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人们的时间、精力和大脑会在不知不觉中被眼前的事情所侵蚀和吞噬，本来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常识，却渐渐被派生的概念和手段所掩盖，最为原始和核心的要素反而鲜为人知。本文所提到的8个概念，都属于人们容易陷入常识性误区的概念，笔者希望通过本文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激发朋友们一起寻找更多常识性的误区，正本清源，返璞归真。
货币。从货币的演变历史来看，经历了以物易物、金属铸币、金银、纸币、电子货币等发展类型，但无论其如何演变，具体形式怎么样，其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交换媒介以及价值尺度。只要能有效具备这两大价值，无论是何种形式，都是可以用来充当货币的。从人类长远的发展历史来看，以上5种形式基本上可以代表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上不可能再出现前面几个阶段的货币形式。事实上，人们在某个特定阶段或者特定的交易中，选择什么样的形式来作为货币，是考虑其现实的便捷性和其他一些具体因素的。这也就是说，尽管货币的表现形式在整体上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发展阶段性，但在某个特定条件下，人们会采取哪种形式来作为货币，有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在法定货币形式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等原因失去信誉，主流货币供应严重不足，或者交易者手中主流货币极度匮乏的状况下，人们就会选择其他货币形式进行交易。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有了纸币和电子货币等非常“先进”手段的情况下，货币处于“高度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在很多具体的交易中仍存在以物易物，或者金银充当货币的现象。我国早在北宋时期就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但由于元代纸币的泛滥，到明清又恢复到了以银本位为主导的货币体制。全国解放前夕，国统区由于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很多人在日常交易中，不得不采用以物易物这种最为原始的货币形式。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的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农民手中的人民币比较短缺，当时以小麦、大豆、淀粉、胡油交换日常用品的现象相当普遍。甚至在纸币和电子货币一统全球的今天，很多专家和学者还以“法币”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金银价值超常稳定为由，主张为了人类的福祉，全面恢复金银本位的货币体制，这种呼声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以物易物”这种尽管原始，在目前的国际贸易中也屡见不鲜，“项目换石油”、“工程换资源”其实质就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易。笔者认为，尽管货币形式还会有所创新，但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以物易物、金属铸币、金银、纸币、电子货币这5种形式还会在具体交易中出现，金银本位固然具有很多独特的优势，但并不能够彻底取代其他货币形式。
价格。价格是商品同货币交换比例的指数，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从其终极意义上来看，价格在具体交易过程中执行的是价值度量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个功能，任何交换都无从实现，再好的货币形式也都成了“水中花”、“镜中月”，变得不可捉摸。价格实质上是货币派生出来的一种功能，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货币顺利发挥作用，或者说促使交换更为顺畅地实现。如果将放在整个社会体系中进行考量，货币又实实在在是财富的分配手段，而价格则是财富分配的比例关系。一个经济体系能否正常运转，自然跟货币以及商品价格的绝对值有关，但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比例关系。价格变化，亦或各类商品价格比例关系的变化，实际上就意味着社会财富分配结构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某类商品价格太高或者出现暴涨，社会财富和劳动成果的分配，就会向生产这类商品的部门倾斜。比如，在房价奇高和仍在持续暴涨的情况下，社会财富就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向房地产及其紧密相关的行业集聚，房地产行业的产值与全国农业总产值相当，开发商、地方财政及部分官员成为最大的利益既得集团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与此同时，某类商品尤其是必需品在社会价格体系中的比例过高，财富和其他社会资源都会往提供该类商品的行业集中，在价格比例或者分配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其他生产部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会被深深抑制，难以得到有效释放，“内需不足”自然成为了困扰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一大顽疾。