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悲剧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文革等方面的失误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即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识问题，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思想意识与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交互影响，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因素。其中千百年来存在的小生产思想意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文革的发生正是这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平均主义意识是发动文革的社会思想基础。
解放后人们不自觉地以小生产意识管理现代化大工业生产，这是极其矛盾的现象。如自我封闭与社会化生产协作，人才各单位私有与人才流动各尽其才，分配中的大锅饭与调动人的积极性，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官民、上下的等级意识都是小生产意识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其中大锅饭平均主义是阻碍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在困难时期5个人的饭10个人吃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再搞平均主义就不行了。前已说明，党中央毛泽东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价值法则在发展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虽然也.提到多劳多得，但始终把缩小差别实际是拉平放在首位。既然排除了利润原则、竞争机制等推动生产的市场经济手段，那就顺理成章地要把政治和阶级斗争作为发展生产的唯一动力了。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强调价值规律就是在为少数富裕农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主意。他认为我党真正懂马列主义的不多，马列主义精髓是工农大众的立场和感情。那些强调经济规律的专家及其支持者的无产阶级立场是有问题的。只有不断缩小差别才是为广大工农着想。毛泽东同志根据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对供给制感情极深。他认为军衔和技术职称也是不平等的标志。没有军衔我们照样打败五星上将。后来就取消了军衔制。他把平均主义思想意识当作工农大众的社会主义愿望加以坚持，把能促进生产发展符合经济规律的政策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这就在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特别是在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之间产生了分歧。他强调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实质上是小生产意识的平均主义要求与推进生产社会化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之间的斗争。
两种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与中苏论战绞在一起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为改善经济和人民生活违背了苏联模式去探索发展市场经济的路子。苏联虽然一直否定市场经济，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却遵守了价值法则，没有对知识分子实行过左的政策。这些都被我们看成扩大差别产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修正主义因素。在平均主义情绪支配下，形成了下述基本观念：由于资产阶级影响，扩大差别就会两极分化，产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理论是为这个阶层服务的修正主义理论。支持这些理论家的则是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在国内事件的发展中使这一观念更加深化。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挫折后，进入三年的经济调整时期，党内产生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愿望。他没有把这种愿望看成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力量，而认为是资产阶级在党内寻找代理人的潜在因素。他以极其刚毅的性格百折不挠的精神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随后进行了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教育，使人们对于因差别而产生两极分化，并退到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这一前景感到恐惧。这就把平均主义情绪推向高峰，致使对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更加怀念，对任何差别都忿忿不平并引起仇视，从而激起一股狂热的力量。因此小生产意识的平均主义思想是发生文革悲剧的社会基础。文革中为什么会一呼万应？为什么全国有95%的人们都自觉自愿地卷进了群众造反运动？小生产意识的平均主义情绪则是这次运动的主要推动力。
（二）想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改造封建思想意识，结果却适得其反。
中国官、民意识急为稳固，进入官场就高高在上，总觉得高人一等，鲁迅和毛泽东都看到了封建意识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与危害，解放后曾多次整治，开展过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不断地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在全民中掀起了学习老三篇文章（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的热潮。又开展过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以后又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目的都是为解决干部问题，使之从官老爷意识向人民公仆意识转变，以免使国家变成重新压迫工农大众的工具。这些措施都没有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心对中国文化动大手术，特别是要解决可能使国家变质的干部、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但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并不等于现实存在，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本该用文化手段（如教育和双百方针）解决，怎能用群众运动的武力说话。在革命战争时期坚持与时俱进的毛泽东到了晚年却把过时的老经验，把仅适用于为推翻旧社会不得不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当作永远好用的灵丹妙药。他犯了急躁病，想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一下子铲除几千年形成的思想意识。后来发现没那么容易，只好说每隔十年再搞一次文化革命。文革的后果极为严重，他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却又一次对知识分子造成了伤害。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天下为己任。到了晚年更是有增无减。他对工农大众的感情极深，唯恐红色江山改变颜色，人民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他对未来极不放心。经过多次运动，始终没有解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大病，因而决心用群众运动这剂猛药来治理。他认为“只要发动群众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他想用群众大民主的办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能教育广大干部，铲除剥削阶级思想毒瘤，结果与他的想象相反，群众运动却给那些投机钻营份子，打砸抢份子以机会，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三）他认为保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就是保护工农大众的利益
