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生产意识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对小生产意识的危害没有反思，致使其不但畅通无阻，而且还有发展，甚至是花样翻新，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下面仍然从五个方面予以叙述。
（一）政治意识
改革开放后政治意识仍然继承了以前的模式，没有多少收敛，有的还有所发展。官民之间的从属关系是根深蒂固的。“青天大老爷为小民做主”是常见的戏曲台词。解放后新编历史剧也有“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名句。这都反映了“当官就是为民做主”，这距离公仆意识还有相当差距。
对上依赖，对下包办意识也没有多少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产、供、销完全由国家包办。改革开放后，国家把企业推向市场，国家对工厂的产、供、销放手不管，个人和企业都不知所措，大量工人下岗失业，不少企业破产。千百年来我国的家长对子女包办一切，解放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多大变化。现在不少孩子毫无自理能力。报上介绍，有一个离开家乡的女大学生要按照妈妈写的衣服编号与月份对照表来更换衣服的事，这虽是极端个例，也说明了父母包办，子女依赖的普遍现象，从上学、结婚、看护孙子，老人要包儿女一辈子，不少子女还要啃辛苦一辈子的老爸那点低得可怜的六、七、八百元的退休金。这和国外的18岁青年就要自立的情况相比，说明我国的意识与现代社会极不适应。
“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是我国官本位的思想根基。改革开放后大量知识分子进入官场以后，思想就迅速变化，权欲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受到压抑，对当官的摆架子训人口气十分反感，对依仗权势走后门等行为嗤之以鼻。改革开放后他也当了官，口气很快变了，他那种居高临下的姿势和口吻比以前的干部更甚，攀比、摆阔、贪婪的心理与日俱增。“人家坐的是大奔驰，我还在坐桑塔那；人家的居所是250平米，我的住房才140平，我怎么了，真是！”，“人家那个办公大楼多气派，再看我局的办公内外环境，窝窝囊囊，下面说我这个局长是熊蛋包，咳！”这种心理不能说在干部中百分之百的存在，但也不是个别现象。有的知识分子在提干以前经常议论当官的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对贪污者更是恨之入骨，他当了领导开始几年还不大敢，但禁不住诱惑，随之贪婪的心理急剧膨胀，犯事被双规后的悔恨为时已晚。一些干部对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古代的封疆大吏们对上闹独立性，对下我行我素思想意识的延续。
改革开放后从一言堂发展到一支笔，这一支笔特别厉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真是为所欲为，把国家财政当作他自己的钱袋子。一些单位利用罚款得来的小金库更是任其支配的资本，至于截流上级的救灾款、扶贫款，咬上几口唐僧肉的事也时有报导，甚至于工段长街道主任都有一支笔的特权。某个市委书记刚一上任就到南美、非洲去考察，说是去招商引资。她到一些不发达地区引什么资？再说这也不是她书记该做会做的事，说白了就是她利用权力先到一些不容易去的地方旅游，反正以后去欧美、日本的机会很多。一些进入官场的人权欲是没有止境的。据报导某个小小的市长也搞了一次本市检阅游行活动。他仿效国家领导人的姿势，手臂高扬，向游行的群众队伍致意，还模仿中央领导的声调，来个“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二）经济意识中的保守、自我封闭和自成系统
改革开放后，虽然对社会分工生产协作以提高经济效益有了一定认识，不少企业也有改进或创新，但对于自我封闭自成系统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克服，而且有变本加厉的趋势。一些国有企业不计效果地搞设备引进，价值上百万元的加工设备，即使是一年只用一两次也要引进一台，使这种昂贵的设备常年睡大觉。有的厂只用少量铸钢件，本可以由本市的铸钢厂协作解决，却千方百计地申请搞了一个铸钢车间，说“自有自用方便，不必求人”该车间一年开工日不到10%，工人没事就打扑克。
改革开放后，各地方各行业自成系统的意识并没有消退。有的地方不顾国家的三令五申，大搞重复性建设，这完全是文革以前各地都要建成门类齐全自成系统思想的翻版。行业内资源不能整合利用，各家都另起炉灶，如各通讯公司都自建地下光缆设施，各家的光缆利用率极低，造成极大浪费，这些都是小生产意识自建封闭系统思想的反映。
报纸上披露，我国的六百多个城市就有180多个城市宣称要把本市建成国际性大都市，大建广场，拓宽马路，到处占用耕地建立开发区。这些不顾实际条件好大求全的思想造成了严重恶果。这是地方官员总想自成完整系统大而全思想造成的。
（三） 分配方面的两极分化。小生产意识在分配方面形成了对上要平均，对下讲特殊的双重意识。在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大锅饭意识深入人心，以致发展到对任何一点差别都忿忿不平，甚至引起仇视。
