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稿《人口战略与中国崛起》
第一章：居安思危
2008，我们很荣耀；2009，我们依旧瞩目；2010，我们仍被期待。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居安思危”。在国人们都兴奋的时候，谁来思考谁来呐喊我们将要面临的危险？发展不可能是永远一帆风顺的，现在的中国很风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应该谨记祖宗的教诲——“居安思危”。
1.1、大国崛起再思考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她的根基是什么？我想，它不是领土，因为若无人，再大的领土也没有意义。我想，它不是资源，因为若无人，再多的资源也没有意义。我想，它也不是制度与文化，因为若无人，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文化也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它是人。又由于决定人口的主因是原人口数量、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鼓励或抑制生育），所以我进一步的认为，它是人口、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人口与生育，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基。历史上，曾有90%的氏族因人口太少和生育不足而灭绝了。人是一切的创造者和最终所有者，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力量之源。没有人口就不能称为国家或民族，没有生育就不会有国家与民族的延续。历史的演变一再证明，人口与生育才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没有人，能谈什么？什么都不能谈。人的力量才是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力量。所谓物质力量，那都是暂时的，那都是人创造的。有了人，什么都可以有；没有人，什么拥有的东西都会失去。纵观人类历史与未来发展趋势，一切经济的优势都会成为过去，一切科技的先进都会落后，一切军事的强盛都会衰落，一切国力的强大都会被送进历史的课本，只有子孙兴旺延绵不断的民族才是永恒的。只要人在，一切还有机会；缺乏人口，一切机会都不属于你！人在，机会便在！人在，机会在，强盛的希望便在！古今中外五千年的历史表明：人旺人强，她一定会强；人衰人弱，她一定会弱！历史的机会总是大而重，历史的机会最终只属于拥有强大人口与生育的民族。缺少人口，缺少孩子的民族，要么走向消亡，要么逐渐淡出。
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是人类社会所有竞争活动的承担者，人是人类社会所有实力的最终承载者，人是人类社会一切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人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所有力量的最终源泉，因而人口实力（指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三位一体的人口。以下皆同）是民族与国家实力的核心，是一切民族与国家力量的源泉和实力的载体。
可以说，人口是一个民族一切的一切，因为民族的定义就是人的群体。一个民族可以没有自己的国家，也可以没有自己的领土，但一定不能没有自己的人口。民族因其人口存在而存在，民族因其人口发展（包括素质提高）而发展，民族因其人口实力强大而强大。人口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本的根本。没有人口就没有民族，只有人口的强大才有民族的强大。人口再生产能力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能力，因为人口再生产能力最终决定民族的实力，而民族的实力决定着民族的荣耀和命运。同样，在人力资本越来越重要、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各国不断相互学习和相互紧密跟进的今天，人口再生产能力也是一个国家长期最核心的能力。因为这个能力决定人口实力的对比变化，从而在长期上决定综合国力的对比变化。就像法国哲学家孔德曾经所说，“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工业革命前后的西欧国家崛起，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实质是在一定人口（指在一个时代和一定范围内能够创造出足够国家力量是国家崛起的人口数量，否则它会因人口太少而无法崛起）基础上，通过军事的、制度的和经济的时代差别来崛起的。如西班牙、葡萄牙的枪炮轮船，荷兰、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英国的工业革命，都是与当时的大部分民族和国家有一个时代的差距，才让这些相对中国、印度的“小国”崛起。即便如此，此时的人口仍有决定性作用。虽然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依靠轮船和枪炮占领基本上还处于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美洲和非洲，17世纪荷兰通过股份制、银行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垄断了全球贸易的一半，但三国人口分别只有800万、200万和100万，无法保持长期的强盛地位，后来被综合三国所长（轮船、枪炮和资本主义制度）且人口更多的英国所取代。而资本主义革命和工业革命开始后，通过制度变革和工业革命，大国崛起就变成了经过这两种革命后的人口大国崛起。