毛泽东虽然他不想包打万世，但也要解决他身后的问题。他一心为工农大众着想，然而却事与愿违，工农大众的长远利益不是立即消灭差别搞平均主义，而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性格刚毅，他认准了的事情就坚持到底，对一切干扰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排除，做出了许多近于专制的事情，他认为这就是为人民负责。他的悲剧就在于此。由此说他有皇权思想是不对的。
有人会说，他不是争权，为什么把刘少奇、林彪等人一个一个地都搞下去呢？前已说明，为了使中国不再回到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为了使人民不再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必须抓阶级斗争。他认为只抓经济并支持讲经济规律专家的领导人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在他过世后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人物。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是路线分歧。他认为文革不但可以清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还可以教育干部和人民，使“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失去市场。文革开始时他相信林彪能坚持他的路线，把林升到第二位，还写入党章。毛林分歧是因为林彪起草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毛对于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报告很不满意，又让别人另写，林彪很不开心地在大会上照念，显得有气无力。不久报上批唯生产力论，批的就是林彪。此后毛和林就分道扬镳了。经过庐山会议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以后，全党进行了批陈（伯达）整风，实际上是不指名的批判林彪。林彪出事后，毛泽东想培养王洪文，他发现王洪文搞四人小宗派，不能团结人，特别是不能团结老干部，不懂得左、右两派相互制约以求平衡的用人格局，因而不足以托大事。毛又启用邓小平。邓小平上来大搞整顿，纠正文革中的一些作法，还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毛认为这是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冲淡阶级斗争这个纲，说邓是走资派还在走，又一次把邓小平打下去。由上可知毛泽东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是为了保住他认为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路线，保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就是为劳苦大众负责。
（四）、文革中的三大悲剧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挫折，他为了救中国救穷人要对中国文化思想意识动大手术。使我们极为遗憾的是，他对矛盾性质的判断，采用的手段、方法完全错了。,因而导致了悲剧性的严重后果。
悲剧一： 毛泽东在认识上产生了失误，尽管在干部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等封建思想意识，知识分子中还残存着轻视劳动人民等错误思想，这些思想意识有可能成为将来蜕化变质的潜在因素，但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并不等现实存在。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却违背了自己提出的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名言，判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把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和广大爱国的知识分子统统推到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的对立面上，当作敌人看待，虽然他的本意是想经过群众批判教育后再重新启用，实际上后来也是这样做的，但群众可是掌握不了斗争的火候，他们也想不到老人家对干部批判后还要启用的良苦用心，特别是那些夹在群众中的极左分子，致使不少人受到伤害。
悲剧二：文化革命本应以文化手段解决文化及思想意识问题，然而却演变成武化革命。虽然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写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但是对群众的极左行为不给予引导纠正，使之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的文斗范围内进行，却听任他们使用各种对待敌人的办法，如挂黑牌、带大纸帽子、坐小燕飞机、游街、示众、毒打等各种残暴手段，这样不但解决不了思想问题，反而产生了极大的反弹作用。武化革命本是用来改造社会，也就是用以解决硬件的手段，文化革命是用来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解决软件的工具。延安整风就是小范围的文化革命，收到了思想教育效果。文革悲剧就在于用武化革命手段解决思想意识，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悲剧性后果。
悲剧三：毛泽东对工农大众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认为不断消灭差别，坚持平均主义就是为工农大众着想，然而却事与愿违，工农大众的长远利益不是立即消灭差别搞平均主义，而是发展生产力，随着生产发展逐步改善生活。实行平均主义是不能发展生产力的。在物质短缺凭票供应的年代，工农大众对生活也是不满意的。
（五）文革中的三大教训
延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绝后的重大历史事件。那是我国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但又属于全人类的一笔财富。对文革我们不能一炬了之，它也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我们要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总结出有益于今后的教训。
教训一，我们应当逐步提高对小生产意识危害的认识，摆脱其影响，特别是收入的平均主义和文化平均主义，需要进行反思和讨论
