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产意识是中华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一)
以前多次提到小生产思想意识是我国进入大工业时代以后的消极因素，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绊脚石。是造成我国几次失误的百病之源。在这两篇中对这一话题系统而详尽地议论一下。
中国是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具有连绵不断的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这已经为世界所公认。中华文化中也有不适应现代大工业社会的消极成分。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意识不但使我国屡次遭受国际屈辱，多次错过经济起飞的有利时机，也是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更是整顿吏治的难点所在,是搞好吏治必须面对的一环。
我国在明朝以前和清朝初期是强大的，而且有极强的民族文化融合能力。只是到了清朝晚期才衰败下去。为什么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在近现代历史中多次错过起飞的历史机遇，总是强大不起来呢？人们总是单纯归罪于掌权人的封建专制，不讲民主，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
文化的定义、分类可以有多种多样，但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用纸张等介质记载下的东西，另一类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那就是思想意识。思想意识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不论是平民百姓、富豪显贵以及皇帝、总统，其行为无不受到传统文化思想意识的左右和影响。有的人认为不好的文化应当删除。用纸张记录的文化你可把他删除（烧掉），仅存于人的头脑中的文化思想意识你是删除不掉的。思想意识是从生产活动感受，相互耳濡目染，祖祖辈辈不断延续下来的。毛泽东想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来删除人们头脑中的官僚意识等不健康思想，结果没有成功。对中华文化思想意识必须追根溯源，找出关键所在。
一、农耕经济基础上的思想意识特点
中国是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的国家。在以个体农业经济为主的小生产经济基础上形成了高度完备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多次出现了高度统一的封建大帝国。
一家一户的小农业生产始终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大地主们往往把土地租给佃农。小手工业也多半是分散的个体经济。较大的手工业作坊多半为统治阶级的享受而生产。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因此几千年来在我国形成了一家一户自我封闭的生产习惯，自产自用，自给自足的意识极强。以土地为枢纽，以家庭为单位形成一整套宗法等级制度和意识形态。家有家长， 国有国 君，地方有民之父母官。农民的希望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自然力使他们的理想不断破灭。土地不断集中，大批农民破产。他们总是向往有一个好皇帝，或者有一个为民做主的好官。均贫富对农民是最有吸引力的口号。农民总是希望均得一块土地，互不相扰，过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的宁静生活。封建社会的残酷现实和自然力量一次一次地把他们抛向绝境。他们反对阶级剥削和压迫，又羡慕那些小康人家。一方面向往对地主们来一次均贫富的变革，又力图也爬上中产地位，发个小财。他们对赵公财神拜得最勤，“恭喜发财”是人们最常用的祝福。他们不但不希望同那些比他们更贫困的人们均贫富，而且有机会也想捞一把。在经济上习惯于一家一户的封闭模式，小农经济决定了小生产意识的性格特点，那就是：政治意识随地位变迁，平民百姓依赖青天，凡事忍让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就烧杀造反，对上依靠，对下包办，进入官场就想事事专权；经济上乐道自我封闭的桃花园；分配上对上要求均分平摊，对下希望扩大自已的房产和田园；心理素质极端脆弱，穷困时失望悲观，刚置了几亩地就不认识东北西南，摆阔挥霍忘记从前；思想方法上是单纯顾眼前；做事性格易走极端，慢慢悠悠不知争先，感到危机就要冒进超前。（现在社会上许多负面的东西都可以对号入座）。这是在小生产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封建时代我国在各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因为那时的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是相互适应的。我国的建筑、医药、各种制作工艺都极为高超，出现过不少的神医、能工巧匠，但在只顾眼前不管长远的思想方法指引下，都以实用为目的，很少在理论上进行总结提高，不少是以祖传秘方的方式留给后人，而且是传儿不传女，很多东西都失传了。师傅收徒弟，口传身教是传艺的主要方式，这种只顾眼前不管长远的思想方法对当前危害极大。
