阵风。尽管现在世界掀起一股孔子学院热，但持续的文化影响力最终还是由人口实力所主导的民族与国家实力所决定，中国持续的低生育率最终会使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大减，甚至最终连民族文化的生存延续都成为一个难题。唯有现在大力鼓励生育，使生育率提高到不低于世代更替的水平，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的软实力。　　

由于国家实力是决定国家安全的主决力量，中国减少人口，只能降低中国的未来国家安全。现在怕太平洋那边的美国，未来就直接害怕自己旁边巨大的印度。国家的尊严由国家的实力所决定。中国曾经百余年受辱，现在仍旧感到世界第一强国的压力，如此少生孩子能会给中国未来增添荣耀吗？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和做事的世界，中国自己削减自己的人口，只会降低中国的国家实力，只会降低中国未来在世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只会绑缚未来中国的手脚。　　

民族的安全最终由民族的人口实力和生育文化所决定。中国如此少生孩子和人口控制对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摧残，最终只会危害中华民族的自身安全。特别是海外华人，更受本族实力所影响。在东南亚，在美洲，在全世界，由于华人的生育率都很低，最终不利于华人自身的安全，特别在东南亚更是如此。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的人口与生育文化雄立不倒，哪怕她被打倒一万次，她还能站起来继续跟你打；如果他的人口和生育文化萎缩倒下了，你打他一次，他就完蛋了。众多人口与强劲生育文化，才是一个民族最持久的生命力。强制少生孩子，不仅摧残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族）的人口，还摧残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族）的生育文化，这必将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安全，降低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族）的生命活力。　　

14.1.2、人口与经济社会　　

人是社会的细胞，人是经济的最微观参与者，人是经济社会活动的主体和经济社会活力的载体，人口的变化在经济与社会的变化中起着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是仅次于生产力的社会基础，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生产力起着更为重要的主导作用。几乎可以说，人口决定社会，人口决定经济的命运。　　

人是经济唯一的真正参与者，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经济因人的需求和创造而存在，人是经济的生命载体，经济的竞争实质是人的竞争，做为人的整体人口的变化主导经济的变化，人口是经济竞争与经济实力的生命依托，人口的变化主导经济竞争与经济实力格局的变化。经济实力是人口生产创造力的总和，经济实力和人口实力呈正比，没有足够的人口实力就不会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中国现在及未来老龄化急速发展，2013年后劳动力开始衰减，2020年左右人口就面临减少，无论是人口的老化、劳动力的减少还是人口的减少，都将导致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情况大为不同于今天，人口形势的恶化必然带来经济形势的恶化。人口衰减和老龄化导致发展活力大幅下滑，发展成本急剧上升，同时导致发展的可用资源大幅减少（财政收支会严重恶化，社会养老负担极重，国家可用于发展的资源大幅减少）和发展的环境急剧恶化，最终导致发展能力急剧下降甚至萎缩。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所导致的未来中国人口实力的大幅衰减必然导致中国生产创造力的相对甚至绝对的衰减，令未来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举步维艰。　　

经济安全和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与经济实力呈正比，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呈反比。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我们看到了：经济小国的经济安全性和抵御风险力低，在全球经济汪洋中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和经济实力这艘船的大小呈正比。2008年在经济危机之下日本欧洲尤其是日本弱不禁风的样子，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安全和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和老龄化程度呈反比。由于人类的平衡性发展趋势，人均劳动者GDP会趋于相同（剔除老龄化因素），最终相似，不仅发达国家的历史和今天的表现是这样，未来世界的大趋势仍然是这样：最终还是人口决定经济实力。中国持续控制自己少生孩子，一定会严重损伤未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一定会大大提高中国的老龄化水平，持续低生育率最终只会降低中国的经济安全和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　　

人是社会活动主体，社会的本质是人的活动及相互关系的总和，人口的变化和经济的变化主导社会的变化。持续的超低生育率和快速推进的人口老化将会使未来中国老龄化十分严重，经济发展因老龄化而步履维艰，政府财政与民众养老压力剧增，导致社会生活压力大增，但社会的发展能力却大幅下滑。快速变老的中国却还比较穷，再加上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大量的421结构家庭的存在，必将使中国未来民生压力大为增加。而社会压力的增大，进而又再次恶化社会状况本身。今天的日本、欧洲重老龄化之下社会的恶化是中国未来的参照，但中国明天所面临的情况却更糟，中国应战老龄化的经济实力却远远比他们低。中国老龄化已经正在快速发展，人口总量也已经处在人口衰减前夜的惯性低增长。面临持续的超低生育率，中国唯有现在立即大力鼓励生育尽量挽救未来由生育率低下所导致的社会状况恶化，否则可能像今天的日本德国等一样积重难返，错失挽救自己的时机。　　

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经济中的人，社会经济状况是人面临的最重要最核心的社会存在，是人生活环境的基础与核心。人口状况的变化导致社会经济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变化又反向导致人的心理、认知、观念与行为的变化。未来由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所导致的经济社会的恶化，必然又反映和作用到人身上。低生育率最终导致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思想文化转变，反而又形成一种促使低生育率继续持续的社会文化机制，而这种社会文化机制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日本与欧洲的人口历史表明，这种形成低生育的社会文化机制还没有可以改变的可能。而中国正在陷入这种社会文化机制，唯有中国现在立即挽救自己，才有可能（但现在已经很晚了，可能性不是很高）挽救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和中华民族衰微的危机。　　

人类社会生活繁衍的核心是男女的组合，人生幸福的主体是婚姻的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是社会和谐安宁的细胞，女人是男人心灵安慰的家园和克制自身情绪与行为心灵按钮，但中国的这个问题正面临严重的恶化，国家控制生育和国民养儿防老的矛盾导致中国的性别比例严重失常。正常的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5：100，中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00，1995年是116：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而存活的儿童性别比例失调的程度比新生婴儿的性别比例失调还要严重，比如统计年鉴显示2007年0-4岁儿童男女性别比高达123.59：100。中国只有计划生育比较宽松的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和二胎试点地区性别比例正常，而湖北、广东、安徽这些中心地带的男女儿童性别比例竟达到130：100。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益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男比女高出4000多万[1]。而从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每年新出生男婴又比女婴多出120万。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难以预知的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只有改变中国的人口政策，才能遏制这种危险的社会不稳定根源和改善未来国民的婚姻幸福，缓解未来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压力。　　

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的稳定器，但现在和未来急剧增长养老负担和中国还比较穷的现实使中国这一稳定器的建设至多是很低水平的广覆盖。因为中国即使再发展10年仍旧比较穷，况且中国的发展本身需要整个国家的大量投入，否则中国发展的资源可以被社保吃光。现在尽管有来自全国的年轻人口去补贴上海人口再生产的不足，且上海经济实力又在中国所有城市中最强，但上海面对自己的社保仍力不从心。2008年上海市本级财政支出不到900多亿，而用于弥补社保的窟窿竟达170多亿，占财政支出的18%。现在是全国年轻人口补贴最富裕的上海，但未来谁来谁又能补贴依旧比较穷的中国？恐怕上帝也给不出答案。但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对社会的稳定作用又比较脆弱，对社会的和谐安定稳定作用不足。况且中国还必须拿出大量资金鼓励生育，挽救超低的生育率和艰难改造形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文化机制，否则连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都会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在这场危机完全到来之前，我们还仅剩十年或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中国现在如不疯狂的自我挽救，中国未来还有拯救自己的时间和能力吗？迟一年，则危机又增高一年，解决危机的难度又增长一年，自我挽救的时机又减少一年。　　

14.2、大国经济竞争分析新思维　　

14.2.1、经济竞争因素新分析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是经济实力的承载者，人是经济竞争的承担者，人是经济活动和经济竞争结果的所有者。所以，国家间经济竞争的实质是各国国民经济活动纳入世界经济活动之中，从而发生的各国国民之间的经济活动较量。国际竞争的本质是人的竞争，实质是各国国民的竞争。所以人口因素，是国际经济竞争的基础因素和核心因素，它包括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当然，各国国民之间的经济活动较量，要受到各种制约因素的影响。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制度、物化知识技术的资本、企业家、文化、社会状况和基础设施。在这所有的因素中，都在时刻发生着变化，各种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各国经济竞争的自身因素及其这些自身因素所决定的经济竞争实力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于相互学习、竞争、发展及各国自身的发展变化，会导致各国政治经济制度、资本、企业家、文化、社会状况和基础设施皆不断发生变化。由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融合、和相互学习跟进，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资本、企业家、文化、社会状况（剔除老龄化因素后）和基础设施因素具有整体上趋于同化的大趋势。由于教育和经济发展，各国间单个人的质量也有趋于相同的趋势，而唯有生育率的不同而主导的人口总实力的不同具有不断分化的趋势。由于各国间是政治经济制度、资本、企业家、文化、社会状况和基础设施因素趋于同化，差异趋于缩小，而由其差异所造成的竞争实力差别也会跟着不断缩小，因而它们在就竞争中的分量也就随之缩小。而各国的生育率是不同的，由生育率不同所主导的人口实力变化及差异具有长期扩大的趋势，因而人口因素会在世界各国经济实力的竞争中分量越来越高。或者说，由于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本质是人的竞争，非人因素差异的缩小会让人口这个本质因素越来越被显示出来。　　

经济竞争就像是战争，经济大军的实力就是经济战争中的军力。经济战也就是实力战：实力决定胜负。在这场战争中，人的创造力就是装备，人的价格就是火力，人的数量加上装备就是大军实力。经济战争就是人力资源与市场的战争。经济战是用人力资源为士兵去攻打市场，再以市场供养士兵再战斗。越是人力资源丰富且扩大的地方，越是市场巨大且扩大的地方，越是能吸引资本且利于资本成长，越是内部竞争激烈且成长迅速，越是实力与竞争力强大。　　

本章选择人力资源总实力（包括数量和质量）、经济制度（由于政治制度对经济影响分歧较大，故本文仅讨论经济制度问题）、资本配比（在此的资本配比是综合了资本相对于发展需求的资本满足程度和资本绝对配比两个因素，是从相对和绝对两方面综合考虑的资本配比）与效率、企业家、文化、社会状况和基础设施（不是绝对对比，而是指基础设施满足经济发展的能力/效力）七个指标作为经济战争的实力标准。设总分100分，首期分值分配是：人力资源总量50分，经济制度15分，资本配比与效率10分，企业家10分，社会状况5分、文化5分，基础设施5分。　　

各项指标分值分配理由如下：首先，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是各国经济竞争的最终承担者，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之间的竞争，所以人口因素最重要。其次，劳动决定价值，虽然有平均资本收益率的存在，但价值的分配体系仍以劳动为参照。而且，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依靠劳动分配的价值量（不仅包括工资，还包括相应的资本收益和政府收入）在二战后呈现持续提高的趋势。劳动创造价值，创新创造倍增价值。况且，经济战就是人的生产（广义，也即劳动）战，创新战，就业战，以及由国民需求构成的内部市场力量。所以，给人力资源总量50分不为过。第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力资源价值的释放。但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世界各国基本都转向了市场经济，政治制度也更民主有效，在经济发展方面制度优势或制度劣势大幅缩小（但在其他方面影响仍非常大）。所以，我给它15分不算少。第四，资本以货币的购买力调控其他资源的应用，从而调节运转生产力。但资本又是可变的、可不断再生的、可转变的和高度流动的，故给10分。第五，社会的各种资源被企业家（广义，运用资源的人）运用，从而成为经济细胞的指挥系统，绝对不低于资本的效力。看看从零开始的温州商人们和其他国内民营企业家，就知道企业家的力量，所以给10分是不为过的。第六、社会状况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稳定与和谐是经济发展的保障，社会基本面是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社会状况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故给5分。第七，文化是一种直接作用于人的软制度，同时具有创造性力量（或破坏性的力量）和对人的释放性（或压抑性）作用，故给5分。第八，在短期上讲，基础设施的确影响投资及其他经济发展的因素。但基础设施根本不具有核心竞争力，很容易被模仿。但由于基础设施对印度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前期对比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故给它5分。　　

如果制度、资本配比、企业家、文化、社会状况和基础设施趋于相同或相似，经济大军实力也就直接由人力资源总量所决定了。如果人均生产创造力也趋于相同或相似，经济大军也就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了。目前，随着全球化、开放和相互学习影响等因素的影响，由人类发展的平衡性规律所决定，这种趋势是在一直发展的。显然，随着发展，经济竞争实力的指标及权重不能一成不变，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会根据世界的变化而改变。　　

14.2.2、中美印竞经济争实力分析　　

1、人力资源　　

中印对比：现在人力资源总实力中国暂时领先，但从数量上讲主要体现在35岁以上的人口中，35岁以下的中国人口数量就没有印度多了（见5.1节表5.1）。从结构上看，印度在低端上和35岁以下年轻人口数量上占据优势，而且优势在扩大，同时部分高端也就有优势，如软件人才等。现在中国人力资源总量高于印度，主要是35以上劳动力数量多于印度和过去义务教育普及率比印度高及近年高校大扩招使新毕业大学生数量高于印度所共同构成。从价格上看，印度劳动力更便宜。由于中国未来劳动力大幅减少，未来印度劳动力价格将更比中国具有竞争优势。从劳动力源供给——新生儿童数量和生育率对比上看，印度已具备绝对优势，新生人口数量是中国的两倍，而中国则不断衰退。从生育率、少年儿童数量和2009年的高考报考来看，中国在高端人才供应方面已经后继乏力，很快倒退。而印度由于政府持续对教育较高的投入及印度高等教育的稳步发展，人力资源的质量在稳步的提高。同时，印度劳动力远比中国年轻，而且未来更加如此，未来印度劳动力活力将远比中国高，将提前抵消中国的数量优势和过去的质量优势。而对中国来说，人口老化则意味着人口活力的降低和素质提高的难度增加及产业转换的能力降低。这预示着，中国在人力资源总实力方面的优势大约会在2020年左右丧失给印度。　　

中美对比：中低层次中国实力领先，但美国在高端占据优势。从2009年的高考报考和中美生育率长期对比上看，中国在高端人才供应方面已经后继乏力。若在高端实力上赶上美国，可能一时，但低生育率决定还会被美国反超。而且，中国人力资源的供给源早已开始大幅减流，而美国是持续增流（包括移民）。若未来中国的高端人力资源实力能领先美国，顶多可能领先十年左右，而后又被美国反超。　　

