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2月6日，各地“两会”（人大和政协会议）都相继落幕，共有16个省市区进行人大、政府、政协等三套班子新的人事布局，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调整幅度超过一半。各大媒体除惊奇非在“换届年”进行官员大换血的规模庞大外，对新调整的领导班子官员的学历更是调侃不已。有关部门以为博士就是万应灵丹，自欺欺人罢了。
令人感慨万千，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官员的学历年年见涨，文凭越拿越高，有些人为此不得不“包装”自己。广东省现在退居二线的一位原宣传部长，原本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以农民名义在师范学院大专毕业。1996-1998年任某市委书记，在职从暨南大学拿到函授经济学博士。在竞争省委宣传部长时，以“博士”力压他人。再如原广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社长梁国标，是1976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的本科生，到处当书记、部长之余，期间也弄到“博士”头衔。虽然他在去年因包二奶生子被“免职退休”，但这种轻处理的方式，对已被弄得是千疮百孔的“羊城晚报”极为不利。三看新任广东省政协主席，籍贯梅县，1951年生，但在广州广雅中学初中毕业后入伍再回到工厂。他的大学学历是“广州钢铁厂职工大学”颁的，一直未得到承认。因组织部门正好与广州钢铁厂是对口交流单位，经过“公关大作战”后，战战兢兢的那一批业余大学生全部成了正规本科。而此次领导班子大换血中，正宗学历的有四十七岁农学博士吉林省长孙政才，及五十六岁的经济学博士青海省长骆惠宁。此二人脱颖而出，抢占新闻版面，当然，耀眼的又是“博士”的帽子！然而，光是两只燕子带不回虎年的春天。
不同时代领导的偏爱与喜好各有不同。早在03年中央到地方新一代官员露脸的时候，望着双双对对的硕士学历、工程师头衔，曾有报道称中国领导人从军事政治型调整为学者技术型。原本还仅在暗中较劲的学历比拼，至6、7年后的今天，“学而优而仕”公然摆上桌面，把博士奉为圭臬，撕杀愈加明显。原本，官员注重理论素质的提高和知识更新，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在职攻读获取更高学位，是刻苦的结果与正常所得凭证，值得鼓励和提倡。但诸多爆料的调查发现，获得高学历证书的官员中，很大部分平时并不学习，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公款，与一些高等教育机构挂钩，在短期内跳跃式地完成“知识化”任务。或者，让秘书代上课、考试，充当人头，七拼八凑，最后获取证书，滥竽充数。对亲友、对外商、对下级，还说自己是“大器晚成”，贻笑大方！日前，半官方的“中新社”就渲染高学历受青睐，人事变动被处理成励志新闻，代表着充斥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媒体倾向。
官员真的假学历或者假的真学历现象，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热点，舆论对此的剖析、鞭挞，甚至给出的解药举不胜举，早已到了说者懒得说，听者懒得听的地步。公众原来的激愤早已被消磨殆尽，官员当初的羞愧早已反以为荣，成为炫耀的资本。现在，公众谁还会再对官员所谓的“高学历”崇拜或者质疑？说白了，虽同样是假学历，官员的假学历却与民众的假学历不同，前者合法，后者非法。再明白地说，有权者的假，可以假成合法；无权者的假，只能假成非法。同是造假，为何官员可以合法，百姓只能非法呢？只怨得，相较百姓，官员手中紧握着政治资源。各自都已熟知其中猫腻，不愿再拿出来贬鄙而已。很多人要求财政局“晒账本”，那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应该制定条规辨别官员们晒学位的真伪与全天候去在职读学历。这是偏重高学历的组织部门无可回避的承担之一，正义与公平一样重要。韩国早有专门针对谎报学历的官员惩处的法律法规，美国也正准备出台相关条款，爱走“全球化”的中国执政者，是否也有效仿的计划？
接替深圳原市长许宗衡职位的，是苏州市委书记王荣。倍受媒体关注的，是他有货真价实的学历——农学院博士，其中有网站以醒目大标题：《深圳代市长王荣曾一年一升迁，学历货真价实》为其宣传，没想却是帮倒忙，好似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此的大张旗鼓，王荣的学历肯定不会被怀疑，但折射出的官场学历潜规则，不言自明。
