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 探知青潮，民工潮
知青，民工，二个汉语缩写词，产生于新中国二个不同年代，以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为界。如今，知青潮已经悄然而退，而民工潮还在不断地涌动。我想，这二个潮早晚都会变成历史，如果不作解释，以后出生的人也许很难再去明白中国这二大人潮的来由了。江海的潮起潮落产生于月球引力，而最具中国特色的这二大人潮的“引力”既来自经济，也来自政治。每逢中国的春节，人逢佳节倍思亲，为谋生而远离亲人的人都想到了团聚，春节前后几天，车站、码头等总有无数南来北往的人潮流动，蔚为壮观。先前的知青潮有数千万客流，而后来的民工潮则更为壮观，达好几亿客流。据上海《新民晚报》报道，今年春节前后的客流量，全国将达25.41亿人次，如此客流涌动的场面，即使是过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麦加朝圣也只能望尘莫及。试问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有如壮观的人潮？！
要弄明白这二大人潮的来由，别说是以后出生的人，即使是当今亲历了这二大人潮的人，也未必能去搞它一个明明白白。想想也是，明明是豪情万丈、充满憧憬地离了家，却又失魂落魄、灰头土脸地回了家。是命运在捉弄人，还是只能怪自己生不逢时？本文的探潮，只能探个万分之一的大概，而详细的缘由，只能留待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去解释、去考证了。
知青潮起始于五十年代末，最初的榜样人物如邢燕子、候隽、董加耕等，以出生农村的初、高中毕业生回乡务农为主。党和政府大力宣传农村知青回乡务农的榜样，完全出于全盘的考虑。建国后，先是大规模地扫盲，接是普及中小学义务教育，如果读了一点书的人要去跳“农门”，后果当然不堪设想，农田大片荒芜，而去城镇又无事可做。六十年代初，正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下，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知青回乡潮。文革开始后，回乡潮又立即演变为城镇知青的上山下乡潮。波及面最广的是六六、六七、六八老三届的一片红，城镇家庭最多只允许留下一个子女，其余只能上山下乡。那时，全国约有1700万上山下乡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依然是经济上的，中国原本是一个很落后的农业国，工矿业根本容纳不下1949年后出生的人口高峰，老三届的一片红也只是一个无可奈何往农村一推了事的选择。“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市吃闲饭”，就是一个最明白不过的注解。当然，在上山下乡的动员中，少不了也有许多的豪言壮语，围绕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等等。只是后来，上山下乡运动根本不可能按毛泽东的“大有作为”而作为下去,特别在林彪事件之后，许多豪情万丈的口号立即大打折扣，甚至化为乌有。文革随毛泽东的逝世而结束，四人帮们也都像阿Q那样地被“大团圆”了，许多原先就来自红卫兵、造反派的知青们愈来愈觉得以往一路走来的“革命道路”很荒唐、很滑稽、很可笑，感到留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什么前途，于是便有了七八年之后的返城高峰。返城潮的推手并非来自中央，而是知青自身。下面就以云南知青的返城为例，说一说知青潮最后是如何落下来的——
云南知青大都来自上海、北京、昆明等地，下乡之初，他们都能安下心来，战天斗地，贡献青春，种橡胶、修水库、办农场，创建了不少可长期留存的财富和业绩，成为知青们的永久怀念。但到文革后期，刮起了一股走后门的风，凡有门路的，都通过招工、参军、上大 学等等的方式，一个个地离队而去，后门风的后果是直接摧毁了知青们的“军心”，于是乎，那些没有门路的知青，有搞假病退的，有无故返城不回的，有女知青通过嫁人开溜的，等等。劳动的艰苦、生活的简陋折磨着每个知青的心灵，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尽头，不断消蚀着知青们的意志。随着年龄的增长，婚恋问题也让知青们再也等不下去，极少有谁能心甘情愿地永远脱离城镇，在茅草房、盐巴汤、烂泥路的那种环境下安下一世的家。既然再也等不下去，有位胆大的知青，直接上书中央，惊动中央派下了调查团，面对着调查团，有千万知青请愿、绝食、卧轨、跪求、哭诉，并齐声高呼：“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这种场面，心再硬的人也会感动得落下眼泪。最后促使中央下决心结束上山下乡，允许所有知青返城。