2、经济制度　　

中印对比：现在都已经转为市场经济体制，但各有千秋。中国更加开放，吸引外资较多，经济快速动员力强（同时又容易埋下不健康因素，极易走向只求快不求质），在短期内有力的促进了经济发展。印度经济开放性比中国稍差一点，但民营经济比中国发展的更好，小企业融资及农村贷款比中国更容易，资本效率更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远较中国高。虽然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不如中国，但经济结构更健康。比如印度工资可以占GDP的50%左右，中国近几年仅占11%左右，中国内需严重不足，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种经济结构是比较不健康的。由于外资不可能乐意中国产业链一直向上吃他们的老底，产业升级还得靠本土企业，所以外资是短期有利于中国发展，但长期会有诸多副作用，这是中国必须注意的。其实，印度的市场经济制度发展要比中国更好一些，只不过是由于印度改革的晚，中国暂时“先下手为强”，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先吃到螃蟹，中国的基础设施更强，中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具有高增长特性，并且中国有大量外资刺激和高投资的刺激，所以中国发展比印度快。但从印度的资本效率和经济健康程度（如劳动者工资占GDP比重）来看，中国经济制度还有需要向印度学习的方面。　　

中美对比：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够完善。在经济方面，中国存在较多的政府干预，对最具效率的国内经济体——民营经济还有不少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政企分别不明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3、资本　　

中印对比：中国的资本配比量具有优势，印度的资本效率具有优势。美林证券研究显示，为了每1美元的产出，中国需要投资3.5美元，而印度只需要投资2.5美。中国资本配比量的优势不具备核心竞争力，较易被模仿，而效率较难模仿一些。资本的成长从根本上来说是与人口和知识技术配比的，是必需依靠自身效率成长的，从资本效率和人口结构上讲中国的资本配比量优势不具备长期优势。由于未来中国的老龄比重极高，抚养系数很高，资本供给能力将大幅下降。而印度由于年轻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储蓄率已经达到38%，正在形成如中国一样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模式。而随着老龄化加速发展，由年轻储蓄变成年老消费的储蓄发展模式所决定，中国的人口结构老化使未来的发展模式必然不同于现在。并且，老龄化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还会影响资本的效率。老龄化高会大幅降低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效率，而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效率也降低。　　

过去是人才追逐资本，现在是资本追逐人才。人力资源和市场是一个国家最具经济吸引力的两个方面。资本更喜欢追逐人力资源丰富、廉价、扩大的国家，资本更喜欢追逐市场广阔且扩大的国家。中国过去是这样的国家，而现在印度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未来中国人口结构的加速老化和经济放缓会使投资效益较大的降低，对外资的吸引力降低，同时也会像诸如日本一样低收益会导致本国资本外逃流往国外寻找收益更高的投资场所。虽然现在在吸引外资方面中国领先印度，但这是暂时的，以后会被印度超越，如2008年印度就成为日本企业海外投资首选地，这种趋势正在发展。　　

中美对比：不用说，美国大胜中国。　　

4、企业家　　

中印对比：从印度公司的业绩高于中国来看，印度企业家不低于中国，且具有英语优势。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时间短，企业家成长环境还不够好。像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企业家诞生众多的地方也是企业家文化浓厚的地方，我们的独生子女政策也贯彻的太好了，显然不利于中国企业家的后续发展，导致更新不足。另外，随着中国加速老龄化，也相应导致中国的企业家老化。　　

中美对比:中国的企业家成长环境不如美国，创业精神亦不如美国。　　

5、文化　　

中印对比：各有所长，中国文化的短期战斗力强，但印度文化似乎更具有持久性活力。中国因国民进取心和勤劳暂且在文化的经济发展功能方面暂时领先，但印度人普遍比中国人对自己更自信，中国人与印度人相比缺乏信仰。印度人崇尚自然，生活的目标是追求精神上的解脱，中国人追求的是物欲的满足，与印度相比中国显得比较浮躁。但民族的核心文化——生育文化，中国落后于印度，并最终导致中国的其他方面也要落后于印度。　　

中美对比：各有千秋，中国人比较勤劳，但容易导致人口透支，与此相比美国文化更具有持久性活力。中国勤劳（独生子女政策好像把中国的这个优点自废武功了，从独生子女的表现来看在这方面成为劣势似乎已经成为定局），美国的创新进取精神强，更加务实，更讲求效率，在文化的经济科技发展功能方面美国领先于中国。但在民族核心文化生育文化方面，中国落后于美国，如果一直持续，那将是中国低落的生育文化毁掉中国的人口根基。　　

6、社会状况　　

中印对比：现在中国社会状况比印度好。现在印度的社会稳定不如中国，官员腐败比中国严重，种族和宗教问题远比中国突出。但未来中国的重老龄化、5000多万光棍、持续的贫富差距、腐败及汉族生育率过低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和谐稳定都会产生较大的威胁。尤其是老龄化与贫富差距扩大，显然会较大的威胁中国未来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印度，由于经济发展，老龄化比重低，社会状况未来会变好，但也仍有有腐败与贫富差距和种族宗教问题。　　

中美对比：现在美国社会状况比中国好些。但未来由于中国快速推进的老龄化及持续的性别比过大等问题，中国未来社会状况相当于美国会恶化。　　

7、基础设施　　

中印对比：中国暂时大幅领先于印度。不过，最持久的基础设施领先因素来自人口密度和经济力量。如澳大利亚，国土交通不可能超过日本，这是人口密度的规模效益所决定的。印度的人口密度是中国的三倍，且未来继续扩大。况且，印度的国土更平坦，印度半岛深入印度洋。所以，大约再过20年，印度的基础设施满足经济发展的能力/效力将赶上中国（首先是基础设施的效益超过，然后效益导致基础设施满足经济发展效力水平的超越）。　　

中美对比：美国领先，中国的基础设施供应还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但由于人口密度及人口变化，可能是中国先超过美国，后来又被美国超过，如果中国不及时停止独生子女政策并鼓励生育。　　

结论：现在印度在基础设施和社会状况方面与中国有较大差距，基础教育需要提高，高等教育资源有待发展。而中国，在改革金融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和支持民营企业方面有待发展，在教育和人力资源质量提高方面与美国相比有待较大提高，在提高劳动者收入方面需要较大的改革。但中国还临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持续的低生育率和形成这种低生育率的社会文化机制及人口政策，这个问题对中国未来经济竞争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有致命性的影响。低生育率有着强大的社会文化机制。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快速变化，自然状态生育率（即政府不管不问的生育率）必然会继续下跌。从世界来看，东亚文化生育率最低，而东亚文化中又以华人生育率最低。2009年韩国生育率为1.2，香港为1.1，澳门与台湾为1.0。从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压力上来看，老龄化越高社保压力越高则生育率越低且越难以提高，如日本、德国、意大利。从贫富差距和民生压力来看，贫富差距越大民生压力越高则生育率越低，如除穆斯林地区的原苏联和东欧。从不孕不育发生率上来看，中国明显严重，2009年11月9日《北京晚报》第15版发布该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80后不育不孕率竟然高达20%。并且中国唯一实行强制的一胎政策，对传统生育文化破坏极大，对国民思想观念的影响极深，导致生育意愿极其低下。从欧洲日本等国鼓励生育的长期历史来看，鼓励生育的难度极高，几乎没有从超低生育率恢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可能，而且是生育率越低则鼓励生育越难。几乎这世界上所有强烈导致低生育率的因素全部被中国深刻的感染上，未来中国将长期面临1.3或低于1.3的超低生育率，即便是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还很可能依旧如此。所以，如果中国不立即转变人口政策并有效的鼓励生育，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和人口结构会长期恶化。由于人是社会和经济的细胞，人口问题将决定中国未来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命运。　　

14.2.3、中美印经济竞争实力预测　　

根据以上分析和现在的数据及发展态势，推测中美印经济竞争的动态实力对比表，并作为下节分析和预演未来发展状况和发展态势的基本依据。　　

总说明：　　

1、打分方式：最优者单项满分，其它由与最优者的对比中得出。　　

2、未来数据。中国人口根据1.3的生育率预测，美国人口为美国人口普查局预测，印度人口为联合国及印度国内预测。本节使用未来人口数据为：2030年，中国13.3亿，美国3.8亿，印度15亿；2050年，中国11.2亿，美国4.6亿，印度17.5亿。人力资源数量在人口数量的基础上再根据人口结构计算得出。　　

3、竞争实力=人力资源数量×质量×其余各项之和。竞争实力为经济竞争实力，是经济竞争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源数量除2010年考虑劳动参与率外，其他年份不再考虑，直接按劳动年龄人口计算。人力资源质量包括人口的年龄活力。　　

4、各国GDP比值会趋向于经济竞争实力的比值，但由于产业基础、制度配套、基础设施、干中学（在实际工作中的学习锻炼）、资本配比、发展惯性等使GDP的变化滞后于经济竞争实力的变化。如现在美国GDP对比中国GDP的比值大于美国经济竞争实力对比中国经济竞争实力的比值，则中国GDP会追赶美国GDP，追赶的速度和两者比值差额的大小呈正比，GDP追赶直到两个比值相等或接近时为止。　　

5、以下表格中的文化分值仅考虑与经济直接相关的部分，未包含生育等文化。　　

表14.1、2010年中美印经济竞争实力表　　

注：此表的人力资源数量为参加社会劳动的经济活动人口。　　

说明：现在美国GDP对比中国GDP的比值显著大于美国经济竞争实力对比中国经济竞争实力的比值，故现在中国GDP要快速追赶美国GDP。现在中国GDP对比印度GDP的值略微大于中国经济竞争力对比印度经济竞争力的比值，所以印度GDP必将追赶中国GDP。由于中国的先发优势（改革比印度早13年）、高增长惯性、高投资、优基础设施、城市化、房地产与汽车热及工业化阶段的高增长特性，中国GDP增速未来几年可能仍高于印度，但增长速度的潜力已经开始低于印度，而且是未来潜力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印度GDP增长速度不久必将超过中国，中印经济增长形势即将逆转。如果中国没有计划生育，或像印度一样计划生育失败，则逆转的时间将会后推，逆转的幅度和持续的时间将大幅减少，但已经无可挽回（除非中国能立即大力鼓励生育且非常成功，然后再次逆转，但至少近期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鼓励生育的成功率极低）。　　

表14.2、2030年中美印经济竞争实力表　　

说明：此时中国经济竞争实力已超过美国，故中国GDP在这个时间之前或左右超过美国。但印度的经济经济竞争实力快速超越中国，印度经济必是加速追赶中国。由于中国过去的计划生育和社会经济因素导致的持续低生育率，人力资源在数量方面被印度赶超。由于中国的持续低生育率导致中国的老龄化极重，人口的年龄活力降低，再加上印度教育的持续性发展（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印度政府与父母的财力均提高了，孩子教育的提高是必然的），在人的质量方面中国被印度赶上，中国在人口方面与印度相比已经一无所长。由于持续低生育率导致中国老龄化很高，人口抚养系数高，资本配比方面被印度赶上。同时，由于老龄化导致发展难度增加，中国的资本效率因改革虽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印度。因中国经济不景气、企业家文化浓厚的原东南沿海后代比重降低及企业家成长环境不如印度和中国企业家也老龄化，导致印度在企业家方面胜过中国。由于老龄化迅速发展、光棍潮出现、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导致中国的社会状况恶化。而印度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印度社会状况较快的变好。由于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印度国民奋斗精神高涨，印度文化的经济力量赶上中国。由于最持久的基础设施领先因素来自人口密度和经济力量，中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效力被印度赶上。　　

表14.3、2050年中美印经济竞争实力表　　

说明：如果超低生育率持续，此时中国经济竞争实力将被美国反超，故中国GDP在这个时间之前或左右被美国反超，中国综合国力不会超过美国。印度经济竞争实力此时已经大幅超越中国，印度经济总量必大幅超越中国，印度的综合国力也将大幅超过中国。由于中国过去的计划生育及由此造成的生育文化的损毁和鼓励生育力度的不足，中国人力资源在数量方面被印度大幅赶超。由于中国持续的超低生育率，导致中国的老龄化极重，人口的年龄活力降低，在人的质量方面落后于印度。同时，由于人口老化，中国人口素质提高的速度不如印度。而美国，在良好的生育文化和移民的作用下，在人力资资源的数量方面大幅追赶中国，且依旧保持对中国的人口质量优势。经济制度因彼此学习和改革而趋于相同或效果相同。由于生育文化损毁和鼓励生育的低效，持续的低生育率继续使中国老龄化升高，人口抚养系数攀升，资本配比继续被印度超过。因中国经济不景气、企业家文化浓厚的原东南沿海后代比重降低、企业家老龄化及企业家成长环境不如美国印度导致中国在企业家方面继续低于二者。高老龄化、老光棍大军和社会保障危机等导致中国的社会状况问题依旧比较严重。持续的低生育率使中国面临持续的经济低迷与社会危机，中国奋斗进取文化落后于印度与美国。由于生育文化是民族的核心文化，并最终影响其他文化，中国的低生育率文化和社会机制导致中国社会经济低落、国民低落、人口质量进步慢、企业家精神及企业家质量低落，最终导致整体文化竞争力和整体国家与民族竞争力低于美国和印度！从表中数据和分析得出，民族生育文化和影响生育的社会机制最终影响其他一切的变化，民族生育文化和影响生育的社会机制构成了国家与民族力量变化的根本性力量。可以说，决定国民生育的民族生育文化和由国家社会制度所构成的社会机制是国家力量变化的核心因素。　　

14.3、未来世界大预演　　

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一切经济和社会的活动是以人的需要和人自身的变化及社会自然规律的作用为转移的。若制度等因素基本不变或调整不大，则人口发展变化主导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变化，而经济社会变化又主导一个国家的各方面变化，进而人口发展变化主导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变化。本节以社会经济状况和生育文化决定生育率，生育率决定人口发展态势，而人口发展态势又决定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的循环推进思路预演世界未来的经济格局变化和未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生育状况变化，从而为同胞们和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们打开一个观察未来世界和检验我们人口发展战略科学性的窗口。期待中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早日改变方向。为中华崛起思危，为中国前进的道路预警，为民族复兴中的危险倾向提出警戒。　　