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阶级统治逐步把自发产生的小生产意识条理化。以忠(君)孝(父)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人身依附等都是为保护小生产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给自足，自产自用，自我封闭，重农轻商，闭关锁国都是用来压迫商品经济，以便扼杀任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均贫富思想尽管可以用来号召打击封建剥削，但它是为保护小生产经济基础服务的。农民起义总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而不会成为资本主义的产婆。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变革，总是在新经济制度萌芽时期孕育出一批思想家文艺家为之鸣锣开道。先秦诸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大发展吹起了号角，欧洲文艺复兴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产物，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能设想在文化领域里死气沉沉，却能在经济领域里突飞猛进。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在禁锢新思想维护封建经济基础方面的能量比欧洲要大得多。他们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文化禁锢，科举收买等等，把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中出现的任何一点朦胧意识都加以扼杀。中国在宋朝时期，经济已经相当发达，活字印刷、火药等一批科研成果相继问世，人们生活的富裕程度使外界感到惊奇，有学者认为当时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由于封建思想意识的禁锢，不但没能孕育出为新的生产关系鸣锣开路的思想家，就连王安石的变法主张都被扼杀。满清王朝是封建思想意识的集大成者，前已说过满清在经济方面重农抑商，闭关锁国，强力绞杀了明朝后期在南方出现的工商贸易、国际交流的繁荣局面，以各种罪名杀害了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政治方面高度专制，民族压迫，文化方面强力改造儒家思想，把忠君意识提到最高位置，儒家里 关于忠 君与专制的思想内容被严重的扩大化，把儒家思想中的优秀部分，如民贵君轻等儒家学说阉割殆尽。由此可知中国既是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又是封建主义的大本营。在维护小生产经济基础的一整套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统治力量及小生产意识的习惯力量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无与伦比的。下面的《民族反思歌》是对小生产意识的概括。
民族反思歌
小农意识 两千多年 封建基础 六大方面 一朝一夕 实难改观
政治意识 随位变迁 平民百姓 依赖青天 凡事忍让 委曲求全
走投无路 烧杀造反 不断重复 两个极端 一进官场 眼珠上翻
对上要求 民主极端 独立王国 对下包办 专横霸气 一手遮天
经济意识 幻想桃园 自给自足 封闭求全 因循保守 坐井观天
分配意识 均分平摊 你比我高 太不公平 我比他多 理所当然
思想方法 只顾眼前 轻视理论 实用为先 立竿见影 否则免谈
心理素质 脆弱极端 穷困潦倒 失望悲观 稍微富裕 不识北南
摆阔显富 面子为先 换妻易友 包奶赌钱 挥霍浪费 忘记从前
做事性格 易走极端 慢慢悠悠 不知争先 感到危机 冒进超前
社会转型 怨气冲天 市场规律 压你改观 新陈代谢 历史必然
民族反思 不可护短 认识自我 进步起点 甩掉包袱 大步向前
二、我国一再错过经济起飞机遇的根源
人类不论以何种手段结束封建社会的统治以后，要想继续向前发展时，不但要打碎封建统治的国家机器，还要利用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大力发展生产力，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生产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小生产经济及其思想意识逐步解体的过程。在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中，小生产意识必然要进行顽强的反抗。粉碎这种反抗的锐利武器是价值规律。以自我封闭、只顾眼前等为特点的小生产意识和以生产社会化为特点的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国的多次失误，几次错过经济起飞的历史机会都与这个冲突有关。
自鸦片战争以来，有多少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从多方面寻找强国富民之策。太平天国虽有一些新思想的萌芽，但还是没有逃过历代农民起义的命运。其所以失败，内因是主要的，争抢权位等小农意识埋葬了大好时机。清朝晚期有不少人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也有行动，但是不求治本，不是从土壤上制度上培育人才，发展科技教育，而是想走捷径，走只顾眼前的实用主义道路。号称强大的北洋水师却败给日本，那些妄自尊大的当权者只顾个人享乐，致使那些没有后勤保障的水师将士们只能用向敌人撞船的办法进行最后一拼。晚清的统治者们为一己私利，残酷地镇压了戊戌变法的爱国志士，也最后埋葬了他们自己。在慈禧面前，远的有英国先例，近的有日本样板，她如果有一点眼光，认清国际形势，爱新觉罗氏现在还可能是中国元首的象征。正是由于统治者的只顾眼前私利，不管全局和长远的民族利益，第一次落在日本人的后面。错过了一次起飞的大好时机。这是封建统治者为己私利缺乏全局和长远眼光的短视行为造成的。