有人说，上山下乡的初衷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后的结局却带来四方不满：一，农民不满，农村大都人多地少，知青下来分饭吃，减少了农民的收入；二，知青不满，广阔天地，原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玩；三，家长不满，骨肉离散，总觉得子女出远门受苦，前途不妙；四，国家不满，建设新农村的计划无法实现，知青们再就业的压力也不小。那么，按照上述的四个不满，是否就可以由此断言，毛泽东主导的上山下乡是完全多余的、不值一谈的、一无是处的了？我们可不能去就此一棍子地打死。就像文革，虽以失败收场，却令后人回味无穷，惊奇毛泽东常有指挥战争那样的未卜先知及神机妙算，是世上少有的预言家。
首先，以邢燕子为代表的知青回乡绝对无错，不但无错，还必须永远提倡下去，如果所有人读了一点书就想跳“农门”，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永远是空中楼阁。其次，城镇知青依然可以下乡，但必须是技术和文化的下乡，而不是劳力的下乡，技术和文化下乡，当然可以“大有作为”。从经济层面考虑，农村需要知青，从政治层面考虑，知青去农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新人的必由之路。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的：“拿未曾改造过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比，最干净的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干净”。毛泽东毕生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视劳动人民为衣食父母，决心改写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历史，要为劳动人民争来一个最好的社会制度。毛泽东的所谓“再教育”，只是希望每个知青要永远视劳动人民为衣食父母，在灵魂的深处尊重衣食父母。尊重衣食父母，难道这不是人类最最起码的道德和良心？只有猪狗不如的人，才会去处心积虑地糟蹋和欺侮衣食父母！
知青们虽然离开了农村，但那是他们生活过、奋斗过、梦想过、磨练过的地方，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留下了可贵的财富和业绩，也留下了永远的思念。可以相信，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大都会知道要尊重衣食父母，要永远保持心地的善良和正直。现在，他们都在五十开外，年近六十，虽然相隔五湖四海，但网络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他们常在知青网上共诉衷情，回忆着难忘的过去。有的还聚餐见面，或旧地重游，看看他们以往留下的业绩。现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善良、正直的写手，其中很大一部分很可能都有知青的经历，他们努力维护衣食父母的权利，为衣食父母伸张正义，痛恨那种把衣食父母重踩脚下的人。写手们没有一分钱的稿酬，只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探索真理，寻求光明。看来，这些知青已深受毛泽东“再教育”的教育了，而且还在继续教育着后人，成为知青们心头抹不去的“潮”。
下面再说一说民工潮，这是比知青潮大得多的浪潮，要说中国特色，以此为大，出奇地大。如果按毛泽东“工、农、兵、学、商一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布局，农村是不可能多出如此多的闲人，不但不多，甚至还要城镇的知青去支援。可后来的决策者们却只对西方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崇拜得五体投地，对“工、农、兵、学、商一体”的布局嗤之以鼻（注：一体中的“兵”仅指民兵，即强盗入侵时的全民皆兵）。后来，仅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十八个血手印，否定了毛泽东倡导下的农村中的所有合作：合作机械化、合作兴修水利、合作医疗、合作供销、合作办厂、合作办学等等。现在十八个血手印仍保留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但只不过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三十多年过去了，弃了合作的血手印们依然一贫如洗，过着乞讨的日子。倒是那些坚持合作、坚持“工、农、兵、学、商一体”的乡村，如华西村、南街村等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说到这里，不妨请现在许许多多下岗后艰难度日的返城知青们设想一下——那怕是做一个甜梦也好，要是他们当年能福星高照地插队落户在华西村、南街村那样的地方，那么必然会为后来目光短浅的返城而懊恼不已了吧？