14.3.1、印度象挑战中国龙　　

二战后，全球步入生育高峰。1949年，占世界1/4的中国人占起来了，中国也随世界人口的潮流出现了生育高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和平的环境之下，出现了持续的较高人口增长。由于人口再生产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新出生的孩子和由孩子高峰带来的人口增长并不能立即转换为劳动力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但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基础。就像一个家庭，在孩子还未长大的前20年，孩子不能为家庭立即带来财富增长。但20年后，当孩子开始进行财富创造时，家庭的财富就大幅增加了。这就是人口再生产发展对物质再生产发展的滞后性。人口再生产就像是爸爸妈妈种上小树苗，但必须等到20后才能成材。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繁育了6亿青壮年劳动力。正是建国后这20多年的人口再生产贡献，让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爆发出强大的能量。1979-2009，中国以全球1/4的劳动力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和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推进宏大的场面。1979-2009，中国以全球1/4的劳动力创造了世界上最壮观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但现在中国的孩子已经不足世界的10%。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劳动者是昨天的孩子变成的。今天的孩子少了，那明天中国财富的创造者也就少了。面对不断下降的孩子，面对不断下降的年轻劳动力——年轻创造者，中国的明天还能像今天一样腾飞吗？与中国人口再生产急剧下滑的势头相反，印度和美国的人口再生产实力却不断提高。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承接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而当时的印度，还未改革。中国先行一步，“先下手为强”，率先形成强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力，结果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庞大的廉价劳动力逐步占据世界市场。虽然印度从1991年也开始改革，但中国已经形成强烈的经济上升漩涡，且已经集聚了东亚及发达世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浪潮。在这时期，印度的改革被中国淹没了。在这时期的这场竞争中，中国发展的势场和要素集聚的势场也就干扰了世界向印度的产业转移和印度向发达世界进军的速度。自然，在这段时期，在这场经济竞争中，相比于印度，中国赢了，把印度抛在了后面。但风水轮流转，中国的这一步能赢并不代表中国的下一步还能赢。事实上，中国下一步能赢的机会被自己严重剥夺，并被中国自己严重浪费！　　

图14.1、中国年轻劳动力变化　　

资料来源：易富贤，《从统计数字看调整人口政策的急迫性》，光明网：光明观察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138　　

说明：根据人口普查，中国年轻劳动力正在面临急剧下滑。年轻就是力量，年轻劳动者的不断减少，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活力和人口实力将很快开始下滑。由低生育率所决定，中国年轻劳动力的快速下滑是持续性的，除非中国及时调整人口政策并且能够把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上。　　

从2003年开始，正当计生委专家声称中国的劳动力依然总量巨大、人口红利还将持续20年时，令无数专家始料未及的是，一场席卷沿海和大中城市的民工荒愈演愈烈，曾经被人们认为无限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出现了短缺。虽然眼下大学生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劳动力供求矛盾转变的真相，而且总有人相信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无论人口专家如何解释，事实却将证明：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将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趋势性的、总量的[2]。 　　

从2003年开始，中国珠三角出现民工荒，并向福建、浙江蔓延，很多企业无正常开工或是扩大经营。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弱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开始丧失。2008年，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世界明显加速了向印度的转移：工厂向印度迁移，订单向印度转移。为什么印度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加速了？这是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渐失而印度优势渐长和印度发展势能集聚的结果。产业的转移，取决于：1、劳动力的价格、素质和优势的持续前景；2、市场的大小和前景。目前，由于中国的一胎政策，印度正在这方面加速形成对中国的优势。首先，计划生育大大加速了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短缺。如果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赶不上中国人口形势变化的速度和世界对中国经济竞争要求的速度，中国的计划生育甚至会造成中国的产业升级断裂。其次，计划生育大大恶化了中国的远期发展前景，让中国未来蒙上重老龄化的阴影。中国的计划生育无疑削弱了中国对印度的经济竞争优势，等于帮助印度在经济上侵蚀中国。目前，印度正在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力势场和要素集聚力的势场。一旦印度发展的势头形成，印度将加速吞并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世界市场，让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丧失。这种加速，不仅在2008年，在此之前就悄悄开始了，只不过是2008年比较明显而已。　　

图14.2、中国每年18岁人口变化　 　　　　　

注：18岁人口数据为对应的18年前的新生人口数据。此表所用的新生人口数据为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历年人口抽查数据。　　

说明：对应于2005年18岁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快速增加的同时，2003年外出打工的农村16岁人口也不增长了，所以开始出现民工荒的苗头。因经济高速发展而带来的劳动需求还在快速增长，但对应的16岁外出务工却在减少，于是民工荒开始更大面积的蔓延了。以平均18岁高中或职高毕业进入劳动市场计算，2009年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23%。所以尽管经过金融危机，民工荒在2009年后半年仍加剧了，尤其是珠三角更是如此。这同样也可以解释尽管还在扩招但2009年高考报名下滑3.8%和2009年报名当兵的减少。由于年轻人的不断加入劳动队伍是劳动力更新、换代和升级的根本前提，中国年轻人的减少必将导致中国劳动者更新不足、换代不够、升级缓慢，进而导致中国经济活力和发展能力下降，最终危害中国经济的发展。少生孩子，减少年轻人，是绝对不会也绝对不可能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力增长的。　　

对于印度的追赶，如果中国可以及时的强有力的进行产业升级，可以把印度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挑战和吞食变成中国向上发展的动力。由经济发展的供应和需求两方面所决定，居民购买力的升级和劳动者素质的升级是产业升级的前提。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实施低工资，贫富差距太大，居民消费不足。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一直下降，2009年降低到8%，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高达60%，世界平均为40%。产业升级要以需求的升级为动力，中国的产业升级显然是动力不足。印度人均GDP只有中国的一半，但是印度每个制造业工人每小时的全部报酬是中国的2.5倍。印度打工者们争取到了高达GDP 50%左右的工资性收入，这自然导致印度老百姓有钱花、内需强劲。并且中国对教育的投入长期严重低下，低工资又导致劳动者对自己和孩子的教育培训投入不足。而由计划生育所造成的年轻劳动力大幅减少，又严重妨碍中国劳动者素质的升级。众所周知，劳动者的升级，尤其是代际间劳动者素质相差太大的劳动者升级，年轻人的更新最关键。像中国这样父母是小学而儿子是大学生的代际间文化水平相差太大的国家，年轻人就决定中国劳动者升级的命运。可想而知，年轻人的快速减少对中国劳动者升级换代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必将严重阻碍中国产业升级。　　

而相对于印度，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很不乐观：中国年轻劳动者持续快速减少，必将造成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动力萎缩和发展活力下降，而印度年轻劳动者却持续增加（新生人口是中国的二倍），发展动力与活力不断上升；老龄化、未来人口快速减少和由人口结构决定的房地产、汽车、教育等等许多行业的消费需求萎缩致使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必将大幅下跌，发展的产业动力大幅下滑，而印度却相反在变好；中国劳动者收入比例太低，内需不足，对外依赖严重；投资效益低下，经济增长严重依赖高投资；民企发展的不够充分，且成长的环境差；外资的控制力不断提高，埋下长期发展的隐患。相对世界，中国的创新制度和创新氛围又比较差，市场中的政府影子又太多，导致经济的自发成长性不足，进而又使经济更依赖于政府推动的投资。就像父母管孩子管的太多，什么都替孩子办了，导致孩子的成长性差。但中国的人口结构决定，面对即将不断下滑的劳动力，中国又必须尽快进行产业升级。但中国年轻人口的减少又严重阻碍产业升级，少生孩子必将使中国未来发展艰难，但这却是我们中国自己选择的。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错误的发展观的指导和快速实现现代化急迫心情，中国出现了以少生孩子加速物质资本积累和减少人口分母提高人均收入的错误发展思想，而这种错误的发展思想又导致长期的低教育投入、长期的低工资制度和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实行。而这独生子女政策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20年后大幅度减少了劳动力的供应,但由于大规模的退休潮还没有来临,加上以前尚有一定的劳动力储备，并且独生子女政策本身又使用于人口再生产的劳动者——尤其是妈妈——变成了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所以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滞后5－10年才显现出来。由于人口再生产是物质再生产的前提，最低工资的标准是可以维持人口再生产的平衡或扩大，否则就会造成人口再生产的萎缩。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如果工资的支付低于这个价值标准，就会造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萎缩。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这笔费用包括维持现在劳动者生存发展和劳动者更新——劳动者子女的生存发展费用之和。由于有的人不生孩子，有的人只生一个，需要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整个国家劳动力再生产的世代更替（在过去时代和最落后国家要比这更高），才能保证今后劳动力数量不减少。所以，最低工资的最低标准是可以维持劳动者及其三个子女生存发展的最低需要，如果是扩大劳动力再生产的话则需要更高。但由于国家只规定生一个孩子，劳动者（尤其是城市居民）需要支付的劳动力更新（劳动者子女）费用就降低了许多，导致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工资需求降低。否则，如果允许城市居民养三个孩子的话，城市劳动者就会因这么低的工资而养不活自己和孩子，但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只能提高城市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结果，独生子女政策使原本已经很低的工资可以更低——这实质是通过透支人口再生产来降低工资，把原本用于人口再生产的费用变成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利润、出口产品的廉价和政府财政收入（还有腐败成本和行政浪费）。由于资本所有者属于少数人，这等于是把中国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变成国内外富人的财富，加大贫富差距，使穷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反而很红火。由于由此造成出口产品廉价，这等于是把中国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变成外国居民的消费。由此增加财政收入就等于是把中国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变成政府的财政来源（和行政浪费及一些官员腐败的资本）。这本质是通过透支人口再生产而获取一时的物质再生产的红火发展、通过透支劳动力再生产补贴资本方、通过挪用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补贴国外消费获取外汇收入增长和通过转移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变成政府财力的暂时快速增长（也包括腐败成本和行政浪费）。城市人的最低工资降低了，跟着农民工的最低工资也就会降低。由于长期低工资和独生子女政策挪用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结果全国工资占GDP的比重就非常低了。一般发达国家工资占GDP的60%左右，世界平均40%，连印度也达到50%左右，而中国2009年工资仅占GDP的8%，世界倒数第一。而超低工资的结果，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太强，使那些老板们赚钱来的太容易，根本进行产业升级的动力。低工资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过于红火，加上劳动力短缺的滞后，让中国人形成盲目乐观的心态，导致中国产业升级的动力严重不足。而外资企业在看到中国的低工资后，期望再次降低人工成本——结果加重了外资对中国的剥削。由于由此造成劳动力太低廉，外资根本没有使用昂贵技术的动力，反而使中国陷入低技术陷阱，妨碍中国产业升级。而外资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通过用来再投资又增加对中国的剥削和控制中国的产业（外资赚的越多外资越有钱越有动力去控制中国的产业）。而产品的大量廉价外销，又换来大量外汇，使中国政府有依赖廉价劳动力获取外汇的惰性，使中国产业升级的外部压力很低，继而又形成中国产业升级的惰性。但外汇只能用来购买外国产品或投资国外。由于中国工资太低，缺乏消费能力，外汇又只好投资国外——为国外发展注入资本。但劳动密集型产业红火后不久，由于低工资和透支人口再生产造成的消费不足（由于人口再生产的花费是最终消费，透支人口再生产也就是透支消费），产业利润终于因为生产消费的系统性失衡而降低了下来。这时，低利润和实业的辛苦（由低工资、低人力资本投资和低人口再生产所最终造成的消费不足使老板们赚钱辛苦。而美国恰相反，高工资、高人力资本投资和高人口再生产使赚钱容易，印度也类似于美国），让老板们不想做实业了，加上宏观经济火热的时缘和第三次婴儿潮——80后进入结婚买房的年龄——预期房地产永远升值，结果老板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赚的钱大量投入房地产和股市，造成中国2000-2010楼市股市比较火爆。在中国企业利润低和把资金投入楼市股市之际，外国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趁机收购中国企业，加紧控制中国产业，并且通过楼市股市再在中国赚一把。外资控制中国产业（据2006年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必然严重挤占内资的生存空间，危害中国产业发展。而楼市股市的火爆又吸引老板们把钱投入到房地产和股市，结果让房地产和股市又大量抽走了中国产业用于产业升级的支持资金。由于投机造成房价高涨，结果中国的中低收入民众又被本国富人和外国资本重重剥削一次，中国的消费和内需反而更不足，继而又危害中国产业升级。而股市与房地产的投机和房地产的暴利，及做实业的低利润和辛苦，又让许多中国企业无心做实业。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是日本人收入大幅提高导致需求不断升级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共同结果。但现实的中国，由于低工资和贫富差距导致需求升级不足，由于长期低教育投入和年轻劳动者的萎缩导致劳动力升级不足。低工资会导致低人力资本投资和低人口再生产，而低人力资本投资和低人口再生产又造成低工资。低教育投入就无法让每个孩子接受良好而又公平的教育，加上竞争机制的不公平，就导致了贫富差距和财富过度集中——只有人人公平的接受良好教育和公平的竞争机制才能让人人富裕。由于贫富差距和低工资制度，使消费升级不足、产品相对过剩、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和人口再生产萎缩，而消费的升级不足、产品相对过剩、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和因人口再生产萎缩造成的劳动力更新换代不足和老龄化又导致产业升级乏力和利润下滑，并再次导致低工资、贫富差距和财富过渡集中。而面对内需的不足和继续发展动力的不足，中国又只好依赖投资和出口，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投资。通常，一个发展健全的国家，其GDP中钢筋水泥（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只占10％～20％，而中国的钢筋水泥的比重是55％，这几乎是超出了国际标准的3～5倍以上，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且这种投资多数又只能惠及少数人，如相关官员、资本方、国有企业人员。依赖国企投资又强化国企的垄断问题及其相应造成的贫富差距，比如2008年垄断行业以占全国8%的员工却获得了全国工资总额的50%。并且大量投资本身又加剧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并且通货膨胀又通过通货膨胀的财富分配效应把普通民众的财富转移给少数富人。而政府投资基础社会主导的经济又容易造成官员腐败和少数富人从国家工程建设中受益最大，普通民众收益较小。依赖出口则只能是有出口能力企业的事，多数为大多数中国人创造就业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创造大量就业的许多服务业是无法出口的，依赖出口又只能惠及少部分人口，并且依赖出口又很容易被跨国公司剥削，而依赖内需可以惠及所有的人并大幅降低跨国公司剥削的可能。结果，依赖投资和出口反而使中国贫富差距更大，居民消费增长能力再次降低，接着又危害长期发展。结果，错误的发展观和发展方式使中国陷入：为了加速物质资本积累和通过减少人口分母提高人均收入——实施低工资、低教育投入和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低消费、低人力资本投资和低人口再生产——导致需求层次低，内需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慢、贫富差距和低生育率——进而低产业、低利润、低技术、低工资、低劳动力更新和老龄化——再次低消费，低人力资本投资、低人口再生产投入、被迫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发展及外资对中国的产业控制和对中国的剥削问题加深——再次导致需求层次低，内需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慢、贫富差距、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及经济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严峻——再次危害中国未来的发展。结果，这种错误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和发展政策使中国自己陷入了自己制造的发展陷阱。这就是中国30年来发展问题积累的实质和中国未来发展问题的实质，最根本的是错在了这种以物为本的机械主义发展观和由这种错误发展观引发的不可持续不科学的发展战略。　　

