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喆
（一）
一台琴如果弹起来处处不和谐，是钢琴本身的问题，还是弹琴的人的问题？自然是钢琴本身的问题，是钢琴跑弦了，需要调音。可是偏偏有人要说，钢琴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不是钢琴的音不准，而是弹琴的人有毛病——诚如在这个提倡“和谐”的社会里，有人一听到“不和谐”的声音，就认为这些发出“不和谐”声音的人有心理疾病，心胸狭隘。
一个社会，就像一台钢琴，它和不和谐，不是由弹奏这台大琴的人决定的，也是由这台大琴本身决定的。一台琴不准了，要想知道它哪个音不准，你就得弹出来，让它发声，你如果不弹出来，不让它发声，无声的钢琴，那叫和谐吗？是的，不和谐的声音不好听，但是不和谐的声音至少可以暴露问题，这比无声要好，无声的钢琴摆在那里，看上去很气派，实际上它就不能弹奏了，很多年不弹奏，不让它发声，不调音，它以后就彻底调不准了，就要报废！
当然有些人也主张调音，但是他们在琴上随意的弹，听到哪个音不准，就调哪个音，我看了发笑，你这样调是永远调不准的。因为你既没有调准标准音，也没有调准平均律，也没有调好所有的八度。
那么一台琴应该怎么调？其实无论是钢琴还是社会这台大琴，调琴的步骤都一样。
首先，你要调好国际标准音，这个标准音在钢琴琴键上，叫a1，就是440赫兹。
在社会这台大琴上，这个标准音就是民生。国家和地方的一切政策和法令，都要以民生为标准音去制定，去执行。
然后往下扩展8度，调好a音。
这个a音在社会大琴上，就是民主。老百姓要有说话的权力，最关键的是要老百姓有决策权，国家大政方针，由老百姓说了算。否则，比如说，百姓辛苦工作上交的血汗税款都买了外国人不想还的外债，人民的看病钱、养老钱、读书钱就这样人间蒸发了。假如人民自己可以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进行分配，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再调平均律。
社会的平均律，就是民权——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只有平均律分好了，人人机会均等，各各利益均占，社会才有可能旋宫转调，才适合演奏所有调的乐曲。调平均律时，哪个音分多了分少了，开始不觉得问题严重，越往高低音两头扩展，越出问题，搞不好要断弦。
然后根据平均律确定的一组音，往下扩展8度，调好低音。
社会的低音就是国家的法制制度，低音好的琴，弹起来给人稳定的感觉。当然，这里又得往上说说平均律，法制制度就是要以公平公正的原则为依据。
调好低音后，再往上扩展8度，调好中音和高音，以及极高音。
中音是国家行政制度和行政机构，高音是国家文化教育体系，极高音是国家意识形态和宗教艺术。这里还是要讲平均律，只有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才有合理的行政制度和行政机构；也只有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才有文化教育体系；也只有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才有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和服务于广大阶层的宗教和艺术。
最后调同度，把每个音的3根弦（低音是二弦和单弦）调纯，也就是调得频率完全一样（极高音可以有一点不纯，那样听起来，声音不会太亮太脆太短促，而是悠扬绵长）。
把前面的工作都做好了，这之后，才到了逐一解决社会上问题的时候。在意识形态和宗教艺术的层面，就是要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太过单一，虽然听上去很亮，但很脆，很短促，不会悠扬绵长。
现在一些大谈和谐的人，他们主张发现哪个音不准就去调哪个音，这样调出来的音，也许就那一个音的三根弦完全调纯了，也就是那一个局部调好了，一个部门调好了，一个小问题解决了；也许这个音在一个调或几个调里是非常准的，但在其它调里非常不准，这就是把一个阶层，一部分人照顾好了——典型的只照顾一部分的利益。你以为这就和谐了吗？按照这一部分这一阶层人士的论调，那自然是再和谐不过了，可是在另一部分人看来，极不和谐。
和谐，不是一部分人用强权用武力用恐吓用威慑对另一部分人进行压制表现出来的沉默，也不是另一部分人用性格用信仰用自我麻痹用精神超脱对一部分人退让妥协表现出来的惟命是从和诚惶诚恐。那些动辄“和谐”的人对我们说，你要敢于破坏和谐，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就要将你“和谐”掉！
一台琴要和谐，是按部就班的调出来的；一个社会要和谐，也是如此。
（二）
有这样几位真正的共产党好干部，他们是几个信访干部，他们认真对待群众的每一次来访和每一封信件，结果他们活活累死了！这样的人，让我钦佩不已！让我想起我碰到的那种十几年没调过的琴，那些琴有的根本调不动了，可是你不光得调动，还得调准，调准了还跑弦，再调准再跑，你必须一次就要调很久，很久，然后下次还得去调。我有好几次，手上调起了血泡。但是这琴跑弦是整体跑的，也没有被外行的调琴师乱调过。而那几位信访干部所调的那台“社会大琴”，那是一台什么“琴”哦，到处都是“乱调”出来的，整台琴二三十年就没调过，且三十多年前，“律制”还被调乱了，三十多年前的这台“琴”，是用“十二平均律律制”调出来的，三十多年后的这台“琴”在那个转折点上，被人用“纯律”粗略地调过一次。