小生产意识在我国迷漫着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尤其是干部不自觉地以小生产意识的思维方式从事着各种活动和工作。解放后，各个企事业都办成功能齐全自我封闭的小社会。大而全,小而全,肥水不流外人田，小生产意识是大工业时代的对立物，严重阻挠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人员不准流动，只顾眼前生产，轻视科研的实用主义等弊端，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更为严重的是平均主义思想的泛滥。我国千百年来把平均主义作为人人平等的标志。六十年代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中使人们的平均主义情绪逐步升温。从缩小收入差别，实行脑体收入的倒卦政策，进而又向文化领域推进。“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是报刊上经常出现的大标题。知识分子要参加体力劳动。不少工厂实行半天劳动，半天从事业务工作。技术人员几乎是以劳动为主，技术工作只好在加班中完成，因为劳动是一种改造思想的政治任务。如前所说通过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教育把人们的平均主义情绪推向高峰，收入的平均主义情绪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推动力。
文革要打击的对象是什么? 一般认为是干部和知识分子。这只是表面现象。在文革中受打击的并不都是干部和知识分子。有的工人其家庭社会关系本人历史按当时的政治标准是很红的。本应是依靠的基本群众。由于他在技术方面刻苦钻研，比周围人高出一筹，就被周围的人认为这是个不问政治只专不红的人，因而遭受批判。一些戏曲界人士在旧社会受了很多苦，没念过几天书，根本够不上知识分子，由于多年艰苦奋斗演戏出了名，也遭受打击。如果她们半路由于倒嗓子而成为跑龙套的，则她们必是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基本群众。受打击的原因是因为她们出了名，冒了尖。文化大革命实质是一场掐尖运动。受打击的几乎都是各个领域中冒尖的人。所有冒尖的人都被看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或藐视群众有权威思想。掐尖并不会给群众带来任何实际利益。人的能力有大小，前进的脚步必然有先有后，少数人走在前边，所谓行行出状元是符合辩证法的普遍规律的。没有少数人的突破就不会有整体的前进。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批能工巧将，技术专家，洞查纵深的理论家思想家和各种精英人物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冒尖对人民大众来说是一种福音。而掐尖心理则是一种文化平均主义。掐尖运动是窒息民族灵魂的民族自杀运动。由收入平均主义和文化平均主义情绪激发起来的文革运动给人民群众带来的不是什么实际利益，平均主义对人民群众来说是饮鸩止渴。发展生产才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思小生产意识的危害，走出小生产意识的狭小天地，破除收入的平均主义和文化平均主义是文革应吸取的教训之一。当然在反对平均主义的同时，也要防止拉大分配差距走向另一上极端，贡献大者应当多得，但也不能千百倍地拉大差距，任何事都不能走两个极端，物极必反是普遍规律。
教训二 必须彻底摈弃群众运动
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和工作方法。但是要与群众运动区分开来。搞运动造声势是发动群众的一种手段。有领导有组织，按政策或规则办的就是走群众路线，要和没有领导的大撒手运动区别开来。为加速推翻三座大山，群众运动却是有效，取得政权后再搞大撒手的群众运动不但没有任何益处，而且会造成巨大的破坏。文革在人们的心灵上真是伤痕累累。在1966年横扫牛鬼蛇神和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时，干部、知识分子、技能超群的工人和农民，出身黑五类的，社会关系复杂的，有海外关系的人中，被整的不在少数。横扫牛鬼蛇神的极左行为发生在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日子，但清理阶级队伍的极左作法却是在全国江山一片红之后发生的。一些人被挂上大牌子游街示众，黑牌上的罪名五花八门。这些人都被关入牛棚。对这些人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斗。在批斗、游斗和示众时，不时地遭受毒打，皮鞭抽打声与嚎叫声，声声入耳。被打死的，自杀的，离婚的不时出现。群众运动造成了多少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冤魂屈鬼。某刊物介绍，开国功臣贺龙被关时不给水喝，他用杯子接一点雨水还被那些阶级立场鲜明的人踢翻。群众运动中打人者绝不是真正的工人农民。塌实干活的老工人老农民是不打人的。他们是讲政策的。有打杀等极左行为者多半是那些为了表现“进步”的，喜欢钻营上爬的以及年轻的毛头愣子。这些极左人物多是运动的先锋，也是冤案制造者。企图用群众运动反对干部的官僚思想意识是不行的。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是两回事。依靠群众智慧和力量，按科学规律，根据法律搞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大撒手的群众运动往往被小生产意识的狂热所左右，给那些投机钻营之徒造成逞狂的机会。由此可看出建设时期搞大撒手的群众运动只能造成破坏是文革的又一个教训。
教训三 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并进入经济建设后，不能再搞阶级斗争，特别是带有暴力的阶级斗争。因为暴力破坏性太大，解放前由于敌人过于强大，不用暴力就推翻不了统治阶级。新中国建立后当然也有各种矛盾，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全是阶级矛盾，如工人和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只能称为阶层矛盾，对于阶层矛盾，甚至于阶级矛盾，只要处理得当，就不会发展成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马克思一生都在解剖资本主义，为什么在马克思的故乡，共产党没有取得政权，却在东方两个落后大国中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这与经济、政治发展水平有关，进入二十世纪的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已有相当水平，人们的经济生活比以前有一定的提高。资产阶级的民主、人权、罢工、游行等自由，使人民有出气的渠道。通过罢工、统治者让步的反复较量，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民主权利逐步改善，这就使得人民的情绪不会走向极端，所以共产党在西欧只能是担当反对党的角色，难以像俄国那样进行暴力革命。而东方的俄罗斯和中国都是经济落后封建专制的国家，人民群众在困苦不堪走投无路状态下容易接受暴力革命的思想。因此阶级矛盾只要处理得好，也不会达到誓不两立你死我活的程度。既然在资本主义国家都能把阶级矛盾加以化解，为什么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内部非要把矛盾看成对抗性矛盾呢？这就要研究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关系。
前面谈到毛泽东个人因素时谈到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关系中认为三者必有一个中心，在不同时期要中心定位准确，两翼配合有力。革命时期以政治为中心，经济、文化配合得好，所以促使革命顺利发展。解放后特别是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本应以经济为中心，以前一贯与时俱进的毛泽东仍然把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当作第一位的，仍然坚持以政治为中心，所以造成了文革悲剧的严重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是太大了，目的不论有多么高尚，也难以抵消其手段方法错误产生的破坏性效果。当人们说到这些错误时又不能不想到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极为艰难的国内外条件下，带领中国人民挺直地站立起来，说他功比天高都不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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