与中国陷入中国式发展模式困境的同时，美国和印度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他们与中国相比做出了相反的发展战略。非常典型的是美国。美国高工资、高人力资本投资和高人口再生产，结果是使美国消费旺盛，并且由高教育投入与高人口再生产投入使美国的人力资本生产兴旺发达。而人力资本的兴旺发达使知识技术兴旺发达，高人口再生产使美国保持年轻和人口结构的健康活力。而消费的旺盛、人口结构的年轻健康活力和知识技术的兴旺发达使美国经济发展充满力量和活力，产业升级也为此迅速。最终结果美国人收入很高，赚钱很容易，就业较充分，生活较轻松，发展较迅速，更爱生孩子（在发达国家中生育率最高）。那最终结果就是，美国的人口实力和科技经济实力继续较快增长，综合国力持续的提高。而印度，现在的发展模式也类似于美国。而我们自己，却陷入了比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更恶劣的一种经济、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衰落循环，那我们怎么面对未来的竞争？虽然现在印度GDP增长速度还没有超过中国，虽然中国GDP还在快速追赶美国，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败给了美国和印度，并给自己的未来埋下了发展的巨大隐患。　　

从2010年开始，当建国后第一代，也是计划生育第一代逐步退出劳动舞台时，中国人口红利提前衰竭，主导中国经济发展达30年的人力资源优势将不复存在。而年轻劳动力的供给——劳动者更新换代的严重不足，使中国企业的缺员危机愈演愈烈，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将持续上升，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将不复存在。而此时，众多的年轻人口让世界加速向印度的产业转移，年轻的众多劳动力使印度加速吞并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市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颓势将一发不可收拾。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年轻手快的劳动力，而中国，不仅劳动力总量供应在2015年递减，而且劳动力还在快速的老化。而此时印度，劳动力更多更年轻更便宜，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完全丧失。大约在2015年左右，印度首先吞并中国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接着，印度继续经济再上升，再次吞并中国中高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20-2030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被以印度为主的南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吞并。就像当年东亚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的向中国转移一样，由国际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中国迅速减少的年轻劳动人口及即将减少的总劳动人口所决定，中国大陆大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将迅速的向印度等国家转移。　　

面对印度等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对中国的进攻，中国需要把自己的产业升级起来才能使自己的经济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如上所说，中国产业升级的人口形式不容乐观。同样，从资本的角度看中国的产业升级也不容乐观。从GDP构成来看，中国的GDP可以分为六大块：财政、国企、外企、民企、灰色收入和工资收入。其中，财政被巨大的行政支出和许多项目工程浪费，和国企的投入一起造成中国的资本效率低下（也就等于资本浪费）；国企垄断暴利不思进取，以内部的高收入浪费中国的产业升级资本；而外企，是留下GDP带走利润，对中国的产业控制严重，严重挤出了中国的内资发展，危害中国的产业升级；而民企老板，许多也不思进取，和灰色收入一起买房购车，推动不富裕的中国却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的“超级大国”；灰色收入，推动中国的楼市股市车市和“意大利”的奢侈品一路高歌；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一直下降，2009年降低到8%，造成产业升级所需的消费升级不足。同时，在人口结构中，中国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届时，我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人口供求矛盾发生逆转，“黄金劳动力”不断减少。与此相对，2015年当计划生育第一代步入退休时——银发社会悄然而至养老危机逐步升级。典型的421或者432计划生育家庭，当最大的一代4个人退休时，家庭人口迅速老化。由于社会是由无数个计划生育家庭所构成，可以肯定，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老龄化将突然加剧，养老体系有可能面临崩溃的危险，届时中国财政将被老龄化严重拖累，政府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大幅削弱。由此，中国的资本供应将迅速恶化。显然而知，中国产业升级的资本过去被大量浪费，而当中国急需资本进行产业升级时，中国的资本却快速衰减。　　

西方国家是百年或半个世纪才完成老龄化，从而在产业升级的情况下老龄化的压力不是非常大。但中国，计划生育让老龄化来的太突然太快了。现在的就业压力还比较大，加之计划生育造成的过剩人口红利，以至于中国对老龄化的反映和产业升级的迫力反映极其愚钝。可是，计划生育又将导致的急速的老龄化、劳动人口剧减，而来自印度等国的压力猛增，到时又是产业升级的资本不足和产业升级的内需不足，中国能喘的过气吗？计划生育使中国有产业升级断裂的危险！如果产业升级断裂，那将是对中国经济最致命的一击！韩国远比中国更注重自主创新，可韩企却承受不了近几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大量“半夜逃跑”。而等待中国许多企业的是：他们还没准备好（准备产业升级的积累不足），或他们还没来的准备，或他们根本还没觉悟，或他们想准备了，但利润的严重下滑或严重负债将使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准备。这四种情况，将在中国未来大规模出现，而且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证明这样的状况已经在民营企业中开始出现。而当这些情况未来几年在中国大规模出现时，就是印度屠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之时。可以预计，从2015-2025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被印度大规模吞并。　　

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丧失，是无可挽回的。对于计划生育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损害，也已经无可挽回。况且，走向发达，不可能老是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未来的路，只能是产业升级。但是，计划生育通过制造过剩的人口红利（抚养儿童少，就业参与多），使中国的资本收入、政府收入和灰色收入获利很大，加剧他们的资本浪费而不是产业升级，加剧他们产业升级的惰性，降低他们对产业升级的紧迫性感受。和中国的特殊国情一起，阻碍着中国的产业升级。并且，计划生育又导致留给中国的产业升级时间太短，留给中国的产业升级资本太少，留给中国产业升级和产业突破的年轻人力资源更是大幅减少。与此同时，印度人口持续增长，劳动力不断扩大，人口相对年轻。预计到202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5%以上，印度则仅为8%上下。可见，印度的劳动力总量，将先于其人口总量超过中国。当印度在劳动力数量上逼近乃至超过中国、并且价格明显低廉的时候，当印度基础设施全面改善，经济政策更加优惠的时候，印度就从我们手里夺走了供应世界的能力。丢掉制造业的优势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适时地进行产业升级，使经济白领化，朝高端发展。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输给了印度。印度的服务业已经领先了我们，成为“世界办公室”；印度也产生了几家世界级的企业。而我们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依赖的全是看似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这就像是中东国家依赖开采便宜的石油一样。说得直白些，我们是靠原料吃饭，只不过这种原料是人而已。而这种原料的供应，会不断减少。当印度的制造业能够大批量地向世界提供更廉价的产品时，沃尔玛这样的买主还会来中国吗？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3]。　　

对于中国的产业升级，面临最大的危险是和以印度为主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同台竞争，面临最大的危险是国内需求升级不足和经济不景气，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人才与劳动力供应的不足，面临的最大危险是由计划生育和中国特殊国情导致的产业升级环境恶化（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控制）。而这一切，中国将全部摊上。对于80后，他们的力量相对于印度还是可以的。中国虽然在大约2015-2025年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败于印度。但在2010-2020，在80后们努力下，虽然面临计划生育及中国特殊国情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困难和不幸，中国产业升级的气势还是胜于印度的，中国经济仍然较快的发展。他们将面临的是计划生育和中国的特殊国情给他们带来的是资本不充足、产业升级的积累不充足、内需不足、产业断层危险、相应的就业压力和经济的不够充分景气，以及由于计划生育给他们带来的实力削弱让他们在与印度等国的同台竞争中感受到很大压力。　　

2010-2020期间，由于高房价、勤劳和攀比的文化、激烈无序的市场竞争、没有充分保障的休息权、低工资、低社会保障、低社会福利、贫富差距压力的延续、社会制度成本的偏高（如各种政府的管制、腐败、行政成本高、垄断等导致公民社会经济成本高）和来自国际竞争的压迫，使中国年轻人更疲于工作赚钱和买房买车。加之高教育成本高医疗成本高奶粉成本使养孩子成本太高，养孩子麻烦，工作机会成本损失太大，使中国年轻人无心甚至害怕生孩子。再加之计划生育的长期思想灌输、生育文化的损毁、他们学历更高更注重享受、中国对独生子女的鼓励以及社会养老方式的推行（将养老与养孩子收益脱钩，从而降低生育愿望和动力），中国80后和90后的生育愿望和生育率将比70后还要低。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依照世界各国人口发展规律和中国生育率自1991年快速下滑的趋势来看，2010-2020年中国生育率必将继续向下滑落并持续处于超低的水平。虽然到2011年“2010人口普查”结果出来后发现生育率依然若“2000年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超低，但由于这时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还算比较好，老龄化与劳动力退出还不是很严重，加上80后大学生的大量供应及经济高速增长惯性，使中国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人口问题的紧迫性。加之又认为人口压力大，还有政策延续性的考虑，2011年的中国仅是放开二胎，但还鼓励公民生一胎。又由于既得利益者因为害怕人口政策调整损害他们的利益，一直坚称人口普查存在大量儿童漏报，总是宣传现在的农村还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超生，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新生儿童数量和生育率，使统计公报严重失真，使中国人总认为农村还是大量超生的、中国的生育率没有人口普查显示的那么低、新生儿童数量没有人口普查显示的那么少、中国的人口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比如统计公报显示的1996-2000年的每年新生儿童数量竟然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高40%（人口普查儿童漏报40%是决定不可能的，否则那还叫人口普查吗？），计生委的人口专家把2000年人口普查所显示的1.22的生育率修改成1.73，到公报的时候又变成1.8左右（也即是把生育率人为的拔高47.5%），十几年来一贯如此。由于人口普查是出动大量普查人员在同一时间把全国的人口一个一个的数出来的，其可信性最高，是研究人口问题最客观的数据，怎么可以随便认定人口普查漏报47.5%？只有人口普查检验其他数据的资格，而抽查与估计最终只能以人口普查为依据，这是统计的最根本原则。而统计公报是所谓的专家自己主观估算出来的，自然存在很大主观因素，注水是很正常的，这已经被2000年的人口普查所证明。　　

事实上，在1991年中国生育率降到1.8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政策就需要调整了。因为低于1.8的生育率必然意味着未来人口减少。但在中国人的人口思想里一直把人口当做负担，一直想减少人口，加之人口寿命延长的人口增长惯性使人口增长数量依旧比较高，中国根本没有意识到低生育率的危机。而2000年人口普查所反映的1.22的生育率和2005年1%人口抽查所反映的1.33的生育率是超低的超危险的生育率，这时中国的人口政策就需要大幅调整了，否则未来中国将重老龄化并且人口锐减。但中国错误的人口思想孩子延续，既得利益集团仍然宣传人口负担理论等错误人口思想，计生委、统计公报和所谓人口专家的“修正后数据”又让中国人产生中国人口形势依旧很好的错觉，就像他们曾经宣传人口红利还可以持续20年一样（刚说完就民工荒了），结果严重误导了中国的人口发展决策并严重耽误了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时机，让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不仅丧失1991-2000年的人口政策调整机遇期，继而又丧失2001-2010年的人口政策调整机遇期。统计公报的新生人口数量比人口普查高40%，这也就等于是说统计公报中有40%的孩子是不存在的，但由于被误导，民众仍然把并不存在的“他们”当做未来社会养老和民族发展的力量，国家仍然把并不存在的“他们”当做未来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的力量。由于既得利益者的干涉和过去思想的延续，加之没有大力鼓励生育强大现实压力，到2013年中国才全面放开生育，甚至还提倡只生一个好，仅有部分地区或全国轻微的鼓励生育。结果2010-2020中国最后挽救自己人口问题的机会之窗就这样被中国自己给浪费了，令中国危险的超低生育率又持续了10年，这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又注入了难以挽回的超级危险因素。　　

14.3.2、中印经济拉锯战　　

2010-2020年，中国以70后和80后为主体，尤其是年轻的80后，中国是上战欧美日，下战以印度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上面，虽然欧日的力量下降，但美国的力量却在持续增加。在下面，他们面临的是印度等国的持续进攻。此时的中国，也成了夹心饼经济。但中国30多年发展的积累，加上80后的价格低于欧美日，大学生数量双倍于印度，再加上形成的产业升级趋势，中国继续较快的向上升。此时，美国相对失势，欧洲日本相对失势的更严重一些。但在中国小胜欧美日的时候，因欧洲日本的经济不景气，中国的外部需求也相对萎缩了。由于中国长期低工资、低保障、贫富差距过大和更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口的衰减导致中国的内需不足和劳动力更新的严重不足，使中国产业升级的需求动力和劳动力发展状况均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此时，虽中国的产业基本仍在印度之上，但发展的势头已经渐渐不如2000-2010年了。　　

图14.3、中国2010年人口结构　　

注：此表所用年龄组数据为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历年人口抽查数据和相应估计值。　　

说明：由人口结构所决定，中国房地产不可能永远升值。由于未来购房年轻人会大幅减少，中国房地产必将在2020年代危机。到时候，房地产将不再是中国经济的推动力，而是将拖中国经济的后腿。与房价下跌的相似时段，由人口结构所决定，中国的汽车业将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要么以强劲的出口来弥补内需不足，要么由此萎缩不振。其他受人口变化的相关行业，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局面。这说明，现在孩子减少，未来中国GDP增长必将失去重要的动力。　　

图14.4、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变化

说明：农村年轻人口的不足导致城市化进程加速放慢。因为城市化发展的主体是农村年轻人进入城市，农村年轻人口的减少和年轻人口比重的降低自然城市化的进程就会放慢。据2006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13个省的1600多个行政村的调查显示，74%的行政村认为本村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几乎已没有青年劳动力可以再继续向外转移。显然，农村年轻劳动力的状况决定城市化的进程，这是自2003年以后城市化速度快速下滑的根本原因，也是和2003年民工荒出现的时间是一致的。而城市化的放慢又导致房地产等城市化发展相关产业后继乏力和因劳动力转移而带来的经济增长能力大幅下跌，中国经济将很快失去一个重要动力。　　