也即是说，在现代制度革命和现代经济革命后，只要通过新制度和新科学技术装备国民，人口大国的人口力量必然会通过制度与科学技术对人口力量的倍乘效应使国家力量显著的大幅度的增长，如后来欧洲新崛起的德国、俄国，美洲崛起的美国，和当时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都是比前面几个国家人口更多的“人口大国”。今天来说，比如中国、印度、巴西的崛起，又全是人口大国。因为在国家制度革命和工业革命后，彼此之间的制度、经济及军事的时代差别趋于消失，变成一个时代内即现代社会内的竞争，而不是资本主义与旧封建主义、工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热兵器与冷兵器的竞争。在国家制度革命和经济革命后，人口就成了国家崛起中最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因为人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主体，人是人类一切实力的载体，人是人类一切力量的源泉。综合国力永远可以这样简单表述：综合国力=人口实力×制度×科学技术装备×规模效应和政府协调能力。
人是力量的源泉和承载者，人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在全球化下知识技术和物质资源使用无国界的今天，保住了人口就等于保留了实力和财富。未来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不是经济的竞争，也不是科技的竞争，更不是军事或政治的竞争，因为这些竞争归根结底都只是人的竞争，都是依附于人口的竞争。未来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是创造竞争主体——人口的竞争。由于相互学习和不断发展，后发国家和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会使世界各国人口素质具有趋同趋势，未来很难再有今天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巨大人口素质差别。当人口素质的鸿沟消失时，人口数量和结构就是人口实力的一切。创造和吸引竞争的主体——人口，才是未来大国最根本的竞争。保持或促进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将是未来大国竞争中最具根本性的竞争。由于相互学习和发展，制度因素趋于同质化，经济基础差别鸿沟消失，人口因素将更趋于主导地位和决定性地位。在人口这个竞争上胜利了，其他方面的竞争就跟着胜利了。而在人口竞争上失败了，其它一切就必然失败。无论过去他多么强盛多么辉煌，人口竞争的失败将注定一切的失败。失去人口，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主要是知识技术）只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
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和存在基础。若制度等基本不变，则人口发展变化主导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变化，经济社会变化主导一个国家的各方面变化，进而主导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变化。人口主导大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大国经济变化主导世界经济变化，大国经济竞争主导世界经济格局转变，因而人口最终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和大国的起落沉浮，新兴国家的崛起实质是人口力量的崛起和爆发。
无论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或军事的竞争、政治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一切国家的竞争都必须由人来进行。因而国家间竞争的实质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作为国家整体的人，就是人口，它包括人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因而国家间竞争的实质就是人口的竞争（暂不考虑制度等因素，或认为制度是同质的或制度的结果是同质的），人口是国家竞争力量的唯一真正源泉。保持强大的人口实力，是国家强大的根本保障，是国家未来竞争的根本保障，是中国崛起最根本最基础的保障。
1.2、中国也谈人口危机
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占世界40%的人口，近乎世界的一半。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但现在，我们总人口仅占世界的19%，每年新生儿数量已经不足世界的10%，而且还在进一步的持续下降。孩子是民族与国家未来的希望，但中华的“希望”在萎缩。孩子是国家与民族强盛的先知脉搏，但中华的脉搏越来越弱。