谈到这里，我们还可以推导出来另外一个逻辑，就是在社会经济运行中，最为关键的不是货币的绝对数量和价格的绝对值，而是纷繁复杂的各类商品价格之间的比例关系，一个均衡的比例关系，才是老百姓真正的福祉。假如这种比例结构均衡，无论出现通货膨胀还是紧缩，无论商品表面的价格是涨还是降，对老百姓的生活都没有太大影响；假如这种比例结构失衡，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无论是涨还是降，社会的有效需求都难以真正释放出来。如果理解了以上内容，我们很好理解价格最为根本的职能是价值衡量和社会分配，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近十多年来粮价水平和农民的收入一直在增长，但日子却越过越难、幸福感越来越低。价格本质上体现的分配比例关系，在经济生活中非常容易被价格高低这一表象所掩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商品。与产品相比，商品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概念，只有用来交换的产品才是商品。在商品所具备的众多功能当中，最为核心的价值实际上还是其最为原始的价值，即商品的使用价值，因此商品本来用途的质量才是经营活动的关键。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商品身上附着的经营性功能逐渐丰富了起来，标准、VI、包装、定位、品牌、广告、公关和公益、营销、概念、互动、口碑等各种各样的手段不断闯入企业运营人员的“法眼”。在现代营销理念和体系的冲击下，数以万计的老板们和职业经理人满脑子都是细分、定位、包装、产品线、广告、品牌、渠道、网络等概念，进而在这些概念中迷失了自我，将自己所经营商品使用价值遗忘在一个角落里，让这些经营活动中派生出来的概念“反客为主”。在笔者接触到的个案中，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因为过分迷信营销、品牌、广告和包装的神力，不太重视产品本身的质量，甚至信奉“好的营销，即使狗屎也能卖得很好”。但多年持续跟踪下来，发现过分迷信营销等派生手段而不太注重产品本身质量的企业，虽然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确能够风生水起、业绩惊人，其风光往往也只是昙花一现，没几年的功夫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时我们也观察到，那些看上去营销、品牌、广告和包装等方面都做的不算太好，但非常注重产品本身质量的企业，发展虽然速度一般，反而显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慢慢地做大做强。其实，商品的“灵魂”还是其本身的质量，而包装、营销、品牌和广告等手段只是一些锦上添花的东西，如果缺乏质量上的保障，这些派生手段做得再好，也难以达到雪中送炭之功效。放弃商品本身质量，而将赌注压在那些派生手段上，这种经营无疑是一种舍本逐末之举，亲手将自己的事业引入歧途，断送美好前程。
管理。管理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行为，应该与人类文明史一样悠久漫长。自从1911年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正式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以来，人类社会就开始进入了“科学管理时代”，此后各种各样的管理理论层出不穷，如雨后春笋般的不断涌现出来。时至今日，给经营界留下的印象是，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不能做到“指标化”、“精细化”、“定量化”和“人性化”，就算不上真正的管理，就是粗放、落后及没有效率的。运筹学、KPI、ERP、六西格玛、计算机系统控制等管理手段，似乎都成为了攻克管理难题的法宝，没有这些手段管理注定是低效的。然而，从最为原始和最为基本的功能看，管理实际上是要解决如何有效配置人、财、物等资源，来达到某种既定目标的问题的。只有切实理解了这一点，才算真正掌握了管理的内涵。在解决这一问题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一切管理理论和工具，其实质都是可供选择和参考的手段，而即使是最为精细的手段，都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有效地推动目标的实现，其中还涉及到其与具体环境的“适配性”问题。抛开具体环境去抽象的谈论某个管理理论或工具的作用，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其水平也只能停留在“学究”阶段。正因为没有领悟管理的本质，没有掌握管理手段的适配性问题，许多企业虽然KPI、ERP、六西格玛等先进管理手段一应俱全，其管理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愈加混乱和低效。本文并没有丝毫贬低这些管理理论和工具的意思，它们都是人类管理智慧和实践新的结晶，对一大批企业进一步提高管理和运营水平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它们毕竟有着自己的适用范围，离开这些范围，其效力就会大打折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贬低现存的各种管理方式，各种管理手段并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而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别。检验某种管理方式是否适合自己的标准，是在现有条件下能否最为有效地配置人、财、物等资源达到既定目标，而不是其他。每一个老板和管理者都应当根据自己企业的现状和发展阶段选择合适的管理方式或者进行调整，切忌急于求成、简单模仿，吃冒进主义的大亏，同时还应该处理好知识储备和实际应用的关系。