在此时期。2016年（精确的时间是粗估计，不要当做精确预测，下同），由于印度的年轻人多加上经济发展，印度手机用户超过中国（目前印度是全球手机销售增长最快的市场，2009年年初，印度拥有手机数量突破了4亿部，而突破3亿部只是2007年年底的事情）。两年后的2018年，在内需的拉动下，印度的手机产量超过中国，世界第一。而中国国产手机（本国品牌），由于中国手机市场扩展速度的减缓，实力不足的弱点暴露了出来，所以从2003的近60%市场份额直线下滑，导致中国手机市场被跨国公司占领，中国手机企业的生存成长遭到遏制。而当印度的手机需求量迅速扩大时，不仅是印度的本土手机生产企业发展加快，更会加速跨国公司的进入和向印度的转移。而中国，由于本土手机生产企业遭到跨国公司的遏制，向世界大举扩张的实力被扼杀，因而中国手机产量的命运就是中国国内需求变化和跨国公司服务于自己全球生产经营的结果（汽车、洗涤护肤、电梯、食用油、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产业的命运一个样！）。比手机更迅速的是，由于印度的劳动力更廉价更年轻（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更需要年轻手快的劳动力）数量更多且国内需求大增，导致印度的纺织、玩具、服装尤其是儿童服装、鞋、文教体育用品等低级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更快的发展。从2015年，它们陆续赶超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类似于手机，由于印度的国内市场扩大并陆续超过中国，印度的各种家电和汽车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此时，由需求增长和产业基础发展所决定，印度的汽车、冶金、化学、机械等中、重产业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而此时的中国，许多市场趋于饱和，许多产业的跨国公司控制力很高，许多产品产能过剩严重，且依靠自主创新的经济发展本身没有引进来的迅速，经济增长速度自然放缓。　　

按照增长核算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的长期产出受劳动力、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三方面因素影响。但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在2015年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后继乏力，资本随着老龄化而供给恶化，技术进步的速度因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缩小而变慢，则从经济增长核算理论考虑中国经济增长将放慢。从需求考虑，由于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减少，导致房地产和汽车等创造GDP的大行业发展大为放缓（比如2009年中国汽车产量超过美国日本之和居世界第一，增长的空间已经很小了）；由于城市化速度减慢，导致城市化的一系列需求放缓。从工业进程考虑，中国的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即将转移为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中国工业化逐步进入后期发展阶段。从经济增长动力和发展模式来看，中国现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增长，由低工资、低福利、低社会保障、贫富差距富和青少年儿童减少造成内需持续不足。由此，中国经济增长必然在2010-2020年代放缓。而此时的印度，发展的势头已经积累了20年，资本供给不断增长，大量年轻劳动力持续供应，工业开始加速起飞，消费充满活力，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各产业前景处于发展上升的阶段，经济增长必然加速。大约2015年左右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中国，此后就变成印度是快速发展，中国是较快发展，中印对比的形势从此逆转，中印差距开始不断缩小。　　

而此时，本来，对于50后、60后、70后，若没有计划生育，他们的情况可以更好。若没有计划生育，80后的力量会更强大，中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更强，中国的内需会更有力，则80后的就业与经济状况也会更好。80后多了，那不仅是80后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夺得的战果多，80后和他们的孩子需求也多，80后主导的经济会更繁荣，而且给50后、60后养老的子女也多，并且政府的养老能力更强，因而50后、60后、70后的就业和生活压力就会减轻，收入会更高，消费能力也更强。而50后、60后、70后的就业、收入和消费的变好也会给80后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和经济收入，80后最终会因自己的人口数量而使自己的经济与生活状况更好。因而年轻人口多会形成良好的正效应循环。但这已经只是假设，计生早已使此变的不可能，而是反向的负效应循环。因为80后少了，无论是80后还是50后、60后、70后的经济与生活状况都变差了。以后也会是这样，少生孩子，最终只能增大民众的生活压力，降低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14.3.3、三雄争霸　　

在2020-2030年，中国的90后作为中国最年轻活力的劳动者群体投入战斗，美国与印度的90后也投入战斗。相对于80后，中国90后的实力被计划生育大幅削弱，而美国与印度90后数量之和将近是中国的2倍。由于中国90多数是独生子女，特殊成长环境导致他们的独立能力、合作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更差（最近的高校老师和用人单位都有此反映，从整体上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的确有某些缺失）。这次，是真正的小皇帝大军上经济战场作战了。由于90后生源的减少导致生源质量下降，中国的大学生质量像日本一样陷入持续的降低之中。而印度，经过20年的经济起飞后，产业升级加速，经济形势和前景大好于中国。印度的90后赶上印度改革的春天（像中国的80后一样是改革的第一批幸运者），他们的受教育相对于前辈们开始大幅提升。由于印度的高等教育发展是渐进的，印度的生源充足，印度的大学生质量高于中国，并且印度的大学生招生数量又逐渐赶超中国。而美国，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生育率回升后，美国进入持续的婴儿潮，美国90后的实力明显胜过他们的80后。由于美国的教育发达，又多不是独生子女，美国的90后的质量远胜于中国。再加上来自世界的精英，美国的力量处于持续上升之中。　　

这时期，90后和80后还是上战欧美日，下战以印度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上面，虽然欧日的力量继续下降，但美国的力量持续增加，单单美国90后就超过其它最发达的西方七国之和。在下面，他们面临的是印度等国的持续进攻，南亚的力量是他们的2倍。此时的中国，快速老龄化，年龄中位数快速提高，进攻的势头大不如以前了，防守的能力也更弱了。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40多年，此时印度已改革30年，中国先下手为强形成的优势几乎被计划生育彻底摧毁了。而美国，防守能力进一步的提高，并且部分接管欧日的失势。此时，中国对美国的中高端劳动力价格优势渐失，战斗火力降低。90后，相对于80后，艰苦奋斗的精神渐失，几乎像欧美一样也爱上休闲。而印度，改革之下的90后质量大大提高，高端实力和中国的90后相近，而中低端的实力则远胜于中国的90后。整体而言，中国的计划生育让印度的90后侥幸也是必然实力大于中国。这时，印度90后的军力不低于中国，价格却胜于中国，也就是印度90后的火力强大。这时，完成劳动密集型产过程的印度开始大肆向上进攻。加上印度的经济形势进一步优于中国，印度的世界吸引力已经超越中国，印度的发展前景已经十分明确的优于中国，印度的经济模式的长期性优势及以前发展获得的资本让印度更是如虎添翼。又由于印度和中国在相同或相近的产业层次竞争，这次是印度发展的势和发展的漩涡淹没中国。再加上印度的内需强劲和众多年轻人对产业升级的需求先锋拉动力，印度的产业升级开始腾飞，势压中国。虽然，这时的中国还在上升，但中国已经像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一样进入重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快速发展，年龄中位数超过40岁而且还继续快速上升，人口活力大幅下滑，人口结构快速的恶化，使中国向上发展的动力和速度大减。此时，向上，美国的防御力提高。虽然在这时期，大概2022年左右中国的GDP超过美国，但快速的老龄化和年轻劳动力的快速减少让中国经济发展后劲严重不足，中国的进攻力快速下滑了。向下，此时印度向上进攻的势头很猛。显然，像上次一样，印度的对手又先是中国，印度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还是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这次不仅大大帮了印度削弱中国经济对印度的防御力，还帮助美国大幅削弱了中国经济向美国经济的进攻力，使中国的夹心饼经济特征更加明显，比今天韩国所担忧的更严重。向上，前有重兵，阻力很大；向下，后有强敌，没有退路。　　

在此时期，由于印度市场的迅速扩大和印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印度的纺织、玩具、服装、鞋、文教体育用品等低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或正在陆续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并且，印度的中高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已经较迅速的发展。而此时的中国，由于年轻人、年轻家庭、少年儿童的不足导致市场扩展缓慢或者萎缩，甚至部分行业因市场萎缩而爆发危机。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以24岁到29岁为购房的主体人群计算，这个人群的人口在2009年为1.21亿，到2014年将增加到1.46亿，然后就快速减少，到2027年降低到0.80亿，比2014年减少45%，而那个时候城市化也接近完成，进城的农村人口也将大为减少。现在很多老人有房子，他们去世后，他们孩子将这些房子推向市场，将进一步改变供求关系[4]。届时，楼房空置率将提高，同时房地产投资的收益率和房地产价格将不断下跌，极有可能爆发像日本1990年代初的房地产危机。此时期，由于年轻人的持续减少、快速推进的老龄化和人口的负增长导致需求的不足，并导致预期恶化，使中国的汽车、房地产、钢铁、水泥、造船、电子电器、机械制造、化工、食品制造、生活用品等产业发展到最高点后开始下滑。随着各产业的发展恶化，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后劲不足，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缓。而印度，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且又年轻人口众多、发展形势看好、城市化和工业化高涨，依靠迅速扩大的国内需求和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却在这些产业方面快速推进。像今天和过去的电子、电器、造船等产业由日韩台向大陆转移一样，2020年后许多产业从中国向印度转移。在中国计划生育的后继威力和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抑制之下，印度在电子电器、汽车、医药、食品制造等产业开始、已经、或正在超越中国。如果说2010-2020年的印度像1900-2000年的中国，那2020-2030的印度就像是2000-2010年的中国。到2020年代末期的时候，印度GDP达到中国的一半。　　

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思想观念的改变，2010-2020年中国的生育率继续向下滑落并持续处于超低的水平。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在2021年出来后，发现2001-2010年的人口问题比2010年人口普查所反映的情况更严重，2011-2020年新生儿童比统计公报低的多。自1991年统计局所公布的新生人口都存在水分，而总人口在2000年后也水分越来越大，为掩盖问题，既得利益者继续在人口普查中加入水分，但被掩盖低生育率问题最终还是被新的人口普查所显示出来。人口普查结果一出来，让中国人猛然惊醒，“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这顶最充满希望的桂冠已经属于印度，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不是中国。真正让中国人曾经最自信最骄傲最感希望的两件东西：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大国中最快的GDP增长速度，皆不属于中国。尽管此时中国还在继续追赶美国，但印度也在快速的追赶中国。尽管中国GDP在2022年左右超过美国，但印度GDP在2020年代末也已经达到中国的一半。尽管在2022年中国GDP超过美国的时候，许多国人高喊“中国第一”，但不少还算头脑清醒的中国人已经感到了危机。　　

2020年人口普查暴露的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在2016年人口负增长的现实使中国才彻底改变独生子女政策的部分延续和鼓励生育的不痛不痒，2021年中国才开始在全国大力鼓励生育。但为时已晚，因为形成中国超低低生育率的社会文化机制已经非常强大，人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彻底的转变，低生育率的自我惯性已经根深蒂固，重老龄化的高负担与低发展能力并存，并且中国最后一代婴儿潮——80后已经完全错过最佳生育年龄。而90后与2000后的独生子女大军，不仅人口数量远低于80后，而且性别比失衡十分的严重。他们的生育能力不仅比80后更低——不孕不育率比80后更高，而且作为小皇帝的他们生育意愿更低（调查表明独生子女更不想要孩子）。2022年的一个调查发现：中国不孕不育发生率竟然高居世界首位。这让正要大力鼓励生育的中国人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民族的生育能力竟如此的快速下滑。这除了现在式的生活方式外，一是因为中国过去只关注少生孩子而不注意保护自己民族的生育能力；二是因为中国长期只生一个孩子弱化了中国人的生育能力；二是过去只重经济发展对食品安全关注不足，尤其是中国在安全论证不足的情况下过早开放了转基因食品，而某些转基因食品已经被某个敌对国暗中植入了反生育的基因（更多转基因食品问题可以参见恩道尔的《粮食危机》）。　　

并且让中国政府还头疼的是，中国养老成本上升的速度远远超过自己的预计和想象。由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低工资低劳动保护倾向资方而透支劳工的发展方式，到2020年左右中国老人的医疗成本猛然上升。快速上升的医疗负担才让中国政府猛然发现：由于过去身体透支较大，中国老人的疾病较多，尤其是曾经当过农民工的老人疾病更多自理能力更差，需要国家支付的医疗与护理服务费用更高。此时中国的国家医疗负担快速增加，一个老人的医疗成本竟然是一个小孩子的10倍有余，而且还在继续攀升，这是中国人所没有预想到的。此时中国快速的老龄化和高涨的老龄化压力开始让中国财政和中国社会几乎不堪重负，中国老龄化的社会压力远比比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更严重，因为中国是未富先老，在国家与社会养老能力还很弱的情况下就重老龄化了。由于政府的养老支出太多，严重挤占了政府用来鼓励生育的支出，使鼓励生育更多的是宣传而实际物质激励不足。　　

此时中国大力鼓励生育的效果和现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一样，仍然无法摆脱超低生育率的阴影。虽然经过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和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低工资和贫富差距仍然惯性的持续，透支人口再生产的发展模式仍然惯性的循环，透支人口的勤劳文化和攀比文化仍在持续，更重要的是透支人口再生产的社会机制更加强劲的存在。上有美国下有印度的夹心饼经济让快速老龄化的中国更加倍感压力重重，国际竞争的激烈让90后与2000后更加感到工作快车的强大压力，甚于今天的韩国。再加之生育文化的长期破坏，长期计划生育思想教育的反生育思想遗留，社会化养老对不生孩子的“搭便车”诱惑，沉重的421家庭结构的养老压力，及政府因重老龄化负担和高行政成本对财政的压力使未富先老的中国政府无力实施大规模的生育鼓励。结果，中国的生育率在不想要孩子、讲求个人享受的90后与2000后主导之下更加低迷不振。　　