为进一步了解人口问题，首先介绍一下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个育龄妇女一生的生育数。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处于人口数目不变的状态，那么这个数字自然就是2，也即是生育率（本书以下所说的生育率皆是指总和生育率）处在世代更替/平衡水平。但是考虑到新生儿成长到生育期之前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终不能繁衍后代，所以这个数字会高于2。在经济发达、社会保障比较好、性别比正常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西欧国家、日本、中国港澳，这个数字是2.1；而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医疗保障差、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国家，这个数字要高得多，如中国需要在2.3以上，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需要2.5到3.3个左右。由于有的人不愿生孩子或不育，有的人只生一个，并且孩子无法完全全部成人并繁育后代，所以一般国家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比如说1/3的夫妇生3个，1/6的夫妇生2个，1/6的夫妇生1个，1/6的夫妇由于不育或不愿生育从而一个不生（中国近20多年不孕不育率增加10倍，1/8夫妇不育，而且还在增加），最后剩下的1/6夫妇生4个及以上（按4.5个计算），则1/3×3+1/6×2+1/6×1+1/6×0+1/6×4.5=2.25，暂时还达不到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等到性别比正常、儿童死亡率下降以后可以达到）。如果生育率一直低于世代更替/平衡水平，人口将不断萎缩，直到种族灭亡。但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我们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统计，我们的生育率也仅是1.33（据易富贤计算实际生育率比这更低，这个抽查数据还是有水分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5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5个，发展中国家为2.8个。200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而且，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
低生育率有多大危害呢？为简化分析，我们首先假设新生儿性别比是100：100，儿童完全存活且都可以繁育后代，每过30年为一代人。如果生育率是1.0，假设第一代是800万人，则第二代是400万人，第三代是200万人，以此类推。可以简单的认为这时的人口结构是800：400：200，总人口是1400万人。而30年后人口结构为400：200：100，总人口是700万人。可见，1.0的生育率可以使人口每过一代减少50%，90年后人口减少到原来的1/8（即12.5%），180年后减少到原来的1/64（不足1.6%），300年后减少到原来的1/1024（不足0.1%）。如果中国每个妇女只生一个孩子，则7代人之后（约210年）中国人口就会从目前的13亿降到1000万，再过7代人的时间就会再下降到不足8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几乎可以说就已经绝种了。事实上，新生儿性别比不可能是100：100，儿童不可能完全存活且都可以繁育后代，大约至少0.1的生育率是无效的（随社会发展程度而不同，发展中国家则比这要高）。也就是说1.1的生育率就可以使人口每过一代就减少一半。如果是1.2的生育率，则每过一代人口减少45%。如果是1.3的生育率，则每过一代减少40%。以此类推，1.4的生育率每过一代减少35%，1.5的生育率每过一代减少30%，1.8的生育率每过一代减少15%，而2.1的生育率在发达国家则可以维持人口世代不变。人口专家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的总人口数量仅为2800万。若在此基础上再过一二百年，中华民族就接近亡族了。以这样的人口，中国还何谈崛起为世界第一？以这样的人口，中华民族何谈雄立于地球？
支撑一个国家实力增长的，在于其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能力。而物质再生产能力的长期发展，又取决于人口再生产能力。从长远看，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变化。要保证中国的成功崛起，必须保证中国相对于其他大国有足够强大的人口再生产能力。没有足够的人口再生产能力做支撑，中国崛起最终不可能成功。
183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4亿，占世界的总人口的40%，这是中华人口占世界比例最高的时期之一。随后，可能是土地的粮食生产率已经基本不再提高，又因为外敌入侵、王朝末期贯有高腐败和由此造成的长期社会动荡，中国人口又再次维持在大约四亿的一个平台，太平天国时期还出现了人口的锐减。到1901年，仍然只有4.2亿，占全球的比例从1830年的40%降低到25%。随后，经历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和解放战争等连续的战乱，中国人口虽有增长但增长缓慢，到1950年人口达到5.5亿，占全球人口比例降低到21.9%。解放后由于预期寿命的大幅延长，人口增长较快，但增长速度与全球基本同步，1980年中国大陆人口达到9.87亿，占全球人口的22.9%。这时候中国的大陆人口增长基本与全球同步，而同期的台湾省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更高，所谓毛泽东鼓励生育导致中国人口爆炸的说法根本不成立。而且，在中国人口增长的份额中，人口寿命延长贡献了一半左右。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快速延长到1981年的68岁，远远高于世界人均寿命延长的速度。由于中国人口增长中人口寿命延长所占的份额很大，而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份额基本不变，这说明此时中国人均妇女生的孩子数目与世界平均相比并不高，实际上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还要低。
