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尽可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权利。能够完全实现自己权利的人就是自由者，不能完全实现自己权利的人总处在一定的奴役中，前者是民主制度的理想，后者是专制制度的现实。在目前的实际生活中，人是不可能完全达到自由的，他不得不受到压抑和限制。这决定了政治制度所设计的使每一个人都成为自由者，都成为自己和社会的绝对主人的理想状态在目前是难以达到的，他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专制，交出部分权利与一个外在的主权者。这个主权者代表他——全体人进行统治，这个主权者与他——全体人一同统治，这个主权者与全体人、一个人与所有人之间的制约与协作形成对公众的二度组合（Republic），这个二度组合以它的原型公众为基础，以它的操纵者——主权者为尖顶，在它们之间形成一种二者共治、共享、共有的政体，它不能落实在一个人身上，也不能落实在所有人身上，只能落实在它们之间的均和——部分人身上。
柏拉图认为最理想的政体是贤人政体（aristocracy）。贤人作为一个国家的最优秀者自然拥有最大的自由，他们的自由代表着一个国家达到的自由程度，因此他们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自由代表。作为代表，贤人在尽可能地争取自己的最大自由的同时要尽责任地维护国家民众的最大自由。它的自由要向那个理想的绝对自由靠拢，但还不能达到那个自由，一旦它是自以为得到了那个自由，它就成为绝对的主权者，成为民众的绝对主人，取代民众而不再是代表民众，它就把主权者和民众在自己身上合一。这个既是绝对专制的，又是绝对民主的，它等于什么都不是，它就必须完结，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在新的开始中，它在争取自由和在与绝对自由的斗争中重建自己。这自由是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享有的权利，这绝对自由是他将这权利尽可能扩展的理想、每个人的绝对自由就是民主的理想，这理想一转化为现实就是每个人获得同等的自由，每个人都变成一样的人，变成了一个人，他的自由就是全体的自由。于是，民主的理想转化为民主的现实，就成了专制的现实。柏拉图把大众民主和专制暴政作为人类社会前后相继紧接的两个阶段，前者是在人人自由无拘，放纵任意肆虐的情况下造成的对自己的专制，后者是把众人的专制合一，集中于一人，形成一个人众人的专制，其实质就是人对人的专制，它是人在完全掌握了自己，也完全地失去了自己的情况下出现的绝对自由与绝对专制的对接，它是对理想的实现，也是对理想的消灭，当理想被消灭在专制的现实中后，它的灵魂就从混乱、独裁、革命遗下的残骨中升起，把民主重新落实为现实中的贤人政治，它还不可能是绝对完全的理想民主，但要受到理想民主的监督和引导。
目前的贤人政治并不是完美的理想制度，因为它存在着不良的专制性。贤人应该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自由者，但还不是绝对的自由者，他们是主权的体现者，但还不是绝对的主权者，绝对主权在理想民主的手中，目前的贤人与理想民主的距离在于他们只是部分人，只是人的一部分。他们既还不能完全代表他人，甚至也还不能完全代表自己，他们的完全代表性取决于他们为自己和为社会不断开拓自由而作出的奋斗。这奋斗就是他们与所面对的自然的专制进行的奋斗，与所面对的自身的专制进行的奋斗。他们虽然是一个社会中最优秀的人，但他们的优秀还不能保证他们的绝对地位，他们的才能还不是绝对的，这优秀只是人在一个方面达到的成就，还不是全面的完美，这片面性必然会导致不良的专制性，在他们没有达到的全面完善之时，必须不断与片面性作斗争，向全面完美接近，与不良的专制性斗争，向绝对自由接近，斗争的力量正来自于人人绝对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来自于理想的民主。