舍得。舍得一词，本是佛家用语，最早出自《了凡四训》，佛学认为，舍就是得，得就是舍；道家认为，舍就是无为，得就是有为；儒家认为，舍恶以得仁，舍欲而得圣。在当代话语中，“舍”就意味着付出、贡献好投入，“得”则意味着成果、产出和认同。如果用商业语言解释，“舍”就是投入，“得”就是产出，“舍得”就是一个投入和产出关系的问题。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很多人在讲，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就在“舍得”问题上，不少人解读为“付出就有回报”，“付出总有回报”，甚至在经营活动中用非常精细化的方式考核产出投入比。在这种思维框架下，投入者不但关注整体上的产出投入比，还特别在意较短时间内的产出投入比，和每一次具体行动的产出投入比，将考核指标落实到了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上面，似乎唯有这样才能做到科学管理，做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解使得相当多的经营者在实践中进入了误区。实际上，“舍得”是一个总体和长远上的概念，如果套用在经营领域，大致上可以这样理解，“要想获得回报和收益，自己必须主动付出，这种付出应该是大范围的、持久性的；付出之后，有的付出可能会有回报，有的付出可能没有回报；有的付出可能回报时间比较短，有的付出可能回报时间长；有的付出可能回报时间早，有的付出可能回报时间晚；有的付出可能回报的比较多，有的付出可能回报的比较少；单次付出的回报情况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但从总体和长远上来看，这无数次付出的回报会非常可观；我们不能因为某次付出没有回报，或者回报不太理想而放弃后续的付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舍得”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盈利目的性很强的经营性概念，而我们更应该以一种“投资组合”的积极心态去看待和运作“舍”与“得”。大道至简，触类旁通，在人脉关系的打造上，这种方式同样适用，毕竟人性当中都有讲感情、经不起别人对他好的一面。
勤奋。在我国市场经济大潮中，勤奋虽然被官方和正统理念所认可，还是社会的一个主流价值观，但在现实中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在不少人的话语体系中，“勤奋”一词带有明显的贬义，甚至成为愚钝、没头脑、不灵活、卖死力的代名词，事事偷奸取巧、削头钻营和寻求捷径，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勤奋”的本义是指“不怕吃苦，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干好事情，以此得到自我提升和社会认可”。对于“勤奋”这个概念的认知，笔者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大致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即，“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读大学之前，受父母教诲和学校正统教育的影响，本人虽然对这个词没有深刻的体会，但还是深信不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根本就谈不上对“勤奋”这一概念的掌握，天天喊在嘴边，那也只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上大学之后直到毕业后两年，受社会上各种反传统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接触到很多靠关系、投机、钻营而取得“成功”的案例，本人原来笃信无疑的很多传统价值观渐渐开始垮塌，甚至认为再谈这些概念就是迂腐、不谙世事的表现，“投机取巧”才是与社会和市场经济接轨。从毕业后的第三年开始，由于因缘际会，笔者结识了年龄长自己不少的一些朋友，开始对众多名人的简历进行研究，并对那些靠偷奸取巧而取得“成功”的人士继续保持关注，另外随着自己实践的深入，对诸多问题逐渐有了切身的体会，最终发现，靠勤奋去发展的人，虽然成功的会慢一些，但要稳当得多，最终能够发展到一个较好的高度，而靠旁门左道去发展的人，尽管很容易取得“阶段性”成功，但几年下来，大多数早已难以找到踪影，剩下的最终的发展高度都不太理想。根据笔者的体会和与朋友们的交流，发现勤奋的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只有善于把握细节的人，才能委以重任，才能真正取得成功，而对众多细节的领悟和把握，也只有通过勤奋才能获得；第二、成功就是简单的事情不断地重复做，这是目前越来越被人们接受的一个道理，但也只有走“勤奋路线”的人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第三、魔鬼存在于细节当中，一些非常实用的技巧和道理，根本就不可能在书本和别人那里学到，只有靠自己努力去不断揣摩，才能真正掌握，没有勤奋努力，火候不到，就难有所获；第四、做任何事情，可能涉及到的问题点都非常多，一两次实践根本就不可能穷尽这些关键点，只有在“勤奋导向”下不断实践，才可能遇到过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自己在这个领域的专业化水平才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高度；第五、上学都有过做习题的经历，不管老师讲例题的时候理解的如何透彻，如果不做5~10道习题，我们对某些定律和公式的掌握程度还是要大打折扣，基本功不到位，不能很好解决一些建立在简单问题组合基础上的疑难问题，而任何领域的实践都是这个道理，勤奋在其中的作用自然不言而喻。