14.3.4、民族之战　　

由于年轻人众多，劳动力持续增长，印度发展在2010年后加速。到2020年代，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最大的劳动力输出国，最大的移民来源地，并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投资目的地，最大的资源输入国和最大的资源投资国。而中国，由于进入重工业化发展的末期，尤其是因年轻人减少造成的房子、车子、电器等高资源消费产业的需求停滞或萎缩，造成中国对世界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的需求开始明显的停滞或减少，被印度取代最大资源输入国的地位和最大的资源投资国地位。由于年轻人的大幅减少，中国外出留学的生源也大幅减少，随着印度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完全的及时的补上了中国留学生的减少。据人口普查资料，2019年大学年龄(18-22岁)人口将只是2009年的53%，减少的不仅是外出的留学生，国内大学生也同样较大幅度的萎缩。这时，民办高校已经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不少学校破产或转业。同样，在1999年大学扩招后大建校区、大盖房子还未还清贷款的公办高校，包括211工程大学也面临危机，卖地还贷、卖房还贷或出租校舍成为一种流行现象。由于孩子的持续减少，投资教育及相关产业失去前景。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小学生减少和中小学破产合并时早已决定在2020年左右会如此，但中国人太不关心自己的人口危机了，根本未把这放在心上，今天就受到了巨大教训。而为了生存的国内高校，开始大量招收留学生。当然，也只有发展程度最低的黑色非洲留学生最多，其次是南亚，中国人辛辛苦苦发展的教育资源还是被迫被其他民族使用。同时，由于众多的年轻人口和教育的发展，说英语的印度年轻人在持续老龄化的世界迅速走俏，印度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输出国和移民来源国。随着年轻人的持续减少和1949年建国后第一代婴儿潮人口的劳动退出，中国劳动力价格由2015年前的持续上涨变成大幅上涨。而中国的老龄化在2015年后进一步快速增加发展，到2020年代就进入重老龄化社会，发展成本急剧上升，投资收益较快的下降，于是内外资本外流。不仅第一大外资投资国的地位被印度夺取，中国的国内资本也加速流入到南亚、非洲等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15年后尤其是2020年后快速的向这些国家转移。　　

到2020年左右，仅中国25~35岁的待婚男性将比20~30岁的待嫁女性多出4000万，并且还逐年增加。据外电报道，到2025年，中国将有5000万光棍汉。把西方八国相应的女青年全部拉到中国也不够用。当然，移入白人女青年的可能性较小或数量很少，因为她们的国家多数比中国更富裕。移入黄种人也远远不够，因为中国人本身占了黄种人的57%，况且可供移入的东南亚女人也不足。美洲欧洲没有中国的选择，澳洲南极洲就更不用说了，西亚北非产油国可选性也太小，那只有年轻人口庞大生育率很高的非洲和南亚可供选择了。而此时由于中国劳动力价格高涨造成的产业转移和南亚经济发展继续升温，南亚经济发展良好，并且印度也有一定的性别比失衡，虽年轻女人多但可供中国选择的却只有很小的部分。只有黑色非洲，生育率依旧很高，年轻女人充足，与中国2020年的经济状况比起来也比较差，可供中国选择的余地最大。从最近几年流入中国的劳工情况看，非洲黑人增长最快。据《广州日报》报道：目前在广州的非洲黑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中国的劳动力还为减少非洲黑人就如此踊跃的到来了，那2015年中国劳动力开始减少后会如何呢？看来，可能中国光棍选择的且愿意到来的恐怕以非洲黑色新娘为主了，其次才是南亚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国人。2020年左右，涌入中国的不仅是非洲黑色新娘和黝黑的南亚新娘，还有来自非洲和南亚的男人。女人来了，他们的男性同胞岂不会涌入劳动力大量减少经济水平比他们高的中国？至少从现在的广州和欧洲的情况看一定会。曾经让中国人看了就恐怖的孟加拉国人口密度，今天中国人帮助生的太多的孟加拉国人找到了新住处——那就是中国自己。孟加拉国等国家生的孩子多因而年轻人口多，而中国因生孩子太少导致年轻劳动力严重不足，两者一结合，正好互补，中国就成了非洲与南亚人的新住处。这时中国人才明白老祖宗的话：“千年土地八百主，地是主人人是客”。谁的孩子多，谁的“八百主”多，土地和资源就是谁的。　　

2020年代中后期，等到非洲南亚劳动力和移民渐渐多了，或取了非洲南亚的老婆生出孩子才发现：中国像美国一样被慢慢染黑（并且还染上了更多来自非洲的艾滋病），只不过是被染黑的由英裔白人换成了黄色汉人，而黄色汉人的比重却在这片祖宗的土地上持续下降。这不是八国联军入侵，但却是比八国联军更严重百倍的民族替换。就像拿破仑可以打败莱茵联盟（未统一时的德国）但法国人却不能占有德国的土地，但土耳其移民却在德国的土地上越来越多。这时一些“先知”的中国人才蓦然发现，少生孩子根本不能造福中国，中国计划生育的最大受益者是印度和非洲，尤其是印度，而中国自己却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中国少生孩子为世界节约的资源，这时被印度完全超额的吞并。由于年轻人口减少，大大放缓了中国对世界资源的需求。而此时印度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像2000-2010年的中国一样快速发展，资源需求大增。此时中国因年轻人口减少提前大幅度的减少了需求（相当于无计划生育），正好减缓了印度的进口资源压力并较大幅度的降低了印度进口资源的成本，并且进一步帮助了印度加强对世界资源的投资和占有。而中国孩子减少最终导致中国的年轻人和劳动力减少，原本第一大移民输出国中国要移入的领土被印度移民代替了。不仅如此，印度和非洲还要向劳动力价格大幅增加的中国移民。而且，中国性别比的严重失衡更是大大加剧了中国对非洲和印度女性移民的需求。而女性移民的移入又方便了男性劳动力的移入。由年轻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导致的中国劳动价格上升、发展成本上升和投资收益下降迫使外资和内资大大提前向印度和非洲转移的时间和深度，为加速印度和非洲的发展注入资本。而中国自己，节约的世界资源被印度等国买走，中华民族因年轻人减少而在世界上少占有或少开发的地盘被印度占据或开发，自己的领土和资源也要被或邀请（取外国新娘和吸收外国劳动力）其他民族入住和享用，中国发展积累的资本成果和外资在中国赚的钱却被用来为印度和非洲的发展注入更强大的资本动力，曾经被“超生”中国人多占用的高等教育这一社会资源却被迫被外族使用（其他也类似），中国自己的经济、社会和国家与民族实力还为此遭到惨痛损失。中国人不仅这时才明白计生根本无法造福中国和中华民族，最终只能是削弱自己而造福别人。更受世界欢迎的“超生”印度人让那些说印度人口素质低和多生孩子降低人口素质的中国人还明白：原来人口素质可以随着营养教育等而逐代提高，多生不会降低国家人口素质，反而使民族实力大为增加；而少生却在事实上特别是在人口的年龄活力上合与人的交往相处素养上降低了国家的人口素质（独生不利于培养团体精神），以只生一个孩子办法提高人口素质只不过是拔苗助长——连禾苗本身也害了——只有一个孩子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但中国人明白的太晚了，他们应在四五十年前就应该明白，但一切已经为时太晚。　　

这时，世界的老龄化让印度人移民海外加速发展，印度经济的发展也使印度人有经济实力去出国，并且印度经济发展导致的国际贸易往来也促使印度人到世界各地做生意，印度开始从人口上加速侵占东亚、东南亚、欧洲、美洲和大洋洲，海外印度裔实力快速增长，印度国际影响力尤其是软实力快速上升。由于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低，向海外移民的供应力大幅下滑，反倒成为移民输入国。并且海外华人生育率也非常低，海外华裔不断萎缩，原本华人的地盘不断被印度人抢占，华裔实力和中国的海外影响力也开始萎缩。这时有位华裔感叹，“世界的未来不属于低生育率的我们，而属于高生育率的他们。他们才是未来真正世界的主宰，而低生育率的我们只会让我们的民族越来越弱小。”　　

14.3.5、失去的十年　　

当中国GDP在2022年超过美国后，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情形和1985年后的日本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此时中国的人口形势却远比当时的日本更差劲：老龄人口比重和年龄中位数都远比1985年的日本高，人口年龄活力更差，未富先老的养老压力更高；人均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中老年劳动力综合素质远比1985年的日本差，许多劳动者根本无法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老人健康程度远比1985年的日本差，老人参加辅助性劳动的能力更低，疾病发生率更高；人口已经开始减少，劳动力更是加速的减少，并且人口结构还继续加速恶化。经济增长开始被迫以政府推动的投资来维持，以固定基础设施投资和环保发展为增长点。再加上沉重的养老支出，政府收入增长能力大幅降低，中国财政很快出现大量赤字。加之“三年自然灾害”后的生育高峰人口步入退休年龄，劳动力开始暴减——对应1963年出生3000多万人口，1928年劳动力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减少1500万以上。而且，建国后第一次婴儿潮人口也步入死亡年龄，新生人口的严重不足使当年人口减少800万左右。几个因素综合，1928年岌岌可危的中国股市与房地产应声危机，随后中国经济随之陷入危机，1928年第四季度出现了改革开放50年来首次经济负增长。由于中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危机随之带来世界经济的危机，日本、韩国更是重重倒下（因为老龄化太高，经济脆弱），东盟与欧洲同样也十分严重，只有比较年轻的印度、美国和非洲比较好一些。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内需不足依赖出口和投资的中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由此，由中国、印度、美国所组成的世界经济三大发动机失去一台，世界为之遭受重大损失。从此，东亚经济辉煌的时代结束了。这时韩国带头抗议，日本和东盟也随之抱怨中国不提前大幅改变人口政策，让东亚经济失去最后的火车头，东亚各国也被迫跟着中国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和劳动力的快速减少而倒霉。　　

从2027年回到65年前，那是1962年。这一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中国爆发了世界上最为可观的“婴儿潮”，当年新生儿2492万人，比上年激增1.1倍。而次年，也即1963年，中国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出生了3000多万新生儿。1962-1975年新生婴儿合计3.7亿，年均2615人，分别是1961年和1976年的2.2倍和1.4倍。也就是从2028年，他们开始如洪流般的进入退休年龄。由于过去持续的低生育率致使中国的劳动力更新和人口更新严重不足，中国的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进入井喷的时代。从2028年开始至2038年11年中，劳动人口年均减少激增到1200多万（每年减少1.38%），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每年增长近900万（每年增长3.80%）。此时中国老龄化急剧攀升，人口年龄中位数快速提高，养老负担急剧增长，而劳动人口和年轻劳动力却急剧下滑。类似于日本19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进入了缓慢增长时代，开始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　　

经过一年多的危机和调整，2030年中国经济恢复正增长。你认为2030年代中国GDP的增长率会是多少呢？以1973年中东石油为转折点，日本GDP年增长率从10%的时代变成4%的时代。以1991年前后的经济危机为转折点，日本GDP年增长率从4%的时代下滑为1%的时代。中国经济大约落后日本50年（按购买力平价法人均GDP计算），现在大致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2030年代的中国经济相当于1980年代的水平。但是，中国2030年代所面临的发展问题远远比1980年代的日本严重：中国2030年代的老龄化程度和年龄中位数远比1980年代的日本高，人口活力更差，发展成本上升，发展难度更高，发展能力更低；1980年代日本劳动力和人口还在继续增长，而2030年代中国劳动力与人口快速的减少（劳动力减少会抵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力减少的速度，GDP就会负增长）；人均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中老年劳动力综合素质远比1980年代的日本差，许多劳动者根本无法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中国2030年代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远比1980年代的日本高，2030年代的中国上有美日欧三大发达经济体阻击中国产业升级，下有印度等正在向中国产业进攻的众多发展中国家；2030年代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比1980年代的日本高，内需比1980年代的日本低；2030年代外资对中国产业的控制仍比较严重，中国企业自主研发与品牌建设比日本差。综此，2030年代的中国GDP增长率应该低于4%，估计应该在3%左右或者更低。可能3%左右的增长率仍旧高估了，因为这时劳动者在快速的减少，2028-2038年每年减少1.38%，劳动生产率增长4.38%才能保持3%的GDP增长速度。但在劳动者严重老化、平均劳动者综合素质不高和经济不景气的2030年代中国，劳动生产率保持4.38%的年增长率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中国2010-2025年的生育率依旧维持在1.3左右或更低，则2030年代的中国GDP增长率很可能会降低到2%左右或更低。除非中国现在立即大力鼓励生育并且能够使生育率迅速的提升上去，否则中国2030年代的经济增长不仅低于世界平均，还很可能会低于美国。　　

这时期，中国的2000后和2100后投入了经济竞争的战场。不过，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更倒霉，实力无论从相对还是绝对还说都更弱小。而美国的年轻人口实力继续上升，劳动力继续增长。向上来说，中国年轻劳动力对美国的数量优势与价格优势进一步的丧失，中国对发达世界的进攻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弱小了。由于中国大学生源的进一步减少，2000后和2010后的独生子女大学生大军的素质进一步的降低。此时中国对欧美日进攻的势头进一步的减弱，而美国的防御力却进一步的增强，甚至部分已经取得的地盘被美国重新夺走。这时，印度年轻的劳动大军双倍于中国，印度正和中国面对面的同台激烈竞争。由于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劳动力大军和大学生大军十分庞大，印度劳动力不仅年轻，价格还低，素质还挺高，印度产业对中国的进攻力和超越能力进一步的提高。　　

此时的中国，由于年轻人、年轻家庭、少年儿童的不足和人口的快速坍塌导致市场扩展极其缓慢，许多行业市场萎缩，进一步的加剧经济的不景气和预期恶化。此时中国的房地产业几乎快不存在了，而汽车、钢铁、水泥、造船、电子电器、机械制造、化工等产业的产能也由于需求减少而严重，许多企业危机或破产。而印度，经过40年的经济发展，且又年轻人口众多、发展形势看好，依靠迅速扩大的国内需求和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在这些产业方面突飞猛进，许多产业逐次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实力相对于印度开始迅速的下滑。　　

这时候，中国人彻底发现少生孩子并没有使中国更强大。还是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和计划生育后继威力的延续，中国计生不仅帮助欧美日大幅削弱中国向发达世界的进攻力，更是帮助印度削弱中国经济的防御力和竞争力。这时中国的夹心饼经济特征更加明显，远甚于今天的韩国所担忧的。向上，阻力很大，美日欧顽强抵抗，尤其是美国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向下，没有退路，印度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几乎已经全部超越中国，而且印度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已经形成对中国强大的竞争力。由于印度和中国在相同或相近的产业层次竞争，中国继续淹没在印度的发展势场和发展漩涡之中。而且印度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建设的成果和社会发展的结果使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分裂及恐怖势力基本消除，印度的社会更加和谐，发展的氛围更健康。再加上印度的内需强劲和众多年轻人对产业升级的需求先锋拉动力，印度向上进行产业升级的势头更是力压中国。在产业升级的许多方面，印度开始、已经、或正在超越中国。这时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氛围因老龄化、经济迟缓、国民个人前景预期的低落、边疆汉人的持续减少和国力上升缓慢带来的团结力下降、光棍和贫富差距等问题而恶化，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形势更加严峻。　　