当贤人政治表现出其不良的专制性时，就成为寡头制，成为少数人的专制，成为自由的枷锁。罗马共和国晚期的贵族政治已经成为日渐发展的自由城邦的桎梏，当元老贵族的治国才策远远不能满足城邦公民急剧膨胀的欲望要求时，有限的寡头专制就被无限的大众专政取代，在这大众之上矗立着一个独裁的恺撒，他满足大众无限的欲望，他领导大众去追求无限的自由，这正是贵族贤人政治所不能做到的，又正是贵族贤人政治必须被督导的，它像达摩克利斯的悬剑一样威胁着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在它刺目的剑光之下保持着紧张的悚惧忧患，以不断改进自己的自由。
它的自由是没有止境的，但是它目前还只能提供有限的自由。它的自由越大，它的专制程度在加深，因为它的组成者的才能是和他们的片面性成正比的。他们越是有才智谋略，就越是容易被自己的才智谋略所蒙蔽。他们的才能的片面发展使他们越来越脱离原来的社会基础，越来越昧于普遍的社会状况。他们在发挥自己的才干时，也从为国家服务谋利的政治家变成了夸夸诡辩、结党营私舞弊的政客，他们从一个被赋予公共使命的神圣集团蜕变为一小撮为狭隘、偏执、私欲所填充的无耻小人，他们越来越背离公众，越来越成为公众的敌人，就越来越面临着公众的革命。这革命要恢复它的自由和神圣性，把它从片面性的障蔽和专制的威胁下解放出来，再次实现公众的二度组合，重建理想的共和国。这理想的共和国正是自由的没有止境的开拓者。它实现的自由目前还是有限的，因为它在对公众的二度组合中已与原初的绝对自由状态分离，它时刻面临着异化的危险。它的才智自由越大，它的异化程度就越深，它离原初状态越远，直至最后变成一个彻底异化了的共和国：一架专制的机器，一处自由的牢狱，一个私欲罪恶的渊蔽，一座虚饰浮华的戏台，与它服务的人民背离，与它忠诚的理想背离，它就要被这理想之下的无限的自由愿望推翻，在无限的自由要求下重建有限的自由空间。
这有限的空间建立在全体人民民主的广泛基础上，向着与自然专制作斗争，博取绝对自由的尖顶无穷伸展。全体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它要使每个人都彻底地实现自己的自由，但是它要避免在彻底自由之下出现的彻底混乱和普遍争斗的惨状，避免一种崇高的理想异化为一个可怕的现实，使人从一个绝对的自由者专制者走向一个绝对的奴役者和被奴役者的悲剧。它的理想主义气质应该成为照射现实政体的光芒，不断照亮它的黑暗专制部分，使它不断趋向那个巨大的光明闪亮的整体，在那个整体中消失，在那个整体中重现。那个整体就是巨大的自然世界，它对人是一种专制压迫，它对人是一种自由召唤，召唤人在与它的斗争中回到它的怀抱，获得完全的自由。前者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后者是卢梭的自然状态，它们是同一个世界的两张面孔，监督着人类开拓的空间。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归于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者，这主权者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专制作斗争不断争取自己作为主人的权利，它把全体人结合为一个人，一个抽象的人，这个抽象者在与自然斗争之时必然要对自我进行部分专制，这就是对全体人进行部分专制，对全体人中的部分人进行专制，当这部分人成为人类开拓的自由空间的代表时，它就处在了自然世界的逼射之下。它要受到包融着全体人愿望的自然世界的督导，不断向自然拓展它的自由空间。
这个自然世界被众人分割，当一部分人与一部份人处于战争状态时，就要有一个力量把它们融合起来。这个力量被部分人掌握，这部分人必须超越他们原来的状态，上升到全体人的状态，才能把被分割的自然世界联合起来，但是他们联合起来的世界并不是原本的自然世界，他们向自然世界努力地接近，向全体人无限地接近，他们与其他部分人还有处于敌对战争状态的危险，这就是自然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尚有的威慑。