建国后的中国人口增长，并不是生的增多了。而是由于医疗技术的发展和粮食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孩子的成活率大幅提高且人均寿命大幅延长。在此之前，每个妇女生育的数目一直这样，但成活率低且人均寿命低，所以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倒退。人口增长是具有历史社会规律的，并不会无限增长。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育率会自动的降低，各国的历史表明就是如此。而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为2.24，仅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由于发达国家的婴儿儿童死亡率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为2.1，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就比这高），这就意味着达到预期寿命后人口就会停止增长。此时的人口增长，只不过是由于寿命延长造成的老年人口增加，在达到预期寿命后这种人口增长就会停止。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生育率还会紧接着不久后便自动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这就意味着民族人口实力必将下降。此时如果人口增长的话，那就是由于寿命延长造成的超过100%的老人增加，但不久后就会进入人口负增长状态。但在当时中国，所谓“专家”不顾中国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事实却以固定不变的人口增长率推测未来中国人口大爆炸，急于使中国迈入现代化的部分领导人如陈慕华副总理等要求为快速提高人均收入而降低GDP的“人口分母”，受人口增长阻碍发展和人口增长危害可持续发展思潮影响的人把人口当做发展的负担。于是，在当时国际人口控制思潮的影响下，在西方国家某些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下，在无知的人口爆炸恐惧中，在想尽一切办法渴望快速提高人均GDP的迫切心情中，在不知或不顾生育规律（生育率随着社会发展会自动降低）和世界人口发展趋势（其他民族与国家的人口也在快速的增加）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开始的一胎政策在1980年就就盲目的匆匆忙忙的开始实施了。由此，中国每年新出生人口锐减，从1970年代的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降低到2000年的1300多万左右。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也从1980年的22.4%快速下降到2005年的19.3%，而新生儿占世界的比例已不足10%。
图1.1、生育率的社会发展规律
资料来源：易富贤，《大国空巢》幻灯片，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HDI：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标。低水平:0-0.5；中水平：0.51-0.8；高水平：0.81-1。
TFR:育龄妇女平均生孩数
数据来源：联合国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和地区的HDI(2003年)和TFR（2000-2005年）
虽然总体来说，生育率（TFR）随着HDI的提高而直线下降，但由于区域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的差别，在同等HDI的情况下，TFR并不完全一致。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东欧、原苏联地区（穆斯林地区除外）目前平均生育率只有1.3（而欧美发达国家平均为1.64）。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候，生育率要比先行国家当年要低。中华文化圈地区生育率全球最低：2005年澳门（0.84）、香港（0.94）、台湾（1.1）、韩国（1.08）、日本（1.26）。2001年新加坡华人生育率1.21，马来人为2.45。根据HDI推测中国在没有计划生育情况下的生育率：1972-1979年：4.5；1980-1990年：2.75；1990-2005年：2.1。然后中国生育率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随后将因为寿命延长的放缓和新生人口不足而导致人口负增长。可见，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会自发下降，中国根本无需担忧“人口爆炸”。
1901年印度（不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地）人口为2.38亿；其时中国人口4.26亿。2006年印度人口10.95亿；而2006年中国人口12.5亿左右（计生委宣称是13.1亿，但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承认到2004年就有至少4000多万的水分，并且水分逐年增加）。换句话说，从1901年到2006年，印度人口增加到4.6倍，而中国人口只增加到2.9倍。现在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只是印度的一半，今后物质再生产能力（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育龄妇女）都只是印度的一半[1]。中国的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只会越来越少。而印度的生育率是2.7，高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意味着孩子会越来越多。这样今后中国与印度的物质再生产能力（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育龄妇女）相比只会越差越大。