商业模式。泰莫斯认为，商业模式指的是一个完整的产品、服务和信息流体系，包括每一个参与者和其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以及每一个参与者的潜在利益和相应的收益来源和方式。在目前众多的商业模式探讨过程中，人们主要关注的是某类企业为用户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类型和方式，在市场中与用户、供应商、其他合作办的关系，以及由此派生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而在数以万计的创业者和经营者口中，商业模式这个概念似乎更为简单，直接指为用户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类型和方式。也正是在这种一再简化的理解中，人们常常会误入歧途，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商品和服务类型及其提供方式，以及潜在的盈利点来源和组合方式上，而忽略了商业模式的本质。商业模式的要害是“商业”，其实质是要通过一系列资源配置活动，已有系统能够实现盈利和滚动发展，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大做强。如果从中长期来看不能做到盈利和自我滚动发展，还需要依靠从外界“输血”来维持运作，这种所谓的“商业模式”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商业模式，而是公益性项目，充其量也只能叫做服务模式。在这里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某一企业的“商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实际上直接决定了该企业能否实现收支平衡，甚至决定了他们是个体、私营、股份还是上市公司等发展状态。要想改变一个项目的经营状态，在相当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对“商业模式”进行改造或者优化来实现。与商业模式相关的另一个误区，就是不顾实际情况，简单复制别人的“成功模式”。殊不知，别人商业模式之所以会成功，是有着他们一系列独特配套条件的，除非那些条件自己也大多具备，否则很难复制成功，抛开具体条件去一味模仿别人的“成功模式”，没有太多出路。这一铁律，在商业实践中一再被证明，但总有重蹈覆辙者，真像一个段子描述的那样，“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后浪接着变前浪，还是死在沙滩上”。其实，成功的商业模式，基本都是对自己原有各种资源整合的结果，其商业模式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通过对自己各种资源的梳理整合出来的，在这方面因果倒置，最后很难取得成功。这也是模仿别人成功“商业模式”而导致自己成功的现象，其出现概率极低的重要原因。
高技术含量。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文章，提高利润水平的有效办法是提高技术含量，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意味着更高的利润，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意味着更低的利润，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一定比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更赚钱，或者说高技术含量就意味着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意味着更大的话语权。经过许多年来专家们和媒体的一再宣传，这一逻辑已经深深地印入了国人的脑海之中，几乎没人对此提出疑问。稍有常识的人们都知道，铁矿石的技术含量要比钢材甚至是生铁低得多。然而近些年来，必和必拓（BHP Billiton）、淡水河谷（CVRD）以及力拓（RioTinto）三大铁矿石供应商通过连年大幅涨价赚得盆满钵满，我国钢厂的利润却一再滑坡，利润率也难以跟三大矿商同日而语。在历年的铁矿石长协价格谈判中，中方虽然每次都据理力争，但最终还是被迫接受对方提出的价格，连还价的余地都没有，根本就没有什么话语权。众多评论家再三分析，其原因多归结为国际铁矿石供应的高度垄断性，而作为需求方的中国钢铁行业，其产业集中度偏低。“铁矿石事例”不但是对我们业已形成的高技术含量逻辑的一顿当头棒喝，也向我们揭示了高附加值和强话语权的真相。在大多数情况下，高技术含量会导致高附加值和强话语权，然而高技术含量并不一定会产生高附加值和强话语权，其中的奥妙在于高技术含量一方的垄断性如何。如果高技术含量一方垄断性高，而对方较差，则就会拥有高附加值和强话语权，反之亦然。人们感觉到“高技术含量就意味着高附加值和强话语权”，并将其奉为公理，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更高的技术含量就意味着更高的垄断性。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无误的意识到，高垄断性才能真正带来更高的利润率和更大的话语权，而人们习以为常的逻辑只是一种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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