在2030年代的经济战争中，中国的男青年不仅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严重不景气的国内经济形势，让中国男生更不幸的是，计划生育不仅使和自己同年龄的女生更少了，而且还被90后抢走许多。同样，在此之前由于计划生育造成的性别比失衡，80后也被迫也抢了90后女生。结果，中国的青年性别比越来越失衡，估计在国内找不到老婆的男青年高达5000-6000万。许多光棍从小光棍变成中年的光棍，他们经过自身经济力量的积累，越来越多的中国男青年开始以更大规模的寻找外国新娘。当然，和2020年代一样，外国新娘以黑色皮肤为主。再加上此时中国很缺乏劳动力，伴随着落后国家女性的进入，更多更多的外国劳动力尤其是非洲的劳动力进一步的涌入，中国的外族面孔尤其是黑色面孔越来越多。　　

2030年以后，远甚于今天的日本和意大利，由于孩子和年轻人口的不断萎缩，劳动力与人口的快速减少，除了关于老人的产业外，中国其他产业几乎都不具有投资前景。这时网上流传了一个让中国人幡然大悟的对话式小故事。两个在中国多年的外商争论到底中国还有什么产业具有投资价值甲说：“中国养老产业还具有投资价值。”乙反驳说：“中国老人未来会越死越少，养老产业不久后也会失去投资价值。我认为应在中国投资殡葬业。因为中国的第一代婴儿潮人口正在大规模死亡，第二代婴儿潮人口也会在不久后以更大规模的死亡，殡葬业一定会很火。”甲反驳说：“第二代婴儿潮死亡后，连中国的殡葬业也会萎缩，还是不具有长期投资价值。”乙说：“那就不投资关于中国人的产业。不如投资移民产业。因为中国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许多岗位缺乏劳工，很容易造成企业倒闭和产业链断裂。如果我们移入外国劳动力，不仅可以赚取移民费用，还可以帮助中国的经济，提高中国政府的养老能力，缓解中国人的养老压力，这样的话政治可行性就比较高。并且，中国的总人口也越来越少，空下的房子有许多会无人购买。如果这时有移民购买，可以为中国人增加收入，这样一些中国人也会支持。”甲说：“分析的好。我们可以先买下廉价的房子，再到非洲搞移民服务，然后再把房子卖给非洲移民。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赚钱方式。这一以来，中国的企业找到了劳工，中国的政府增加了收入，中国人有外国劳工给他们养老，而非洲人也找到了新工作岗位和新住处，对中非都有益处，可行性很高。并且，让外国劳工给他们养老，也是他们的人口专家李小平所设想的。不过只有一点，那非洲人给中国人养老后，中国的土地要慢慢让渡给非洲人，这一点是当初中国人没有想到的。”这一段言论一出，中国再次掀起了要不要阻止外国劳工移入中国的问题。这时中国人才完全恍然大悟——少生孩子就等于是迫使自己出让领土。　　

2000后和2010后的小皇帝们，计划生育和其惯性让他们比90后更惨：计生让他们的实力不仅远比80后也比90后实力更单薄，让他们在国际竞争中更失势，让他们面临比90后更差的国内经济形势，让他们的养老压力为此也更大——因为他们的数量更少且父母及爷爷辈更长寿。结果，这些年轻小皇帝生的育意愿比80后、90后还低，中国继续陷入另一个更危险的人口陷阱——低生育率的陷阱：生育率低→经济不景气→再生育率低→再经济不景气……→国家与民族的危机。像今天的日本一样，中国正式完全陷入了低生育率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使经济、社会、民族与国家进入由低生育率所主导的衰落的螺旋。　　

这时候，中国开始面临人口的雪崩:死亡人口远大于出生人口，每年人口减少900多万。由于人口的大幅减少，年轻人口的不足，中国的内需严重萎缩，中国的经济活力和经济景气严重下降，因而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而经济景气的下降、产业升级的受阻、和老龄化下的劳动力减少与人口减少一起造成：即就业压力严重而又劳动力不足的怪相，像今天的欧洲日本一样，或比他们更严重。1965-1980年出生的许多大龄劳动者，由于知识水平低，学习能力差，就业转换能力弱，跟不上中国产业调整和印度等国家产业升级压迫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中老年劳动力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严重起来。由于经济不景气，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口比例小，创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孩子少，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也严重。此时，收入增长的缓慢和老年人因老致贫使“少生快富”的理论彻底名誉扫地，青年和中老年人口的就业压力让“减少人口缓解就业压力”的说法彻底破产，劳动力快速减少但工资增长速度却远低于劳动力快速增长的印度的现实让那些认为“劳动力减少有助于工资提高的想法”彻底破灭。就像在发达国家中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增长最快的美国不仅就业压力小工资也最高，而人口减少劳动力不断萎缩的日本却就业压力大工资增长缓慢。　　

2035年的一场大风，让北京的沙尘暴很严重。是的，此时中国的人口在减少，但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会因人口减少而改变。恰恰相反，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使中国环保的人力财力投入更弱，环境改善能力更差。这年春天，那个说中国人口降到3亿就不用管环境问题的人口专家在医院的病床上被愤怒的老人揍了一顿，因为愤怒的老人们不仅认识到自己和我们的国家被这类人口专家的“环保”论给骗了，还更让他们感到这样的专家害了中国，害了我们的民族，还害了他们的晚年。而其他曾经大力鼓吹全面一胎化的所谓“专家”也彻底名誉扫地，被称为民族与国家利益的最大背叛者，那些曾经致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终于受到了历史的审判。　　

由持续的超低生育率所决定，中国的老龄化的继续快速推进，这时每四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超过65岁的老年人口。此时，中国的养老危机进一步的加重：由于年轻人和年轻家庭的不足，以房养老的模式破产；由于人口的萎缩和经济的不景气，投资养老的模式几乎全部破产；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中央实施扩展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低利息加通货膨胀），加上劳动力的不足所导致的服务业价格高涨，导致储蓄养老模式濒临破产；由于人们对经济前景预期暗淡和对社会养老能力预期的暗淡，像今天的日本一样，工作人口尤其是倒霉的年轻人更不愿交养老金，社会养老危机重重；养老保险企业此时负担太重，保险金价格高升，且可信度降低，商业养老保险模式濒临危机四伏；由于子女太少，养一个孩子的养儿（女）防老模式压力巨大；由于劳动力快速的衰减，经济的不景气，加上以上6种养老模式的危机全部加给了政府，政府养老的负担近一步的加重，财政不堪重负，政府债券信任度也大幅的降低。　　

到2030年代末期的时候，经过失去的10年，中国人眼里早已失去了往日的信心和希望，曾经骄傲的中国人和曾经骄傲的日本人一样，也越来越自信不起来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大国中最快的GDP增长速度”，这个最让人羡慕最让人自信最让世界妒忌的“大国黄金组合”已经离开了中国20余年。经过2030年代世界对印度的疯狂，中国人像曾经的日本人一样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态。而此时的印度，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军事力量的进步，印度的实力在快速的增长，印度在藏南领土问题上更自信更强硬。而中国，由于年轻人口不足，老龄化严重，经济发展放缓，导致国力被印度持续的追赶，在藏南领土上中国渐渐感到失去收复的能力。并且独生子女占士兵的很大部分，父母们强烈反对用武力解决领土问题。中国政府这时也认识到，曾经被计生委要减少的孩子——今天的年轻人越来越宝贵，绝不可以随便投入到战场。那些曾经认为中国人口消耗中国资源的人也开始认为，人口远比领土更重要：只有有人口，领土才有意义；人没了，夺回的领土还会属于别人，只有有人口才会有持久的领土；中国应先鼓励生育，尽可能的多生孩子，以图东山再起，这才是最长久之策。　　

由于中国人在2020年代末期和2030年代初始彻彻底底的看到了持续低生育率所导致的发展危机，中国在2030年代开始彻彻底底全心全意的大力鼓励生育，但为时已晚。1、由于中国在2011年才放开二胎，并且当时并不鼓励生育，加上“只生一个好”的政策在2011年后还在延续，这时生育活力最高的年轻人数目严重不足；2、中国的传统生育文化严重损毁，新的生育文化还没有诞生，生育文化极弱；3、透支劳动力再生产的旧发展模式仍然惯性的循环，透支人口再生产的社会机制依旧强劲，而政府对此方面的扭转力不从心；4、虽然中国的社会养老方式危机重重，但国民还是惯性依赖社会养老，养儿（女）防老的想法还是很弱；5、虽然中国工资占GDP比重有较大提高，民生与教育投入也提高，但限于财力有限和过去亏欠历史太多，在中国的养孩子成本仍然较高；6、过去计划生育的长期思想灌输和思想遗留，再加上年轻人学历更高更注重个人自由和事业，生育意愿依旧很低；7、中国还不是很富裕，仅有的财政继续加重被养老绑架，中国鼓励生育的财政投入不足，政府是心有余而力不从心；8、2000后和2010后国际竞争状况和国内经济状况更差，工作生活压力更大；9、以往的独生子女政策和此政策效力延续使年轻人的养老压力太大，且独生子女小皇帝更不喜欢养小孩，使他们负担重而无心再养孩子；10、社会思潮的变化，享受主义传播，性解放泛滥，丁克一族大增，对生育摧残很严重；11、教育的提高、社会的变化使晚婚晚育很普遍，错过了最佳生育期，并且过去晚婚晚育的恶果也开始大规模的显现。若老父母生孩子是40岁，孩子再生孩子也40岁，则孩子既要赡养照顾80岁的父母又要养育照顾新生的孩子。若老父母生孩子是35岁，孩子再生孩子也35岁，则孩子既要赡养照顾70岁的父母又要养育照顾新生的孩子。若老父母生孩子是25岁，孩子再生孩子也25岁，则50岁的老父母和孩子一起养育照顾新生的孩子，压力大减。显然，晚婚晚育严重加大了年轻人口的生育压力。多种因素的结合，中国的超低生育率依旧的持续下去，中国彻底陷入了人口的危机。　　

14.3.6、中国再度奋起　　

到2040年的时候，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5%，65岁以上人口超过28%，人口年龄中位数达到50岁左右，远甚于今天的日本（65岁以上人口23%，年龄中位数44岁）和意大利（65岁以上人口20%，年龄中位数43岁）。此时劳动力每年减少1000万（每年减少1.23%），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每年增加2000万（每年增长0.66%）。2040年后，随着第二代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开始大规模的的死去和劳动力的继续急剧减少，中国经济十分的脆弱。随着印度（或者是美国）1941年第四季度房地产与股市泡沫的破裂，中国经济应声倒下。随之，日本、韩国、东盟和欧洲这些老龄化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随之危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危机，又加剧了中国的危机。但此时印度经济仍旧增长，只不过是这年很慢，并且很快又恢复过来。由于人口结构年轻，在这场危机中印度、美国、非洲的经济受伤最小，而东亚、东南亚与欧洲各国受伤严重。　　

2042年的这场全球经济危机几乎让中国、韩国、日本等重老龄化国家经济崩溃。今天日本的老龄化程度和人口减少的速度远低于2042年的中国，但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一吹，日本GDP在2009年第一季度年度下降15.2%！中国的情况会比这更好吗？恐怕更糟糕。此时，由于年轻人口的快速减少、死亡人口的急剧增长和世界经济危机造成国内外市场急剧萎缩，而重老龄化、年轻人的快速减少和由劳动力快速下滑导致的缺员危机让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十分低下。这时，中国许多产业产能空前过剩，宏观经济极其不景气，企业财务状况急剧恶化，在生死线挣扎的许多企业纷纷倒闭和濒临倒闭。这时候，房地产几乎不存在了，加之第二次婴儿潮人口的大量死亡，中国空楼房一个又一个。人去厂空的汽车厂、人去厂空的钢铁厂、人去厂空的水泥厂、人去厂空的造船厂、人去厂空的电视机和空调厂、人去厂空的建筑机械厂、人去厂空的……仿佛如今天空荡荡的俄罗斯远东小城市、人走街空的日本农村和小镇、汽车工厂大量停产的美国车城底特律。用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长江学者邹恒甫教授的话来说：“计划生育将使中国变成工业废墟！”　　

返回到80年前的中国，1962年第二次婴儿潮开始，次年新出生人口超过3000万。很倒霉，即将步入死亡年龄的老人不幸的赶上了经济危机。再加之以往老年人口的堆积，在这场经济危机之下，这年死亡人口达到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达到3500万。也在这一年，持续的低生育率碰上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生育在这一年出现一个“V”型下滑，新生儿童数量竟然被美国超过。这一增一减，中国这年人口竟然减少了3000万，接近一个亿的1/3，这让中国人大为惊恐。这即不是八国联军入侵，也不是日本侵华，但让中国再次感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这时有君感叹：“让中国人自己痛恨了半个世纪的人口，最终会让中国人惋惜几个世纪。这真是我堂堂中华五千年的悲哀。把我们祖宗留下的伟大民族搞砸了，我们还有何脸面去面对炎黄二老？”　　

物极必反，经济的灾难，老龄化的压力，人口的飞减，新生儿童被美国的超越，这让中国上下彻底反思。在鼓励生育上，2013-2020年不痛不痒，2021-2030年口号为主，2031-2042没有效果，2043年中国终于痛改前非。中国人终于认识到，要使中国摆脱民族与国家不断下滑的命运，必须把生育率提高上去；唯有实现人口上的再次崛起，才能实现中国的再次崛起。2043年新一届领导人一上台，立即提出“十年生育，十年教育，20年后中国再振兴”的发展战略，宣布“鼓励生育是政府的中心任务”。新一届政府决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全力打造可以诞生出高生育率的生育文化和社会运转机制。在鼓励生育的力度上，中国痛定思痛，政府痛下决心，削减养老金，消减政府开支，甚至消减军费，尽可能的把更多的资源用在鼓励生育上。同时彻底改变低工资制度，提高劳动者的收益比例，让民众更有能力养育孩子。这时候，全国上下把生孩子提升到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把生孩子作为衡量是否爱国的重要标准，把鼓励生育和生孩子当做民族复兴再起的基础性工程。国家推出“从怀孕到毕业”全程全方位国家养孩子方案，并开始全民鼓励生育运动和塑造新生育文化运动，把生育率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最大指标。把生孩子与个人的工作、升学、升迁、社会福利、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等挂钩，形成全面鼓励生育的体系。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没生孩子孩子的人也会从中获得利益，需要用税收调节，于是国家对超过28岁无孩子的人征收“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补偿费”。并且修改许多法律法规和政策，把“是否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是否有利于降低生育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生育率”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和一切规章制度及社会文化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有些措施甚至被欧洲指责危害个人自由、违背人权（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决定他们不能实施这样的政策，只能等着民族慢慢死，但妒忌中国却可以这样做）。但中国坚持认为，民族的兴衰存亡比牺牲一些一时的个人自由更重要，整体的长远利益比个人一时的小利益更重要，坚持把鼓励生育的措施实施下去。其实，这也符合每位公民的长期利益，因为生养孩子就是培养社会的公共资源，对大家最终都有利，只不过是一些人想“搭便车”——不想生养孩子却又想社会养老。况且，所谓牺牲一时自由，未来还会补偿过来，因为现在孩子多了未来养老压力就轻了，经济也更发展了，人民可以从未来获取更多的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而欧洲式的个人主义自由，只讲个人自由和个人享受，不想要孩子，就等于自己亲手操刀把自己的民族宰杀了——民族都没了，还自由什么？只不过是玩过把瘾死。　　