更要命的是，中华生育文化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一个民族的生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造血骨髓。血细胞不断死亡而血液不减少，是因为造血骨髓在造血。一个民族，他的生育文化就是她的造血骨髓。一个民族的生育文化，就像是为她的生育率按上了密控装置，决定了她生育率的高低。而生育率的高低，将将决定她的人口增加或减少的长期趋势。而人口经过长期趋势塑造的大变动，就会就会决定一个民族的长远命运。许多民族，因为生育文化太弱，导致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平衡的水平，人口在不断减少中消失了或严重削弱了。而另外一些民族，因为生育文化的强劲，遂使自己成长为强大的民族。如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非常强盛，当时苯教使得藏人勇而好斗，是唐朝的最大的威胁，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自七世纪后期起，西藏军队开始进攻中国唐朝的边疆地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实力下降，人口降低到1700万；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经于公元763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但是西藏后面喇嘛教兴起，大量人口出家为僧，生育文化遭到极大的破环，人口减少，对中原政权不再构成威胁。一千多年后的2000年，全国人口12.6亿，4藏2族人口只有541万，只占中国人口的1/233[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会自动的降低，从而使人口增长放缓下来，进而进入零增长和负增长。如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欧主要发达国家，如德，法，英等国先后进入自然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到了90年代，亚洲的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先后进入自然人口低增长或接近零增长。据统计，人均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人口基本都呈现自然人口零增长（或接近）和负增长局面。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生育的抑制是非常强烈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发达程度的提高，人口增长会逐渐降低乃至负增长。但中国来说，却多了个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分为抑制生育与鼓励生育两种基本类型,中国的现行计划生育就是抑制生育型计划生育。由于中国长期实施抑制生育型计划生育，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计划生育就是抑制生育型计划生育，所以本书以下所说“计划生育”一般就是指“抑制生育型计划生育”)，从70年代初就开始就对中国的生育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持久的打压。中华生育文化本身就不耐现代经济社会的打压，中华文化圈的低生育率就是证明。再加上计划生育三四十年的宣传教育，使中国的传统生育文化几乎毁灭殆尽。一个人的造血骨髓不行了，他这个人还能身体强壮吗？人口是民族的力量之源，生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造血骨髓。一个生育文化极其弱的民族，她还能长期强大吗？
也许有人会说：“不行了我们可以再多生吗？生孩子有什么难的？”持这种看法的国民也太多，他们以为生孩子像水龙头一样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却不知生育有着强烈的自然与社会规律。你可以强制别人少生孩子，但却无法强制别人多生孩子，即便是大力鼓励生育别人未必就愿生孩子。生育自有生育的规律，并不是人为想怎么控制就可以怎么控制。人口规律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生育和人口的数量。易富贤认为，人类的人口数量由两只手——古代的“左手”和今天的“右手”调着。在古代通过“左手”——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激烈手段抑制着人口的增长。虽然那时的生育率很高，但由于“左手”的作用，人口的增长及其的缓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现在，则通过“右手”调节，如：1、不将人口再生产当生产，物质再生产有报酬，人口再生产无补贴，“造人”不如“造物”；2、养老逐步社会化，孩子是国家与社会的财富，却是个人的高消费，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少福；3、享乐主义与无孩子个人更自由思想的传播，生育意愿不断降低；4、养孩子成本增高，心理抚养能力下降，尤其是改革开放后32年来的中国，养孩子成本增长的速度世界遥遥领先，中国公民今天养一个孩子的货币成本在改革开放前至少可以养活100个孩子（比如我父母的时代，上小学交学费仅5毛钱，在那时5个鸡蛋就可以了。