解放后我国迅速恢复了经济，也制订了正确的发展路线。刚有好转就飘飘然了，进行了急躁冒进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运动，报纸上声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受到了全国大饥荒的挫折。当时日本和我们差不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由于我们这一折腾，又被日本人落了一大截，这是小生产意识的急躁冒进情绪造成的。
六十年代初，我国又恢复了生机，也制定了发展现代化的蓝图。在技术经济方面，全世界正在酝酿大创造、大发展、大腾飞的时候，我国却认为全世界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全世界都黑了，只有东方的中国和西方明灯在为反修而战斗。文化大革命一折腾就是十年。不但日本人把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亚洲四小龙也跑到我们的前面。
三、小生产意识在改革开放前的若干表现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小生产意识不是没有认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分析了发生左倾教条主义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以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形式出现，给革命带来极大损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下大力气用马列主义教育全党，写下了《矛盾论》，《实践论》等一系列千古不朽的光辉文献，使党在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汪洋大海中保持清醒头脑，因而领导革命走向胜利。解放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小生产意识急剧膨胀。甚至连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被这种思想意识所湮没。小生产意识在解放后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其主要表现是政治上的家长制，经济上的自我封闭，分配中对上要求平均，对下要求特殊，人材的单位私有制，思想方法上的实用主义。
(一) 政治方面的表现
我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壮烈的农民革命战争。在胜利之前，他们生气勃勃，所向无敌；胜利后逐渐脱离群众，慢慢地走向反面。这是小生产意识导致的规律。这种规律给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人物造成惨痛的失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本质的区别。无产阶级领袖比农民领袖要高明千百万倍。古代农民造反的目的是改朝换代，打江山，坐江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为了彻底改变社会，把农业国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而且还要向理想社会前进。革命的胜利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解放前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警惕糖弹的警告，胜利后把延安精神带进城市，谦虚谨慎，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各条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在革命队伍中伴随着胜利逐步滋长了骄傲情绪和家长制作风，干群关系逐步紧张。中央曾多次发起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的斗争。
由于解放初期西方对我国的封锁，造成我国的闭关状态。在小生产意识的作用下，不但形成了闭关锁国，而且进一步闭关锁省，闭关锁厂，暗中滋长着一种割据思想。在政治上表现为对上只要民主，对下只要集中，集一言堂和分散主义于一身。因此家长制与无政府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
政治意识是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旧社会平民百姓幻想并依赖青天，凡事忍让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就烧杀造反，进了官场就想事事专权，对上闹独立，对下想一手遮天。
自古以来老百姓就在“顺民”和“暴民”这两个极端中行事，没有“理性维权”的概念，当然那时也没有理性维权的环境，只能幻想 明 君和青天。这两种极端行为是小生产意识在平民百姓中的一个政治特点。历史上发生了多次农民造反起义的大事件。据历史记载，农民军烧、杀极多，他们杀的贪官污吏、为富不仁是少数，大量的穷苦百姓死在乱军之下。在大规模群众造反的战乱中，往往要混入一些不事生产的投机钻营的流氓无产者。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烧杀成性。解放后的新中国，人们对于“理性维权”又有多少认识？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仍然继承了历史上这种小生产意识，虽然中央文件规定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那些投机钻营不爱劳动的混子，年轻的毛头愣子，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成为打、砸、抢、烧、杀的先锋。