被分割的自然世界要被争夺，当一部分人掌握了这自然世界时，他们不仅要执行和追求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而且必须努力体现和维护全体人的意志和利益。他们必须使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上升为全体人的意志和利益，在全体人之中实现自己，他们要以全体人的名义角逐这自然世界。但是，当他们与其他人发生严重的抵触和冲突，当他们的利益和意志与其他人的利益和意志发生强烈的对立相反，乃至完全背道而驰的时候，他们就在盗用全体人的名义进行统治，使国家服务于他们的私利，使人民被奴役于他们的私意，他们就成为狭隘自利的奴隶役者，成为孤立无根的专制者，成为整个国家社会的敌人，他们就要被取代。
被取代的统治者因为使自己的私意私利成为全体人的桎梏而失去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们完全地奴役着人民，完全地失去了人民。他们以狭隘的部分专制着整个历史，专制着自然世界和向自然世界争取自由的力量。他们就要被这个力量取代。这个力量是历史中的新生部分，它代表着历史的方向，它以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牵引着整个历史的意志和社会的利益前进。它从社会历史中诞生出来，反映着全民民主的要求，不断地对凌驾于其上的政治制度提出挑战，使它作出符合全民意志的变革，这全民意志要体现在新的部分人身上，这时，这新的部分人的要求就是历史的要求。当十八世纪英国的贵族政治不再能适应工业革命创造的历史时，它就面临着工业资产阶级发动的议会改革。这新尖力量不仅开拓着自己的自由，而且开拓着整个社会的自由的方向，要在部分人的自由之中包融所有其他部分人的自由。它在自由的进军中必然造成一定的专制，它以开创更大的自由来调整这个专制。它在这样的进程中要面对过去历史的专制，它要以代表未来历史的姿态对这种专制发起进攻。当法国的封建专制在十八世纪达到历史的顶峰，而统治者却不能作出有效的变革时，它就面对着第三等级以至整个社会的大革命。这个专制从封建社会的贵族统治发展而来，它把少数人的统治集中为一个人的统治，以一个人的意志代表全体人的意志，在一个人身上彻底地实现全体人的自由。但是，这一个人之下的制度却绝对地专制着进步的历史，它不仅专制着新尖第三等级开创自由的要求，而且专制着贵族特权等级维护自由的意志。它自以为彻底地实现了整个社会的自由，实则彻底地沦为整个社会的敌人，它就要被社会大革命推翻，它就要被社会新力量取代，取代它的力量要在被激烈的革命除去桎梏后的自由空间重建政治秩序，展开稳步的变革。这一稳定的政治秩序要在不断的变革中建立，它时时受制于盘旋于历史上空的革命雄鹰。革命从政治秩序之下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当政治秩序不再能适应社会新生活的要求，当政治秩序难以将社会生活的各种要求组织起来时，革命将张开巨灵神的眼睛，以一种新生活的要求带动各种生活的要求争取秩序之下的自由。这秩序要出现在这种新生活的方向之中，出现在自由的痛苦混乱之中，出现在新生活开创的自由指向的理想状态之中。这秩序要是自由的秩序，它打破专制独裁的秩序权威，努力将自由解放的社会生活纳入新的轨道，纳入新的历史指向的方向，这就是它的权威，它是激荡不安的，但是它要在激荡不安的变革之中走向新秩序的稳定。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政府代表着新社会的力量，但是它难以将全社会的力量都整合起来，受到各种不能在政治秩序中发现合法地位的力量的挑战。当拿破仑以凯撒的使命将整个社会凝聚在皇帝的宝座下时，他是在专制塑造的环境中实现着大革命解放出来的自由要求的变革。但是，这一专制要让位于变革建立起来的秩序，要在革命的不断扑击之中走向民主的理想。十九世纪的法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中完成了它的秩序变革，当巴黎公社尘埃落定时，法兰西终于在民主的殿堂里和平地实践大革命战场上的原则，而不再斥诸暴力革命或军事独裁的极端手段。