2043年中国彻底修改养老模式，提出“无孩子无社会养老，社会养老与生孩子挂钩”的养老新方案。“无孩子无养老”就是国家对不生孩子的人不发养老金，只发一些可以维持生存的救济金，同时医疗保险也降低标准。“社会养老与生孩子”挂钩就是养老金与孩子的数量和孩子的纳税额挂钩，养老金数量依照孩子数量和孩子纳税额按一定比例发放。为什么“无孩子无养老”呢？因为一切的养老力量都来自过去养的孩子，无论任何养老方式的实质是都是年轻人养老人。比如说储蓄养老，但那些钱只不过是一堆纸，没有年轻人的劳动创造出新财富，你存的钱也就是废纸，什么也买不到。储蓄养老看似是自己养老，实质是对养孩子的人搭便车——养孩子在市场经济下具有正外部性，养孩子的人无法获取养孩子的全部收益。如果没有市场经济，你的储蓄也就买不到任何东西，这样你也就无法在养老上搭便车了，所谓的自己养老就是一句空话。所有养老的实质都是孩子养老，只不过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就是别人的孩子。这就是新政策的理论依据。新政策就相当于是生产队分田，把劳动的收益——养孩子劳动的收益内部化（其实也只能部分内部化。如孩子变成劳动者创造了GDP，政府从GDP中获得税收，这就是无法内部化的，只能通过国家补偿的方式实现），减少搭便车，激发劳动积极性——养孩子的积极性。　　

中国曾在2020年代提出“一两太少，三四个正好”的口号，但到2030年代后就被强烈批判。于是政府在2030年代提出了“一两个太少，三四个还少，五六个更好”和“生孩子爱国，多生孩子救国”的口号，但到2040年后仍然被批为太没有力度。于是新一届政府提出“一两个太少，三四个还少，五六个不多，七八个更妙”和“生孩子爱国，越多越好。多着不限，多多益善。”等更强有力的新口号。民间还提了出“生孩子是爱国，不生孩子是卖国”，“生孩子光荣，不生孩子可耻”，“不爱国有三，不生孩子最大”等更激进的口号。而且，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香火（包括女孩）”，“养儿（女）防老”，“万恶淫为首”等传统思想也被当做祖宗留下的宝贝和先进思想被重新挖掘出来。　　

为减少孩子养育成本，改变晚婚晚育，新政策提出女孩5岁入学，实施5年制小学、5年制中学和6年制本硕连读；防止少年儿童攀比，大力倡导学生节俭，宣传父母的辛苦，降低养孩子成本；对年轻人提供住房支出，提出“生孩子送房子”； 取消结婚年龄限制或女孩年满14岁即可结婚，并且全方位支持大学与高中生生小孩；提倡女孩生小孩后读大学，给生小孩的母亲加分，比如每生一个小孩高考加20分（最高加50分），每生一个小孩考研加15分（最高加40分），而丈夫也可以增加相当于妻子1/3的分数。　　

中国全体上下经过6年世界上最艰苦最浩大最全面最系统的生育运动奋战，到1948年的时候，生育率提高到了1.8，虽然还未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但这已经让许多中国人欢呼了。国家主席说“我们要再接再厉，继续提高生育率。我们的远期目标是把生育率提高到3.0以上，每年出生2600万孩子，以恢复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国家保证，只要可以生育的公民愿意生孩子，生多少国家给养多少。对于生育子女的全职妈妈，即使我不要工资，国家也要拿出财力给她发工资。对于帮助子女照顾小孩的老人，国家也会给奖励……”在全国“英雄妈妈”表彰大会上，主席说：“只有孩子在，我们民族的希望就在。生出了孩子，就等于是生出了民族的希望；生出了孩子，就等于是生出了国家的未来。你们是民族未来的创造者，你们是国家希望的创造者。多生孩子的父母，是我们国家的英雄，是我们民族的英勇战士，是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伟大缔造者！”主席的这句话一出，立即全国流传，被认为是民族复兴的冲锋号，点燃了中国人的自信，而那些怀有强烈爱国情感的年轻父母们也受到强大激发。　　

经过世界上最艰苦的鼓励生育运动，时隔60年之后，2050年代中国新的婴儿潮开始出现，中国婴儿产业开始火爆，随之中国的其他产业也被投资者看到希望，中国经济随之再次振兴，中国人再次看到了久违的民族复兴的希望。到2060年代，中国人口恢复正增长，中国经济活力继续上升。但中国人仍旧不懈怠，中国政府继续把鼓励生育作为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继续大力鼓励生育。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不是经济的竞争，也不是科技的竞争，更不是军事或政治的竞争，因为这些竞争归根结底都只是人的竞争，都是依附于人口的竞争，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是创造竞争主体——人口的竞争。人是一切的创造者，而创造出可贵的人，还怕经济不发展社会不进步吗？只有创造出缔造经济辉煌的人，才会有经济的辉煌。只有创造出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人，社会才能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人衰人弱，民族与国家一定会衰落下来，这已经被历史证明。人兴人旺人强，民族与国家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果然，到2070年代，随着2050年开始的婴儿潮步入劳动年龄，中国经济竞争力开始快速的攀升，房地产业也从废墟里爬了出来。由于中国持续不断的大力鼓励生育，积极的投资教育，持续的高素质年轻劳动力供应使中国经济重新开始持续的高涨。此时中国的养老能力不断增长，人口年龄中位数下降，老龄化程度降低，人均GDP较快的提高，政府收入较快增加，民生压力降低，生活水平开始较快的提高，社会呈现和谐繁荣的良好局面。到210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80%，而且还在上升。此时中国综合国力真正彻底超越美国，可以说是和印度并列世界第一，中华民族重新站在了地球民族之林的顶峰。经过这一百多年的曲折与发展，这时中国人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明白——多生孩子多致富，多生孩子才能富民强国；人口再生产是其他一切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只有人口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才会有经济、社会、国家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人是国家的有机体，人是社会的细胞，只有有活力的人口才有其他有活力的一切；人是一切的创造者，创造人才能创造出财富，创造人才能创造出一切；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多生孩子是爱国爱民族的伟大行为……等等，中国的人口观经过百年挫折终于走到了真理的面前。可以说，人口观决定发展观，人口观是决定民族与国家命运的世界观。　　

14.4、未雨绸缪当自救　　

世界上时没有卖后悔药的，只有让自己在未来不后悔的决定才是最好的决定。可我们多数是不知道未来的，如果我们知道了未来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做出最科学的决策。本章已经带领每位读者走进了未来，我们已经提前看到了可能的结果。面对中国已经持续了20年的低生育率，面对中国解决自己人口问题的最后窗口期，中国不能再迟疑了。无论从民族、国家、经济、社会、民生上来考虑，还是从资源、环境和粮食上考虑，本书都已经给出了正确的答案。面对中国仅剩的10年人口调整窗口期，也是仅剩的最后的最差的最难的政策调整窗口期，中国自当毫不犹豫的投入到挽救自己未来的战斗中，不要有任何迟疑。否则，在2020年以后，中国将完全陷入由低生育率所构筑的人口、经济、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发展危机。事实上，在2015年，中国发展的社会基本面就开始因人口问题而加速恶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民族复兴就开始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而到2020年代末期，中国就会由次级人口危机变成绝对的人口危机。2010年生出来的孩子，如果按22岁大学毕业计算，也只能到2032年去扑救中国的人口危机之火。事实上，中国人口调整的最好时机已经完全错过。最好的人口政策调整时机在1991年或之前，那一年生育率首次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经本书分析可知，以减少人口获得发展的方式从这种思想诞生的当天起就是个错误，无论任何形式的危害人口再生产的思想与政策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强大来说都是个错误的选择。但无论如何后悔都于事无补。唯有现在，立即调整，大力改革，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未来中国的损失。　　

经济是十年战略，制度是百年战略，人口是千年战略。我们祖先自古以来就保持着占地球1/3的人口，可现在已经降低到19%，新生儿童不到世界的10%。我们的民族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国家的未来力量已经被大量的损耗。作为对祖先的敬重，作为对民族的负责，作为对子孙的责任，我们有义务去为世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强大的伟大的民族。　　

在人口调整面前，我们不能再犹豫。在鼓励生育与改造社会文化机制面前，我们绝不可拖拖拉拉。本章已经告诉了我们中国发展最大问题的实质和解决的部分办法，我不希望他们留在未来实施，我更不希望在完全体验到低生育率之痛之后再实施，我希望它们能够在今天立即被毫不犹豫的实施起来。世界上时没有卖后悔药的，为什么不能预先解决问题的苗头？人口问题，越拖危害越大；人口问题，越拖拯救的难度就越高。人口危机的洪流正在高涨，为什么我们不去提前开闸放走洪水？ 　　

中国现在应该立即解除既得利益集体对人口问题的垄断，阻止既得利益集团篡改人口数据（尤其是要防止他们指染2010年的人口普查），不能再让为既得利益集团背书的人口专家和既得利益者本身误导国民和中央领导，不能让中国再因他们的误导而再次错失人口调整的时机。其次应该立即修改相关法规，停止抑制生育的计划生育而改为鼓励生育的计划生育，去除抑制生育的政策障碍。第三，要改善分配，提高普通劳动者所得，尤其对生育子女的父母要有政策照顾，对人口再生产要有国家补偿，使养孩子也同时变成公共投资。第四，要降低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成本，降低公民的生活压力和养育子女的压力。第五，改革养老制度，使养老和养老的投资——养孩子结合起来，不能让社会化养老变成摧残人口再生产的利器。第六，改革压迫生育的经济文化现象，比如切实保护休息休假的权利，严防恶劣竞争，改造攀比文化和面子文化，尽可能的减少对生育压迫的力量。第七，宣传生育的奉献、重要与伟大，重塑生育文化，在发扬传统生育文化的同时开创有活力的新生育文化，从而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第八，防止性解放思潮的泛滥，防止自绝式的自由享乐主义传播，保护婚姻家庭，塑造生育的微观基础。第九，尊重男女天然分工，不要把女人当男人用，必须把人口再生产放在比物质再生产更重要更有意义更伟大的位置，对生育贡献要有经济补偿。第十，保护生育器官，减少坠胎，减少一切危害生育能力的因素。第十一，对女性要提倡早婚早育，从教育制度和工作制度两方面解决教育和工作使女性错过最佳生育时间的问题。最后，铺佐必要的政治改革，从反腐败保民生减少养孩子的压力。比如发展基层民主，从村到县逐步进行直选，通过“人民任命官员”的制度使基层政府更好的为民众服务；完善人大代表制度，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并且使人大代表保持和选民的密切联系，使人大代表成为保障民众利益畅通渠道；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减少腐败和行政浪费对民众利益的损耗。但同时要保留国家级与省级政府仍由人大代表选举，保障一些暂时不太受欢迎但的确是符合民族长远利益的政策能够实施（这方面欧洲、韩国、台湾等都有前例，不少鼓励生育的措施在他们那种制度之下是无法自由表决通过的，结果自由的文明变成了自绝的文明），尤其是要保证鼓励生育的有效方法可以被实施。　　

我在上文中提到中国在21世纪后半期成功鼓励生育，也许在不少国人看来即使是我们错过人口调整的时机仍然有机会。但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现实表明，问题的解决根本没有那么乐观。我是想设想一下中国在实施了“高工资、高人力资本投资、高人口再生产”的“三高发展模式”后会如何。在“三高发展模式”中，“高工资”的意义是显示劳动的价值，是从分配上倾向于劳动者，让每位劳动者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并且让劳动者有投资人力资本和进行人口再生产的充足能力（高工资让他们有相应的财力与时间）；“高人力资本投资”是获得高工资的前提，是人获得成长发展的保障，也是知识技术与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高人口再生产”是提高国家长期发展能力和长期提高人力资本的最根本保障。这就是“三高发展模式”的以人为本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意义所在。事实上，从“低工资、低人力资本投资、低人口再生产”的“三低发展模式”跨入“高工资、高人力资本投资、高人口再生产”的“三高发展模式”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三低发展模式”已经在中国形成强大的惯性，且“三低发展模式”本身的自我循环能力极强。为彻底贯彻科学发展观，让我们中国进入一个长期的良性发展状态，希望我们国家尽快在发展模式上进行彻底的改革，但一定不可小看改革的难度。　　

天空中的雨云已经堆积了20年，人口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上海等大城市养老危机的问题，低生育率危机的暴风雨即将袭击全国。在这场每位中国人都已经不可避免的暴风雨面前，在这场中华民族不得不面临生存发展危机的暴风雨面前，中国人应当立即建设承载我们民族与国家未来和我们自身未来的诺亚方舟。它——诺亚方舟——就是我们的孩子，唯有孩子才能承载民族与国家的未来，因为我们终将老去。未来也是属于我们的，但终究是属于孩子们的，一个民族与国家只有拥有足够的孩子才能拥有强大的未来。　　

注释：　　

1、防风、何亚福，《中国人口新危机》，光明网-光明观察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9/23/content_983433.htm

2、胡鞍钢，《民工荒，拉开中国人口危机的序幕》，中国期刊网

http://www.chinaqking.com/jj/2008/20686.html

3、薛涌，《怎样做大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110721_69170.html

4、易富贤，《中国流：人口的另一面》，《商界评论》杂志2009年10月刊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091001/013868121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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