改革开放后纠正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病，“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搞导弹不如卖茶蛋”的怨声消失了，然而从平均主义的极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多拿多占的贪婪心理迅速膨胀，不断扩大收入差别，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一些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人，不顾国情与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一味与国外进行对比，说什么国外的医生月收入在四、五千美元，比我国医生高出几倍，我国极不合理，至于他的工资比工人高出四、五倍，有的还有一些红包等灰色收入的过高差别，这笔账他就不算了。一些有权的人物，先是利用权力多拿多占，进而设法搞灰色收入，打擦边球，胆子越来越大，挪用公款，接受贿赂，逐步走上犯罪道路。小生产意识的双重性格与双重标准，近年来表现在各个方面。一些人总在埋怨别的行业涨价，加重了自己的经济负担，又极力要求自己所在的行业涨价，以便增加个人工资。一些拢断行业如银行、电力、电讯等行业收入比一般企业高出十多倍。
我国最大的不合理是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政策的不公平。掌握政策制定权力的政府工作人员，在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的说教下，对企业的退休、医疗进行所谓的改革，并把这种改革说得特别美妙。对如此美妙的事为什么不向政府机关（制定政策者）和事业单位（知识精英们）推行呢？他们仍然沿用老办法，由国家财政负担一切，每年千八百地涨资，比企业涨资高出十多倍，医药费百分之一百报销。每当中央要求对企业退休人员涨一点工资时，地方政府就会哭穷，磨磨蹭蹭，左观右望。就像挤牙膏似的。涨那几十元的方案定下以后，大张旗鼓地多次宣传，唯恐世界不知道。当为机关事业单位千、八百地大涨工资时，却是静悄悄地雷厉风行地就办了。他们增资最少的也是企业人员的十多倍。对这种一国两制的不公平政策已经呼喊多年，就是解决不了。
有一位副部长在央视《焦点访谈》中向观众算了一笔账。说全国有4100万企业退休人员，每人平均涨40元，一年就是200亿，这是很大的一笔开销。这位副部长只算企业退休人员的账，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涨资他怎么不算一算？全国26个人养一个干部，按此计算就有4800万吃皇粮的。他们几乎年年涨，一涨就是千、八百元，最少的也是400多元。按400计，就是2300亿。这是退休人员涨资的11倍。再加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长资，能超过几千亿，副部长怎么不给观众算一算呢？
（四） 心理素质的两个极端。小生产意识的心理素质极其脆弱，在穷困潦倒时悲观失望，“人贫志短，马瘦毛长”是这一心理的写照。不食“嗟来之食”恐怕是极少数。刚刚有些富裕就忘乎所以，摆阔显富讲面子，换妻易友，包奶赌博，挥霍浪费，忘记从前，“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是小生产意识的心理特点。
改革开放后，一些人的腰包鼓了起来，开始处处大方，逐步走上挥霍浪费的路子。沈阳天价的满汉全席，重庆啤酒节的狂喷，用19.8万元的年夜饭招揽那些讲面子的富豪老板。境内境外的豪赌，包奶嫖娼等等恐怕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又报出贵州某个市的国家干部嫖女中学生事件。称女学生为“书包妹”是那里一直流行的话语，对这等伤天害理的事件，地方政府不作为应当查处。八十年代报上经常出现的风云老总们现在还有几人？当年乡镇知名企业有多少已经销声匿迹？一些老板没有发展事业的长远打算，除挥霍豪赌外，就是把子女和钱财转到异国。
一些地方官员更是挥金如土。为了形象、政绩和招商引资，大建广场，加宽马路，盲目设立开发区，不惜血本，还要寅吃卯粮，真是花了爷娘血汗钱不心疼。有些地方拆房子都拆疯了，他们对不到15年的六层居民楼房也要拆，好像中国已经富得流油。一些官员总想着拆房、卖地、赚钱，却打着城市规划的旗号。城市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地发展起来，规划只是给城市的发展建设引导方向，以避免其盲目性。更有甚者，要城市出租车一律奔驰化，广大市民对高级出租车不感兴趣，的哥们不堪重负，有的只好逃之夭夭。
国外老板和港台富人都很讲节约。他们要把事业做大做强，不断地扩大发展，还要回报社会。李嘉诚对教育和医疗等公益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内地富豪和官员们不应当对此进行反思吗？
（五） 只顾眼前不管全局不顾长远的实用主义。