其它生活费用和医疗成本也是非常非常的低。一个孩子，尤其在农村，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成本在今天看来是低的要命。而今天，仅孩子大学四年的花费也至少需要5到10万。总体下来，今天父母养一个孩子的货币成本至少是改革开放前的好几百倍。），这远远大于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导致中国人养孩子的能力大幅降低；5、避孕率增加，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单身、丁克、同性恋比例增加； 6、“就业替代”频繁，就像攀在快速行驶列车的窗台上，稍一疏忽就会被淘汰出局，现代经济对生育抑制力极大；7、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事业感增强，思想观念大幅转变，生育意愿大幅降低；8、婚龄、育龄延迟，由于女性生殖能力从27岁开始就明显下降，男性从35岁也开始下降，晚婚晚育使现代人错过最佳生育期；9、生育能力降低，中国近20多年不孕不育比例增加10倍，1/8夫妇不育，而2009年11月9日《北京晚报》第15版发布该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80后不育不孕率竟然高达20%（就是说，每5个中国80后就有一个患有不孕不育症。这意味着我们民族的繁衍能力已经大为下降）；10、由于性开放，“有效”（生孩子）性生活减少，“无效”（婚外）性生活却泛滥；11、现代社会的不良风气（如攀比、消费阶层化）和经济社会问题造（如住房、医疗）成生活压力很大，个人压力严重抑制了生育。所以在当今时代，生育率是降下来易，而升上去是难比登天。日本在战后很快出现生育高潮，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四五个孩子。为抑制高出生率，日本政府于1948年出台了《优生保护法》，实有少生优育，到50年代生育率降低了一半，60年代就接近了更替生育水平，70年代中期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说明抑制生育的效果是显著的。当时日本看到自己低生育率可能使自己的民族面临危险后，在1974年转变生育政策，开始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可以说是叫天天不灵。在鼓励生育政策下，生育水平不但没有在更替水平稳定下来，而是继续向低和超低水平滑落，1989年1.57，1990年1.54，1995年1.43，2000年1.36，2005年1.26。日本和欧洲已经鼓励生育几十年了，但还没有解决问题，这说明生育规律的作用和低生育率的惯性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而许多的国人对此太无知太乐观了。
人口和森林、草原一样是可更新资源，对可更新资源必须合理利用，保持更新能力，切忌实行掠夺性利用。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相当于掠夺性利用人口资源，就是对民族与国家的透支，必将遭到人口规律的报复。
图1.2、中国人口死亡与生育妇女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易富贤，《从统计数字看调整人口政策的急迫性》，光明网：光明观察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138
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300万左右（可能还有水分），不足全球新出生人口（2009年全球出生1.36亿）的10%，但出生缺陷儿却占全球的20%（意味着今后人口素质将大为降低），意味着中国人口今后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目前中国每年出生女孩不足600万，扣除生育前死亡以及不孕妇女，今后生育妇女将不到500万。中国的生育文化已经遭到严重损毁，如果仅仅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今后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将比现在的台湾和韩国的1.1还要低（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比韩国和台湾落后20多年），意味着二三十年后每年最多生育600万孩子（再过二三十年每年生育300万，继而为150万……每过二三十年减少一半），不到全球的1/20（再过二三十年不到全球1/40，继而为1/80……每过二三十年新生儿占全球比重减少一半），而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每年死亡2000-2700万（1950-1990年中国每年出生的2000多万人口将死亡），每年人口将减少一千多万（高的年份可能超过2000万）——雪崩！即便所有妇女都当全职妈妈，也难以阻止中国人口锐减[3]。更要命的是低生育率及低生育率文化一旦形成，将十分难以逆转。如日本西欧对他的低生育率挽救了几十年，仍旧还是低于世代更替的水平。而对生育文化严重损毁的中国，若不不立即挽救低生育率和脆弱的生育文化，中国人口的减少将会长期持续。而这意味着，一个传统上占全球人口1/3以上的伟大民族将有可能萎缩成一个无足轻重的民族。
图1.3、2000年中国人口结构
注：此表所用数据为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计生委网站http://www.chinapop.gov.cn/wxzl/rkgk/200806/t20080629_157000.htm
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口逐渐会形成高龄人口多而低龄人口少的倒金字塔结构，人口将会一代又一代的持续大幅萎缩。