既然否定了毛泽东倡导的农村的一切合作，农民们就只能重返小农的年代，独家独户地从事最原始、最落后、最笨重的低效益劳动。面对商品的剪刀差，种田的成本愈来愈高，收益却愈来愈小，一年忙到头，只能勉强糊糊口，甚至连口也糊不下去，别提还有儿女上学，老人看病的重负。一些边远农村，土地因此而大量抛荒，青壮年离乡背井，涌进城市打工。另外，在靠近大城的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用于兴建商品房、开发区和各种基建，也产生了大量失地的农民，进城与下岗工人争饭碗。目前的民工潮已汇成二、三 个亿，照此“开发”下去，很可能发展到四亿、五亿，如此庞大的民工潮，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城市能否容纳？只有天知道。民工们在城市中的境遇，只能作为世上最廉价、最无助、最艰难的群体，他们干的是最差、最累、最脏、工资最低的活，那是城里吃低保的居民都不想干的活，如建筑小工、道路小区垃圾工、医院陪护工、菜摊工、收废品工，以及去血汗工厂打工的工等等。有许多怕苦、怕累的年轻姑娘则破罐破摔地干上了三陪。民工们微薄的收入 ，住不起好房，只能住在简易工棚，或城乡结合部的贫民窟 ，还有不少只能去寻找免费的桥下之类的栖身之所，不多日子，南京就有一个壮年民工活活地冻死在天桥之下。无数青壮年民工还面临着性饥饿的烦恼，最近，广州有位政协委员建议政府大量地发放安全套，以示政府对性饥饿者的关怀。如果真地去发放了，不知能否申报一下吉尼斯纪录？
几千年来流传至今的小农经济，当然与现代化的大农业格格不入，南辕北辙，这是极为浅显的道理，即使是智力一般的人也不难明白。但是中国人多地少，如今又按小岗模式分地到户，当然只能去重走小农之路。有人因此想到了土地的流转，但这里有一个极可怕的问题是土地如何流转？如果按照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资改们的市场机制去流转，那就只能重新去请回解放前那样的恶霸大地主，让失地的农民变成一个数量极为庞大的弱势群体，或成为新生地主阶级的雇农，或成为流落城市街头的贫民。假如当雇农受欺压，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城市又安置不了如此庞大的群体，他们也许只有被逼重举井岗山义旗的这条路可走了。再想下去，不是越想越可怕吗？！
如果执政的理念只以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城市为骄傲的资本，那么，这样的资本不但代表不了什么国家的强大，反而在战略上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不管以后的反导如何先进，用核导弹来摧毁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城市永远易如反掌。总之，经济、政治、文化、公民素质、军事安全等等，无论从那一方面考虑，让越来越庞大的民工潮涌进大城市，既背离了科学发展观，也完全背离了和谐、稳定的局面。胡耀邦执政时曾大力提倡过发展小城镇，即“工、农、兵、学、商一体”的小城镇，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符合持续发展及战略安全需要的观念，可惜不为其它的高层采纳，而只热中在沿海划圈。当初假如采纳了胡耀邦的观念，全中国建起了好几万个星罗棋布的“工、农、兵、学、商一体”的城镇，不但分流了日益庞大的民工潮，也根本不用再去害怕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核威胁，战战兢兢、低声下气地表示要韬光养晦一百年。
说着，说着，免不了总是要说到毛泽东的“工、农、兵、学、商一体”，看来，毛泽东依然是未来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特别是未来民工们的大救星。建议现在的摄影记者们，快快去车站、码头，多多地拍些民工潮的壮观场面，也许在若干年后，可以成为珍贵的历史图片资料，像血手印那样地被放进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未来专家们的考证文物。
《师大奇遇》附文 2010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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