什么是钢琴调音所用的纯律？所谓纯律，就是每个七声音阶都是完全准的，这只在弦乐器和管乐器这些依靠人的手指摁位移动和吹奏气力力度可以灵活控制的条件下可以做到，但是假如用纯律去调钢琴，那么有一部分调是绝对准的，而另一部分调是绝对不准的，这种不准，凭一个音乐天赋很一般的人的耳朵就能轻松听辨出来。巴赫时代的欧洲，用的就是纯律调钢琴，所以那时的钢琴演奏会上，有很多曲子被演奏时，听众感觉某些音是绝对不准的，相差半度。
什么又是钢琴调音用的十二平均律呢？所谓十二平均律，就是在纯律的基础上，对每一个调进行分律，使原来的纯律并不那么准，从而使每个调听起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的（人耳通常是听辨不出来的）。在中国，春秋时期的编钟就可以很自如地旋宫转调，如著名的曾侯乙编钟，可以肯定地说，春秋时代的编钟就是用十二平均律这一律制制造出来的，结果这个律制到明朝时很可能是失传了，而明朝也要铸造编钟啊，于是明朝一个叫朱载堉的王子推演出了十二平均律这一律制，有了这一律制，编钟的铸造就有了一个根本的音准技术标准。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后来逐渐被传到欧洲，被运用在钢琴调音上。
现在再说信访局长调的那台被“调乱过律制”的“社会大琴”吧。那样的一台“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律制”呢？可能调乱这个“律制”的人想，虽然我要调成“纯律”，但我还是得保留一点“十二平均律”的痕迹，这样一来，这台“钢琴”上的“律制”，既不是“十二平均律”，也不是“纯律”，这就是特色中国之特色所在了！在这样一台“律制”混乱的社会大琴上，政府官员们发现按照这个乱的“律制”，根本无法调准整台琴，于是他们干脆来了个偷懒调琴师的懒办法，他们装出一副敬业的样子，问那旁边听的人，说：“你听听，这个音准不准”，听的人根据前面几个音判断，说“不准”，他们调一下，再弹这个音，再问，听者一听，说“准了”。其实这就是偷懒调琴师忽悠外行！哪里有这样调法的！钢琴的某个音的音准准不准，是以该琴上的国际标准音和平均律为音准基础的，岂是以上下某几个音的音准为准的？当然，这些官员也没有办法，他们若要求上面领导改回到“十二平均律”，上面领导可能会批评他们“左”，他们若要求完全调出“纯律”，即便上面同意了（上面很可能会同意），下面的老百姓很可能又会骂他们“右”，所以他们干脆不去想“律制”这个问题，这就导致后来流行“不要问姓资姓社”的观点，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发展生产，这解决的就是局部问题，就是只调钢琴局部的音准！结果，在这台社会大琴上，官员张三走过来不问律制地瞎调几下，走了，官员李四走过来瞎掰几下，也走了。他们根本不可能也无法按部就班地来调！
对于中央高层来说，也不问采取什么“律制”“调琴”，这说的就是他们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根本依据了，他们也是概念模糊的，他们在“律制”不确定的中间那一组“基准音”上往上下方向调八度，结果调出的八度虽然准的，但是整台琴演奏起来总是很糟糕，偶尔很准，偶尔很不准！而对于基层干部而言，采取什么律制亦即国家在根本上采取何种制度，怎样调八度亦即国家各项大政方针的出台，都与他们无干，他么所要做的是配合中央的方针政策搞好当地的工作，他们所做的，相当于调好钢琴每个音的同度，也就是把每个音的三根弦的音高调得完全一样。但是中央的“律制”也是含糊不清的，这“律制”一下偏向“十二平均律”一点，一下又偏向“纯律”一点，以致每一届政府所做出的决策就可能有较大的变动，这就好比钢琴上的八度也总在变来变去，结果基层官员们累得要死，换来却可能是老百姓的怨声载道！长期这样，基层官员的积极性就被打消了，他们甚至认为有时候做事反而成了瞎折腾，不做事反而还侥幸好一点！所以说，中央对地方失控，根本原因也在于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模棱两可！当今中国的社会状况较为混乱，诚如那不按律制不守章法乱调出来的钢琴啊！
毛泽东时代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好比可以自如的旋宫转调的十二平均律；而后三十年改革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这导致原来的“十二平均律”倾向于只有一部分调完全准，而另一部分调完全不准的“纯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好比钢琴调律律制中的纯律，一部分人觉得国家政策很适合他们，而另一部分人则感觉国家政策是对他们的专政，完全不适合他们。一如卖淫可以合法化，资产阶级认为符合人性，而无产阶级认为卖淫合法化是耻辱一样！一如人大代表用钱买，资产阶级认为很合理，而无产阶级认为用钱买来的人大代笔只为他本阶级阶层的利益说话，而绝不可能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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