不仅是人口数量的急剧减少，计划生育还严重破坏了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形势，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沉重的压力。对于一个421的家庭结构模式，当最大的一代退休时，劳动力将暴减2/3或4/7，抚养比率剧烈攀升！独生子女政策在前期人为制造了低抚养比率，但仅仅2015年后，中国的劳动力大军就开始减少。即便是按1.5的生育率计算，20年后，老年受赡养者的数量将超过儿童；到本世纪中叶劳动力将减少23%，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将年逾60——即4.38亿人，超过美国人口总数；成年劳动者和领养老金的人比例为1.6比1，远低于1979年以前的7比1[4]。而以1.3的生育率对未来进行推算，到2040年假设中国人均寿命是目前日本人的水平，中国到时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5%，65岁以上人口超过28%，而2020年时60岁以上人口为19%，65岁以上人口为13%[5]。而重老龄化，将给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由于老龄化，现在德国的退休金已经占了GDP的10.3%，万般无奈，只好削减退休待遇。即使如此，随着老龄化的进程，到2040年，德国15.4%的GDP都要用来支付退休金。劳动力和退休人员的比例，将从现在的2.6：1下降到1.4：1。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等国家，在现在30岁的一代人退休之前，老人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可能消耗GDP的1/4~1/3。试想，如果1/4~1/3的社会经济资源用于养老，现有的劳动人口还要吃饭，国防、自然灾害等同样需要相当的开支，那么剩下的钱，有多少可以用于教育、科研和投资呢？[6]在2000~2025年间，中国人口的中等年龄预计将从30岁提高到40岁。以这个标准算，中国到时候就是一个比美国还老的国家。2025年，大约超过14%的中国人口将在65岁以上。日本的老龄化达到这个程度时，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美元，是中国现在人均GDP的9倍左右。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中国的经济在那时就会狠狠地撞墙。”[7]而“中国民间意见领袖”薛涌认为“如果现行的人口政策不改变，中国内地经济到2025年左右将丧失动力，‘中国的崛起’也就无从谈起”[8]。
1.3、危险的国民骄傲
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理想，希望中国未来能成复兴世界第一；每个中国人都坚信，他们的国家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每个中国人都认为在他们超过美国后便可以永远世界无敌了。可是，事情真的会是这样吗？他们自信的基础是什么？因为他们都看到现在自己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经济在快速发展，坚信自己的GDP能超过美国且科技军事也能超过美国：一切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我从儿时起，看着自己祖国有那么多人口，也像其他同胞一样坚信中国必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同时，从我儿时起，就受到“中国人太多，是发展的沉重包袱”，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教育。那时我也认为如此，便给别人说要一个孩子好，还给大人分析养一个孩子的好处。但随着认识的成长，渐渐的我发现：我以前错了——既然因为中国人口最多而坚信中国要第一，为何又矛盾的不喜欢中国人口多呢？
像现在的中国一样，日本也曾经非常自信。日本战后，从50年代起经济一路迅猛发展。到了七八十年代，欧美各国明显感受到日本的巨大冲击，一片恐慌，世界纷纷赞叹日本奇迹。而此时的日本，民族自信心急剧膨胀。1979年，有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学者傅高义，精通中、日文）写了一本书，叫《日本第一》，这让日本人看了十分兴奋（却让美国好好反思）。一位惊醒的日本学者立即感到，这是美国人的阴谋，是为了让日本人继续骄傲自大，在日本人过度的自信中再加一把烈火。于是反写了一本书，叫《美国第一》。但日本国民哪里听的去？当时的日本，国民情绪极度膨胀，日本人经常讨论日本将要做世界第一，日本媒体也自我吹嘘。1989年自大的日本石原慎太郎等人连写了《日本可以说不》、《日本可以说“不”》、《日本坚决说“不”》、《日本还要说“不”》（就是向美国说不），可以说日本人自信到了极点。日本人跑到美国大量购买土地房产，买下象征美国的纽约帝国大厦，在风景优美的夏威夷购买或兴建宾馆、高档住宅等休闲娱乐设施，有的日本人竟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日美巨额债务问题的方法：把美国加利福利亚卖给日本怎么样？甚至还要买下自由女神像，似乎日本要买下整个美国。但不久日本经济危机发生了。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而且还在继续失去。而此时的美国IT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把日本重新抛在后面了。到了现在，老龄化下的松下索尼三洋等被年轻气旺的韩国三星LG打的喘不过气来。