平民一旦进入官场，思想立即发生变化。千百年来形成的“君，臣，父，子”关系的教育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官长、父辈、师长要下面绝对服从并事事包办做主，下对上完全依靠。解放后的计划经济使这种上包下靠的观念更为深化。个人靠工厂，工厂靠国家。解放初期，城市有一个歌谣：”小子小子你快长,长大进工厂,七天一休假,半月一开饷。病了有依靠，困难工会帮,吃香喝辣把福享。”工厂的产、供、销完全由国家包办，工厂只管按上面下达的计划完成生产任务。
千百年来百姓的小民顺民意识，当官就是老爷的意识极其稳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很难改变。百姓自称“小民”、“小人”、“小的”、“在下”、“小可”；对官员甚至是读书人都称为“大老爷”、“大人”、“在上”。鲁迅作品《故乡》中的润土总以“老爷”称呼他。当回忆到童年一起玩耍时的情景，彼此没有任何上下的隔阂，而润土反而认为那时人小不懂事，现在称呼老爷才是正常的。鲁迅感叹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了。
解放后虽然大家一律以同志相称，但官民、上下的等级意识却自动溶入领导与被领导者的框架中。权就是管人的。有权者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气势，以教导的口气对待下属和普通百姓，百姓对干部仍存有敬畏心理。
（二）经济方面的表现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是加速生产社会化的进程，而是不自觉地用小生产意识管理经济，力图把企业办成家长制的自我封闭系统。中央曾多次反对大而全小而全，结果是越反越烈。
经济上的自我封闭思想是经济上宏观失控的原因之一。一些企业，特别是人财物占绝对优势的庞大的重工业企业集团力图向全能式企业方向发展，总想“万事不求人”。不管多贵重的设备，既使一年只用一次也要买一台。企业或地区都力图自成体系。为此挖空心思地组织能人日夜论证，去挖取国家有限的一点投资。这是基本战线投资总也压不下来，教育和科技经费总也提不上去的根本原因。据介绍基本战线投资有百分之四十转化为消费，形成购买力。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也就是说每投入一百万元于基建以前，应先用四十万元去发展消费品生产，否则，必然导致大发展大收缩的循环之中。经济好转就盲目大上，市场供应紧张又赶快收缩大下，造成极大浪费。一九五八年盲目发展与以后的几次循环都与自我封闭意识力图发展全能式企业的思想有关。因此小生产意识是几次宏观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在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人们津津乐道自给自足自产自用，封闭的桃花园生活。解放后把这种思想完全继承下来。各单位都要办成自己配套齐全的封闭体系。在工厂除国家计划内的原材料、配套大件以外，其余的尽量由自己制造，说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在万不得已时才找人协作一下。当原材料紧张时，就要自建原材料车间。当国家分配的大学生不能满足需要时，就自办大学，不少工厂按上级要求,都自办了农场。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小学、小商店等等一切设施，俨然像是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城堡，各单位都是一个小社会。在我国不是社会办企业和一切事业，而是把企事业单位都办成一个个的小社会，严重阻挠生产社会化的进程，大量浪费人力和物力。
地方的封闭思想更为严重，改革开放前，在报刊上年年讲全国一盘棋，但各地，尤其是沿海省市总想建成本地完全配套的自我封闭系统。
(三) 分配上的表现 平均主义是小生产意识的核心部分。在平均主义思想支配下，使本来就很复杂执行就很困难的分配问题及其相应政策偏离社会主义轨道。不能起到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什么是按劳分配? 劳是指劳动强度，流汗多少，时间长短还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不同时间生产的等量产品在市场上只能卖一样的价钱。如果把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作为尺度，那只能是鼓厉落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提高生产力以改善人们生活的需要。社会的每一种分工都是不可缺少的部分。谈不上谁养活谁的问题。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一样都是创造世界的劳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有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区别。由于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忽视了必要的分工与区别，并认为旧社会的工程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工资偏高，笨重体力劳动者工资偏低。解放后纠正了“赚钱不费力，费力不赚钱”的现象。而发给一些老知识分子以较高的工资只是一种赎买（参见薛暮桥《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而实行一种脑体倒卦的工资政策，使赚钱与费的力气相适应。这完全体现了小生产意识的平均主义要求。