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1953年生，当过李鹏秘书），青海省委书记强卫（1953年生），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1946年生），内蒙书记胡春华（1963年生），河北省长陈全国（1955年生），贵州省长林树森（1946年生），河南省长郭庚茂（1950年生），他们是正宗大学毕业，但也不应自恋而应求共鸣。而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福建省长黄小晶、辽宁省长陈政高、吉林省长王儒林等，则是在职函授，虽然都在党校学习过，但显然“成色”不够。
高学历并不代表一切，素质与博士学位并非等量齐观。辽宁省有位博士学位处长，有外遇二奶，为休掉结发妻，不惜雇凶杀人。广东省政法部门有一个博士工作不到一年就精神崩溃而自杀。另有一位博士学历者在综合局官至主任科员，主动投靠对岸“军情局”，出卖重要机密被捕后自杀。回想1989年以后，相当数量的博士参与动乱，再跑到美欧“政治庇难”，沦为反华反共打手。这些博士，能奉为楷模吗？人品、道德操守、职业规范，完全被那些博士们边缘化了。
而那些比较低调，自知斤两的官员值得表扬一下。如新任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1950年生），中专水平的鞍山工业技术学校初三毕业，1992年在北京中央党校进修三个月，学历提升。广东省人大主任欧广源（1948年生），初中文化，农村支部书记，后来也是在党校进修，修成大学学历正果。新任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浙江人，到黑龙江农村插队，1972年于黑龙江建工学校毕业。中专水平留校当老师，后来一边工作一边到华东工程学院、黑龙江建工学院学习。
对于过分以“博士”取人的管理干部思维模式，今年1月20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纪委十届三次全会上批评说，现在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面对复杂局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工作方法简单生硬，这与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汪洋是党校本科、在职研究生毕业，在官场混迹的众多官员来说，他根本不算突出，但以上的言论值得褒捧。纵观伟人，毛泽东于湖南湘潭第一师范学校中专毕业，北京大学旁听生而已，他宏才伟略，把留过洋、攻读军事的蒋介石赶跑至台湾小岛；哈佛商学院MBA经济硕士的小布什，把拥有军事科学硕士和法律博士双学位的萨达姆囚困在地下。为官能力的强弱与学历的高低成正比？当然不是！不要说在特色主义的中国境内“一切皆有可能”，官员学历大有造假的成分，就是那些拿真学历的，也多是在党校进修、在高校挂名，为求获得个红本而已。不要说高学历让他们执政解决问题能力提高有多大帮助，就连基本人格也没起到半点升华。人还是那个水平，才疏学浅，万变不离其宗。当然，他们的工资、级别得到跨越了！为官者要名声，不过钱更是要赚的。先行者得志，后来者更是乐此不疲，继续为官者的“硬件游戏”。有句成语“过犹不及”，其实最适合目前这种状况。
中华民族的传统精髓在于“内敛”！深藏不露，藏龙卧虎，该出手时再出手。“刘项原来不读书”，现在热炒的曹操也没什么文化。当务之急是全面地考核一个人，不看学历和过分偏重学历都不可取。可是现在的为官者，把冒牌的硕士帽、博士帽硬扣在自己头上，也不管自己脑袋支撑不支撑得住，到处叫嚣，到处放炮。看人家美国菜鸟总统奥巴马，手藏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学士与获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日本首相鸠山，怀揣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程学博士学位。人家从不拿文凭当回事，从未向媒体炫耀智商超众，从不在文章中自诩鹤立鸡群。中国的高学历政客们，你们活像争风吃醋一般，精美名片上特别显眼的博士、硕士头衔互别苗头，好意思吗？回到问题源头，为政者要从消弭民怨下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先进共产党人打下来的江山，最容易败在那些假高学历者或真高学历但失去情操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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