历史会重复自己。1996年，中国大陆诞生了《中国可以说不》，此书出版后，市场上形成一个“说不”热潮，《中国还是能说不》、《中国仍然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等相继出笼。25年前这位哈佛大学以《日本第一》之着轰动一时，2004年又有《中国第一》之作。最近的畅销书《中国不高兴》的之一王小东在书中毫无讳言地向外宣传：“我们（中国）是最有资格领导世界的，西方人要排第二。”我要告诉同胞们，事情总不是沿直线前行，日本也曾经这样豪气，但现在如何？历史总会重复自己，所以我希望同胞们在喜悦之中要清醒一下，居安思危，别等危机来了再后悔，或像过去的日本人一样等到理想破灭了再去失落。
2010年，中国有人口13亿，印度近12亿且每年增长约2000万，美国有3亿且可以保持长期持续增长。据国家计生委预计，2033年中国达到人口最高峰近15亿（以前预计是在2050年达16亿，但预计一次比一次的提前且人口更少。按近几年的人口增长情况看中国人口不可能增长到2033年，也不可能达到近15亿，实际连14亿都达不到。许多专家预计零增长点会提前且人口总量比计生委预计的低，如联合国最近出台的一份报告预计中国人口总数将于2020年达到顶峰，而易富贤根据统计局资料预计中国人口在2016年达到顶峰13.4亿），然后下降。不少国民听了十分欣喜，中国人口终于可以在2033年减少了。对于2025年（以前预测是2050年，另有不少人口专家预测的比2025年还要早）印度人口超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消息，不少国民自乐说：“我们人口世界第一的帽子不要了，让给印度人，让他们去当这个世界第一。”
可是，让我们中国人自信我们中国可以成为世界第一的就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为什么我们又不喜欢人口多呢？难道中国与世界人口无论如何变化，我们中国成为第一都是天命所定的历史必然？
在20世纪70年代，当世界预计苏联要超过美国的时候，谁曾想到十几年后苏联就危机四伏呢？在1974年中东石油危机前，当日本GDP以10%的速度高速增长的时候，谁曾想到它二十年后降到1%的龟速爬行呢？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被世界认为要超过美国的时候，谁曾想到它几年之后就一蹶不振呢？世界曾多次预言崛起者，但多数不久后就被现实的变化击垮。苏联垮下，除主导的制度因素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且被掩盖的低生育率问题。而日本被世界热捧后很快一蹶不振，最核心的是它的人口早已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持续的低生育率。
中国人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其实根本就是：一、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二、中国在世界大国中经济增长率最高。世界上最多人口和世界大国中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两者结合持续发展的结果就是经济实力成为世界第一，接着综合国力也世界第一。但无论是保持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还是保持持续的经济高增长率都必须以充足人口再生产来维持，而中国的人口再生产情况在1991年就开始严重恶化，生育率持续下降并处于超低水平，迫使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在2015年就开始衰竭。生育率自1991年下跌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就意味着我国未来人口和劳动力必将减少，而超低生育率将意味着中国未来人口和劳动力大幅度的减少。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世界大国中最快的经济增长率，这两个让中国人自信或着说自大的理由还能再保持15年吗？不能！也许10年之后这两个指标可能都属于印度。日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吹嘘自己将成为世界第一，那时世界也吹捧日本将成为世界第一，但90年代日本人就绝望了，同时世界也不再吹捧日本了。静下心来仔细想一下，我们自信或着说自大还能坚持多久呢？
注释：
1、易富贤，《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中山水寒（易富贤），《人口政策决定民族命运(系列)》，天涯社区-天涯论坛-煮酒论史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3391.shtml
2、同上
3、同上
4、《中国的未来会被老龄化阻碍》，英国《泰晤士报》网站2009年8月3日文章
http://finance.icxo.com/htmlnews/2009/08/08/1400438.htm
5、防风、何亚福，《中国人口新危机》，光明网-光明观察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9/23/content_983433.htm
6、薛涌，《怎样做大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
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897783
7、威廉 H. 奥佛霍特 著，何颖 译《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415/23/16042_449814.shtml
8、薛涌，《怎样做大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
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89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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