改革开放后在重视理论方面有一定改进，但是在只顾眼前不顾全局和长远的实用主义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各个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为了GDP指标，往往用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小生产意识的思维方法处理工作，如假货遍地与地方保护有直接关系，五小企业如小水泥、小造纸、小煤窑、小采矿、地条钢、小化工等等遍地开花。为了眼前得利，对污染环境，不管后代的小企业袒护有加。小造纸厂不上污水处理设施，即使有了处理污水设施也不用，上级环保来检查，本地官员甚至于地方监察部门还要通风报信。偷排污水已经成了地方心照不宣的规则，最近报出河北省某味精集团明目张胆地向农田排污，排出的竟一些又黑又稠的脏物，他们还理直气壮地说是这块农田就是划给他们用于排污的。小化工、小造纸害得农民有水不能喝，有地不能种，引起农民的不满。小煤窑更为恶劣，私挖乱采，煤炭资源利用率还不到20%，有的竟把矿井挖到老百姓住房的下边，使房基下沉，砖墙裂缝。煤矿安全问题是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不是爆炸，就是透水，其根源就是两个字“赚钱”。什么最实用？钱！为了钱什么都不顾了。安全隐患已被发觉，为了钱，继续大干。视工人生命为儿戏。三鹿奶粉事件也是只顾赚钱，不管他人死活最典型的事例。
地方官为了招商引资，不计后果，有奶就是娘，有的地方把“可以污染”和“压低工人工资”作为招商引资的环境条件。这些急功近利的作法是小生意识中实用主义最恶劣的表演。
五、小生产意识在改革开放后膨胀的原因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逐步发展起来，而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建设却严重滞后。小生产意识在这种市场经济环境土壤中，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膨胀起来。在完善法治环境下的市场经济才是健康的。
在中国有权的人只怕上级，不怕下级和老百姓，人们不讲法律，只靠关系；大款们只要靠上一个大官，有后台，根子硬，什么都不在乎。手中有钱，任何事都可以摆平。房产开发商组织打手，暴打被拆迁户，打死人可以用钱私了。城管群体打死人，司机酒后开车撞人，多年来在法不责众的惯性思维之下，难以纠正，有法还可以不依，没有法或法律条文模糊不清就更是不在意了。国企老总自己说了算，他可以为自己长工资。地方官大搞形象工程，向国企乱摊派。所有这一切都是法制不健全造成的。因此加强法治建设，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纠是解决小生产意识的条之一。
六、两个极端
从以上大量事实中，说明小生产意识有好走极端的思维惯性。从大事小事都能证明这一结论。远的如王明博古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声言“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气壮如牛的军事冒险主义，打了几个败仗就跳到另一极端，实行胆小如鼠的逃跑主义。
从小的方面来看也是如此，仅举一例。报纸介绍，至少有三个城市发令：“见狗就杀”。为何如此极端？说明以前对居民养狗是放任自流的。以前有的城市规定，养狗者要交几百元的管理费，后来又取消了。放任自流以后，养狗的越来越多，越养越大，狗屎影响市容和卫生，被狗咬伤者越来越多，弄得卫生防疫站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下令“见狗就杀”。
小生产意识容易走两个极端，可归纳如下：
１、对上依靠——对下包办 这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方面最为明显。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上级主管机关和企业的关系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后从国家包办又跳到另一极端——放任自流，因而出现不少问题。
２、凡事忍让委曲求全——走投无路烧杀造反 这是古代农民的行为方式。现在有的人有时事事忍让，忍到一定限度就来个“我跟你拼了”，往往缺乏理性维权意识。
３、慢慢悠悠——急躁冒进 对于前进速度不能适当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曾为急躁冒进付出代价。
４、对上要独立——对下要专权 这是官场的通病，干部们对上要求民主，对下强调集中。
５、自我封闭——全部照搬 这在改革开放前、后经济管理方面最明显，以前是封闭，以后是什么东西都引进照搬 。
６、对上要平均——对下要多占 收入比他高，他大叫要求平均，他比别人高时又说理所当然，有机会还要再贪占一点。改革开放前搞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后没有控制地拉大贫富差距。
７、贫穷时失望悲观——富裕后摆阔浪费忘记从前。
８、只顾眼前轻视理论的实用主义——照搬书本的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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