平均主义意识具有双重性质，他们对收入高的要求平均，对收入低的则强调自己特殊，说自己贡献大，工龄长，应该多拿，甚至于觉得自己高得还不够呢。
衡量劳动的尺度是劳动的数量与质量。这一点在实际贯彻中很难掌握。社会分工越细，自动化程度越高，各分工环节所创造的价值就更加难以衡量。由于劳动尺度难以解决，必然给分配带来困难，因此权力和其它因素在分配中就会起特殊作用，产生了各种不正之风以及人身依附等众所周知的弊端。没有衡量尺度，就给按权力大小拉开档次留有漏洞。
按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分配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可能。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必须注意技术进步，用各种措施留住和吸引那些能为其创造价值的能工巧匠，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市场竞争压力是促进分配趋向合理实行真正按劳分配的重要因素，也是解决分配中不正之风的前提。
在考核劳动特别是那些难以计量的劳动的方法上应采取多项目多频次多人员的考核办法。就像体操项目用多个评判员按评判规则多项目打分那样。几年甚至十几年评一次工资，下达一个百分比指标，这种简单办法弊病极多。既使领导个个都是大公无私的人也难以搞好。
平均主义不但表现在分配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文化教育方面。在平均主义思想影响下，认为知识是资产阶级的最后资本，文化教育是资产阶级的最后领地。因而对知识分子实行了带有改造资产阶级性质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1962年以后实行按机械政治条件招收和保送大学生，把参加劳动看成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唯一武器，进而又把重体力劳动作为洗刷灵魂的唯一手段，使大批有才华的人们在流大汗中度过了宝贵的年华。以为这样就可以消灭差别。除了使人们感到“大家都一样”这种平均主义的心理满足以外，最后得到的是生产停滞，共同贫困。
(四) 人员的单位私有制问题
在逐步形成自我封闭系统的过程中，除设备等物质手段积压浪费以外，人员单位私有所造成的浪费比物质的浪费更大。一些大企业人才积压现象极其严重。改革开放之初，对人才流动的讨论几起几落，有些人一听到人才流动就神经紧张，因为人员归单位所有是保持自我封闭系统的一个重要条件。有的担心人员流动的闸门一旦打开，就会乱套。当时有人指出这种顾虑是多余的。人员流动只是把“放出闸门”改为“流入闸门”，也就是把卡住不放的权力换成择优进入的权力。同时还要遵守一系列政策与法令，没有人员流动就不会形成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是不完整的。在现有情况下一些人很容易地流向较好的部门和岗位，这些人的为所欲为是以大多数人不能流动为前提的。人员流动一旦放开，则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就会逐步瓦解。
（五）思想方法上的实用主义的表现
小生产意识在思想方法上是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主义。在企业中表现为重生产轻科研，重产品成果轻基础工作，重实践轻理论总结。多年来一些企业领导人总是企图不干基础技术工作就生产高级产品，总是要求技术人员立竿见影地解决实际问题。提高质量，发展品种总要搞一些应用研究吧，领导人却说：“想搞研究的到科学院去，工厂是搞生产的！”这种实用主义形成与多年反教条主义有关。在中国革命史上吃了教条主义的亏，在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实用主义乘机兴起，“有用的就得马上见效，否则就是无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往往把理论当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排斥。这种思想方法与文化上的平均主义贬低知识分子作用是相吻合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是经常被引用的名言。知识分子在总结工人运动创建马列主义再向工人传播中有一种桥梁作用。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作用似乎已经消失。在一些文艺作品中，知识分子不是反革命也是保守分子，必须击一猛掌才能前进一步。被毛泽东同志肯定的电影《创业》的确是反应了石油工人所建立的伟大功绩，然而知识分子却被描写成保守分子，看不到以李四光同志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寻找大庆油田中的理论指导作用。实用主义在教育方面是片面地强调直观教学，否定逻辑推理。入门向导是需要的，但入门以后就要抓住实质。一切科学的抽象更正确地反映着自然。用图纸与工件就是相似形这个比喻很好，但不能否定给相似形所下的定义。有的电影甚至把讲解牛顿三定律的教学讽刺为不受工农兵欢迎的教条。这种否定理论的实用主义是我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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