自由的秩序正是要将专制全部收自人的权利全部地还给人，要在社会新生部分的自由之中开辟全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方向。这个新生部分要与旧的专制部分作战，要与社会其他部分联合，要领导他们在与专制者的艰苦战斗之中不断开创稳定的自由。十九世纪英国的议会改革运动总是在每一次社会新生力量的促动下将旧的专制体制推倒，使新的社会自由合法平稳登上历史舞台，在变革之中实现了稳定。并将变革的成果一点一滴地润入社会之中，好象暴雨之后的温暖阳光，抚慰着人们宁息的心灵，滋润着他们新生的身体，而那新的领导者也因此建立了他们的合法地位。这一新生力量闪烁着活泼清新、激动不安的火花，它是从旧专制的黑夜中生出来的孩子，它常处于浑沌混乱、失措无序的盲目迷蒙之中，但它的生命就是它的力量，就是它对新社会的贡献，它要以初生的希望击破缠绕在它母体身上的枷锁，回报于这母体。它不能容于被专制的母体，但是它将为被解放的母体服务，只要它以执着的生命愿望努力向前突进，终将克服自己的盲乱和幼弱登上历史洪流的顶峰，重新被社会母体拥抱。在死水一潭的专制之中，它的激动跳荡就是面对沉沉黑幕发出勇士般的挑战，它要揭开这专制黑幕的一角，让新社会新生命的阳光透射进来，刺中陈旧的政治肌体，让它在痛苦的煎熬呻吟中卸去片片腐肉，不断克服这政治体制的异化造成的专制和专制带来的混乱。当社会自由力量再也不能忍受凌驾其上的专制异化的压迫时，它就要起而反叛，它就要以自由的动乱鼓荡专制的死寂，以活泼的新生命追求新的秩序安宁。
这一自由力量要追求泯灭在专制秩序中的人类地位，要与专制异化物作精神的战斗，也要争取物质的胜利。卢梭在痛斥腐朽文明的精神异化时，也在伸张着被这专制文明压迫着的第三等级的权利，他对这文明的反叛不仅出于精神生活的自由，也带来物质生活的解放，专制与腐败本来就如两道孪生的枷锁箝制着人类的肉体和灵魂。当马丁·路德反抗教皇的精神权威时，他的思想来自神圣的民间。他反叛的是虚伪、腐败、异化了的神圣，他代表的是被压榨、奴役，自然粗朴，正在创造新生活的民众，他为他们争得了精神的自由也为他们争得了未来物质生活的希望。他首先把自己从异化的精神权威中破离出来，扔掉繁琐无聊、夸夸其谈，披着华丽词藻外表，包裹着伪善贪婪、淫荡无耻的教会腐尸的神学锁链，把人从自设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他又回到民间，不受腐败教会的豢养，也不受它的驱使役用。他的精神世界是为他追求的神圣信仰和这神圣信仰光照之下的广大民众服务的，而不是为个人的奢靡生活和这生活所托庇的腐败体制所服务。他的精神超越于经院神学专断虚迷的锁链之上，他的身体也超越于腐败教会华丽自陷的囚笼之上，他就不再受到专制和腐败的奴役，他也把这种自由带给赐予他信心与力量的人民和上帝。这样，他就以来自人民的普遍意志和来自上帝的绝对自由为矗立于两者之间的教会体制作了一次再洗礼，为这个异化变质了的人为专制体制作了一次巨大的革新，让它重新适应于朴素的自然生活，让它重新服务于人的无限自由。教会在这革新中死去，教会在这革新中再生，它的躯体仍在，它的灵魂复活。在这场变革之中，来自自然世界的火焰经由路德之手点燃了朽败的文明体制，一点一点地剥去了它的专制外衣，神圣统治的精神犹在，但它被新的自由创造者接替，这种接替构成了新的文明政体，构成了向着无穷自由不断推进的文明生活。这个抽象的路德是绝对自由的代表，是全体人的代表；他是贤人，他使所有人成为贤人；他使理想的天国与现实的人间重合，使自己心中的上帝的意志与所有人心中的上帝的意志合一，他既是独立自主的，又是与他人共同相和的。它是绝对的独裁者。他是绝对的自由者。他的独裁的合理性就在于他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将所有人的意志都包融进来，使所有人都在他之中，在他的绝对自由之中实现他们的绝对自由，实现了他们的全部权利，实现了他们的完美愿望，完全地成自己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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